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璧山县城公社肿病情况的报告(摘要)   (地委并璧山县委:)   遵照风伍同志指示,我们到璧山城东公社了解了肿病防治情况,现将主要情况和问题报告如下:   城东公社是一个落后公社,由于今年继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六月份以后,肿病普遍上升,死亡人数增加。到本月十八日止,全社有病人一千一百人(肿病七百一十二人),占全社现有人口六千九百六十九的百分之十五点九。今年以来共已死亡八百八十七人,占年初全社实现七千八百五十六人的百分之十一点二九。从时间上看,今年一至六月死亡三百九十九人,七月死亡八十七人,八月死亡一百二十五人,九月死亡一百五十人,十月份的十八天中死亡一百一十六人。全社的六十九个生产队中,死人最严重的有十六个。例如:大堰大队五生产队,已死二十四日,占总人口(一百二十八人)的百分之十九点 六;壁泉大队一生产队,已死二十三人,占实有九十六人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五。肿病病人的发生和死亡,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若再不认真抓紧抢治,发病情况将更趋严重。   由于肿病人数不断增加,死亡人数很大,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部分群众心情沉重,思想恐慌,不断出现逃荒、外逃、丢儿弃女等情况。据璧泉大队和大堰大队的四个生产队的了解,今年一月初时共一百四十二户,五百三十二人,已经死亡七十六人,占百分之十四点二八;死绝的有十五户,占这四个队总户数的百分之十点五。现有的一百二十七户中,已外流、逃荒的有三十五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六,计四十六人,占现有人口的百分之九。如璧泉大队一生产队女社员张曹碧,其夫苏绍成于八月份病死后,即带一个小孩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十三到十七岁的幼女,由父母主持或自找对象结婚的有十二人。璧泉大队贫农封树清,妻儿二人,病死了,本人患重病,衣服、家具全部卖光后,又将未满十五岁的女儿给人做“童养媳”。还有丢儿弃女的一户。少数的贫困户甚至感到没有指望,表现很悲观。如壁泉大队一队贫农女社员陈树清,八月份因断粮曾到巴县流浪一个多月,家里仅有的几件衣服和一口饭锅子都卖光了,她说:“一是饿死,二是冷死,反正死就么台”。大堰大队二百三十一户,家禽卖光了的有一百七十七户,卖了部分衣服的有一百五十户。据这个大队的三个生产队三十一户的具体调查,出卖衣服、家具的二十七户(其中贫农二十六户,中农一户),共卖棉衣六套,棉絮六床,帐子六笼,皮、胶鞋八双,房子三间,饭锅一口;其中有二十五户,把兔、鸡等家禽卖光了(已有一些人借此进行投机倒贩活动)。这一情况在八、九月份相继出现后,人心更不安定,生产陷于停顿状态。据县委工作组和公社党委检查统计,今年全社包产耕地面积九千六百三十七亩,只种大春作物五千一百四十八亩,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四二;现有空田空土四千四百八十九亩,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八。全年仅掌握粮食一百三十七万斤。平均亩产只有一百三十二斤。全社只种红苕有五百一十八亩。其余土地基本上都是空着。目前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出工干活,工效很低。小春播种和犁田都慢的很。部分社员的悲观失望情绪较严重。如说:“田土荒凉,东西卖了,身体拖垮了”,觉得没有望头。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虽然与今年旱象严重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工作问题。这个公社从七月初到十月初,群众口粮很低。小春接早稻、早稻接中稻、中稻接红苕的三个阶段中,都陆续几次断过粮。断粮最久的队达十五天,少的五、六天。正因为断粮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问题就集中暴露在八九这两个月内,肿病增多,轻病拖重,肿病拖死。据了解,主要问题是: ## 一是政策上搞的乱,结果失信于社员群众。   (一)搞“评议粮”、“摊派粮”,群众吃了“空头粮”。今年小春刚收后,联社党委书记朱显兴同志就以大堰大队五生产队为重点(这是县委的重点大队),亲自主持社员自报评议。该队四十五户,一百三十人,共评议作口粮的一千八百七十斤。他随即总结介绍这样三条办法:第一,包产与实收对比,差数按人头评;第二,打过的麦草分到各户复打,每一百斤麦草五斤、七斤到十斤;第三,拣粮食的多评。全社共评议三十一万多斤。其中单是“私抓”部分评抵口粮的就有六万二千一百七十六斤。   (二)早稻收割以前,联社党委布置清理社员私人侵占的土地中,由于政策交待不清,工作方法粗糙,硬性收回社员开荒地,测产抵消口粮。社员误解为收自留地,多数社员把自留地种的红苕没有成熟就砍掉了,粮食损失较大。同时,社员对党的政策发生了怀疑,认为“政策变了”。有的社员说:“我们种上就收,毛主席定的六十条也不关火”。自留地迟迟不种,以致现在普遍无菜吃。   (三)七月份狮子联社党委错误地(当时城东公社属联社领导)决定把田坎上集体已种植的高粱、豆子划分到户,估产包收。县委指示纠正这一错误时,多数的社员自行收割了,也有的被乱抓了。过后来个评议,一般评得较高,部分群众又吃了“空心粮”。   (四)七月底联社党委书记熊世林同志(县委委员),为了消灭空田空土,竟擅自宣布每两人划田一方丈种菜,规定每方丈向大队交七斤稻谷,八月份县委发觉,指示纠正,有的大队抵了口粮。   (五)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吃四、五两原粮,仍提一、二两搞工分粮,结果把老、小两头和弱劳力户的基本口粮压得过低,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农户的生活安排。璧泉大队,今年七月十八日到八月二日,这十五天内,每人每天吃粮标准是五两五钱小麦,生产队自行规定:一至三岁的小孩吃一两五钱,三至六岁的吃二两,七至九岁的小孩吃三两,十岁以上的小孩和老年人吃四两,其余的评级劳力不定量,完全按实做工分分粮。八月七日到九月十一日的三十五天内共拨粮八百三十六斤(每人平均不到四斤),仍提有一百零九斤工分粮。每人每天只有基本口粮一两六钱。由于病弱户和老小多的户的口粮压得过低了,病人递增,死亡很大。全队二百零八人,就死去三十七人(八、九两月二十三人),外出逃荒还有三十九人,田土基本丢荒,无人搞生产。   (六)队与队之间乱调粮食,严重地影响了粮食的掌握和合理分配。如璧泉大队一生产队今年小春收入较好一点,大队从该队调给外队一千三百多斤小麦,几天后这个队就断粮。社员反映:“五定是空事,吃了大亏”。早、中稻未成熟就“乱抓”,全队七十一亩早、中稻(无收面积也大),集体只收三百三十斤,平均每亩不到五斤。粮食浪费搞掉了。这个队的旱情重,粮食又没有掌握起来,过后的口粮又从二、三、四等三个队调离七百八十斤谷子,临时解决粮食问题,甚至大队之间也是乱调。 ## 二是具体工作上,采取措施不力,有的甚至是错误作法。   (一)领导和组织生产上的乱指挥,没有根据旱象的变化情况及时抓紧抢种、改种,结果失掉时机。该种的作物没有种上,造成粮食减产。   (二)粮食分配上和群众商量不够。驻社干部要“高估产”,下边是“低估产”,上下产量逗不拢,分配迟迟不能落实兑现,结果粮食也掌握得很不好。今年一月到现在,虽然由国家供应和借贷粮食十六万一千三百五十一斤,但因工作不细,平均分配,浪费了粮食。缺粮户口粮[此处有3个字不清]及时解决。   (三)抢治肿病上,主要是领导作风不深入,下情不够了解,思想麻痹,放松了领导。我们去时,县委驻社干部和公社党委书记都没有专人抓。十二个工作组长,有七人还不知道肿病有多少。重病号五百多人,仅入院一百六十三人。医院管的乱,挑煤挑粮由病人干。甚至五里医院有一段时间,挑煤、挑粮、挑水和磨麦子,按住院病人硬分任务,担不起水的出一角钱请别人担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病情。 ## 三、相当一部分干部对战胜困难信心不足,有的甚至躺下。   公社一级十个干部,有两个副社长和三个干事提出要回家生产。大队一级:支书、大队长二十四人,不干的也有八人。他们看到群众缺粮病人、死人多,思想压力大。另一方面,自己家庭生活也有困难。党委书记张金臣同志,一家七口人,母亲病死了,还有三个病人,家庭断了粮,他的一件棉衣也被家庭出卖,换取了粮食。公社副社长李吉全,一家三口人(病人一个),每月工资十七元,因家中陆续断粮,除卖了一床棉絮外,还借款欠债一百一十元买十一斤大米、五十斤谷壳、一百斤酒糟安排生活,要求回家生产。同时,干部变动大,处理很粗糙。甚至有的处理错了。对生产、工作很不利。 ## 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不对头。   城东公社是县委一个重点社,两年多来,先后有九个县委委员、候补委员(长期驻社约三人)和四个副部长(长期驻社的两人)以及县妇联副主任、团委书记等主要负责同志驻在这个公社,经常有干部三、四十人(现在还有五十三个干部)。但工作未搞好。其原因是:   (一)工作头绪多,没有抓住中心。县委任务要求多,有时事事成了中心。今年稻谷收割期间,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王世全同志负责该社征购工作,就忽视了抓生产,秋菜基本未种。又如最近该社病人多,死人很严重,该社五十多个干部,有搞决算分配,有搞“三包一奖”,有搞经营管理,有搞退赔,实际上安排生活、抢治肿病这一中心落了空。基层干部反映“四多”:一是干部多,二是头头多,三是主张多,四是变动多。   (二)未认真贯彻执行政策,甚至有些县委负责同志带头违犯党的政策,对基层干部影响很大。如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王世全同志今年七月到十月在该社负责,为了突击征购,规定几天一次会“打通思想”,批判“右倾”。在八、九月份的五十天内,就开了十三个通夜的会。他更错误的在大队支书会上布置:“今年国家很严重,群众不吃也要送征购。”结果有些大队把口粮和小麦种子都送了。常驻公社的三个县委委员,即有两人带头“剿家”。县妇联主任何代玉同志在[此处有一个字不清]龙大队二生产队“剿家”二十一户。   (三)县委没有认真贯彻生产自救方针。不从生产上打主意,等待国家“恩赐”。   (这个社是县委的试点,问题揭露以后,县委很重视,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解决。)    龚应奎李焕章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九日   来源:四川省委办公厅省委璧山工作组及兰馨亭、李克俭同志关于璧山县生活、生产及纠正包产到户、分配等问题的情况报告(1961.5.28-1962.4.3)   · 来源:   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