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试点情况报告

　　（地委并报省委：）

　　11月9日我们组成了一个五十九人的工作队，由陈振亚同志率领，到小溪河公社进行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试点工作，20日召开了公社、大队、小队、小组四级干部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共到会一千二百八十人，其中小组长以上干部六百八十人，社员代表五百九十四人，会议采取宣传动员、揭发问题、清算账目、当场兑现相结合的办法，首先宣读“中央紧急指示信”，并反复说明正确贯彻政策的重要性和违反政策的危害性，然后组织讨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发动大鸣大放，揭发问题，最后当场兑现，效果良好。

　　从会议的揭发情况来看，这个公社自1958年冬季以来，由于没有认真执行和违反党的方针政策，而发生了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遭受到极大的破坏。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

　　（一）“共产风”刮的特别大，始终没有平息。1958年冬季，由于初办人民公社，缺乏经验，和一部分干部思想作风不正，刮起了一股“共产风”。去年冬季以来，虽经中央、省委多次指示，但由于对“共产风”破坏生产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以致没有得到纠正。“共产风”层层都刮，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到今年春季，形成第二次高潮。由上到下，层层“共产”，相互“共产”，集体共个人的产。有的人昏头转向，说什么“人民公社化，不分你我他”。

　　“共产风”刮的范围无所不包，大的有劳力、耕畜、土地、机器，小的有锅、瓢、碗、勺。在高潮时期，少数严重的地区，竟发展到拉牛拖耙、扛犁子，调粮、集中家禽家畜，扣款扒房，并庄，我揩你，你揩我，乱来一通。据九个大队不完全的统计，一平二调的财物有：

　　土地9224亩；耕畜400头；农具711件；劳力2022个；

　　机器9台；烤烟2321担；粮食765825斤；资金5845元；马车6辆；木船1只；家禽905只；猪羊991头；木料3130根；房屋1054间；柴草4766担；果树834棵；瓜菜419550斤；其他49件。

　　公社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就不择手段，大量集中下面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办农场就占长塘大队最好的地三千二百亩。社员反映说：“我们这块肥肉被公社吃掉了”；办畜牧场，就抽调大小牲畜二百七十头；办猪场不仅赶了大队、小队的种猪、母猪、糙猪、小猪、肥猪三百三十九头，并打了一个电话把长塘大队先进猪场划归公社；办沙场搞运输，就抽调劳力三百九十八个，拉了平车三十三部，马车6辆，木船1只，骡马11匹；成立农具厂，就抬大队机器9部；生活困难就乱调粮食三十三万六千八百斤；需要钱用，就揩大队卖粮、买烟款十八万二千五百元；房子不够住就撵人搬家，侵占民房一百九十七间。求年秋季，国家修铁路赔偿小溪河大队河路改造款一万零三百九十八元，被公社全部扣去，造成河床未挖，水路不通。每逢中雨，不仅淹没庄稼，还淹得几十户社员搬家，影响很坏。铁路赔偿山河大地对社员房屋搬迁费二千六百三十三元，公社只付给群众一百零五元。其余二千五百二十八元被公社扣用了。共计约折款六十七万二千四百零四元，每人平均十七点九三元。仅长塘一个大队被公社侵占的就有土地三千二百亩，劳力七十四个，牛五十二头，马车一辆，骡马三匹，手车五部，平车四部，木船一只，大小猪三百三十六头，烤烟九百担，粮食十四万斤，民房一百四十五间；山河大队三关店生产队共有十二头耕牛，被公社砂场一夜拉走十一头。

　　大队也借口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大揩生产队和社员之油。山河大队实行了五个“集中”：（1）猪集中。集中了小队和社员的猪仔一百二十五头，办“万头养猪场”；（2）鸡集中。规定每户社员或每个劳动力交二只鸡，兴办“万鸡山”。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三只，鸡膀标名。“无名”“无公”；（3）鸭子集中。大队在一天早晨乘人不备，统一行动，捉去群众的鸭子三百五十只。把鸭子赶到山上集中饲养，由于天旱缺水，不到一个月，死、跑、偷、吃全部搞光；（4）厕所集中。扒掉群众的私人小厕所，盖一个大厕所，有的离村较远，半年无人拉屎；（5）山芋母子集中。今年春天，大队把生产小队已育苗的山芋种全部集中起来育苗，烂坏甚多。燃灯大队强行收购社员的洋葱，只给百分之三十的价钱；小溪河、山河、燃灯的社员到信用部提取存款，要经大队批准，有的社员气得把存折撕掉。

　　社员私人的自留地多次被没收、没收了又还，还了又收，收了不种，曾大部分荒芜。石马大队还把社员私人的南瓜秧拔到社里去栽，一棵未活。山药、毛芋、生姜是小溪河有名的价值高、产量大的土特产，至今二年没种，拔掉面苗不准社员生产。李武大队总支书记×金山，居然规定“三年内见苗都要犯法”，以致造成全社108个小队429个小组没有毛芋，六十二个小队二百一十四个小组没有生姜。

　　无偿的乱调劳力，进行大兵团作战，也非常普遍而又严重。今年春季以来，全社十三个大队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八十六个小队，二百八十四个小组，三千三百九十五个劳力，从栽“开门秧”连续四十天，有的持续达三个月之久。有的搞大兵团作战，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插秧搞大兵团作战，甚至于连铲草皮也实行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破坏了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取消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新×大队九百个劳力，参加大呼隆的就有七百人；平赵生产队一天社员正在田里起秧，大队来了一道命令，把劳力全部调到大韩家去栽秧，到大韩家以后，地没有整，秧苗小，被逼将小秧栽到秧田的草棵里；代圩生产队有一天干部带一百多个社员，抬来二百把秧，从代圩抬到大韩家，大韩家地没有整好，又把秧抬到刘园。刘园毫无准备，又拥到前庙，到了前庙，天色已黑，无法栽秧，一天行程十二里，空跑四个庄。秧苗未栽，苗秧死光。社员不满的说：“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的多”。劳动力大量乱掉，打乱了各队的生产计划，层层出现手忙脚乱。东调西，西调东，乱成一团，无法指挥。新田大队无偿的从河塘大队调六条牛支援斗塘，六里路社员走了三天，消极对抗。有的社员说：“大兵团作战像吴三桂不见草帽子，乱了营了”。实际也确实窝工浪费，劳民伤财。

　　（二）浮夸风也非常流行。向上级回报情况与数字，都是层层估，级级糊弄。以孬报好，以少报多，没有报有。有的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今年公社粮食实种十二万七千七百六十五亩，上报二十七万零六百二十二亩；油料种四百九十七亩，上报一千六百六十六亩；烤烟实种三千八百二十亩，上报二万一千七百七十八亩；生猪实有三千零五十八头，上报二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头。报实受批评，假报受表扬，也大大的滋长了假报估吹。万家大队小姚生产队，上报三头牛一晚上犁田三十六亩，公社不分真假，党委书记缪坚当晚电话表扬；李武大队乌云山生产队，上报三头牛一晚上耕地四十五亩，大队在这里开了现场会。山河大队任苗生产队一亩油菜未种，山河大队报一百二十亩；大队认为进度不快，向公社报了二百一十亩。石马大队预报“十里菜花香，千亩山芋岭，万亩千斤稻”，结果是“十里菜花香，收的菜籽一坛装；千亩山芋岭，变成荒草岗；万亩千斤稻，变成虾蟆翻身都看到”。新田大队为了搪塞地委检查，发动三百个劳力，一百八十犋牲畜，由燃灯到总卜公社的国光沿途十二里，光做畦田不撒种，大片良田荒芜，今年颗粒无收。

　　（三）不少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国民党作风相当严重。全社已有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错误的干部三百九十一人。占干部总数的89.1%。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生产小组长层层都有。受体罚的群众达三千一百七十五人，占全社总人口的9.4%。被打逼和扣饭致死的九十六人，残废的103人。少数干部残害人民的手段难以容忍，有活埋人的，有水淹死的，有用绳勒人的，有挡路抢劫的，有摔锅砸碗的，有刮鼻子的，有扣人饭食的。至于捆、绑、吊、打、骂、关、押等对某些干部来说，则是家常便饭，累见不鲜。乔山大队总支副书记李仲贤、大队长张永家在今年夏季有一天就活埋了四个小孩。埋至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有的小孩扒出来后，拉了一裤子的屎，有的小孩被吓得回家生了病。大溪河大队朱周生产队长岳从龙，在今年六月将一个拔玉米稭吃的五岁小孩甩到三尺深的田头窖内，幸被其母发觉，才被救出。段桥生产队段中付，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颈子，放下后已断气（后被救）。下放到山河大队的工作组寇志生，先后在大赵生产队捆、绑、吊、打群众三十三人，扣饭三十多人，罚款二十七户，共罚款八十九元，布五丈六尺，单被两床，棉被一床，衣服三件，小鸡十六只。并将持枪抢劫加山胡萝卜种一包。一次社员王向同老婆有病，而寇却说是装病偷懒，不给打饭。王饿坏后爬到食堂要饭，寇看见后，勒逼来打饭的社员每人的都用筷子刮他一下鼻子，谁不刮不给他打饭。结果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烂。大溪河大队郏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母亲有病，常去找生产组长花光华要点面给她母亲吃，花说：“还给她饭吃呢？都快死了，还不如趁犁田人中午回来把她埋掉算了”。常不同意，花说：“你不同意就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无法，只好把没有断气的母亲埋掉。下溪河大队北夏生产队，共有社员二百四十人，被大队长李家付打逼的的就有二百三十七人，只有三人没有被打逼。今年午季，公社党委布置全公社统一行动，查粮翻粮，被查的有八千零四十六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一。长塘大队只有一家没有被查。山河大队组织一百十七人参加的“挖粮潜力专业队”，人手一棍，东搞西戳，翻箱倒柜。被发现社员王仲昆家锅内烙饼，便一拥而上，开锅吃光，群众说他们是“吃干队”。县委委员兼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清义在燃灯水库私设“法庭”、“牢房”，任意关押民工。他打了二十多把手铐，专门对付所谓“调皮捣蛋”的社员。据了解被他关押和上铐的群众七十多人。不问党员、团员和群众，只要“犯法”，就要上铐入牢。大溪河大队尹陈生产队长陈本良，因社员郭传良放牛的吃了庄稼，陈即用劈柴将郭的手指砸断三根。

　　扒房并庄的现象也是严重已极。因此曹屯公社七个大队二十五个村庄，无人居住。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五个村庄并成一个，男、女、老、少四处分居。乔山大队三十一个自然村庄，今年六月份，总支书记梅树华，强迫群众半天并成六个庄子，扒房子三百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社员无家可归，外流一百多人。集中以后，有十四户四十人住在三间连通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

　　（四）在平时，就是在今年春天，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刻，却有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生活特殊，不关心群众疾苦。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队干部和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因此群众反映说：“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据初步统计，光大队的几个干部，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一千八百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没有草煮牛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今年五月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副书记缪坚，一次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于食堂断炊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充耳不闻，竟与梅树岩等在大赵小学吃肉吃酒。社员盛长英弟弟看见后，端了他们一碗饭吃，缪竟把饭夺下来，并“熊”支部书记：“你们是怎么教育社员的”。缪到乔山检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队杀猪；他外出检查工作，经常跟人提肉拿酒。在山河大队检查工作，三天吃了五斤香油。公社开了一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乔山大队大队长张永家，一天三喝酒，五十天喝掉烧酒七十斤。并以每月四十五元的工资专门雇一人捕鱼给他吃。群众反映说：“不成世道，像没有天的样子”。新田大队总支书记杨云春，想吃猪肉，枪毙肥猪两头。公社党委副书记石玉平，一向单起小伙。从今年七月至今，只在农民食堂吃过六顿饭。现在家里还有不少的咸肉咸鱼。乔山大队开小队长会议，宰杀一头耕牛，摆席八桌。为了吃肉，公社竟通知禹山大队向公社献 一头大肥猪和一头母猪。山河大队大队副王立正，嫌头交面有灰，专门叫社员搞二交面给他吃。有一次面粗略些，他就指着送面的社员头说：“你搞这个面叫我怎么吃”。小溪河北夏生产队队长李家付，在群众一天几两口粮的情况下，一天五餐，吃面七斤。乔山大队书记梅树华、会计梅如山等，为了达到他们的兽欲，竟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了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八人，被他们任意奸污的有七人，仅有一名妇女因嫌丑未奸。公社党委书常委兼长塘大队总支书记梅德兴，夏天在外乘凉，要三个妇女给他扇扇子。这些卑鄙行为，破坏了干群关系，破坏了干部威信。

　　（五）生产上的主观主义，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不因地制宜，已经发展到瞎胡闹的程度。例如：乔山大队八亩大麦已经盘根，干部硬叫犁掉种豌豆，每亩下种二百斤，一粒未收。这个大队的涧西生产队，春天播种花生八十亩，用种一千二百斤，秋天只收二斤半。有的是逆天行事。新田大队奏塘小队，今年三月还种麦子七亩，然后又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每亩施化肥一百斤，不仅烧死麦子，连草也不生。光阴大队的驻点干部，竟布置下面雨天割麦，晴天栽秧；长岗大队为了扩大面积，竟把三万多斤稻种撒在花园湖一尺多深的水里，并且还强迫社水田栽烟二百五十亩，片叶未收；万保大队张庄生产队的干部，大雨刚过，叫社员在满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烟三十二亩；石马大队在水里拈黄豆一百二十亩，结果颗粒无收；李武大队社员钟万祥，每亩下麦种二十五斤，大队却说下种少了，把钟一斗，犁掉重种；社员胡广才，一亩六分地下种一石二斗，大队却表扬他敢想敢干；钱圩生产队组织十人，大干十多天，把四亩出穗的稻子并成一亩，亩施豆饼一千余斤，秧苗全都烧死；新华大队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个作业区，规定作业区其他作物一律废除，光是今年一次就犁掉已种上的庄稼近千亩；山河大队在栽秧时，组织什么标兵赛。田里一人栽秧，埂上九人喝彩。平均每人一天栽秧不足二分；小溪河大队街西小队，田里麦子未运完，劳力就被调去抗旱栽烟，结果因苗小天旱，栽后全部死光。地里的麦子也损失七千多斤。社员说：“一声令响，社员慌忙。打场不干，都去栽秧。拔秧不成，×麦廿垧。两下不成，等于白忙”。今年全公社范围内实行了水稻、山芋分点集中育苗的办法（水稻六个大队集中十八个点，共育秧苗二千六百四十一亩；山芋十二个大队集中在二十个点，共集中山芋种四万零六百斤），小队的山芋种已经下到温床里，也被要集中在大队。不仅如此，在公社的指导下，有二十六个点采取山芋育苗的办法，计二十二万七千四百斤，以增加出苗率。结果不但苗不够，而且烂掉很大一部分。这个公社山芋今年减少的原因，与“集中芋种”和“砍头育苗”有直接关系。这样怎能搞好生产发展生产呢？

　　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一部分干部的特殊化作风，加上生产上的小瞎指挥风，极度地破坏了人民公社以队委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刮掉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严重的恶果是：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劳力减少，农具损坏。良田荒芜，产量下降，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据初步统计，1958年有五万六千四百七十人，现有三万七千四百六十九人减少并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劳力全社有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二人，现有一万四千零九十二人，下降百分之三十九点一；去冬今春发病达五千五百余人，外流四千一百二十人；耕畜原有三千九百九十头，现有二千六百七十二头，减少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今年全社荒田十万零六千一百四十八亩，占总田亩的百分之三十七；粮食产量很低，今年的秋季预产只有六百六十三万四千四百斤，每亩平均合五十二斤。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事件：全社尚有十七个村庄因死亡、外流、并庄而没有人烟；十二个小组没有牛；五个小队五十五个小组、六十七个庄子、一百一十二个食堂没有猪；十八个小组、二十三个村庄没有家禽。乌云山生产队原有土地三千六百三十四亩，今年荒掉二千一百亩，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三。58年全队一百四十二户五百六十六人，现在九十一户二百六十七人，人口减少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官塘小队邵庄子二十三户，春天全部外流，目前仅回来十一户四十四人。

　　从小溪河公社这些不执行政策和破坏政策的严重问题来看，我们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再四的指示，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十分英明、正确和及时的，否则像这样的地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问题出来以后，我们一面召开了公社、大队和公社直属单位负责人会议，进行逐条讨论，一面清账目、划清界限，组织核对。接着趁热打铁，召开公社兑现大会，当场组织兑现。在大会上，公社的领导干部当众检讨错误，表明态度，保证不再重犯。当场退还财物。计有：现金六千六百三十五元，牲畜二十五头，马车三辆，平车二十四辆，劳力十七个，机器两台。这对社员的震动很大。公社兑现大会以后，干部和群众把这个大会的情况当作喜讯传开，一传十、十传百，议论纷纷，无不欢欣鼓舞。他们说：“这回是真刀真枪的了，说到做到”。小溪河大队大庙禹生产队社员刘子全说：“过去我们吃的是糊涂饭，干的是糊涂活，我们这回算是真正的见到毛主席了，见到政策了！”北夏生产队有一个七十一岁的杨大妈，过去节约下来的五十一元存在信用社，大队便揩不给，并将存折上的数字划掉了。这次他冒着大雨，跑了三里路向大队要钱。处理以后，她不仅将原款分文未取，又增储了二十八元。这些，给干部很大教育，真正感到党的政策有巨大威力，加强了贯彻党的政策的决心。

　　我们短短的四天试点工作中，体会到：

　　（1）纠正“共产风”，领导必循端正认识，下定决心，[有6个字模糊不清]过去这个公社的“共产风”为什么一直没有纠正过来，反而越刮越大呢？关键在于领导上错误思想没有纠正，决心根本未下，从而继续“刮风”。去春为了纠正“共产风”，国家曾拨给公社八万零八百五十九元，赔偿在大办钢铁中的损失。结果公社仅拿出二万零四百三十九元退还群众，投资给小高炉五万三千二百零三元。这次，我们在进一步领会中央和省、地委的历次指示后，认识更加深刻。因此，这次试点工作的开始，就多次召开了大会、小会，采取边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边发动群众揭发问题，边清算账目，核对账目，边组织兑现。各大队均以省、地、县委工作组组长为首成立兑现办公室，队队派有兑现干部，发动群众，形成上面挤、不退不行，下面挤，不兑不行，逼得公社只好将现有财物拿出，当场兑现。当无力付还时限期归还。

　　（2）纠正“共产风”必须由上一级领导派员督战，才能迅速解决，一纠到底。因“共产风”不能依靠刮风的干部自生自灭。去年平风的，发现了层层赖账：拿解放以来的陈账（如贷款等）来吓唬群众。形成了“社员算不过小队，小队算不过大队，大队算不过公社”，结果是“两不找，都拉倒”。我们这次又发现了两种思想问题：有的认为“账难算”、“撕不开”。有的想算陈账。如公社卫生院，向群众要药钱；中学侵占生产队的土地，人家向他要地，他要和人家算学生支援做工的账。这些思想，都是兑现政策中的障碍，必须进行严肃地批评，坚决给群众撑腰，因而大鼓了群众的情绪。全公社迅速出现了兑现政策的高潮。小溪河大队在兑现大会后第二天，群众就找到书记们上，大队四间办公室拥满了群众。社员串社员，社员找干部，小队找大队，大队找公社，一级找一级，运动步步深入。这个大队仅两天时间，兑现了的财物就有猪六十二头，房子七十间，耕畜七头，轧棉机三部，床四账，衣服十六件，棉被两床，木料两根，桌子一张，家禽七只，门栏一副，现金三百八十五元三角。

　　（3）兑现政策应该先抓住涉及面广、群众最关心而又容易解决的问题，先行解决。如耕畜、农具、家禽家畜、房屋等。这些东西的兑现，震动很大，对扭转一部分群众怀疑党的政策和迅速发动群众非常有效。如长塘大队瓦下生产队社员陈友怀说：“党的政策没有变”。

　　兑现政策的群众运动已在全社轰轰烈烈的展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已初步调动起来。目前，我们进一步以大队为单位，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为彻底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铲除“五风”而努力。

　　报告有什么问题，请指示。

　　 中共凤阳县委1960年11月24日

　　· 来源：

　　安徽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