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黄岩县路桥镇农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初稿）

　　<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

　　我们在重点调查了利丰、章杨两个大队的情况以后，又走马观花，粗查了戴家、松塘、方林等十个大队。利丰、章杨的情况，已有专题报告。现在，就我们从面上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简报如下：

## （一） 对路桥镇公社的总印象

　　路桥镇公社，共辖三十一个大队，我们在看了十几个队以后，和利丰、章杨两个队作了个比较。三十一个大队，大体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落后队。计有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十一个队，占全社总队数的百分之三十五。这些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的下降，社员生活很困难，饿、病、逃、荒、死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方林大队（石曲管理区的所在地），去年平均每人收入只有十四元九角，口粮只有二百五十五斤。倒挂户占到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平均每户倒挂七十六元。人口减的很厉害，两年来，全队只出生了十二个小孩，死亡的竟达六十多人，仅去年就死了四十六人，其中不正常死亡的有三十一人（患浮肿病死的十七人，患干瘦病死的十四人）。社员变卖财产的相当普遍，两年来，有二十间房屋全部拆掉了，有九间房屋拆掉了一半，有六十九间房屋拆掉了一部分，出卖棉絮五十多条，棉衣三十多件，单衣裤七十多件，蚊帐三十多顶，以及桌、椅、箱柜、床铺等二百余件。这个队被“平调”的情况十分严重，路桥公社和石曲管理区在这个队办起十三个工厂，争相“平调”，劳动力被调去三十八个，劳动工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二工，土地六亩八分，机器一台，大小农具九百八十五件，耕牛十头，生猪八十头，房屋一百五十三间，砖头四万二千块，碗四百五十六只，桌、椅、板凳五百十五件，大米三千五百多斤。社员说，当时的情况真是“见屋就统，见人就调，见物就要，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这个队的干部队伍也很不纯。大队一级十三个干部中，贫农五人，中农七人，小土地出租者一人。伪甲长二人，地主狗腿子一人。贪污的有十一人，社员反映他们贪污人民币三千多元，粮食一千五百多斤，他们自己承认贪污人民币一千二百多元，粮票七百多斤。生产大队长林贤来，解放前，做过米贩子，在一九五八年冬种的时候，因深耕二尺有功，当上了生产大队长，作了不少坏事，被他吊打过的社员有七人，被扣过饭票的有二十多户。他对上好奉承，好浮夸。去年古历一月间，他听到公社检查组要来了，就命令男社员赤膊干活，女社员穿短裤车水，表示社员“干劲冲天”，结果，冻得社员中十之八九的人生了病。他干的这一套，却颇受上面的赞许。不仅自己当上了大队长，入了党，而且老婆也当上了妇女队长，儿子当上了食堂堂长，社员讲他家是“一门三长”，他公开的说：“我是两肩挂红灯，步步高升”，“粮食权、经济权、生死权，都在我手，你们（指社员）没有办法反倒我，头上这颗最亮的星就是我”。真是狂妄之极了。据该队社员反映，应家、方家、杨家、古岙的问题，比起该队还更严重些。

　　第二种是一般队。生产的下降幅度，比前一种队低些（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下）；社员的生活，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破产现象，却也相当困难，但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两年中，也都有劳动力外流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这种队为数比较多，有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等十一个队。我们去戴家大队看了一下，这个队是原来路桥公社石曲管理区丰产片所在地。从生产、社员生活和精神面貌来看，都要比前一类队好一些，但是，生产和收入水平也下降得相当厉害，一九六○年和一九五八年比较，粮食产量降低百分之十五点三，总收入降低百分之八点五。在这两年中，也有不少户变卖了财产，并且，发现有二十二人非正常死亡。我们在松塘、田洋王、乘风、洋叶等队看到的情况，也和该队大体相似。

　　第三种是先进队。大体和章杨队的情况相似，都是全镇“拔尖”的队，有奶种场一队、二队，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石硑、蔡宇等九个大队。这些队的情况，总的看来是好的，然而也都减了点产，幅度不大，一般只在百分之十以下，社员的生活也还比较好。但是，在这类队中，问题也还不少，有的是相当严重。如章杨大队，算是全镇最好的队了，但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连续发现集体的粮食和钱款被大量的盗窃。由该队加工的二十多丈棉布被偷。食堂的购粮簿被窃，计二千八百九十三斤大米，以后，又陆续发现食堂的大米、人民币被偷，计大米七百多斤，人民币三十多元。从初步掌握的线索来看，事与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所人员关系密切。这个队的党支部书记杨仙玉，居功自傲，自私自利。最近，他鼓动社员要求国家减低一再减低过的征购任务，企图转移群众视线，避开整风，他公开指责我们干部说：“你们一个月拿七、八十元，我们农民拿多少，我们农民不要吃饭吗？”良种一、二队生产上的问题也很大。这二个队是直接受县掌握的良种试验场，在全省、全国都是颇负盛名的，但是，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来，得的是虚名，换来的是实祸。该队到去年止，集体负债九万零一百三十四元，而去年全队总收入也只不过四万七千九百六十八元。在集体负债部分中，有八万三千零六十元，是不应化而化了的，占到总负债数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办大型牧场损失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二元，搞自流灌溉一千八百六十元，平整土地、运河二千五百七十二元，搞车子化二千三百十元，瞎指挥施农药三千元，平调房屋付款四千三百元，割青稻损失四千四百元，平调粮食三万斤，二千四百元，参观费五千五百元；园田化八千元，水泵落井三千五百元。成本高，社员超支一万六千元，社员意见很大。如社员林三妹说：“外面都说我们良种队条件好，实际上我们得的是一肚子气，公社化三年了，我家里三个劳动力，除了吃饭，没有分进一个钱过，还说欠国家一大笔债，每年光付利息就是六、七千元，我们社员是坚决不承认的”。这个队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以上对各类队的看法，我们都和镇委同志交换过了，他们同意我们的看法，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

## （二） 整风整社问题

　　在三十一个大队中，经过系统整风的有七个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很不透。这次，我们在面的了解中，社员反映，贯彻“十二条”指示以后，瞎指挥风、命令风少了，生产可以自己作主了，自留地都恢复了，参加不参加食堂可以自愿了，这些他们都是很满意的。但是，他们对“一平二调”退赔不彻底；贪污没有退赃，犯错误的干部，应该处理的没有处理；有些虽然处理了，但是，没有通过群众，未平民愤，等这些问题很不满意。

　　一、退赔很不彻底。据全镇三十一个大队的初步调查，县、社、管理区平调大队的有：劳动工十万零六千二百三十七工，土地五十三亩九分五厘，房屋二百九十八间半，机器设备二十一件，耕畜二十五头，家畜一百十只，以及其他物资、现金，共折人民币二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三元四角，平均每户六十一元。但从现在已退赔的情况来看，县平调的五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元（主要是长潭水库的民工），只退赔六千多元。公社、管理区两级已经退赔的，也只占应退赔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七。为什么在中央、省委三令五申，必须坚决“破产退赔”以后，还存在这种严重情况呢？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从这里的情况看来，主要的是既得利益不肯放弃的问题。据说，县调用的长潭水库民工工资，打算分三年还清，今年只对部分穷队退赔。今年春天，路桥公社和路桥镇分开时，双方为负担“平调”退赔的款子，曾经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路桥公社不但不愿承担“平调”退赔款子，而且在分开时，除了把七个工厂里的机器拆走以外，还从石曲管理区调走了二十五个劳动力，犯下了新的“一平二调”的错误。路桥镇委的同志，认为过去不是由他们“平调”的，现在要他们来负担，是“吃了亏”。因此，在四月分，他们的库存现金还有八万余元，但是，所欠的四万多元“平调款”，至今迟迟未退。最典型的是镇粮管所，向各个大队“平调”了三百多张竹簟，一张未退过，直至最近群众揭发以后，县里才逼他们退赔了五十张。看来，教育提高各级干部对彻底退赔的自觉性，坚决退赔，不留尾巴，仍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二、干部问题。在前一时期，虽然是处理了一批不好的干部，但是，关门处理的多，开门处理的少。石曲管理区从去年六月分起，处理了五个管理区一级的干部，只有二个和群众见过面，其余三个都是不声不响的处理了的，群众根本不知道。上面派到生产队的某些干部，也办了一些坏事，群众意见很大，但并未向群众作过检查。如县委书记处书记王林松同志，副县长张玉学同志，良种一、二队的社员，对他们是有不少意见的，而且，他们自己也确实办了一些坏事的。如王林松同志在这里搞生产指挥部时，瞎命令、瞎指挥、瞎许愿相当严重。张玉学同志工作作风很漂浮，社员反映他住在招待所乱指挥生产。这些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作些必要检查，是完全应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有的干部，群众对他们意见很大，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高居宝座，稳如泰山。如原石曲管理区总支书记杨兆林，在石曲管理区工作期间，强迫命令，逮法乱纪，民愤很大，这样的干部，不但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反而提拔为路桥公社党委副书记。有些坏干部，群众已经把他们抛弃了，但是，上面却迟迟不决，如利丰队的王阿妹（副支部书记），方林的林贤来（生产大队长），都是民愤极大的。一致要求开除他们出党，事隔三月有余了，到现在还未得到上面批准。干部的退赃也很不彻底。我们在方林大队了解了一下，这个队是由县委宣传部长王天林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搞的，从去年冬天搞到现在已经四、五个月了，但是，到现在，干部究竟贪污了多少，还没有搞清楚，仅仅根据干部自己承认贪污的一千三百九十元，也只退赔六百二十三元，贪污的七百斤粮食，一斤未退。社员意见很大，说是：“便宜的是干部，吃亏的总是社员”。他们讲，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吐尽不平之气呢？此话也很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还提拔了一些“表态”干部。他们是吹牛皮，唱高调，伸拳头，乱表态。群众对他们最头痛，领导却对他们最信任。利丰大队的支部书记陈开元，就是这样的人，石曲管理区每次开干部大(原稿未完)

　　· 来源：

　　浙江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