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信阳地委批转新安店人民公社关于“整社”“三反”运动中改造三类队的专题报告1960.05.01

　　（各县、市委、公社党委：）

　　确山新安店人民公社，整社、“三反”运动中改造三类队的专题报告，转发你们参考。从报告中看出三类队的情况是严重的。仔细阅读一下很有教育意义，可以克服某些同志的麻木不仁思想，可以鼓足更大干劲，千方百计把三类队工作做好。到三类队工作的同志，更要认真组织学习，以便更好的完成改造三类队的任务。

　　希望你们能够受到教育，下最大决心，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到三类队去，不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决不收兵。在工作中要切实注意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坏人坏事（包括好人办坏事），同时，还要放手让群众表扬好人好事，这样，可以使那里的干部和群众既接受教训，又有明确的前进方向。

　　 1960年5月1日

## 确山县新安店人民公社“整社”“三反”运动改造三类队的专题报告（草稿）

## （一）

　　新安店人民公社位于确山东南边沿，是确山、正阳、信阳三县的结合部，半山半丘陵地带，面积二千四百五十平方公里，有六百七十三个自然村，可耕地二十七万四千零六十亩，人六万七千口，每人平均四点一亩，是个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地区。解放前这里封建势力浓厚，社会情况复杂。孙星南、韩玉和，韩玉明等匪首的活动中心，是1920年（此处脱印4字——编者）事件的策动者——耿明（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的巢穴。群众说：“当时这里有三多——土匪多（此处脱印134字——编者），该社至今仍就处于落后状态。全社三十一个生产大队，其中，一二类队二十五个，三类队六个，占大队总数的19.3%，五百一十六个生产队中有一类队二百零六个、二类队二百零五个，三类队一百零五个，占生产队总数的20.7%。在六个三类大队中有三类生产队三十七个，占这六个大队一百二十五个生产队的29.6%。三类队的特点系：在这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此处脱印88字——编者）的情况是复杂多样的，从这里的情况看，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反动势力很大，基本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地富反坏纠合起来，操纵了基层组织的领导，采用各种方式压迫群众，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反动势力占统治地位。这里边又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地富反坏势力直接操纵了领导权。他们在那里明目张胆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如新安店大队（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庄生产队，（此处脱印一字——编者）正副队长、事务长、记工员四个干部中，有地主二人、富农一人、富裕中农一人。他们公开抵制党的政策，去年隐瞒和私分粮食四千斤，合伙盗窃铁路建设器材元木，破坏国家建设。富农桂林义（事务长）强吃硬占，克扣群众生活，反而倒打一耙，公开向中央写信诬蔑说：“你们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让群众吃饭，并且咒骂我们还不如国民党……等。反动富裕中农桂保元（队长）直到今年二月还公开讨要土改前放给群众的高利贷六元。第二种是地富反坏势力利用宗族私人关系，拉拢亲信。打入基层组织，他们在幕后操纵了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如李新店王德生产队，队长王德，中农成分是大地主、伪保长张其真的表哥。事务长王久明（贫）是过去张世真的跟班的，他们利用职权安插同党到饲养室、食堂等生产、生活的要害部位。在今年三月整顿食堂前该队四个食堂炊事员中有一个地主，“整顿”增加为三个地主，留下的一个贫农炊事员朱秀臣的爱人被排挤打击的无法立足，要求调动，他们把持饭勺，秤杆，给其同党多打饭，打稠饭，打面多菜少的饭，给贫农、下中农少打饭、打稀饭、打菜多面少的饭，坑害群众，并极端猖狂的公开叫喊“要把地主养的胖胖的，要把贫农饿的瘦瘦的。”结果恶计实现该队现有的十一名浮肿病患者全系贫农。

　　二、资本主义势力占居优势，富裕中农把权当道，他们利用职权处处为富裕中农打算，排斥和歧视贫农、下中农，抗拒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其中，也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富裕中农和地富反坏纠合起来，形成反社会主义势力，如朱庄生产队长李三当过十年伪兵，于一九四八年被俘释放。妇女队长孙玉珍（老上中农）来历不明，其亲哥孙斗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刑八年）与事务长勾结一起，克扣群众生活，打击群众。队长李三让其妻（系已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刘恒力的家属）带的孩子刘国（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冒充贫农成分，出席县群英会。第二种是富裕中农直接把持基层组织，反对社会主义，贪污、多占、违法乱纪、仇视和打击贫农、下中农。如韩冲生产队在正副队长事务长三个干部中有富裕中农二人、中农一人，他们长期以来窃取领导地位，勾结一起采取贪污、多占、停伙（即不让吃饭）等办法剥夺群众生活费用，自去年以来贪污、多占一百七十余元，红薯七百余斤、盗窃粮食，反而嫁祸于人，吊打群众。

　　三、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把持了领导权，这些组织中的领导成员虽系贫农出身，但由于政治思想蜕化，他们抵触党的方针政策，对集体事业莫（应改为漠——编者）不关心，热心发展资本主义。双河大队北夏庄生产队长郑云和事务长虽系贫农出身，但由于政治蜕化，思想长期落后，去年以来，只顾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不管生产，不关心群众生活，更不管政治思想工作，致使资本主义思想得到蔓延和发展，在社员中比较普遍的不关心集体生产，不爱集体财务，热心经营自留地（该队每人平均二分），这些自留地都是粪多水足，工夫大，自留地所产的蔬菜等物除自己食用外，大部分自行出卖了，但是集体生产和公共财产，则很少有人关心，全队二十二头牲口，去年以来即死掉十二头，严重的影响了生产。

　　四、少数基层组织，因干部能力太弱，领导无力，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或者由于党员干部之间、群众之间长期不团结，严重的削弱了基层组织和社会主义力量。在这里资本主义势力也趋向抬头状态。如王堂大队贾庄西队，队长蔡西盲（贫农）和妇女队长蔡李民（贫农）各拉一派，长期不团结，互相攻击排斥不作工作、不关心生产和生活，全队五十三头牲口去年以来死亡了三十四头，食堂管理不善，最近几个月连续发生食物重（应改为中——编者）毒三次（据现有材料看多是不卫生，食物变质所引起的），群众思想非常混乱，资本主义思想有所抬头。李新店大队张柴生产队长张柴（贫农）领导能力很低，遇事少谋寡断，没有主见，常常找阴阳先生张建三给出主意想办法，群众称为：“老奶奶”，全队一百六十口人吃饭，只有一口锅，经常喝不上开水和稀饭，群众意见很大，也不想法解决，严重的影响了群众生产情绪。

## （二）

　　从这次运动中，三类队暴露的问题看，已经死亡的阶级和即将死亡的阶级，他们还千方百计的采取各种形式或企图死灰复燃进行垂死挣扎，他们拼命的争夺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一旦把权利夺到手，对贫农、下中农特别是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分子，实行丧心病狂地打击，甚至置于死地而后快。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了生产的发展，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痛心的损失。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地富反坏和富裕中农直接和间接的把持和操纵了领导权，给封建残余势力撑腰，为资本主义势力服务。据六个三类大队的了解，共有党员一百四十八人，其中：（此处脱印30字——编者）人），占80%；富裕中农的二十七人占18.2%；富农的三人占2%，从他们的政治面貌看，有国民党员二人、三青团员一人，伪军（此处脱印2字——编者）（于一年以上下同）十二人，蜕化变质分子六人，坏分子一人，有其它比较严重问题的（此处脱印20字——编者）被辩论斗争过的十人，犯有其它严重错误的五人；从这次运动中暴露的问题看，属于好人好事的一百一十二人占75.7%，属于好人办了坏事的二十二人占14.86%，属于坏人办坏事的十四人，（其中包括富裕中农办了坏事的五人）占18.5%。有大队干部七十七人，其中：贫、下中农五十三人（贫农三十三、下中农二十人）占68.8%；富裕中农二十一人，占27.6%；富农、地主各一人占1.3%。从他们的政治历史面貌看，有三青团员一人，保丁（干一年以上下同）三人、坏分子六人、敌伪军政警宪十人，其它八人，从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看，被斗争辩论过的六人，犯比较严重错误的七人，从此运动暴露出的问题看，属于好人好事的四十七人占61%，好人办了坏事的二十三人占27.7%，坏人办坏事的九人，（其中富裕中农办坏事的四人）占11.7%。有小队干部（正副队长、事务长、记工员）四百四十一人，其中家庭是贫农、下中农的三百七十八人，（贫农二百（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十人）、占85.8%，富裕中农四十八人，占10.8%，地富十一人（富农户）占2.45%，其他五人占1.13%；从他们的政治历史看，有三青团员一人，国民党员（此处脱印13字——编者），坏分子九人，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三十九人、蜕化变质分子（此处脱印一字——编者）人，其它十六人；从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看，土改被斗争过的三人，镇反被判过刑的一人，社会主义教育“三反”运动中被斗争辩论过的十八人，从这次运动中暴露的情况看，属于好人好事的二百九十七人占67.3%；好人办坏事的九十七人占22%；坏人坏事的（此处脱印一字——编者）8人（包括富裕中农办坏事的十七人）占10.7%。从某些大队或生产队看组织部纯的现象就更为严重，甚至有的基层组织全部被地富反坏指挥。如关公庙大队十一个干部中，就有贫农、小中农五人（贫农二），而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就占了六人（地主一人、富农一人、富裕中农四人）总支书记李善臣（富裕中农）历史上曾参加过我新四军，被浮后，叛变革命当伪甲长、保丁为敌人效劳，解放后当了基层干部，和地富反坏来往甚密，先后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地、富、伪保长等六人拜把子认干亲。有人通过李的介绍打入我铁路、卫生等部门。

　　新安店大队六个三类生产队有正付队长、记工员、事务长等二十二人，其中贫农、下中农有七人（贫农五人）下余十五人均为地主、富农、五类分子和富裕中农（五类分子六人、富农二人、地主三人、富裕中农三人）他们勾结同党，欺上压下，专为地富反坏撑腰，打击贫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如大韩冲生产队付队长代杰兰（小土地出租反革命家属）、事务长任殿奎（伪保长）、记工员张善利（地主父是反革命分子已被镇压）和反革命分子张三立勾结队长王爱卿一起奸污妇女盗窃群众口粮和种子一千余斤，当大队要调整他们的工作时，就张牙舞爪组织其同党一面假借群众名义写申请，派人到大队胡闹，一面更恶毒的迫害群众，不许向外人暴露实际情况，企图维护他们的反动势力。

　　二、对广大社员、贫农、下中农、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进行疯狂的打击，肆无忌惮地对群众进行非刑吊打，离间党和群众关系，严重地挫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关公庙大队的十一名大队干部中有九人非刑吊打群众。大队干部私立拘留所，经常扣押群众，最多的达二十余人。大队部房梁上因时常吊人，勒划的深痕至今还在。他们违法乱纪的形式很多，有捆、绑、吊打、扣留、跪铡牙、跪石子、跪碗片、往咀里抹驴粪等十六种之多，生产队长任云在反瞒产中硬性逼迫吴妮拿粮，吴妮说没有，即将吴妮捆起来，惨无人道让跪铡牙上。王堂大队支部书记夏云朋亲手毒打群众十二人（其中小队长三人贫农七人），在他的影响下，十五个生产队长有十三个打人的。曾一度形成社员怕干部，干部怕书记的恐惧心理。小韩冲妇女生产队长荣香（父亲是土匪），事务长韩福法（富裕中农）和地主合伙贪污盗窃食堂粮食和种子。仅元二月窃偷红薯种七百余斤，二月十日他们偷红薯后，反而企图嫁祸于人，诬蔑是附近的韩元娃偷的，并组织了数人到韩家搜查，结果未能如愿，又到韩元娃厕所检查，说拉的粪是红薯粪，将韩元娃夫妇二人吊一顿，并罚款十元，韩因未偷不认，他们即决定扣韩元娃，被折磨的无奈，哭告大队处理，大队干部将荣批评一顿，因此，即怀恨在心，在十六日召开偷红薯人会议时，荣又将韩捆绑起来押送全场，并以谁不打小偷韩元娃，不叫谁吃饭来威胁群众，组织共同党，把韩元娃打的头破血流，停约十天多韩即因此而死，郝岗生产队长等三个干部把队里红薯偷了，反而半夜鸣枪，大喊“贼把红薯偷了”，并乘机又搜查群众，窃取军（此处脱印一字——编者）二百五十元。真象被揭露后，在群众的坚决反对下退出二百元。小韩冲生产队贫农王保全因扒两块红薯母（约十多两），被事务长韩福发（有的地方写法——编者）（富裕中农）捉住后，将王踢倒在地，气势凶，手提木棍又将王痛打一顿，第二天早上又手提大筐到王保全家让其拔菜，并声称“拔不满不得返回”。王保全上地后，痛饿难忍，没有拔满直到黑夜也没有回家，被活活冻死在地里。王保全之父在浮肿病院闻讯后，整天大哭，病气交加，四天后也死了。注入上述伤害人命事件，仅新安店大队即有六起。关公庙大队总支书记李善臣，团支部书记兼大队会计高证学（兄弟六个被我逮捕三个），为了陷害党员李继安，（原系党支部付书记协同我工作人员逮捕高的哥哥），为了给哥哥报仇，曾经召开多次秘密会议，伪造李继安是“土匪头子”，改李继安的乳名李火头、二黑火头。曾杀过人命两条，并让其亲信丁绍荣等口据作证，企图把李继安置于死地。

　　三、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使人痛心的损失。据新安店等六个三类大队的了解，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三月底，共宰杀、丢失、死亡牲口三百九十三头，猪羊一千一百五十六只。各项折款十三万四千余元。关公庙大队甘庄等生产队，元月以来死牲口五十三头，占总牲口头数的49.5%、甘庄大队古庄生（此处脱印145字——编者）颗粒未收，甘庄群众说生产队干部有三管，牛死了管晒牛肉干、管喝酒吃肉、管贪污多占；三不管（不管生产、不管生活、不管牲畜）。更严重的是新安店大队，仅去年荒芜了土地四百余亩，六十余亩一直荒到现在。

## （三）

　　三类队形成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形成的：

　　1、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不彻底，基本群众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封建参与和资本主义势力，在政治上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地主、富农成风未倒，富裕中农（此处脱印30字——编者），有的地主，富农被漏划，划上去的地主、富农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打击。王堂大队三十三户地主，除了八户恶霸地主进行斗争外，对其余的二十五户则进行了和平分田。加之这里属于新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实行了保有富农经济的政策，直到现在有些地主还相当嚣张，前几天（此处脱印16字——编者），黄不去，队长对其进行批评，黄气势汹汹的说：“现在“整社”、“三反”哪，你还要官僚。”合作社基础也是比较薄弱的，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在政治上虽也受到打击，但由于三类队的领导权许多都是被富裕中农所把持，因而也就不会进行的彻底。这就构成这些地区反社会主义势力雄厚的基础。

　　2、某些领导干部的阶级观点模糊，工作中没有贯彻执行阶级路线，在发展党员中未注意审查入党者的思想品质和出身成分，在提拔使用干部重才轻德，对于品质不好，但能说会道的人非常信任，致使坏分子和品质不好的人得以长期混在党内，并不断得到提拔。如原新安店大队原支书记李宪（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公社党委委员）自到大队后，不顾群众反对，贪污（此处脱印80字——编者），李不但不虚心检查，反而怀恨在心，将人家开除了，品质非常恶劣。在生活作风上以玩弄妇女为乐，作风极不正派，成天和一些作风不正派的妇女勾搭，影响极坏，事情发生后，公社党委不但没有严肃认真的进行处理，反而又派往槐树庙大队任支部书记了。大韩冲生产队长王爱卿（贫农）蜕化变质和地、富、反、坏一起贪污多占，克扣群众生活，打击贫农、下中农，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但大队长期没有发觉，反而于今年三月暗示公社党委批准由预备党员转了正式党员，以优秀干部调往外队，加以重用。

　　3、党的基层组织力量薄弱，不能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从杨店、王堂、顺山店、王老庄、陈店、双河、张店等七个大队一百一十四个生产队了解，共有党员一百四十四人，生产队中建立支部的只有一个，建立党小组的是七个，个别关系的六十个、空白生产队四十二个。十七个三类生产队中，系空白队的七个。党员在三类队中，有的担任了职务，有的没有担任职务，担任职务的或者是被坏人拉下水，蜕化变质，或者是坚持党的路线而被迫害。如李新店大队委员李心友（党员贫农），既不关心群众疾苦，多方克扣贫农下中农，阴历年群众喝了一顿面条，即上报用油三十多斤，他把红薯偷了反而将两块埋到牲口槽下，而后调人收查，蓄意打击陷害别人。群众说：“李心友穿的是共产党的衣服，心变黑了和地主穿的是一条裤子”。崔庄生产队崔林（贫农）因坚持党的政策，批评了事务长崔妮（富裕中农），陶有国（有贪污盗窃粮食的违法乱纪行为），崔、陶因怀恨在心，经常采取少打饭，打稀饭等办法折磨崔林，直至该队仅有的一个党员，崔林搞的饿病交加，绝气而死。这就使得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能确立，地富反坏和富裕中农横行霸道。

　　4、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该社处于确山、信阳、正阳县的结合部，解放前这一带是反动势力活动的中心，政治情况、阶级关系都比较复杂，平时县、社领导干部对这类地区的情况缺乏深入的检查了解，坏人布置假汇报，对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和基本群众进行打击报复，甚至用优厚招待的办法应付检查工作的干部，许多干部对这些假情况信以为真，个别还甚至把他们拉下水去，如关公庙大队书记李善臣（坏分子）和会计高正学勾结一起，集体贪污款一千多元、私分粮食五千余斤，放走特务两名（后已被我捕获），平时欺上压下，汇报假情况，并以钱酒肉拉拢副支书王克勤（贫农）下水捏造罪证，打击陷害李继安等手法扩张反动势力。当县里派人到该队调查李继安历史时，他们事先进行周密布置，调查人员到村后就吃住在高正学家里，跳入了他们的圈套，对他们制造的各种假罪证信以为真。上报社、县致使领导上对李继安长期处于不信任状态。严重的挫伤了李继安同志的工作积极性。

## （四）

　　改造三类队，是党领导贫农下中农同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场争夺基层领导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中，在党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和广大社员群众胜利了。通过这次整社、“三反”运动，使三类队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反社会主义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员、贫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由被排斥打击到扬眉吐气，由被统治地位转化为统治地位，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富裕中农的反动气焰嚣张到凶相毕露，由统治地位转化了被统治地位。据关公庙、新安店等六个三类大队的统计，经过这次运动清除、彻掉各种分子，富裕中农四十九人占大队总人数六百六十五人的百分之七点五，建立三种人代表会六个，代表组一百二十九个，选新代表五百六十人，给三类队增批干部二十九个、新选出干部六十九人，建立了贫农、下中农占绝对优势的领导核心。许多贫农纷纷议论：“赶走了大嘴鬼（指贪污偷盗多吃多占行为），拔掉了眼毛钉（指地、富、反、坏），咱们当家做了主，生产上来个日日红”。的确，经过这次运动各方面都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不仅在生产上轰轰烈烈，出勤率倍增，尤其是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新安店大队十八个生产队的社员自动交出私拉队有农具五百一十七件。

　　从这次运动发展情况看，改造三类队的大体过程是：首先在公社党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省委关于整社、“三反”的指示精神，对整社、“三反”和改造三类队的重要意义，（此处脱印14字——编者）能否改变三类队的面貌，是改变该社落后面貌的基础和关键。因此，决心通过整社、“三反”运动改造三类队，在公社党委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生产大队认真进行了排队，确定一、二、三种类型。生产大队党支部对所辖的生产队亦同样的进行了排队。明确了重点之后，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提出较强的党委委员和其他干部配合工作组，进驻三类队，入队后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整社“三反”的重大意义和方针政策，通过社员大会、党员会、团员会、干部会、贫、中农座谈会等各种会议，反复地、透彻地进行宣传，迅速造成声势，达到家喻户晓。与此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三类队的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有着迫切要求改变三类队面貌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反社会主义势力嚣张，特别是基层领导权被坏人把持的地方，基本群众的顾虑较大，主要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被打击报复。一旦摸到了党的政策底之后，他们亲自进行串（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狠狠对坏人坏事进行揭发，运动发展的非常迅速猛烈。如杨店生产队，开始由于群众顾虑较大，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到会一百零八人，会议结束时仅剩八人，其他群众都不辞而别，经过深入发动，组织串连，在第二次召开的鸣放会议上，到会七十人，接连开到下两点，但没有一人离开会场，而且个个精神饱满，毫无一点疲倦情绪，不让散，直到会（此处脱印36字——编者）。

　　· 来源：

　　河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