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渭县委制定的四级核算制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吉川公社带来的严重恶果

　　<通渭省委工作组>

　　通渭县委在59年制定的四级核算制，生产、生活大包干，牲口下放到户，土地谁种谁收等各种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在干部和社员中进行了广泛的传达和贯彻执行。在政治上、生产上、生活上给党和群众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由于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通渭县从59年三、四月份起到60年的元月底止，不论干部群众，党内党外都处于混乱状态。

　　一、农村的资本主义思想大大抬头，富裕中农和一些党内的不坚定份子、不积极出勤或干脆不出勤，立即准备单干，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处在暂时有利于富裕中农及其他敌对份子的状态。

　　在宣传了牲口分散到户喂养后，全公社的牲口，便很快的全部下放到了户。在下放中，富裕中农和基本群众均认为这是重新分配牲口、实行单干的开始，于是抢拉、抢要母畜、好畜和自己折价入社的牲口。如许家堡大队第二小队老上中农张万军，当听到宣传牲口下放到户后，便马上盘好了已拆坏的驴槽，到第四小队要他的毛驴。当牲口下放后，水连大队上中农苟成帮，拉了队里的一头大骡子后说：“这就有了干的了”。一些上中农，这时便在群众中造谣煽动，拉队里的牲口。如司家川大队上中农司珍荣给群众说：“你们还不拉牲口去，你们把社会认识在那里着哩！”这样煽动之后，该队贫农司玉川也把他折价入社的一头毛驴拉回去了，金城大队上中农牛占川更进一步的造谣说：“秦安把土地已经分划了，我们这里也快了。”在开始宣传牲口要私人喂养时，大多数贫农坚决反对。如贫农张志华说：“牲口私人喂养，人人成了饲养员，又费劳力，又挣不下工分，队里的生产也搞不好。”但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对贫下中农动员说服后，全公社的牲口都实行了私人喂养，结果队里调不来，大大影响了集体生产，影响了适时耕作。

　　在牲口下放到户后，许多上中农便积极准备单干、不出勤，又听到要实行谁种谁收后，更积极的去窃取公有化的农具，抢种大队的土地，许家堡大队第八小队上中农张换江，不但抢种了队里的一亩土地，而且将队里的十多条口袋、五根麻绳、四个粪背斗、五个犁铧也拿去了。司家川大队上中农牛进昌听到牲口下放，谁种谁收的政策后，将队里的一头骡子拉去、抢种了队里的土地20亩，他弟弟牛保仓一个月没出勤。司家川的五户上中农，就抢种土地44亩半。该大队的支部付书记马得荣(老下)也积极带头抢种队的土地八亩，并给社员说：“湖南的土地，已经全部下放了”。

　　在这种农村处于思想混乱、资本主义思想大大抬头的情况下，破坏生产和放弃对生产的领导是非常严重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纪律以及各种经营管理制度大大松弛散涣，如司家川大队在59年便荒芜了土地460亩，占该队良田面积的9．1％，后来看到单干不成，便进行破坏。上中农牛进仓在夏收中就把队里的麦子，往他家里挑了两担，并说：“有我几十亩地，两头骡子(他入社的)有我的呢！”在播种冬麦时，不往地里上粪，贫农司立顺对他说：“要种好哩”，他回答说：“胡里胡涂扬上就行了，你还想吃这麦吗？”许家堡大队的上中农张换江将队的一棵杨树砍了，并说：“先下手为强”。又如该大队一小队在富裕中农的思想影响下，于1959年7月13日把20亩还未成熟的豌豆，由社员瞒着吃了绿豆角子，队里没有收一点。该队在前任支部书记老下中农蔡明俊的纵容下，又将模范人物七姐妹培育的未成熟的丰产包谷，将棒子抢收了。

　　二、基层干部和农村党员中的自私自利思想有了新的发展，造成调动不灵，大集体缩小。在推行四级管理制中，由于将一部分所有制给小队下放，小队成了分配单位，实行生产生活大包干，因而有些人就不顾大队和国家的利益了。

　　吉川公社在公社化前有14个高级社，即有14个分配单位，由于推行包括所有制在内的四级管理制度而分为82个小队。这样一来就调不动了，如当宣传了队包队、个人包个人后，当公社组织运输队时，丁店大队第六小队要一个骡子，调了三次都没有调来，有的大队并积极向公社要社办工业。如许家堡大队张俊向公社要了几次兽医防治站和家具厂，说什么：“我们把锅烧开了，公社把米下上了，公社是冷手抓了个热馍馍”。在讨论大包干时，又主张把马家岔十二户人家的一个小队再划为两个小组，将牲口、土地、农具下放到小组，并说：“越小越好，生产的好了多分，生产不好少分。”甚至有的要把地主单独组织小队说四、五户一个队最好，最能发挥积极性。在这种越小越好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四级所有制的分配单位大大增多了，把已经在高级社时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又重新恢复了，提出了小队与小队之间的穷富问题，甚至有的提出小队之内的穷富问题，加大了农民之间的矛盾。

　　实行生产生活大包干时，推行包工到户，收获包到小组中，在上马小队还有个别小组，将收获包到户。在59年10月间召开的农业会议后，县委书记处书记雷炳焕便将生产，生活大包干的内容具体化了，提高生产、口粮、种籽、公购粮也要包到户，并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一些基本群众反映说：“这和单干时差不多了。”这时，农村中的自私自利思想大大向前发展了，只顾本小队，只顾个人，不顾集体和国家，不积极交纳公购粮，如金城大队在58年未实行队包队，个人包个人时，公购粮如数交清了。在59年由于实行队包队便互相推托、观望，结果有10万余斤购粮没有入仓，而且还闹粮。阳川大队第三小队的一个小组将准备交的800余斤购粮也私分下去了。金城大队第五小队怕粮食多了交的购粮多，因而就将三十二亩包谷也全部不报了，分给了社员。

　　三、由于县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及时得到纠正，大大挫伤了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如丁店大队支书丁玮说：“那时候把人闹糊涂了，我想来想去共产党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只能由小到大，总不能由大变小。”贫农张吉华也说：“那时听说秦安的牲畜、土地都分下去了，工厂的工人都回家务开庄稼了，我想解放十年了，没想到今年成了这个样子。”有的对公社化的优越性也发生了动摇，如贫农王继祖说：“我也变不来，怎么公社不如高级社，一年不如一年，高级社地务的好，打的粮食多，过去吃的白面馍馍和猪肉，粉条子，现在没吃的。不计工分，老实人吃亏，干部还说生活安排好着哩！收庄稼时把人调去加埂子，我就不管，跟上走着怎么搞。”贫农张三九原来劳动很好，现在根本不劳动，他说：“我把活计做了，富裕中农说我有粮呢！”

　　对食堂化不但不积极支持，反而采取了打击的办法，如苟岔大队五小队有五户贫农，在动员回家吃饭时，这五户贫农，坚决不散食堂，小队长王新华给这五户说“回去吃饭可以吃好”，这五户贫农还是不愿散，后来王新华便采取了不回去只给吃稀汤汤的办法，并说：“不散就是不给饭吃，回去的就给饭吃”。结果这五户贫农最后只得散伙。许堡大队前任支书张俊在社员家吃了一顿饭后说：“现在象世事了，搞食堂时，连个人情事故也没有了”。

　　四、普遍搜粮造成了农村形势更加紧张，基层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混乱，给党和群众造成了更大的损失，由于推行四级责任制，实行生产、生活大包干，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大发展后，全县公购粮入库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县委采取了非常措施指示各公社组织整社团，在群众中搜查粮食，当时从县到公社，在电话上一日三查：早上查准备，中午查行动，晚上查效果。吉川公社于59年11月25日从各大队抽调了五百一十一名干部和党团员积极份子组织了整社团，在全公社普遍进行搜查。共搜查了1655户，占总户数的64％，共搜查出各种粮食102，036斤，平均每户搜出61斤多。全公社共有十一个大队，搜查最厉害的有六个大队，如金城大队整社团由公社团支部书记带领了85人，住了40天左右，搜查中提的口号是：“反复扫荡，彻底清查”。在这个口号下，全大队303户，户户都搜过了，而且一户要搜查好几次。各地在搜查中，不只把粮食拿走，而且磨下的面也要拿走。同时混入整社团的一些不纯份子，乘机乱翻乱拿，将群众的其他东西如毛巾、香皂、布、钱及其他一些物件等也拿去了。如杨景春在苟岔大队拿去社员孟春香(老下)的钱120元，毛线12两，并偷去王荣得布4尺、肥皂一块、麻二两。吕克俊拿去司家川社员司盛祖的布7尺、人民币4元、肥皂一块，还拿去第四小队一个社员的人民币三元。牛坡大队牛森林去水运大队搜查时，拿去社员牛振兴的核桃一千颗，卖了15元自己用了。

　　搜查中因打群众的现象也是严重的。据统计全公社在搜查中，共捆打群众263人，还有被扣被劳教的，如司家川大队在搜查中，竟有35人被捆，其中还捆了一个十一岁的娃娃和一个六十三岁的老汉，公社的一个干部在司家川群众会上说：“完不成粮食任务，他要背几张人皮到公社。”群众现在说：“一百张也早越过了。”被搜查比较彻底的是贫农，因贫农的粮食一般都是放在明处，不怕批判冒尖。许多群众为了不被搜查走，到处转移粮食，同时也大吃大喝起来了，金城大队贫农吕翠香有几十斤面不管藏在那里都觉得不放心，于是就自己背上转了几天山沟。同时在整社团人员吃饭没有定量，大吃大喝，一天有吃四顿饭的，搜去的白面留下自己吃，杂面交国家，司家川大队的整社团一顿一人要吃一斤白面，二斤洋芋，夜餐一人三斤洋芋，两天一人一盒纸烟。

　　搜查团搜查粮食的结果，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农村形势更加紧张、五类分子乘机造谣煽动，群众思想更加混乱，打乱了社员的集体生产和社会主义生活秩序，粮食更加深藏密窖了，不敢公开吃饭了，大吃大喝的现象也发生了，被搜查比较彻底的贫农马上遇到了实际困难，在搜查结束后农村便马上掀起了闹粮之风，上中农及五类分子在群众中大肆活动，说：“谁不剥树皮，谁家里就是有粮，谁积极劳动，就是谁家里有粮。”如团员张芳兰带头生产并动员其他社员时，上中农张克叶便打击说：“她叫人是家中有粮”。以后她也不敢叫人生产了。贫农王吉祥说：“我去年苦了一年，分了些粮食这次把我二百多斤粮食全部拿走了。我也变不来，挣下工分是闲的，我想今年下来分一斤吃一斤，分二斤吃二斤，节约下来是闲的。”所以在搜查结束之后，到处叫喊缺粮，剥树皮开始了。好些社员睡觉不出勤，生产基本停顿，吃死娃娃的怪现象也出现了，宰杀破坏耕畜的现象也开始了，病号也增多了。宰杀牲畜、偷盗仓库的事件连续不断。

　　 通渭省委工作组1960年2月22日

　　（批印人：原宪文）

　　（已印发：各常委、秘书长、良才。　共印25份）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印发）

　　·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