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齐河县大黄公社甘于头生产队60年产量分配和存在的问题

　　[前缺]从这次调查情况看，该队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共产风和强迫命令，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为严重，所造成的恶果也极为惨痛。

　　1、体制政策不执行，平调现象比较突出。

　　（1）队的规模一年一变，土地一年一调整。该队在公社化确是甘西、甘东两个高级社，公社化后成为两个生产队，今春公社党委为了解决干部的问题，将两个大队并为一个核算单位，这样作群众是满意的，因为群众与公社党委是一个想法，也是想通过并队解决干部问题，结果队是合并了，但干部问题却没有解决，相反违法乱纪现象更加严重，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根本问题是干部问题，而不是队的规模问题。小队的规模自公社化以来连续调整了三次，由12个小队并为10个小队，由10个小队又并为6个小队，队的规模变动了，土地也只得随着队的变动的调整。不仅是小队之间的土地调整，今秋齐河县为了解决外流人员问题，又从甘于头生产队调出1,400多亩土地（还有其他队）成立了一个500多人近2万亩土地的国家农场，组织外流人员参加农业生产，为了早倒茬子，还收割了队260多亩庄稼。为了补充农场多调了外队的土地，又从该队的160多亩土地给别的生产队，农场为了放水浇地，就不顾生产队的利益，还淹了该队300多亩土地，其中已种小麦200余亩，还有未收割的豆子100多亩，到现在未能收割，干群意见纷纷。群众讲近几年来土地年年变谁还精耕细作加工施肥，今年收还不知明年谁家种等等消极情绪。

　　（2）自留地的粮食耕种者没有所有权，队里可以随便收，也可以顶任务。58年自留地的作物随着公社化全部归了队，59年因为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挨门挨户的粮食，仅原日东大队就翻了2万多斤粮食交了征购任务，群众说是“一扫光”。因此社员不收种自留地，种了怕队里收去，社员反映说：今年胆子大的种上得看了，学今年这样明年种自留地就积极了。还有乱调社员的砖、木、席等物料的现象也所发生，今后必须在算帐兑现中进行处理，否则即不能发挥社员兴家立业的积极性。

　　（3）调劳力调工具一起记还。该队去冬调出的劳力180多名，占全部正[整]劳力38人的47%，从去冬的10月份就走了，到春节才回来，春节后又去了70多名，干了三个月。到位山水库去的80多名劳力今年10月份才回来了。调出的34辆胶轮小车，到现在一辆也没回来，据干群反映已回来的小车又被公社扣下留用了。还带去100多元钱也白白花了，因而造成本队大片土地荒芜而减产。

　　2、基层干部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更为突出，部分干部的品质也极为恶劣，全大队共有大队干部11人，小队干部28人，其中富裕中农2人，中农8人，贫下中农29人，有党员12人，团员2人。在这些干部中，四同的作风根本无从谈起，而是打骂群众成为应有职权，随便不给群众饭吃成为唯一手段，贪污多占成为风气，乱翻乱拿已成为习惯，其主要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大队11名大队干部，打人的就有7人，23名正副小队长打人的就有17人，在被打群众当中因被打致死的就有5人，被打后跳井的1人（未死），因被打后而外出改嫁的妇女2人，被打后生病至今卧床不起的1人。群众反映说：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其中尤为恶劣的是副大队长，共产党员（原甘东大队队长）翟桂水，仅他分工掌握的第六生产小队的45名男女正[整]半劳力中，从今年的1-10月份，被他打过的就有26名，其中有男有女，有青年也有老年，特别严重的是今年夏季锄草灭荒时期，青年社员陈克仁因病体弱，再加之不能干活，不给饭吃（该队曾规定所有的人都要到地里去拎饭吃）在上坡拎饭时，走在路上被翟在胸前连打了两拳当即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经别人用小车推回和卫生所的抢救无效而死去，人死后翟桂水还将死者家里的两把椅子全拿去了，并在大会上讲“谁不干活就给我打，打死过三个两个没有关系，有我翟桂水负责”等等。贫农社员陈希海被他打的往大车底下钻，社员陈经正被他逼的跳了井。社员陈希森被他砸了锅摔了罐子等等事例很多，不能一一例举，社员称他为“老爷”，说他比国民党还厉害。小队干说：解放后除了“三座大山”但现在我们这里还有一座山。另外，社员王花云之妻曾被大队长齐安洪、副队长翟桂水、小队长张俊昌、会计张文桂等四人一起暴打了一顿，打的她扔下了孩子和丈夫逃跑了，至今未归。社员陈克俭因有病不能干活，被小队长陈洪里连打代马拳打脚踢赶下了地，结果死在地里。社员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为什么用这样的干部呢？”等等。

　　（2）食堂成为干部贪污多占的工具，不干活不给饭吃成为干部强迫命令的唯一手段。特别严重的是六大队，在副大队长翟桂水的直接控制之下，除他本人和小队长、司务长等三人，没被扣过饭以外，其余全体社员连副支书在内都被扣过饭，其中有六个人是因为被扣饭病饿而死。社员齐士修因病不能干活，在翟的控制之下，四天没给饭吃逼的他没有办法，外出讨饭而死在安头村一个破庙里。一小队陈敬生之妻因为有病不能干活，被扣了一天多的饭，逼的这个妇女跳河上吊（都被救）尽管如此支书王明山还说“不要管她要这些花照吓不住人”等语言。社员说：给谁吃不给谁吃，干部说了算，上面不管社员是有什么办法，只好忍气吞声，背后伤心落泪。

　　由于上述原因，全村广大社员几乎是普遍的反映，吃不到应吃的口粮，肚子挨着饿还剩下了不少饭票作废了。据初步了解每户多者剩了180张，约18-20斤粮食，少者也剩一斤左右的饭票，仅六小队的62户当中，就作废了700余斤粮食的饭票，平均每户十一、二斤。不仅是粮食被扣去了，就连实粮票的钱也没有了。这些粮食都那去了呢？一句话就是干部和食堂人员享受和占用了。副大队长翟桂水全家三口人，但拎饭却拎六个人的饭，在家里拎一分，在坡里拎一分。在今年麦收前后有四、五天的时间，全大队六处食堂每天只有300多斤粮食，平均每个食堂每顿饭只吃十七、八斤粮食，每人平均只能吃四两粮，六小队社员还吃了三天谷草，但是司务长陈洪柱和公社信贷社主任刘世祥却一次拿出六斤白面包水饺吃。入秋以来好人病号都是吃地瓜，而司务长与小队长有一天却吃纯面饼子。有病的人到食堂拎饭没有，而小队长、司务长却在家里拿馒头，全大队六处食堂，炊事人员吃饭都不定量。社员说：“社员定量吃不饱，食堂里人员吃饭没有数，社员吃不饱翟桂水吃不了”，连队里养的猪也被翟桂水杀吃了。原三小队长李学昌造假饭票，贪污票款100余元，社员李家功从外面汇了80元钱急需治病也被他打了扛子，被查觉后病也不能治了，现在人也死了。社员气愤的说：“他们多吃的粮食全是死人省下来的，社员扒房拆屋卖被子当袄买点粮食他们还要喝点血”。当与社员谈论起这些问题时，不少的社员都是哀声叹气，伤心落泪。

　　（3）乱翻乱拿已成为干部的习惯，59年秋原甘东大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全大队230多户翻了个遍。连社员自留地的粮食也翻了个净光，结果翻了约两万多斤粮食顶了征购任务。去年秋种时，因麦种不足，就到社员家里翻麦种，今秋全大队又翻了所谓“偷盗重点户30多户，翻了310多斤粮食，在11月5日五小队队长，又在逐户乱翻，说什么社员偷队里的农具不交，教育不行，非翻不可等。

　　3、由于存在上述问题，给党和国家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给广大农民群众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灾害：

　　（1）人口外流和病情及人口死亡现象不断发生，不少社员家破人亡。据五个小队的统计，现有人口比56年就减少26.6%，仅59-60年两年来的非正常死亡就172人，占现有总人口1,063人的16.2%。其中死绝户的就是37户。社员张文奎全家原有7口人死去6口只剩下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跟着别人去了。齐士中全家4口人已死光，陈克仁家五口人即死了4口，只剩下陈克仁一人，还被副大队长翟桂水打死了。全大队现有病人191名，其中水肿、干瘦病60人，子宫脱垂的13人，闭经的116人，其它病2人，社员为了解决眼前的生活问题，就不得不依靠扒房子、卖家具、卖被服等来维持日常生活，据五个小队的统计，三年来就扒房子273间，卖家具879件，卖被服655件，社员为了寻找生活出路，就不得不抛离自己的家乡盲目外流，5个小队三年的时间即外流136人，占现有总人口的12.8%，其中正[整]劳力118人，占正[整]劳力总数486人的24.3%。

　　（2）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荒芜土地大量产生，生产水平大大下降。据五个小队的统计：现有男女正[整]半劳力554人，比56年的865人减少了36%，比58年的798人减了31%。而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和外流，现有耕畜52头，比56年的337头，减少了84.6%，比58年的160头，减少了67.5%；现有大型农具（包括大草、小车、犁、耧、耙、水车）184件，比56年的439件，减少了58.1%，比58年的328件减少了43.9%，小农具现有926件，比56年的1,760件，减少了47.4%。

　　正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社员生产积极性大受挫伤，荒芜土地就大量产生，全大队今秋未种荒地和虽下种而因草荒严重无收益的土地就有1,150亩，占其粮田总面积5,300亩土地的25（下缺）

　　来源：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关于历城、齐河县人民公社生产分配问题的调查报告(1962.3.11-11.8)

　　· 来源：

　　山东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