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的落后情况调查 　　<中共浙江省委衢县工作组（初稿）> 　　最近，我们在浙江衢县石梁公社的炉头生产大队作了初步调查，发现这个原来公社排为二类队的实际上是个三类队，不但“五风”严重，而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从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后就开始刮，一直刮到中央十二条政策贯彻以后，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退赔不彻底，干部违法乱纪没有得到严肃处理，多吃多占，扣群众口粮的情况直到现在还未停止。“五风”为害五年，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讨论，对这里的广大群众来说，正如久旱逢甘露，重新有了无穷希望。人们迫切要求彻底纠正“五风”，要求“六十条能够条条兑现”。 ## （一） 　　炉头大队在县城的西北方向，距离县城只有十多里路。现在全队有一百一十九户，五百零八人，六百四十二亩水田，六亩旱地；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一亩二分八厘。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大部份是沙壤土），耕作方便。 　　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结束，一九五二年开始组织临时互助组。一九五三年，这里有了两个常年互助组。一个是鲍盖明互助组，七户；一个是邵渭才互助组，九户。鲍盖明和邵渭才都是贫农，都是土改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办事公正，群众中的威信高。到一九五四年，这两个常年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社，鲍盖明发展为胜利五社，有三十五户，邵渭才组发展为胜利十一社，有二十二户。当时，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里的粮食年年增产，国家征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农民生活也是年年改善。一九五五年炉头两个初级社的粮食产量平均每亩七百斤，全年口粮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每个劳动日分红在一元二角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 　　但是，自从一九五六年这里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他十二个初级社合并成立了一个一千一百一十六户的胜利高级社（一乡一社）以后，生产就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成立公社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地减产。一九六○年，炉头大队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九，比一九五六年减少百分之六。 　　 　　 年份 总产 亩产 1956年 317989斤 513斤 1957年 361363斤 544斤 1958年 421233斤 634斤 1969年 341877斤 516斤 1960年 298317斤 454斤 　　同时，社员的生活也是一年比一年困难。一九六○年这个大队的每人平均吃粮水平在357．8斤（原粮），比一九五五年的六百五十斤，降低百分之四十五；每个劳动日分到工资一角九分多，包括供给部分在内也只有三角，比一九五五年的一元二角减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三。 　　 　　 年份 劳动日单价（元） 每人平均口粮 包括供给部分 未包括供给部分 1955年 1.2 ～ 650 1956年 0.41 ～ 519 1957年 0.43 496 1958年 0.46 0.37 479 1969年 0.29 0.21 329 1960年 0.30 0.195 357.8 　　从人口的出生和死亡情况看，更为触目惊心。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年，出生率降低百分之二点四，而死亡率却提高了百分之六。 　　 　　 年份 出生 死亡 1951年 11 3 1954年 31 9 1956年 19 3 1957年 25 1 1958年 14 2 1959年 19 4 1960年 7 32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低落。他们说：“过去是“早上不见太阳，晚上掌灯吃饭”，现在是“日不上山，不出工，日不下山，就歇工。”“一想起这几年的生活，人的手脚也软了。” ## （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呢？根本的原因，在于“五风”。自从一九五五年秋后成立了胜利高级社，这里就开始出现了共产风、命令风的苗头，以后一直没有得到过认真的纠正，到公社化以后更加严重，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吹掉了，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损害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县委决定以万田乡为单位把炉头的两个初级社和周围的十二个初级社合并办一个胜利高级社。当时，炉头两个社的干部和社员都因为自己社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高，不愿和别的社合并。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支持周围初级社逼迫炉头参加办大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炉头河滩上首筑了一条防洪坝，故意在朝向炉头村的地方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山洪一来，管叫炉头村变炉头滩！”在这个形势下，一个包括炉头在内的一千一百一十六户的胜利高级社终于成立了。 　　高级社一成立，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当年调给王家大队水田四十三亩三分，调给坞石大队水田二十五亩，顺家鲁边大队二十亩（另外也从顺家鲁边大队调入三十一亩六分）。 　　接着又来一个“穷富拉平”。那时，高级社下分十八个生产队（炉头的两个社合并为一个队），实行“按产计酬”的办法。根据原来各个初级社的不同生产水平，将全社十八个队分成五种类型，规定生产水平较高的第一类型生产队，每上交一百斤稻谷，可得报酬二十个工分，依次每一种类型增加一个工分，生产水平最低属第五类型的队，每一百斤稻谷，可得二十四个工分的报酬。但是结果全未做到。一九五六年，这里受到八十天的大旱，炉头队因为提水工具齐全，抗旱工作做得较好，受灾面积不大，而附近的坞石和馒头山等队则减产较多。当时，高级社就制订了一个“受灾补贴”办法，规定受灾减产的田亩，一律按照其他未受灾田亩的实产计酬。这就形成了一个“丰产不丰收，减产不减收，丰歉拉平”的局面。这一年，炉头队早中稻播种面积六百三十七亩七分五厘，其中没有受灾的六百二十九亩五分，每亩产量三百三十二斤；受灾的八亩二分五厘，每亩产量二百七十二斤，当时每亩按规定补足三百三十二斤，共补四百九十五斤。另外坞石队的早中稻七百九十二亩二分三厘，其中没有受灾的三百七十五亩七分五厘，亩产量三百六十六斤，受灾的四百十二亩二分六厘，亩产量七十九斤，每亩补足三百六十六斤，共补十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六斤。馒头山，早中稻二百九十三亩，没受灾的一百六十一亩八分七厘，亩产一百六十七斤，受灾的一百三十一亩一分三厘，亩产仅四十三斤，每亩补足一百六十七斤，共补一万六千二百四十八斤。然后再按补足的产量分别计酬。这样，到年终分配时，每个劳动日的工资，在炉头是四角一分，坞石是五角七分，馒头山是四角九分。减产愈多的队，反而收入愈多。加上秋后全社粮食统一调拨，坞石、馒头山等减产队又来炉头、王家等丰产队挑粮食，甚至连装稻谷的罗匡也给挑去不少。这就大大地挫折了炉头一带社员的积极性，他们说：“东边强盗，西边贼，炉头、王家唐僧肉（东边是指馒头山，西边是指坞石，王家是靠近炉头的另一富队）。”“泥鳅黄鳝一样长，丰产不丰收，多产不多吃，愈是辛苦愈是气，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随着“拉平分配”又出现了“命令风”。当时高级社的领导上看到社员渐渐消极下来，不但没有认真的研究原因，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做法，反而在一九五七年整风之后，未经群众讨论就制订了一个“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十六至六十岁的社员，必须保证做到预定工分数，只能超过，不得短少懒做；保证服从分配，服从领导，生产听指挥；保证做到早出晚归，农活做得不合规定标准的一律返工重做；保证做到请假制度，不经组长和队长的允许，不能私出、外流或做私事，等等。并且宣布：首次不出工，须向大会作检讨；违反社内劳动纪律者要处理现金（即罚款）或扣除口粮；不服从组长分配对生产有损失者必须扣除口粮或赔偿已损失的庄稼。从此，社、队干部就掌握了左右社员吃饭和瞎指挥生产的大权。 　　（一九五八年八月，县委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将周围的上蒋、下蒋、山后徐、桥头汪、池家等五个高级社并入胜利高级社组成了一个一千六百三十九户，长十二里，宽七里的大核算单位。十月石梁公社成立，这个“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 　　（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私养猪归公了，私养蜂归公了，私人的锅灶取消了，锅子收去“大炼钢铁”了。群众称这一年是“共产年”，劳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真是“什么事情，社员都作不得主了，连自己的身体自己也作不得主了。”炉头算了一笔账，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十二月底，四个月内全队先后被公社抽调出去“大炼钢铁”的有二百七十一人（其中三个多月的二十一人，四个月的一百人，十多天的一百五十人），占全队总人口五百一十四人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五。十二月以后又有七十七个正劳动力被调去参加修建鎯头水库和关溪水库，占全村整劳动力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下连片种植调给别队土地十八亩三分，占全队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点七。此外，乱调社员房屋二十八间，木材一百七十八斤，家具一百三十七件。） 　　（吃饭不要钱。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开始收割早稻起，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十足吃了五个多月。在这期间，其他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农业中学来吃，甚至过路的人也来吃。社员说：“不但吃，还要抓（指偷），不但抓，还要挑，一家人家就这样给甩光了。”） 　　（评工记分吹掉了，多劳多得的唯一依据吹掉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就是高低不分，“做不做，馄饨夹粥”，分配时只是由会计和支部书记、生产队长估估算算，“大牛一把草，小牛也是一把草。”）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贯彻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时，社员听说自留地要退回了，平调的东西要退回了，可以私人私养猪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一定要认真执行了，心里都很高兴。但是，“只听见雷响，不看见下雨”，“共产风”老是不停止，而且到下半年，反而愈刮愈猛烈，刮到1960年，真是达到了顶峰。）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公社又从炉头抽调了九十四个劳动力去白渡管理区，搞改良土壤二十天，抽调了二十个劳动力去铜山沅水库，直到一九六○年七月底才回来。十二月，万田生产大队和白渡管理区的七个生产大队合并为万田管理区。管理区大搞千头猪场，把郑州会议贯彻后炉头大队发展起来的五十头私养猪又刮跑了。三包一奖只有包没有奖，评工记分也只是由记工员画几个“箍弄圈”。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说得好听，还是一场空”。） 　　生产瞎指挥和强迫命令风，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公社和生产大队之间建立有管理区，虽不是一级核算单位，但是它的“权力”仅次于公社，对于管理区范围内的生产大队来说，它的命令，所有的干部和社员都得无条件的服从。 　　一九六○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候冷，不是谷种烂了，便是秋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拖到七月半，最后搞直播还是荒了一百多亩田。炉头大队单是这一项就损失谷种二万多斤。再是种蕃薯，原来炉头有一百多亩蕃薯是全部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的，那里的土质适宜种蕃薯，可是管理区决定全管理区八个生产大队的蕃薯全部集中种到东面靠公路边的白塔山上，结果因为白塔山是个荒山，土质很差，没有收成，使炉头大队损失了一熟蕃薯（如果按照原定计划，种在桥头山，收三万多斤是有把握的）。这就是瞎指挥的结果。 　　可不可以不服从命令呢？很难，压力大得很。比如密植，去年管理区规定5×2密植，大家都觉得太密了不好加工，就按6×2插了。一天，管理区的总支书记方德显来检查，发现密植没有达到管理区规定的标准，就一把抓住了一个正在插秧的社员邵近山侬的头发，狠狠地把他头掀在水田里，非要大家把秧苗拔起来重插不行。 　　命令风和浮夸风连在一起。那时，大协作，大突击连续不断，公社和管理区要大队每天汇报出勤人数。大家干部为了提高出勤率，竟把粥桶抬到田头，食堂不打粥，不管男女老少，要吃粥就得到田头，甚至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要到田头才能吃到粥。在田间生产的人，必须通宵达旦的干，即使下大雨也不准回家。许多社员说：“那时候，干部都守在路上，见到有人回家就打，连妇女回家给小孩吃奶也不准，孩子家里哭，妈妈田头哭，想到这种‘突击’，真是叫人伤心。” 　　如果省里、县里和公社里有干部来检查工作，大家就格外紧张。不但要集中欢迎，而且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去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的党委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在炉头大队抽调180个劳动力（包括辅助劳动力）集中到炉头去蒋家滩这条近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当时后季稻的秧已经拔起，因为没有劳力插秧有五十七亩田不能及时插下，其中有四十亩田的秧全部枯死。估计要损失一万五千斤粮食。可是，管理区的总支书记方德显却说：“田不种不要紧，路上的草不拔光不行”。 　　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但大队上报的数字却始终是大幅度上升。一九五五年炉头大队收到手的粮食总产量是三十四万一千八百斤，比三包产量五十三万斤减少百分之四十，可是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七十二万斤，超过包产百分之三十六。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这个谎报，会计还专门造了一个“超产粮”的分配方案，把虚假的产量分配到每户帐上。 　　粮食产量上浮夸的一个恶果，就是购过头粮。一九五九年全大队需要口粮二十五万六千八百斤，种子三万三千七百斤，原来只能卖出五万一千三百斤，结果卖了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十五斤，还支援蒋梅大队交农业税二千斤、顺家鲁边二千四百多斤，上交储备粮五千七百多斤，严重地影响了广大社员的生活。一九六○年，自二月开始，全大队就连续断粮三个多月。七月夏收后，由公社命令大搞春粮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以致麦收后不久又断粮二十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生产的劳动力，每天发给四两米，其余不出工的人粒米没有，只能以树皮、树叶、野草充饥。因此，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被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刮着空饭碗，喊：“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的二十七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丈夫和三个孩子吃，结果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自己饿死了，妻子浮肿病，一个四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一双脚就瘫痪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一个诚实的为群众爱戴的共产党员，夫妻两个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年先后死亡，只留下了四个孤儿……。 　　可是干部呢？社员说：“有些干部实在丧尽天良，又偷、又抢、又吃，饿死人根本不放心上。”那时，炉头大队的队长周樟财就带了自己的儿子住在食堂里每天吃干饭。贫农邵石侬饿死了，有人告诉周樟财，周樟财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共产党员邵渭才原来有气喘病，得了浮肿病后，不能参加劳动，向大队要求借一元钱看病，周樟财也不同意。不仅如此，管理区的方德显等人还硬说炉头大队有超产粮吃，死了的人都是中毒死的，不是饿死的。那时，城里还没有采取凭粮票供应的办法，有许多人就去城里变卖衣物、家具、农具，买点米糊汤吃。他们说：“家里东西卖光不要紧，活命要紧。”但是，卖东西也不能给干部看见，一给干部看见，不仅东西要“充公”，而且轻则禁闭，重则还要受到捆、绑、吊、打之祸。例如贫农邵金根一天早上背了自己家里的两根杉木去城里出卖，经过王家大队的食堂，给管理区的总支副书记王洪华和王家生产大队队长徐金贵见到了，立刻拦住，夺下了木头，还硬说他偷懒，不下田生产，把他推倒在地，抓住双脚，倒拖一段路，到管理区办公处（在炉头大队），裤子拖破，关在管理区不给东西吃，到了下午才放回。邵金根因此得病，不到半个月就死了，妻子逃到江西另外嫁人，家里只留下一个老母亲和两个孩子。象这样的惨事，多得很。社员说管理区是个“小法庭”，前前后后，被关押过的至少有二百多人。去年四月的一个晚上，管理区屋内屋外，吊着四个人，管理区的总支书记方德显还亲自用火逼他们喊“我是破坏主义的歪脖子树”。 　　那时，干部吃饱了肚子，白天逼着大家下田生产，晚上还要逼着大家开会。地主的儿子、伪保长的儿子都成了“积极分子”。有一天晚上，地主邵发耀的儿子邵卸北老来叫贫农邵卸妹的妻子去开会，因为邵卸妹的儿子开门慢了一点，就把门踢破了。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可是地主从来没有跪过。群众都说：“那时，我们一点权也没有了，好象是国民党和地主阶级又在当家了。” 　　正是这样，共产风、瞎指挥风、命令风、浮夸风，以及某些坏干部对群众的迫害，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这里的生产力。 　　劳动力大量死亡、外流。一九六○年炉头大队死亡三十二个人，占总人口数四百九十一人的百分之六点四；其中正劳动力17人，占男女正劳动力一百一十人的百分之十四点四。外流正劳动力十八人（现在已有九人回来），占全队男女正劳动力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三。不仅如此，几年来劳动力体质的下降也是非常惊人的。患病人数很多，据今年四月二十日普查，全队患各种疾病的有八十八人，半数以上是整劳动力。其中患浮肿病的四十四人，妇女患子宫脱垂和闭经的三十二人。即使现在没有患病的人，体力也是大大减弱。如第四生产队的社员邵志祥，原来是一等劳动力，去城里挑粪一次可挑一百三十斤，现在则连八十斤也挑不起来了。第三生产队的邵卸根福，过去上午跑二十里路去山里砍一担柴，回来吃过饭还能够去城里挑一百三十斤粪来，现在挑粪也是不行了。 　　耕牛、农具大大减少。耕牛在一九五六年有三十头，平均每头牛负担耕地二十一亩，到一九六○年底只有十八头，其中能下田耕作的十六头，平均每头牛负担耕地四十亩。耕牛的体质也减弱，过去这里一头牛一般的一天可耕田五亩，现在只能耕二、三亩。农具同一九五六年比较，木犁减少百分之七十，耙百分之六十五，耖子百分之三十二，稻桶百分之三十五，罗匡百分之三十二，垫皮百分之十一点二，锄头百分之二十二。 　　对这里农业生产一直有着重大影响的毛猪饲养量，也是一落千丈。一九五五年共有毛猪二百七十头，平均每户近三头，现在只剩七头，其中母猪一头，毛猪二头，小猪四头。 　　群众一想起这几年来的变化，就伤心流泪，那里还有心思搞生产？ ## （三） 　　一九六○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达了。这对炉头大队的“五风”，不能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向被公社党委看作“红旗干部”的万田管理区总支书记方德显撤下来了，炉头生产大队的队长周长才撤下来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一个月两个月地过去，直到我们调查组进村的时候，群众的心情还是十分沉重。甚至当我们开始展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件（草案）”宣传时，还有不少的人向我们的同志说：“六十条条条都是我们心里话，毛主席想得真周到。”贫农邵双土甚至这样说：“你们在这里什么都好，你们一走，就是有上一百二十条也没有用。”对实现“六十条”没有信心。生产情绪仍然不高，根据四月中旬的统计，每天到大田生产的仅八十人左右，占全大队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四。 　　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中央的十二条政策还没有彻底兑现。平调的物资还没有全部退赔；坏干部还没有严肃处理；群众的生活还没有安排排落实，低标准还有问题。群众形容贯彻“十二条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 　　大炼钢铁时，全队平调社员的铁锅子一百七十五只，至今一只未退，房屋二十八间也没有退还原主；平调家具退赔了百分之七十，但是绝大部份都不是退实物，折价很低。例如豆腐桶每只市价十三元，退赔折价四元，锯锄二十七把，已退赔二十二把，每把市价三元，但是退赔折价只一元钱左右；锅盖六块，每块市价三元，退赔折价一元不到。群众讲：“这是拿进一罗匡，退出一蒲梢。” 　　万田管理区的总支书记方德显，虽然已经作为蜕化变质分子开除了党借，但是对他私设监牢，严刑体罚群众的犯罪行为，并未发动群众面对面的进行揭发、斗争，在法律上加以制裁，敲诈勒索群众的赃款，也未勒令退还。总支副书记王洪华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逼死人命，竟然至今未作调查、处理，照样当他的管理区总支副书记。炉头生产大队队长周樟财，仅是作了撤职处理，既未向群众深刻检讨自己的罪行，又未将过去贪污的钱款和盗窃的粮食，退还群众。而且撤职之后，气焰还非常嚣张，曾经在群众面前扬言：“你们想控告我周樟财，真是到老虎头上抓痒！”群众痛恨之极，但是感到无人撑腰。 　　至于现在当权的干部呢？根据我们初步调查的材料看，几个主要干部的情况也是极其复杂的： 　　（1）邵延标，大队支部书记，男，三十五岁，贫农出身，小时曾讨过饭，后来曾当过长工三年，土改时当民兵，一九五七年入党。但是，这个人的觉悟不高，一九五七年当治安组长时，即有贪污罚款的行为。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当大上大队支部书记后，强迫命令作风很严重，经常不给社员饭吃，罚跪、困、打社员。对地主的态度则很和善，曾经要一个伪保长的儿了当生产队长，在罚跪、困、打的群众中，仅有一个是地主。自已很少参加劳动，妻子根本不参加劳动。群众没粮食吃，他在家里吃干饭。群众对他的评语是：“这个人过去也吃过苦，但是现在变了。” 　　（2）蒋炳树，生产大队长，党员，男，三十八岁。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富农”，自己则是“富裕中农”。当过村长、初级社副社长。公社成立后曾任大队支部副书记，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受方德显等人的排挤，不当干部了，一九六○年底周樟财撤职后，公社又决定他担任现在的职务。群众对他不愿多说什么，但是主要的有一条：“就是阶级路线不清楚，对地主、富农有交情，办大家的事情不积极”，“不大参加劳动，自己的老婆也不劳动。” 　　（3）邵龙财，第一生产队队长，预备党员，男，二十六岁，富裕中农。社员反映“这个人领导生产不行，偷窃倒是专家。”单是去年收割双季早稻时，他和邵焕文、邵银福（以上两人均是生产队长）、范樟荣（流氓、惯偷）等六人偷窃稻谷即有二千多斤。 　　（4）周奎老，第二生产队副队长，党员，男，三十八岁，贫农出身。解放前是伪保丁。第二生产队长是邵仁喜，共青团员，二十六岁，贫农，群众说这人忠厚老实，但是“小鬼样，生产经验不足”，因此经常受周奎老左右。 　　（5）邵焕文，第三生产队队长，党员，男，二十七岁。祖父是地主，父亲是破落地主，自己则是“富裕中农”。母舅家也是地主。 　　（6）邵银福，第四生产队队长，预备党员，男，四十岁，贫农出身。解放前当过伪保丁，吃酒、化钱、乱搞妇女，生产“吊儿郎当”。 　　（7）徐娜妮，大队的妇女队长，预备党员，女，二十九岁，富裕中农。作风放荡，群众称她是“抹布”（与“破鞋”相同）、“电话总机”（什么坏事都少不了她）。 　　（8）邵思号，大队会计，男，三十四岁，富裕中农，解放前当过伪保队副，是三青团员。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土改时因包庇反革命伪乡长（亲戚）被开除。高级社时当会计，一九五八年因贪污一百多元现款，撤了职，可是到一九六○年又当上了大队会计。群众说，“他当会计，我们是反对的，这是支部书记、队长叫他当的。” 　　自从“中央十二条政策贯彻以后，这伙人虽然已不敢公开打、骂群众了。但是对退赔一直采取应付态度，强调没有钱退赔。至于退赃，更是提都不提。甚至如有账可查的超支款，如邵延标，一九五九年超支四十元二角六分，一九六○年超支十八元九角；蒋炳树，一九五九年超支十三元六角三分；邵龙才，一九五八年超支十九元四角七分，一九五九年超支四十九元三角四分，一九六○年九十八元七角七分；邵仁喜，一九五九年五十四元九角八分，一九六○年十一元八角二分；周奎老，一九五八年二十元，一九五九年六十一元九角八分，一九六○年七十八元八角；邵焕文，一九五八年九元二角，一九五九年六十四元五角三分，一九六○年四十四元七角八分；至今都是分文未还。不仅如此，他们还继续贪污、多占、多吃。根据我们初步调查的材料，他们自去年以来，一直在人口统计中多报三十人，领得的口粮作为干部的夜餐粮，食油糖全由管理区干部和大队干部分吃了。目前还分剩十七个人的布票。另外炉头供销分站反映，去年十二月分配给炉头大队六双胶鞋，今年一月二双和三月五双胶鞋，都给干部分买了。今年春节供应群众的粉丝，全部结干部吃了。过年酒一百斤，原规定每户一斤的，支部书记和队长，各自拿了六斤。四月十八日有一百十斤酒分到炉头，支部书记就关照供销分站留下三十斤。甚至还要吃规定给浮肿病人的营养品。今年食堂停伙了，群众全部向大队称米自炊，可是一百斤稻谷轧米七十五斤，却是按七十二斤称给群众。群众说：“吃食堂，干部和炊事员偷吃，一斤米没有一斤饭，现在称米自己烧，干部还是揩油，真是“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 　　干部吃夜餐之风，仍然很严重。自从食堂停伙以后，这些干部就经常到一个“脱帽地主”邵家祥家里吃夜餐。甚至当我们调查组进村以后，还吃过多次。据群众反映，这个邵家祥是一个很刁滑的地主。土改时他全家五口人，只没收了他家的“灶底屋”，“牛栏屋”，留给了他家一幢有三间正间、二间厢房的大屋。土改以后，就一直讨好，拉拢干部，高级社时，未经群众讨论就脱了“地主帽子”，现在和干部真象一家人，原来大队长蒋炳树还准备搬到他家去住。不少人说：想想我们饿肚子，他们在地主家里吃干饭，真痛心。” 　　这些干部对待群众生活仍然是严重的漠不关心。据我们在群众中调查，四月份的口粮，一般只能吃到四月二十一日，可是干部却硬说是能够吃到四月二十五日。结果四月份平均每人每天口粮十四两（原粮），吃到十九日，已有好多人家只能吃菜汤，吃树皮。经我们向县委反映后，粮食拨下来了，可是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还是不急于去装运来队分发。群众要求称稻谷，多吃一点，可是干部还是决定按一百斤稻谷七十二斤米的标准发米给群众。对困难户和浮肿病人也是不闻不问。例如共产党员邵全才遗下的四个孤儿，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五岁，没有裤子穿，没有粮食吃，干部知道了也不设法帮助解决。四十四个浮肿病人中有半数以上没钱治病，没有营养品照顾，干部也不问讯。 　　目前，这些情况已经引起县委重视，派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工作组到这个大队，下定决心，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经过一番艰巨工作，彻底改变这个大队的落后面貌。 　　 衢县工作组1961．5．4． 　　· 来源： 　　浙江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