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安顺地委（贵州）关于在兴仁县城关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情况的报告

　　我们于十一月初从地、县两级机关，抽调了一百八十二个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兴仁县城关公社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这个公社规模不大，共有六个管理区，十二个基本核算单位，一百三十六个生产小队。每个基本核算单位有一个工作组，每个生产小队有一个国家。整个整风整社工作，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广泛、深入、反复地宣传中央规定的“十三条”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彻底揭露问题；第二步，边鸣放、边查对、边评议、边兑现，揭发一批，处理一批，直到把问题彻底解决，政策全部兑现为止；第三步，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建立各种制度，安排好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巩固整风整社成果，掀起群众性的冬季生产高潮。经过二十来天的工作，目前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把情况报告如下：

　　这个公社，经过一九五九年五月召开的社员代表大会，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尤其今年七月，经过农村“三反”运动，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由于以“共产风”为首的“七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贪污风、浪费风和官僚主义风）纠正得极不彻底，过去旧账未还清，“三反”后还有新的发展。在这个公社的问题是严重的。

　　这里是边沿县，但省、专两级部门的“共产风”还是一直刮到了这里。如乱调牛、马、车辆、劳力。县属二十八个单位的“共产风”从去年冬委以来不断地在刮。

　　马家屯管理区有个煤厂，是这个管理区的“衣食饭碗”。县重工业科头天打电话，第二天就派人去接收。除了工人、——投资——抹光外，连煤厂上的八部马车也要卡过来，管理区力争，才得幸免。

　　县畜牧场支书张邦贵，到六部管理区随手一指，以公路为界，顺公路十三华里长的地段，共七百零七亩土地划为场地。当管理区干部质问时，张还说：“我们是万头猪场，就是这些土地还不够用呢！”河丰生产队的十几亩秧田被他们划走了，今年就不得不跑到十里路外的下屯桥生产队去借田撒秧。县里的马家屯管理区办了个林场，把社员犁起要种的土地也划过来了。他们办林场不仅不护林、育林，反而把管理区建造纸都舍不得用的十亩竹子都砍平了，把一整坡的树木象和尚头一样剃光了。

　　公社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搞一个运动，完成一个任务，就刮一次“共产风”，就是一次大破坏，大遭殃。搞食堂，就大搬家，拆房子。搞食堂家底生产，就拉社员的猪；按每个人的吃饭定量交鸡。搞插秧机，便是床板、楼板、家神板，什么都拆。秋粮入仓中，马家屯管理区就砍掉社员六百四十八个屯箩做炕席，炕坏了一百四十多床。干部对食堂家底粮最眼红，那块长得好，就没收到块。

　　全社统计，自从成立公社以来，各级共平调生产队的土地一千九百五十九亩，劳力二千五百二十三个；平调的耕牛、生猪、农具、家具、房屋等各种物资，如果全部拆款，再加上平调的现金，共为七十万零三千六百三十七元，每户平均一百七十四元。此外，还拆毁房屋二百一十一间，损坏家具二千七百六十二件，浪费木材二百七十团，原木二十三万六千五百八十九根，死亡耕牛一百九十七头、生猪五百五十四头，浪费粮食四十二万斤，丢失损坏犁耙百分之四十七点七、小农具百分之二十二、水车百分之七十六、车辆百分之八十八点二。以上各项损失，共计折款二十一万七千八百九十五元，每户平均五十四元。

　　这个公社的浮夸风也是严重的，而且助长了“共产风”。公社搞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增产，而是为了“夺红旗”，争面子。搞丰产路、丰产坝是为了做样子，应付参观、检查。这次鸣放，社员尖锐地批评公社党委是：“光做面子活路”、“光要丰产坝，不要山树林”。锁寨管理区搞丰产坝的动员口号是：“田坝是肥肉，山上是骨头”。马家屯管理区的干部对高山上的群众说：“夺红旗不靠你们，丰产坝搞好了，你们一点不收也没关系”。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全社经常搞“大兵团作战”，搞“大协作”，由管理区集中人马，专门搞路边和坝子，根本不承认小队有什么权利，有什么“四固定”，有什么部分所有制。从三月起，“事事协作，时时协作”，挖板田，打田栽秧、夏收、改种、薅秧，一直搞到秋收。要不是整风整社，还要搞秋种“区域化”，“大兵团作战”还要一直搞下去。对于这种领导方法，群众称之为“打乱仗”、“牛推磨”，或者是“鸭子翻田坎”。

　　由于劳力调动频繁旷时废日，弄得社员精疲力竭，怨声载道。抽调劳力搞“协作”，什么时候调，什么时候走。自己的活路没有做完，也得搁起，等“协作”回来再做。结果，栽下去的秧子，有的前边返青，后边还在再栽，有的半边栽秧子，半边种红苕，甚至在同一块田里，种下四个品种，黄的黄，青的青。新河生产队对门寨生产小队三十八个劳力，在田间劳动的三十四个劳力被全部调出“协作”，从古历三月十三日开始，有二十四个人搞了八十五天，十个搞了一百零八天，七月份回到家里，只种上了十点五亩水稻，今年种的一百八十亩苞谷，有一半也是那时候种的。有的生产小队，种下苞谷就没有人管过，草草深到人脑壳顶。群众说：“去年收入高，今年草草高”。但生产队用“望天法”向上边报，还是一、二、三道薅了多少。追肥多少，等等。为了应付“大协作”，社员的办法是：“出工去的晏，活路做的慢，三铧当作两铧干，明知是糯谷，也和粘谷混起栽下田”。鸦桥生产队到大桥河生产队去“协作”，八十六个人、八头牛，去了四天，打栽的三亩七分田，还剩一个角角没的搞完。群众的结论是：“协作、协作，两头失脱，光跑路，不干活，种路边，丢大坡。”

　　为了刮“共产风”，就得有命令风来助威。这个公社干部的强迫命令、违犯乱纪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程度。群众说干部有“四大法宝”，这就是：“一扣（饭）、二搜（家）、三压（压制）、四戴（落后帽子）”。为了推行“大兵团作战”，就先拨口粮，叫社员都在工地吃饭。三角地小队苗族妇女刘世珍（贫农），背着不到一岁的嫩娃娃，东奔西跑，日晒雨淋，娃儿生起病来，小队长不敢准假，隔了两天，报到管理区，准了假，当天背着回去，就死在半路上，夫妇打了一架，至今还不和睦，提起这件事，他们就伤心流泪。这个管理区的社员秦玉文不愿去搞“协作”总支书记王兴国就和副大队长王一泽下手打人，并将秦绑走。秦的父亲见势不好，又气愤，又耽心，当天就上吊自杀。

　　领导生产，不懂生产，不看情况，不听下边意见，说搞什么就只准搞一样，人家安排别样，说什么也不许干。社员批评说：“这些干部象是吃醉了酒，什么事情都反起干”。为了“抢先”完成粮食入仓任务，逼着群众割青，任务还是完不成，便逼着交种子。杨四屯管理区选了四百斤种子，公社党委书记非得逼着人家入仓不可，现在一粒种子也没有了。

　　今年六月间，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就来了个“突然袭击”。乘社员上坡做活路的时候，干部就挨家排户的大搜集。马家屯管理区由城关商店经理王品山带领，民兵站岗，挨户搜查。一个六十多岁的孤寡，有五斤粮食全部被搜走了。老太太哭着去找王品山东要钱，王当场骂道：“你的命是闫王爷的，骨头是雕刻匠的，有饭吃就行了，还算什么账？”社员杨德玉说：“这班干部比国民党还凶，国民党搜家还给信，我们做点粮食都给抄走了，还有什么搞头”。就这样，社员秧也不去插了。

　　乱收自留地，是社员最伤脑筋的一件事。他们说干部对自留地是：“宁可丢，不可修，社员手里是个宝，干部收走一包草”、“自留地来是非多，挨打受气都为它，种、收、管、用都不得安生。”有的自留地社员种时不准种、收时宣布归集体。谁要去搬一个苞谷，就说是“偷”的，规定罚款一元五角至三元，还说这是“省公安厅的规定”。这样一来，这个社的“小偷小摸”比那一年都多。罚款交不起，就把猪、衣服、被子、筷子、锅，什么都拉来抵。饶家塘子有十八户社员，为了自留地，有二户被打，九户被罚，七户被扣饭，户户都“遭”了。社员冉士芬被罚二百元后，说他态度不老实，又加了五十元。

　　个别地方，组织不纯的问题更加严重。杨四屯管理区总支书记徐晓中是个坏分子，群众称他为“恶虎”，见了他都不寒而慄。他打、绑、吊、关人五十一个，逼死一个，打残废两人，体罚社员，花样百出。他见啥吃啥，吃了还拿，集体的粮食和农产品，经常大包小捆地往家里送。他从八月一日在食堂吃饭，到现在只买了十七斤饭票。社员赶场，他拦路抢劫，经常吃宵夜。还要两个妇女服侍。

　　浪费风也曾经风行一时。城关管理区修办公大楼、标兵食堂，修牌坊，扎纸彩共浪费四万七千五百四十元，每户平均五十五点一元，浪费工三万六千零四十五个，相当于这个管理区种田所需的用工。如果用在生产上，可以收粮食六十万斤，每户平均六百九十六斤。但是今年春夏季社员吃饭却贷款一万一千元。

　　“七风”不正，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造成了生产上的严重的损失。群众说今年的生产是“大计划，高指标，水稻不上粪，苞谷不用薅”，这对于公社是个尖锐的批评。在坏分子当权的个别地方，人权更没有保障，社员整天提心吊胆，五心不定，六神不安，有话不敢说。这个公社去年粮食获得了丰收，社员反映是贯彻了毛主席七条十四句话的结果。今年由于没有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指示，粮食减产百分之三十点五，严重的生产队、生产小队减产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城郊管理区去年收入粮食一百二十五万斤，今年为六十七万斤，减产百分之六十四点四。总收入每人平均一九五八年为五十四元八角五分，一九五九年为四十二元四角，今年预计只达二十二元八角，由富队变成了穷队。群众说：“今年减产，是三分天灾中，七分人祸”。

　　我们作了一个调查对此：公社有二十七个生产小队，由于刮“共产风”，受害特别严重，粮食平均减产百分之四十二点八；但是，只有十三个生产小队，由于顶住了“共产风”，坚持执行党的政策，粮食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九。比如，为了抵制乱调劳力，锁寨管理区宋家洞生产小队的办法是，男的报生病，女的报坐月，分散下地，隐蔽干活。马家屯管理区友爱小队队长马文全叫社员天不亮就上坡，包谷薅了二道，追了二道，去年苞谷收一万五千斤，今年收三万五千斤，获得了增产。这就很好地说明了有些生产队，减产的真正原因在那里。

　　为什么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老是纠正不了？为什么党的政策老是不能贯彻执行？为什么经过今年的农村“三反”，问题还这样严重其主要根源应当从各级干部中来找，从他们对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指示的情况和工作作风方面来找。

　　从县委领导上看，他们自己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和决议，坐下来进行认真的研究是不够的，执行时结合当地具体情况也是不够的。认为政策已经讲过好几篇了，贯彻下去了，问题已经不大了。对下面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政策教育，理论教育抓得很差，并且提了很多不切合实际的过高过急的要求（当然其中有了不少是由上而来的）。布置工作时，往往是任务、时间要求具体，而对政策和方法交代不够，越到下面，就一点也不讲了。执行政策缺乏明确性、坚定性和灵活性。对于不执行党的政策和以“共产风”为首的“七风”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误认为这是一种“积极性”，是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县委的“官僚风”是相当严重的，对所属各部门控制不严，分散主义的现象普遍存在。城关公社是个典型的“灯下黑”的地方，问题很多。县委检查说：“过去是光跑远地方，不管脚底下”，对这些严重的问题知道得是很少的。这次鸣放揭发以后，才大吃一惊。执行政策缺乏严肃性，对错误的东西纠正不坚决，甚至当成经验去传播。对坏人姑息迁就，缺乏高度的政治警惕。杨四屯管理区是县委的老重点。但是，坏分子当道，为非作恶，任意压迫群众，长期未作处理，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因此，这次整风整社也就是县委整风的开始。

　　从基层干部来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他们热情很高，干劲很大，但是水平不高，经验不足，毛病是不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指示，办事不与群众商量，思想认识模糊了，政策观念淡薄了。在很多问题上，是非不明，界限不清，存在着十分错误的想法。比如，他们认为，大兵团作战，才象个集体的样子，才便于领导，才能防止群众瞒产私分。一提搞突击，就只准搞一样活路。大搞群众运动，就是不分你我。群众有点小自由，就会影响集体生产，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有的怕反右倾，就抱着“宁左勿右”的态度，明知有问题也不敢提出来。他们最大的危险，就是凭自己的想象代替政策，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政策合自己的想法就讲，不合自己的口味就“封”起来，甚至为了执行自己的“主张”，私自瞎搞一套规定，假借说是“上级的政策”、“党委的决议”，作为蒙哄群众的一种手段。这样，越不贯彻执行政策，群众越不能发动，干部越着急，就认为是群众落后，敌人破坏，非整不行。于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什么办法都来了。乱搞的结果是，群众更加不积极，生产更加搞不走，造成“骑虎难下”之势，就更不讲政策，如此恶性循环，越陷越深。也有一部分干部对待党的政策极不严肃，为了“出风头”、“夺红旗”，自己乱出点子，乱兴花样。极少数地方是坏分子故意歪曲政策，欺压群众。过去搞整风整社，采取的是小手小脚的办法，由他们自己去整自己，结果很多人没有整到自己头上，问题严重的，特别是公社、管理区两级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滑过去了。

　　今年的农村“三反”运动，总起来看，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三反”的斗争锋芒主要是对准贪污、浪费，比较起来，对这两风搞的狠，搞的臭，而对其它五风搞得很不彻底。因此，今年再进行一次整风整社是完全必要的。这次整风整社，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一、提高干部思想，端正工作作风

　　这次整风整社运动，是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次大总结，大检查，大清算，大提高。干部的思想斗争是复杂的，激烈的。运动开始，我们提出必须通过整风整社，教育、培养、提高干部，彻底转变作风，树立坚强的政策观念珠，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因为各（下缺）

　　· 来源：

　　贵州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