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四川荣县问题给县委的信

　　<张守愚、刘景周>

　　（县委：）

　　奉省委指示，我们和冯希尧同志、省委宣传部的高毅等二同志、公安厅的王金耀五同志一行十人，到荣县了解情况，并在经过资中、内江、威远等县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我们向内江地委传达了志高同志的指示，地委张励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内江地区的情况。在荣县，县委在家的几个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情况，正在资中的省监委石础等同志，同我们谈了他们了解的一些情况。我们在荣县分成两个组，一组到长山区长山公社，一组到乐德区的杨佳公社，各了解一个大队。我们从11月14日下午出发到地委，16日到荣县，21日由荣县到威远，当天从威远城分两路到资中，22日从资中回成都，来去共8天，沿途看庄稼，找群众和干部谈话，除了在荣县的6天以外，在其他地方都是走马观花。我们了解的关于荣县的一些情况，和对沿途各县的印象，已口头汇报，现将荣县问题，写成书面报告。

## 一

　　荣县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根据县委同志介绍和我们的了解，这个县的问题，主要是：

　　（一）违法乱纪，去年秋冬和今年春天，在荣县，违法乱纪从上到下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从去年10月县委先后召开的两次会议（一次是在长山区召开的“长山会议”，另一次是在荣县城关召开的“钟鼓楼会议”）开始，形成全县的打人风。“县里召开的会计会、畜牧会、医生会等都打人、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敌对分子打干部”，“上行下效，打人威风”（1960年9月25日荣县县委会的报告）。1959年，荣县小春征购没有完成任务，秋征到10月份才完成70％。这时，以徐文正为首的荣县县委就蛮干起来，企图依靠打人捕人完成任务。上述两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征购问题。县里同志说这是两次“打人现场会”。“长山会议”共吊打30多个社队干部，十多人伤残，捕人8个公社干部。“钟鼓楼会议”有三十几个会场同时打人，还布置警戒，不准会客，不准外出。“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他处分2人。该社大、小干部被打的142人，其中被当场打死1人（贫农，生产小队长），打残病死1人（新下中农、财经大队长）”。（荣县县委报告）。徐文正等人，把是否打人作为有无干劲的标准，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极端错误的口号。同时，大量撤换干部。长山公社一年来就换了6个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全部换了。群众反映说：“换干部和换镰力把把一样”。蛮干的结果，把自己的阵线完全打烂了，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且给敌对分子以对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的机会，乱打一阵，但却没有严肃地、认真地反对右倾。徐文正在长山会议的报告中说：“这次会议本来是应该贯彻省委重庆会议精神的，但是别的地方已经完成征购任务，转入四秋生产，群众的干劲大，我们不同，征购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包袱背得重得很，不得不推迟到……（大意）。但是，实际上以后并没有认真贯彻。这样做，虽然“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但是耽误了种小春（去年10月底才开始种小春），也没有反掉右倾和把粮食掌握起来。

　　（二）“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个问题尽管中央、省委三令五申地纠正，并且去年县里也算过一次帐，但还是一犯再犯，去年秋冬种小春大刮一次，今年栽秧子又刮。为了种丰产路，搞大兵团作战，提出：“一切劳力、耕畜、农具支援丰产路”的口号，实际上是劳力、耕畜、农具的一次大平调。大兵团走到那里，干到那里，吃到那里，那里黑，那里住，不但没“平调”的社队不满意，就是“受益”的社队也不满意。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打乱了原来的生产体制。由于食堂合并，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家具、以及锅头碗蒸合并了。特别是并房屋，引起大量搬迁。长山公社二千八百七十户，搬家的就有一千一百三十三户。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一间房屋住几家，一家分住几处，住猪圈、牛栏、房檐底下的不少；而另一方面，大批房屋弃置不顾，听其配烂倒塌。社员私人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受到极大损失。群众不满说：“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在肚子里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有的干部还加上一句，说：“连你人也是公家的”。就在这个时候，又集中生猪，把小队的猪差不多调光了。生猪上调集中以后，因饲养管理不善，大量减少。

　　（三）乱指挥生产。对于丰产路的庄稼，徐文正的要求是：“美观好看”。条播要隔山对行，做成什么“梯子式”、“宝塔式”、“楼台式”等各种样式，而且要写字编号。由于这种形式主义的“严格”要求，所以一再反工，几十个劳动力一天才种一亩地。长山公社一次有一百多人种一分地，一天一夜没有种完，后来靠别队帮工，才完成任务。大兵团作战都搞夜战。夜间满山遍野是火把。群众形容比成都的电灯还亮。所有这些，造成了劳动力和物资的严重浪费，群众也被拖得疲惫不堪。

　　本来小春播种已经被耽误了，到11月，应该好好地抓一下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县委又提出搞两个运动，一个是拣花生运动，一个是红山黑水（积肥）运动。这两件事情都是应该做的，但是按当时的情况，积肥运动可以稍缓，拣花生可以抽出一部分人搞，而不应该把种小麦停下来。这两个运动搞了7天，几乎投入了全部劳力，又一次误了小春播种季节。

　　（四）右倾倒退。今年春天问题爆发了，死人、死猪、人口外流，到处都有丢荒的土地，到处都在闹粮。这时徐文正手忙脚乱，无原则地放弃阵地，实行倒退。不仅放弃掌握粮食，而且对依靠公社集体力量克服困难完全丧失信心，提出“依靠私人渡过灾荒”，先后两次允许私人扩大自留地，使私人得以大量侵占正种面积，占用集体的耕牛、农具、肥料。当时，社员各家顾各家，不愿出工，或出工不积极和乱抓粮食等现象，极为普遍。使集体生产遭受损失，使许多食堂陷于瘫痪，使已经混乱了的局面，更加混乱。

　　（五）1959年荣县粮食总产量上报数是八亿五千万斤，征购任务是一亿五千万斤。无论从产量，从土地面积或人口平均负担来看，都是不重的。但是，据我们了解，1959年的大春公路两旁及附近种得较好，但里面种得差、有的地方种得不好，并且有荒地。据我们在长山公社五四大队了解，这个大队完成征购任务，就卖了一部分种子。因此，我们觉得，征购任务搞不下去，可能和县委的浮夸虚报有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掌握的具体材料很少，又因为一时弄不清楚，没有着重去了解，实际情况究竟是否这样，没有把握。

　　总的说来，荣县的问题，主要是以徐文正为首的县委违反了中央、县委历次指示，去秋没有认真进行反右倾斗争，同时又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违法乱纪，主观蛮干，在把局面搞乱了以后，又放弃阵地，实行倒退，越搞越糟。时间不过一年，死了不少人，损失了大批劳动力，猪只由1959年年底的28万头，减少到现在的8万头，又一说是六万八千头（长山公社猪只由1959年十月的5544头，减少到现在的1433头），耕牛减少20％。农具大量减少，（据长山公社不完全统计，仅大农具一项就损失一万五千件）成片的土地丢荒，（长山公社今年丢荒的土地占总面积的23％）。房屋和群众生活用具，也损坏、散失很多（长山公社今年春天大量搬迁房屋以后，群众私人的房屋就倒塌了二百一十多厢）。使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遭受严重挫折，给地富反坏进行破坏活动以可乘之机，助长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严重地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 二

　　荣县问题，从今年9月揭开，开始纠正。近两个月来，进行了反右倾斗争，违法乱纪已在纠正，初步处理了一批违法乱纪的干部，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和农业书记，打、骂现象已大为减少，被打乱了的组织，已在恢复。地委、县委对大队掌握粮食抓得很紧，截止11月20日止，据县委统计已掌握粮食72％，被私人侵占的土地已经收回。劳力、耕牛、农具已经初步固定，公社、以及其他机关随便调用的情况，已基本停止。对生活安排、劳逸结合也比较注意。因此，外流人口陆续回来，社会秩序也开始稳定。特别是对今年小春抓得紧、抓得及时，计划播种55万亩，到11月中旬为止，已完成52万亩，虽然一般地都种得很粗糙，但比起去年有很大进步。所有这些，群众都是比较满意的。

　　目前紧张情况已有缓和，但是决不能丝毫满足。全县还有一小部分大队，群众情绪十分低落，至今党员会和干部会都开不起来。这些地方，地富反坏猖獗，叫开会也竟敢抗拒不来。从生产上说，小春播种十分粗糙，小麦绝大多数是稀大窝，肥料也施得很少，生猪继续在减少，现在的圈猪又小又瘦，有些“盗汗田”犁过来没有开水厢就播了种。所有制方面的问题，过去算账，一般算得不认真，算了没有退，或者退的很少。如长山公社去年算帐，“平”“调”资金只算了二万六千六百八十二元，已退的只有五千六百四十八元。粮食只算了一万七千○三十斤，已退的只有五千六百四十八斤，占用社员房子四百八十八间，先后付租金共只有四十七元九角。特别是算了又犯，在这个问题上停止了，在那个问题上又发生。就是最近解决的一些问题，如象“四固定”、劳逸结合等，也没有在群众思想上完全落实，甚至在干部思想上也没有落实。目前随便要群众搬家和随便没收群众的东西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最近长山公社五四大队有两个小队，还捡到三条无主的耕牛，有一个小队没有犁头使用，就到别队去“捡”了几乘回来。在粮食问题上，全县382个大队，据县委统计，目前已有60个大队缺粮，从12月开始陆续缺粮的，共259个大队，到5月底不缺粮的只有63个大队。现在缺粮和即将缺粮的队，有些恐慌。长山公社有的大队已在吃红苕种，不缺粮和缺粮不多的队，也耽心别队调剂。另一方面，征购还没有完成任务，今年征购任务七千万斤，现在只完成五千二百多万斤。据县委同志谈，晚稻还可收二百多万斤。同时，大队也还没有把其余的粮食全部掌握起来。为了解决农村供应问题，地委给该县农村供应指标四千二百万斤（贸易粮），这个数字是够用的。但目前征购任务，没有完成。即使完成征购任务，按地委拨给的指标销售，还需要调入一千几百万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由于产量还没有落实，粮食还没有全部掌握起来，各小队的口粮只是由大队三、五天拨给一次。大队对全大队的口粮安排，也还没有落实，因而也没有向群众宣布。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一面担心，一面又存在着依赖心理，因而大搞代食品的劲头不大。疾病从10月中旬又有上升的趋势，如长山区共九万五千人，住区、社医院的肿病病人，8月分是554人（9月分未统计大体和8月的情况相同），10月分上升到1017人，11月上半月上升为1068人。死亡也没有停止，有的地方还在逐月上升。如长山公社五四大队9月分死7人，10月分死25人，11月上半月死13人。特别是最近掌握粮食斗争，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些作法不当，有些地方又搞得过分紧张。

　　前一段时间，乱抓粮食的现象，在荣县的确比较普遍。因为群众在粮食问题上耽心，所以大家都动手抓粮食。地富反坏和农村中的不良分子，则乘机进行盗窃。如杨佳公社一个小队长偷挖红苕放在地主家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粮食掌握起来，反对右倾，同偷盗现象作斗争，教育群众不要乱抓粮食，把抓去的粮食退回来，是完全必要的。但据我们在长山区和杨佳公社、富南公社了解的情况看来，这些地方在作法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富南公社在群众中提出反贪污盗窃、反瞒产私分、反自发势力的口号，杨佳公社提：反破坏、反偷盗、反自发势力，长山公社提：五查五算（查偷盗、查占用土地、查不正当收入、查劳动态度、查思想言行，算粮菜物资、算土地、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算消极怠工和无故旷工，算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算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从干部到群众都是用评议办法确定偷盗数字，富南公社三大队据公社统计在255户中，偷盗户即有254户，有的地方对少数人还算了偷盗损失账。如长山公社五四大队一个农民偷了7斤谷子，就算了六十几元。为了追交粮食和赔款，普遍进行搜查。提锅、打罐罐，也是比较多的。有的还采取持枪押缴、扣押、罚跑等办法。杨佳公社在9月底10月初甚至还决定停伙十天反对自发势力，各地都不单是搞粮食，而且搞现金，交不出粮食和现金的，就收公债券、铺笼帐被、家禽家畜（家禽家畜已退还）等等。这样搞的结果，搞出的粮食并不多（群众多数是随抓随吃），长山区据地委工作队的同志说，全区搞出了20万斤，区委的同志说，只有10万斤，已经搞出的多数是瓜菜。由于做法上有问题，群众和干部对立得很厉害。

　　我们认为，搞出粮食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因此，必须全面交代政策、安定人心，多数群众安定了，少数偷盗分子就暴露出来了；只有发动了群众，才能有效地打击偷盗，打击地富反坏和不良分子的破坏活动，才能把粮食搞出来。如果把政策放在一边，不加分析地把打击面搞得很宽，不仅脱离群众，而且对搞粮食也是不利的。

## 三

　　整个说来，荣县的局面已经开始好转。从问题揭开、纠正，不过两个月的时间，便取得这样的成绩，地委和改组后的县委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从这个县的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情况看，从目前的实际工作情况看，我们认为，党的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全面地贯彻执行，因而全县的工作，目前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这是和对于造成工作落后的原因，还没有全部被认识清楚有关的。我们看到的材料和地委、县委同志介绍的情况，都认为这个县的问题只是违法乱纪、右倾倒退，而“共产风”及其后果，则被忽略了。在中央紧急指示下达和我们传达了志高同志的指示以后，地委同志还是认为当前的根本关键是生活安排，似乎政策问题不是主要的。这个看法是不切合实际情况的。

　　我们认为，两个月来地委、县委认真地纠正了违法乱纪，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抓紧掌握粮食，注意生活安排，抓紧小春播种，都是正确的，取得了显著成绩，使荣县的落后面貌开始发生变化。但是，进一步改变荣县落后面貌的关键，正如省委所估计的，是在于坚决地按照党中央的紧急措施，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只有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党中央的紧急指示，既纠正“共产风”，又是打击右倾活动和自发势力的武器），才能使这个因违反党的政策、违法乱纪而搞烂了的地区的工作，完全走上正轨。只有党的政策和群众见面，并被认真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才能彻底安定人心，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把生产进一步搞上去，把生活安排好和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我们相信，只要紧紧地抓住这把钥匙，满怀信心而又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工作，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县的落后面貌，将不是很慢，而是比较快的。

　　另外，切实解决粮食问题，安排好群众生活，是这个县的一个迫切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地委、县委都是重视的。我们觉是，目前除了继续抓征购、大队掌握粮食、核实产量以外，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对于一些缺粮和即将缺粮的大队，应及早安排；如果粮食还没有完全掌握起来，应一边安排，一边掌握粮食，避免发生吃种子、吃饲料的现象，对于停伙反对自发势力等等作法，应严加禁止。（二）应当趁小麦播种完以后，抓紧把群众大搞代食品的劲头搞起来，越早越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条件，是把生活安排及早落实到大队、落实到食堂，使群众人人知道，心中有底。在我们所到的地方，不仅食堂没有底，大队也没有底，没有粮了就向上边要，上边能够给多少，大队也不知道。结果，有啥吃啥，影响了用粮的计划性。如现在吃红苕，就净吃红苕。我们所到之处，没有看见红苕掺代食品吃的；目前菜多，有的食堂没有浪费的现象。这些都是和生活安排没有落实以大队、落实到食堂有关（不一定是主要的）。当然，生活安排，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落实的，地委准备在秋征完成后，抽“一查、二定、三补”。但是，按目前县里掌握的情况，我们认为已经可以初步给大队一个底，那怕这是一个没有完全落实的底，以便于大队和食堂早作安排。这对于安定群众情绪，消除坐等上头拨粮的等待心理，促进大搞代食品和贯彻“节约用粮”、“计划用粮”、“瓜菜代”等方针都是有好处的。（三）根据县委同志供给我们的材料，按地委拨给的农村销售指标，粮食供应是不会有大问题的。但问题是，不管是否完成征购任务，按目前仓库存粮情况看，都需要调入粮食。这个问题关系到这个县粮食供应的全局。我们了解的都是些数字，不知是否确实。我们认为究竟是否需要，如果确实需要，从那里调都必须早落实，早准备。这是一项艰苦任务，搞不好，是会从这里出问题的。（四）无论如何要留足猪饲料，这个县的猪不能再减少了。（五）荣县到处都是树、满山都是草，搞人造肉精、叶蛋白等高级代食品，结合搞饲料，是大有可为的。如果一时大抽不起来，起码可以先在医院里搞，以增加病人的营养。我们认为，搞这些东西，并没有多大困难，关键在于使干部重视起来。

　　我们在荣县的时间很短，走的地方不多，走到的地方，对问题了解也不深，以上报告所依据的材料，多数是干部和群众谈话，不一定都准确。因此，汇报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对问题判断错误，都是完全可能的。不妥当之处，请省委指示。

　　 张守愚  刘景周1960年11月30日

　　· 来源：

　　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