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委调查组关于长沙县黄花公社新湘大队廖家村小队农户调查

## [调查材料之十四]

　　（一）贫农粟国样，40岁，共产党员，小队长。有个妻子，没有小孩。从小就讨米；替人家看牛，帮地主抬轿，种菜、做杂工，搞了二十来年，但自己下田少，因此，他虽然是长工出身，农业生产经验不太很足。土改以来，当过土改保管员、民兵副队长、互助组长、初级社和高级社管委会委员、作业组长。原来在荷塘小队当队长，由于廖家冲小队缺乏骨干，最近不久才从荷塘调到廖家冲小队当队长。在各个政治运动中，对党忠诚老实，工作积极肯干，为工作，不辞劳苦，特别是对敌人斗争坚决。他虽不会写算，但有一定工作能力。从荷塘调来廖家冲小队以后，很快地把管委会的工作和生产抓了起来，队委会二、三天开次会，研究生产，商量工作。队委会委员明确分工，具体负责。粟国祥分工管队的全面工作，管农业生产；唐福希负责副业生产、养护好耕牛、保管农具、收集家肥；陈菊华管经济工作；田中修负责评工计分、定额管理等工作；曹淑松负责后勤工作，搞好生活。同时他在工作上以身作则，带好班子。这次划分社员自留地，亲自去丈量，春耕逼近，农具急需修理和添置，这件工作本来分工是副队长唐福希抓的，他看到唐有病，便自己担负起来，在3月2日，亲自去到荷塘，请来了二个木匠修理农具，四日吃过早饭；又冒雨去到公社农业机械厂买回七个犁头、三块犁壁，装好了犁。

　　但是，有点自私自利，贪小便宜。他在荷塘队时，富农柳培秋偷食堂种谷10多斤，柳吃了几斤，剩下二、三斤，他把谷要了回来，自己留了一斤多，交给食堂一斤多。有次在荷塘整糯谷，他蒸糯米饭吃，短少了秤，他说是保管员称少了谷。有时候，偷偷摸摸地搞食堂里的菜，拿到家里去煮着吃。平时，喜欢骂人，有点脱离群众。这些毛病，在荷塘队时，没有在群众中作检讨。由于他好骂人，群众给他起个小名：“粟满鹞子”（意思是指他刻薄、厉害,象个鹞子）。他刚来到这个小队时，就要社员陈金秀搬家(未成)，想住别人的好房子，引起社员不满，队委对此也有一些意见。他有时未能大胆地发挥队委的作用，开会自己去到处喊人。队委田中修说他在工作上说的多，具体实行少，布置多，具体检查少。妇女队长陈菊华说：“粟队长有时说话不加考虑就说出去了。有时候研究工作，吸收别人的意见少，自己主观的地方多。工作上有些拖拖拉拉”。在社员中也反映他在布置事情后，缺少具体检查。比方说，他布置放假在家的学生每人每天要砍8把柴的任务，布置以后，有的每天只砍了5、6把，有的一把柴也没砍，没砍的也就不过问了。元，二月份没有评工计分，好久就布置要清理公布，直至现在还没有抓紧督促记工员清理公布出来。有时传达会议精神不够认真严肃。去年11月，大队开会布置要养好猪，保证社员过年有肉吃。他在开社员会传达时，既没很好讲清道理，又没讲明白采取哪些办法来加强生猪饲养工作，会上说：“春节无猪杀，大家无肉吃，就杀人吃。”缺少工作方式方法，不善于团结周围的同志，有点以领导者自居的味道。最近，队委、记工员田中修向队委会反映，说他嫂子要和他母亲分开吃。队委、妇女队长陈菊华说：“只要你们家里没有意见，可以分开吃。”当时，粟国祥便说：“我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你不怕违背政策，我怕违背政策。”他这一说，陈菊华意识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受了刺激，感到难受，就默不作声了。3月4日，座谈研究食堂和供给制问题，由于他家人口少，有两个劳力，坚决主张吃食堂菜收钱。（即对困难户一点也没安排。讨论结果，吃菜仍应有30％的供给。）

　　爱人粟运华，36岁，家庭妇女。过去在荷塘队食堂做饭，从公社化起一直搞到去年11月，因患气喘、气痛病就没有搞了。搬到廖家冲来，病还未好，现在体养。她说：“我现在病冒好，病好之后，随便分配搞什么，在食堂做饭也可以，就是出不得农业工，下不得水。”

　　（二）陈菊华，新下中农，全家3人。大儿子陈丙贵，9岁，在黄峰小学念书；二儿子陈贵贱，5岁，在大队幼儿园。

　　爱人陈茂生，做过20年长工，是个强壮劳力。土改时是贫雇农代表，互助合作时担任过互助组长，公社化后出工积极。1959年11月2日大队调他去长沙市修东屯公路，1月26日在五里牌屠宰场弄猪头肉吃，被连长（当时把劳动力组织成兵团，队长称连长）萧克成和支部书记萧克仪（都是变质分子，已被逮捕法办）发觉，说是违犯了劳动纪律，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打了一顿，一条竹扁担都被打断了，受了重伤，1960年2月回家，正是春耕生产时际，支部书记周树生（变质分子）和生产小队长曹纯芝（漏划的破产地主），又逼陈用一条大水牛犁田，牛走的快，人有病跟不上，在廖家村梨树坡耕田时，一天跌三、四跤，又冻又累又病，向队长和支部书记请假休息，不但不准，还在群众大会指名大骂，说陈以懒装病，陈有冤无处伸，一气病倒在床，于4月26日病逝。陈菊华成了寡妇。

　　陈菊华，本人31岁。出世就是父母背着讨米,直至16岁，正是她自己说的“讨米倒马桶，扒柴检狗粪，样样做过”。在农业生产上是把好手。公社后至1960年12月，先后得公社、大队（中缺一页）评了几次，并规定厨房的炊事员作完饭后，饭菜端到食堂，同社员一起吃饭，才防止了吃夹钵子饭和多吃小菜的弊病。现在社员的意见缓和了，个人也有了好转。

　　大儿子唐长庚，20岁，患气喘病，有点呆气，体力很弱，1960年5月农村三反时，公社干部夏先兴来，为了贯彻阶级政策，要他当了4个月的生产小队长，当时的领导权，实际是掌握在曹纯之（漏划破产地主）手里，把他作为贫农当权的招牌，群众喊他为“庚呆子”。

　　二儿子唐长松，13岁，在黄峰完小读书，今年下期毕业。

　　三儿子唐长发，10岁，在黄峰小学念书。

　　大女唐菊双，16岁，高小毕业，在生产队出工积极，1960年共做3200分（这个队评工计分做的很差，工分计的松也有关系，但是比其它妇女做的多是肯定的），是大队的劳动模范，奖汗衫一件。

　　二女唐运华，9岁，准备今年下半年上学。

　　唐福希本人46岁，出身贫苦，父母早丧，寄在外婆家长大的，曾做长工十一年。土改时，当时全家8人，分得田土共14亩，缺耕牛农具，小孩多，劳力少，生活一直比较困难，现在全家7人，只有被盖三床，烂帐子二铺，换洗衣服都缺乏。今年救济棉被一床，棉衣两件。三个人出工，只有一部簑衣，一把锄头。还是个现贫农。唐福希为人忠厚老实，勤劳肯干，从土地改革到1960年10月没有作过任何社会工作，政治地位不高，本人耳有点聋，社员喊他“福聋子”。地主喊他“贱聋子”。1959年3月生产队开展春耕积肥运动，在杨角冲拆陈土砖墙泥肥田，被墙倒蹋打伤。当时支部书记周树生（变质分子）就住在他家邻近，既不探问，也不请医生诊治，自己无钱，没有及时就医，在床上躺了7个多月，始能起床行走，但不能参加农业劳动。1960年10月开展农村整风整社，公社党委书记何德云同志来，访贫问贤，扎根串联来到他家，从板桥请了名医周荣复，专门诊洽，大队救济了人民币5元，何徳云同志送了人民币3元给他做医药费，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身体就很快恢复了健康，劳动力虽不如初，一般农业劳动还可胜任。在整风整社运动中经过培养教育，政治觉悟有了提高，他说：“土改时干部培养我，我怕出来做得工作，过去周树生（变质分子）、方年生（新上中农）就讥笑我是‘稀牛粪糊不上壁’，是‘灶底下栽杨柳，长不成器’。现在再不出来工作，实在对不起何书记和干部同志。”他有了当家作主的思想和要求，在运动中和群众一道斗倒了原小队长曹纯之（漏划破产地主），夺得了小队的政权，群众选他当了生产小队的副队长，队委会分工时，他主管生活和后勤工作。接手之后，就到生产小队之内察看检查，发现老上中农胡青松养的四头耕牛，牛栏很湿，垫草很少，倒水放草都不依时，牛瘦毛生，他想，现在是人吃牛的饭，春耕（中

　　（缺4页）低点。她们向食堂按期交收入不太积极。）

　　家里4个孙伢子，年纪都很小，4岁的一个，三岁的一个，两岁的两个。他们都没送进幼儿园。因为家里有个婆婆子，都留着在自己家里带。

　　方年生在搞互助组时很积极，后来加入了初级社，由初级社又转入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化，表现都还好。过去他当过干部，因此对干部很接近，见到干部讲得来。但是，这个人很精明，能见机行事，看风转舵，人很圆滑，混名叫“黄鼠狼”。他当队委时。多评工分。去年他一个人就有5800多分，是全小队工分最多的一个。1958年公社化后，劳力都调外面去了，留着他在队里带班子搞生产。这时他便同破产地主曹纯之、曹立吾、支部书记周树生（蜕化变质分子）等人偷队里的粮食分，方年生分得米64斤。去年11月间，队里的谷堆放在晒谷场上，他在黑夜里偷走了100多斤，当时被人发觉追上去，吓得他就把谷和穿的鞋子丢在半路上，后来他不承认自己偷了谷。今年元月开始整社，把漏网地主和两个蜕化变质分子打倒之后，贫农唐福希、、新下陈菊华（女）等人当上干部，由于刚上台，缺乏领导经验，加以自己腰杆不硬，方年生又装积极，这样以来，他（她）们虽然当了干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权力又掌握在方年生手里，生产由方安排，食堂的油盐也由方保管。妇女队长陈菊华说：“我们没有经验，不叫方年生安排怎么办？”方年生在去年极力主张把食堂节余米作奖励，经过队委会研究同意了，规定砍茅柴超过定额10斤奖米一两,―天挑一个粪氹奖米一两，这些办法实行以后，有米奖励的工夫安排自己做，冒米奖励的工夫安排别人做，因此，他得到的奖励米最多。第一天，他儿子就奖了一斤二两。这时他满口赞成地对工作组庞昌俊同志说：“老庞，这个办法好得很，只要有饱饭吃，过年的柴火就不成问题了。”

　　方年生是口是心非，社员说他“笑脸强盗”。口讲党和政府如何样好，他如何样拥护党和政府，实际暗地搞鬼。原蜕化变质分子曹和生当小队长的时候，方负责搞保管，曹十分器重他。这次曹被打下去后，方年生对曹说：“人民政府办事，就是成而无功，败则有过。”对吃粮食也不够满意,他说：“粮食吃得太少了。粮食吃得少，生产也冒劲。”这次每个社员分给7厘自留地；他说：“咯有个‘边’，不蛮足，每个一分差不多。不仅如此，对社员相处也是当面说人好，背后说人坏。老上中农刘仲国反映说：“方年生这个人，当着面说唐长庚生产搞得好。背后便说他生产搞得差，没有手面。”不少的社员都说“方年生是‘滑头人’，拿不稳”“说两面话，穿二面袄的人”。三月七日，食堂讨论实行吃菜收钱，并按工分发菜金，他的二儿子外流在长沙，食堂要他交钱。他说：“只有崽养爷，那有爷养崽，我不靠他养罢了，我还养他!？我没得钱出。”实际没有分家，只是图少出钱。

　　· 来源：

　　湖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