# 关于常熟县白茆公社浮夸产量问题的调查报告（送审稿）

　　<江苏省委工作组>

　　（省委：）

　　十月六日我们到常熟白茆公社，先后听取了县委和公社党委对当前一般情况的介绍，跑了三个大队的十多个小队，从了解当前秋收秋种入手，访问了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部分群众作了座谈，察看了一些有关现场。总的说来，我们所了解的和上海局办公室工作组对该公社了解的情况和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某些情况在情节上有些出入，或者因为时间关系，有些变化。还有一些具体情况，我们未能接触到。

　　白茆公社浮夸1959年粮食产量，带来了不良影响和相当严重的后果，除上海局办公室工作组所了解的情况和问题以外，还有这样几方面：

　　1．由于浮夸严重，较长时间不能坚决落实产量，不仅卖了过头粮，而且口粮也吃过头，造成了吃粮前松后紧，今年上半年群众较长时期吃代食品。加上劳逸结合注意不够，劳动强度较大，以及食堂工作，营养条件差，妇女病（子宫下垂和停经）等原因出现了死亡率上升和生殖率下降现象，人口有下降趋势。白茆公社去年（1959年）全年死亡176人，今年一至九月死亡291人。（其中婴儿约占五分之一）全公社三岁儿童523人（与以往历年相比这是正常的数字），二岁儿童423人（约相当于往年的百分之八十），一岁儿童240人，不满周岁的145人。今年一至九月出生248人，死亡291人，净减43人。

　　2．由于浮夸了去年的产量，而又没正视问题，正确地接受经验教训，因此，在基层干部中对今年的估产存在着宁低毋高和观望情绪。影响了今年估产的准确性。我们参加了该公社第八大队第七生产队的现场估产。这个队最好的一丘晚稻用数粒数、穴数方法推算出的单产是800斤（这个方法不很可靠，但可用于参考、比较），请老农来估单产是700斤，公社集中了三个大队的二十九名大、小队干部却估620斤。对其他各丘的估产中，亦有偏低情绪。同时，心存观望，打听部队产量的现象也有。因而影响了核产的进度。这些思想问题的存在与去年浮夸产量是有关的。对今年产量的落实是有害的。

　　但是，总的说来，白茆公社今年对产量的估核上报基本上还是比较落实的，如五大队原报中稻单产660斤（偏高了），收割脱粒后，实收单产449斤（这是150亩中稻还没有复打的数字），复打后，据第四小队的复打实绩，单产增55．4斤。大队以502斤上报公社。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目前尚无蓄意浮夸或瞒产情况。

　　3．浮夸产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县委和白茆公社党委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的。如陆续退回卖对了头的粮食2，090，000斤；公社今春办了疗养院集中治疗了三百多人（主要是浮肿病、消疲脱力、青紫病。今年上半年，浮肿病死亡十九人）。四月各大队也办了简易疗养院。现在各大队的疗养人数284人。同时对种菜也抓得较紧。

　　但是，县委和公社党委对浮夸产量问题正视不足，措施不力，缺乏认真严肃的态度。疗养院有的办得还好，有的办得很差，如一大队报告公社说，疗养院有十多人，实际只有六人，说每天每人有油三钱，鱼三、四两，米一斤，实际上只有菜粥，而且男女同住一间，支部书记一次也没有去看看他们。疗养的社员都不愿住院，想回家。目前全公社长短期病患者在千人之谱，这是个不小的数目。

　　4．今年县委布置的口粮是380斤，公社党委按376斤下达（大队和小队没有再扣），思想教育，政策措施和具体安排比去冬和今春要妥进得多，群众反映也是比较满意的。主要是对两方面比较满意。一是今年280斤是“实打实，硬碰硬”的，“从前听听好听，五百二、四百八，吃的是‘名誉粮’，‘光荣粮’，三扣两揩油，实际上吃不到这许多。”二是今年的口粮标准全年一次公布，从头抓起，大家心中有数，家家户户都精打细算，节约口粮，粮菜混吃，已经成为普遍风气，这是好的。节约粮食的风气一方面是当前思想教育、政策措施上的成果，同时也是群众对今年上半年口粮偏紧的紧张心理的一种反映。目前的问题是：（1）公社领导上都满足于“现在全公社没有一户吃的透支的，都是节余的。”现在群众中出现了过分节省粮食（节余归己已经兑现）的情况。食堂做的菜粥打回去又添菜再煮。（2）食堂伙食单一，缺乏调剂。（3）公社领导上对青紫病（多半由于吃青菜过量或是吃了腐烂的青菜而生此病）尚无警惕，而白茆已经有过青菜病。

　　5．最后，产量还是逐步地落实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县委前后更换了五个粮食方案。白茆公社以水稻单产578斤定案，今年8月汇总列表，但是1959年水稻实际产量究竟多少现在很难查清楚，公社账上出售稻子是一千八百多万斤，实际上出售的是一千六百万多斤，县委退给他们的二百多万斤稻子没有扣除，账上留有饲料十一万多斤，据公社党委副书记王小文同志说，没有留饲料。公社的猪子从七千余头锐减为四千多头，现在猪子很瘦（牛很壮），母猪不发情，仔猪死亡率大，这都和实际上没有留饲料有关。因此，白茆去年水稻单产578斤仍然不是实绩。第八大队第六生产队，今年一月仍然以1096斤的单产算账，浮夸部分用虚报“已经吃掉”，“瞒产私分”“库存”等项目平衡账目，单产实绩究竟多少，队长和会计说已经搞不清楚了。

　　此外，浮夸产量不仅是白茆一个公社，据省委办公厅农村组查阅常熟县委1959年10月14日在“关于开展核实丰产运动的情况报告”中说：“出现了千斤以上的公社4个、大队53个、小队687个。”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核实丰产运动”是从白茆公社开始，向全县推广出去的。

　　白茆公社浮夸去年产量之所以发生，与下列情况是相联系的。

　　（一）指标偏高，没有走群众路线。公社党委书记万祖祥同志说：“去年产量有三个指标，三包包产800斤，保证1000斤，争取1200斤”，这个指标据他说是“上面套下来的，下面各大队报上来的比这个指标还要高。”他问过几次老农，老农是不同意的。“老农民对我哈哈笑，都说你试试看吧。”他甚至“害怕群众通不过这个指标，索性不交群众讨论。”

　　（二）个人主义思想作祟。1959年秋收时，白茆公社的确出现了一批小丘小块，三、五亩不等的高产田，有七百斤，有八百斤，较大面积的也有五、六百斤的。对于象白茆这样历史上低产的地区，在公社化第一年能有这样的产量，可以说是出色的成绩了。但是因为没有一千斤，万祖祥同志说他亲自核的产有六、七百斤，却没有一千斤的，“就觉得报低了难为情，竞争心滑了边。”在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之下，就产生了浮夸产量，搞了假的“千斤社”。

　　（三）除了公社本身的工作上思想上的原因以外，浮夸去年产量之所以发生，据县委书记刘立荣同志说：“县委有责任。具体说，我分工白峁片，我要负责。”1959年白茆收割中稻的时候，县委第一书记隋性初同志和县委书记刘立荣同志亲自到白茆公社开了“核高产、立标兵的现场会”，会后白茆公社开了好几次干部会“加了压力，搞反瞒产私分”。那次在现场会上，“核实”了白茆公社第十一大队第七小队是中稻千斤单产小队，会后各大队就纷纷报来千斤单产，五大队报得最高是一千五百斤。万祖祥同志说，核实的方法很明显的是弄虚作假，他说：“都是半夜割，露水里割，割了马上就脱粒过杆，又不扣除水分。”同时又是用“割一方丈过秤推算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不可算的，很容易弄错和作假。当时十一大队报称有一丘田，两次“核实”都是六千多户的单产，被万祖祥同志亲自动手割了一方丈，核实是七百多斤。后来，县委召开了全县各大队、小队的全体会计会，会上出虚假产量，还报出了不少“瞒产私分”的假案，会后县委指示要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到车站欢迎会计，说是他们觉悟提高了，报实了产量。公社根据会计虚报的产量，搞“反瞒产私分” ，还处分了一批干部。据万祖祥同志说：“被撤职的干部，不完全是为了瞒产私分，还有其他错误，是报送县委组织部批准的。”他说只撤了两个大队书记，同时还撤了一批小队干部的职。小队干部“一般都作了检查，坦白瞒产私分”，而且还假造了一些瞒产私分的现场痕迹。在一段时期之内，干部思想上很混乱。县委书记刘立荣同志说：“全县会计会议是浮夸产量的直接因素。”

　　根据这个情况，1959年10月15日常熟县委给省委和地委的“关于开展核实丰产运动的情况报告”是不真实的。首先，到现在为止，县委、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同志都称这次运动是“反瞒私分”，上海局办公室工作组的同志了解的情况也如此，而当时县委给省委和地委的书面报告却称为“核实丰产运动”，这个名称与实际是不符的。其次，这个报告一开始就说：“最近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各级领导亲自动手的核实丰产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主要动力。”这是县委对这次运动的总估价。全县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是一件大事，常熟县委事前没有请示报告，而后来事实证明搞错了，也没有再作出更正报告，也没有向下作出总结交代，没有认真地处理遗留下来的问题。到现在为止，白茆公社的同志对这件事还不敢正视，心存回避，这次还对我们说了些避重就轻和掩饰真象的话，某些严重的后果到现在不能认真地及时地加以处理，这都和县委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其次，报告中曾经提到“核产前虽然树立了高产的信心”，肯定了“只要细心动手搞，产量一定核得高”。这里已经不是核实产量，而是事先带了“高产信心”去“核高产量”了。报告上说在白茆公社召开了几千人的“大型核产贺喜现场会”，会上“不少公社和大队都纷纷表示核出千斤向县委报喜”。县委“组织了五个核产贺喜检查团，由县委书记亲自带领，分赴白茆等五个公社25个小队进行核产。”联系白茆公社核产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都是些严重的主观主义，生搬硬套，施加压力的作法。其后就“层层建立组织，乡乡搞核产现场”。报告上说“各乡都以第一书记，大队都以支书挂帅，组织一帮专门力量，乡乡成立核实产量评比委员会，大队成立小组，全面进行核产。”

　　再次，报告中夸大了某些瞒产私分的现象，把干部和群众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说得过分严重，说干部对高产“在思想上存在八个‘怕’。”有的基层干部说“现在稻谷水分高，核不准”，也被认为是“右倾思想较突出的”表现。群众和干部某些朴素的抵制浮夸作法的思想反映，也不加分析，一律看做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而浮夸产量的做法，却被这个报告简接地肯定为“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是代表了目前全县百万农民的普遍愿望”，说这样的“核产可以保卫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反击国内外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诽谤和诬蔑，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由于不信任群众，不信任干部，夸大了某些瞒产私分现象，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轻信会计的浮夸，根据他们的浮夸产量，去反干部和群众的“瞒产私分”，这是在农村中信任谁、依靠谁的问题上本末倒置了。

　　最后，在这个报告四个月以前，即1959年6月23日，常熟县委在“开展‘说真话报实夏熟产量’的情况报告”中和对1959年的秋收产量是同一个指导思想，也把瞒产私分现象夸张渲染得过了分。例如说藕渠公社全社3600户，用各种方法搞麦子的有3495户之多。“加派力量，重点帮助核实”、“核产贺喜团”的做法在夏季已经运用了（这些方法本身并不是不可用的），实际上也是和其后的“反瞒产私分”的做法大同小异。因此，常熟发生浮夸1959年秋收产量不是偶然的，其思想基础早有了，在做法上是核实1959年夏收产量的继续和发展。“开展‘说真话报实夏熟产量’的情况报告”中分析干部瞒产私分的第一条原因是：错误地接受去年的教训。”因此，很可能常熟县1958年的产量也有不实之处。从白茆公社的二岁儿童数字开始下降这一点来看，也是一种迹象。

　　关于今年秋种方面，大队对公社，公社对县委确在面积上有二个甚至三个不同的数字，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就公社本身来说，并不是浮夸，由于田亩尚未普遍丈量，一方面现在通常沿用习惯亩，一般说每亩只有标准亩（60方丈）的约九成光景；另方面，白茆公社近两三年大搞水利和公社的工业、饲养等的挖废占用土地约六百余亩，如何扣除没有解决。再则，这几年来开荒、平整土地、旱改水增加的面积没有核实，约一千一百余亩。这样土地面积缺乏一个统一的数字，也就造成了在产量的计算上、粮食任务的安排上某些问题，对播种面积、产量问题的落实是不利的。

　　今年白茆公社多种的思想是比较强烈的，县委分配他们秋种三麦二万零二百亩，公社计划扩大为二万六千亩，另外套种赶程大麦（早熟品种）五千亩，能实种下这三万一千亩的话，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对进一步改善目前局面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五千亩赶程大麦），目前劳力、肥料确有困难，因此能及时种下这三万亩是最基本的要求。县委在该公社试验牛拉耙代替了人工用铁耙碎土已经成功，可以大大节省人工（该公社牛力不缺，牛也较壮），同时，正大力抓积肥，解决麦田基肥。目前播种面积尚未全部落实到队到田。基肥计划每亩河泥100—120担，从劳力和时间上说是有困难的，县委认为“他能搞起一半来就不错了。”同时追肥的来源更成问题。

　　麦种不足，除上海局办公室工作组指出的原因以外，是由于扩大面积造成的。县委原已打算调拨解决，目前正在调拨，是可以解决的。种子的保管上是有问题的，我们查看了五大队的麦种，抓了一把小麦，160粒，其中缺头和虫蛀的二十三粒。此外，有些麦粒瘦小，还是能出芽的，不如一大队之严重。元麦种保管的比较好。

　　在分配问题上，上海局办公室工作组同志列表说明收支情况中，可能是漏了项目，将农业收入误作总收入。实际总收入要多一些。但是问题仍然是存在的，不过程度上略轻些。生产费用剧增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副业支出，从1957年的七万余元，剧增至十一万余元，而副业收入却从1957年的七万九千余元，下降为1958年四万五千余元，1957年副业上还有八千多元的盈余，1958年的副业亏蚀了七万多元，1957年副业支出又继增为十五万余元，收入只十二万余元，仍然亏蚀三万多元。就已发现的情况说，很大的原因是由猪子死亡现象造成的，其中具体问题，要在“三反”中查核。

　　在投资问题上，在公社范围内为时较久而又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失信于民。全公社各大队都有信用分部，吸收社员入储，原说是活期存款，从1958年以来，存款被大队移作生产周转资金了，就动员社员改作定期存款，又一再延期，今年春季社员急须钱用，大队答应说七月可以提取。但是今年三麦产量除略高于57年外，是合作化以来最低的一年（每亩162斤），三麦产量的三分之二用作口粮，出售的三麦还不足去年的半数，因此，各大队挪用信用分部的全部存款（约三、四千元不等），都还不出。

　　不仅如此，据我们在第八大队的了解，还欠社员的1958年的应分配的60％和肥料钱共一万二千余元。这笔钱还不出，就“全部算是群众投资”，等于转了一笔账。该大队还有高级化时的耕牛、农具、船只等的折价共一万六千余元，1958年拆迁民房折价六千余元。这样，第八大队欠了群众四笔大账，共计三万六千余元。取信于民，这已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了。这个大队还欠国家各部门和公社七万多元。白茆公社入不敷出的失常现象已经在某些大队出现了。社员平均每人收入在1959年比1958年少了十二元。

　　财务账目上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还是58、59两年支出剧增，主要是农业支出太大：58年农业支出是一百三十八万多元，59年是一百二十万有零。都比56、57两年增加了六、七十万，这两年的一百多万的支出有在“三反”中清理之必要。

　　从当前情况来看，今年水稻单产565斤（晚稻尚未收割），是比较可靠的。晚稻的长势很好，穗大穗多，白莠和瘪谷很少，十边也种得、管得不错。如果真正抓紧晚稻后期管理，今年是一片大好年景，这是肯定的。从工作上说，贯彻县委的“两办两支援”的教育和一次宣布口粮，逐月安排以后，群众和干部的情绪、生产积极性是在趋向好转的。目前也没有发现什么歪风邪气。对秋收秋种，安排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我们和公社党委作了研究和建议，并向县委作了汇报，此处不赘。

　　关于白茆公社当前安排生活的情况和拆迁民房的情况，另附专题报告，请一并审阅。

　　此致

　　（敬礼）

　　 省委工作组1960年10月18日

　　· 来源：

　　江苏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