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贵州）农村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贵州省委工作组）

　　上缺）（市）五级干部大会上，曾经揭发了某些农村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州、县委领导同志到某些重点地区进行调查访问，看到的情况比原来揭发的ＸＸＸＸＸ，现将几个典型地区的情况报告如下：

　　三都县周覃公社，以党委第一书记陈道远为首的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关心群众，阳安管理区和三洞管理区板难生产队发生肿病死人情况后，他熟视无睹，置之ＸＸ，并且大搞“反瞒产”，大献“光荣粮”，甚至以停止供应、克扣口粮等手段对待，致使肿病蔓延发展，全社因此而死亡者达一千三百余人，劳动力瘦弱情况也相当Ｘ，近公社所在地的周村寨，能出工的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板盆寨ＸＸ占全寨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一户贫农三口人全部死光。此一严重情况，不向州、县委报告，也不准下边向上级反映，对反映实际情况者施以打击报复。如党委常委、财贸部长杨承忠同志，在一次有州委检查团贾成山同志（州计委副主任）参加的常委会议上，反映了上述死人问题，当即受到陈的忠实打手——副书记岳赞ＸＸ部分臭味相投的常委的攻击，给杨扣上了“观点有问题”、“与党委不一条心”，ＸＸ会后，还对杨连续辩论斗争三次，党委会也不准参加了。陈在党委内部制造分Ｘ，一方面对坚持原则、积极工作的干部予以打击，谁不合他的心意，则以“辩论”、“ＸＸ”、“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送劳动教养”等恶劣手段威协。有的常ＸＸ其威协所吓倒，当了俘虏。加上陈有意识的拉拢了一部分臭味相投（犯过错误，未ＸＸ拨，对党不满）的常委当其帮凶，致使常委领导核心形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一Ｘ外Ｘ，为非作歹，包庇坏人坏事，群众受到很大损害。最突出的是纵容阳安管理区组织的胡作非为。这个管理区的基层组织已经全部烂掉。总支书记潘再芳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副书记蒙显富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管理区主任谢庭清是一个坏分子，其余ＸＸ管理区干部有的腐化堕落，有的消极怠工。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干部有的被五类分子ＸＸ，有的是富裕农民当道，有的是蜕化变质，个人主义严重，作风异常恶劣。在潘再芳指示下，全管理区一律扣发了一个月的口粮。新乡生产队副队长莫天孟（党员，贫农）向潘反映家已断粮，潘不仅不听，反而将莫斗争两次，致使莫家七口人死了五口，只剩下两个小孩子了。全管理区因断粮、浮肿而死亡的达三百七十一人，其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三，群众因饥饿、瘦弱出不起工或偷了一点东西吃，他们则以捆绑、吊打、罚款等对待群众，经潘亲手捆打的群众则有八人，还诱奸了五个妇女，在潘的影响下被捆打的群众有三十四人、被罚款的群众七人（金额七十九元）。尤其严重的是，派到该管理区检查粮食问题的县粮食局副局长程光宏、公社党委副书记潘××，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支持助长了潘再芳的违法乱纪行为。他三人于二月十四日在新乡生产队召开的二十三个队干参加的所谓“反瞒产”会议上，由民兵站岗放哨，逐个审讯，当场捆绑吊打九人，使与会者敢怒而不敢言。

　　三都县水龙公社党委委员、政法部长吴远同，捆绑、吊打群众成性，一九五八年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自去年下放到塘州管理区以来，不仅没有悔改，变本加厉，经他亲手捆绑吊打的群众就有三十人，在他的影响下，管理区一级的八个干部中，除了一个妇女副主任外，其余没有一个不辱骂群众的，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九以来，全管理区被捆绑吊打的群众即达一百六十九人，其中贫农一百二十九人，占百分之七十六），因此而致死的十二人，残废的二人，有的被打怕而外逃。他们摧残群众的办法有：吊四肢，枪托打，罚劳役，关押，罚跪，斗争，游寨等，有的还被搜身、搜家。被害者除个别是五类分子、有破坏行为外，绝大部分是基本群众，有的因为有些小偷小摸，有的因病未出工，有的纯属阶级报复，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贫农潘×、潘实被关吊打以后，成了残废。羊落生产队队长吴远（富裕中农）于今年三月十一日命两个小学生（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三岁）去讨野菜，菜未讨到而被扣去口粮，这两个小孩因饿而偷了食堂的饭，被吴活活打死。贫农王斗和他的儿子王本也因此而致死，该队这样前后共杀害了八条人命。贫农陆小金被捆打后，身上的十元钱也被吴远同搜去，此外，还有罚款，全管理区仅据今年二、三两个月的统计，被罚款的群众就有五十三户（贫农五十户），罚款总额占一千零二十元，最高的一人达五百元，最低的四元以上，社员潘科，因偷了保管员一碗饭被罚款三十元，限期三天没有交清，又加罚六十元，潘把钱交清后，气愤跳江自尽。吴不仅如此，而且到处杀鸡宰鸭、×吃×喝，吃鸡要吃过瘾，有一次吃了一只瘦的，还嫌不满足，又杀了一只肥的。他还规定：凡是杀猪杀牛，都要把后大腿留给他吃，违令者，他就拿着枪威协说：“你长了几个脑袋！老子枪毙你！”，他对于群众疾苦根本置之不理，并经常对干部和群众说：“你们是饿饭还是×力？”、“你们死的越多，我越高兴”、“这些病人(指浮肿病人)，最好集中一起用机关枪扫死”……等等，致使该管理区从元月份以来，就死亡二百五十二人，其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九十四点四，因此，引起群众极度愤恨，背地里把吴×ד恶霸”，并说“比国民党还要恼火”。

　　瓮安龙塘公社新华管理区，小队以上干部四十人中，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的二十人，占百分之五十。其中，以管理区总支书记王天祥，新华生产队长周少奎，场坪生产小队长刘兴奎等三人最为严重。王天祥不仅亲手打死了贫农社员任振华、杨雄，而且还支持坏分子行凶作恶，残害群众，致使全管理区十六个生产小队没有一个队不打人的，仅下场坪生产小队被捆绑吊打的群众就有十三人，群众向王控告该小队长刘兴奎的罪行，他反赞扬刘是一个“有干劲，有魄力，顶呱呱”的好队长。此外，他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并且与食堂会计傅明海（坏分子，一贯道，现在仍经常以念经为名，克扣钱财，念一次经就要五块钱）勾结在一起，经常煮宵夜吃，甚至连供应病人的猪油、猪肉都吃光了，并让他的儿子拜傅为干父。连他在内，全管理区有一半以上的队长、会计贪污卡粮，有六个小队为坏分子把持，他们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危害群众。他所赞扬的所谓“顶呱呱”的小队长刘占（以上写作“兴”）奎，原来是一个坏分子。刘上任不到×个月，就吊打社员六人。如贫农李超云的爱人，因怀孕临产不能出工，刘便拳打足踢，致使李的爱人流产，产后，刘数天不给口粮，还强迫她出工，她不能出工，即扣全家的饭，致使全家饿死三口。又如十三岁的小孩朱文广，因偷了一点东西，即被刘将右臂打残废，吓得朱逃到坡上不敢回家，打了小孩还不甘心，并把朱家的锅和被子都拿走了，甚至要脱其父朱道德的衣服。刘还利用扣饭手段而贪污。全小队十八户，被其扣饭的即有十户，有的被扣达七十顿以上，并因扣饭而害死了一条人命，从中贪污粮食五百余斤。同时，刘还勾结地主肖立德和劳改释放犯姚树清等捏造事实，嫁祸于人，攻击党团员、积极分子。如今年元月份，刘兴奎等私自开仓偷窃了社员的口粮，他等即在群众中造谣说是共产党员黄义后偷的，逼得黄的全家要上吊杀（未遂）。生产队长周少奎（富裕中农）也是一个扣饭、打人的能手。贫农杨明轩一家即被周扣饭一百多顿，杨的爱人与他说理，他就诬蔑杨的爱人破坏食堂，并吊起来打，打了以后又调戏她，逼得她逃跑在外，至今下落不明。由于扣饭、吊打，周共害死两条人命，打残废一人。该小队仅有五户贫农，全部被周赶出小队，并将两个团员打击得抬不起头来。这个管理区由于邪气上升，正气受到压抑，因而群众愁眉苦脸，情绪低落，生产搞不起来。

　　独山六硐公社，由于某些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因此而逃跑广西（具体数字待查）。有的流落在山头，搭起草棚从事开荒生产，有的大姑娘在广西找了婆家，有的有夫之妇又与别人结了婚，影响极坏。如西京管理区副主任陆庆芳，就亲自指示捆绑、吊打、罚跪、背石头，被捆绑吊打的共十六人（贫农十一人，中农五人），生产队长龙顺才（贫农）被罚背磨子后，病了十多天，以后即逃往广西。又如贫农陆炳清因偷蜜蜂而被关押了两昼夜，商店干部熊可才、杨昌达又罚陆背磨子，当场吐血，三天死去。

　　罗甸县罗悃公社，从公社党委书记到生产队干部都有轻重不同程度的贪污。党委第一书记周松坤，在州委工作团到来之前，从未进过“书记食堂”。该社因肿病死亡百余人，也从未向上级报告，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几个书记私开小灶，并将病人的红糖、猪油合伙并吞，贪污分子交来的赃物，又被他们贪污了。全社普遍发生了三扣，一扣瞒产私分的人的口粮；二扣不出工的饭；三扣节约的粮食。三扣的结果，使群众平均每天只能吃到四、五两，扣下来的粮食均被干部贪污了。公社党委对于某些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也不闻不问，纵容其行凶作恶，惨害人民。罗苏管理区总支书则是一个混入党内，窃据领导权的土匪连长，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并且策划偷杀耕牛，纵火烧山，破坏生产。仅烧山一项即使国家损失三千余元。并且借粮食问题，大肆攻击共产党。该管理区的龙井生产队和沟亭管理区的播书生产队，都系富裕农民当道，贪污Ｘ产，乱杀耕牛，为所欲为，贫农没有发言权。

　　上述情况，各地都有轻重不同程度的发生。从这几个典型地区的情况来看，这不只是干部作风问题，而且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相当复杂而尖锐的。这种斗争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反映也是明显而深刻的。这些地方，往往与基层组织不纯有关，有的为五类分子所把持，他们利用职权、披着革命的外衣，进行种种惨无人道、残害人民、令人发指的阶级报复活动。有的是富裕中农当道或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权，他们抵抗党的政策，借粮食问题兴风作浪，胡作非为，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有的虽然出身于贫农，但经不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侵蚀而蜕化变质，沾染了一种国民党作风。其中也有一部分因为工作方法不当，好人办了蠢事的。所以，这些地区往往两类矛盾并存，互相交错，邪气一时占了上峰，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压抑，党的政策不能贯彻执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泛滥，各项工作长期落后，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此外，这一严重情况的发生，与州、县委和某些公社党委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也是分不开的。塘州管理区那样严重的问题，水龙公社党委还一直蒙在鼓里，反而在吴远同的欺骗瞒Ｘ下，把该管理区评为红旗单位，把吴远同视为“能干”的好干部，三都县委还在这里开了现场会，可见了官僚主义已严重到何种程度。过去，州委在这一方面，也是思想麻痹，往往单听一Ｘ，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够，致使问题长期不能发现。造成严重恶果，对此深感痛心。应该深刻接受这一教训，认真检查纠正错误。

　　州、县委发现上述问题后，一方面在县五级干部大会上，选择典型进行了处理，一方面分别派出了工作团，到几个典型地区进行调查访问，事实一经查清，就当机立断，进行了严肃处理。各地一般本着这样几个原则处理的：（１）凡属基层组织全部遣返的，采取坚决态度，重新组织新的领导核心。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严惩反、坏（下缺）

　　· 来源：

　　贵州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