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准备地打好“四清”前哨战（节录）——乔晓光、徐麟村同志给区党委的报告

　　[注：此文是乔、徐两同志在苍梧县林水蹲点搞“四清”时给区党委的第四次报告。区党委于1964年11月28日转发各地、市、县、区委参考。]

　　从上次报告以后到现在的一段时间，经过算（算剥削帐）、比（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生活对比）、挖（根）、揭（揭发四不清）、斗（有战胜把握的小斗争），积极层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拳头”已逐步形成；贫下中农群众有了初步发动；以自然村为单位或以联队的形式，先后共组织了21次小型斗争会。在这样一种形式下，有些“四不清”的干部，开始感到群众的威力，或多或少地交代了一些问题。其中有几个本质较好、有悔改诚意的贫下中农出身的社队干部，经过个别工作，交代问题比较彻底。根据这种情况，有必要用“四不清”干部的坦白交代材料去教育广大群众，使群众进一步认识“四不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鼓舞斗志，增强信心，为下一步全面进行“四清”作思想准备。同时，也通过典型带动，对“四不清”的干部树立一个坦白交代的样板，进一步争取、教育干部。

　　在11月2日和4日，召开了两次全体贫下中农（有的是代表）及全体现任的社队干部和原大队干部参加的大会。头一次大会，由事先培养的几个社队干部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后一次大会，由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发言，对“四不清”进行全面的分析批判。这两次大会，对于提高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壮大“四清”运动的声势，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时对于积极层，是一次战地练兵；对于社队干部，也起到了教育、分化的作用。

　　在第一次大会上坦白交代的有4个干部，他们是公社信用部会计、党支部委员李发祥，公社文书、党员黎永耀，岩下十五队队长钟永泉，河村前四队队长李锦新。这几个“四不清”干部在大会上坦白交代的材料说明，他们的“四不清”问题，是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李发祥的下水，就是从饲料粮蒸发糕吃开始的，其他几个干部起初也是吃宵夜。先是偷偷吃，或寻找借口吃，开始吃点红薯、照蛋之类。吃了抹抹嘴，没人敢管，胆子就越来越壮，胃口也越来越大。从吃荔枝、蜜糖、米粉，到吃鱼吃肉吃鸭鹅，从暗地吃到公开吃。仅这4个干部交代，多吃的产品和多吃的名目各有10种，如：开会吃、宵夜吃、宵晏吃、宰牛吃、卖肉吃、混帐吃（混报死鸡死鸭帐）、修水车吃、送粮入库吃、上面来人陪着吃，吃得最凶的是办食堂时候，每隔三四个晚上就吃一次。群众说他们是“黄狗狼（水鸭赖）——吃鱼”、“老虎相——吃肉”、“肉在虎口，钱在光棍手，他们要吃就吃，要用就用”。为了吃喝得更方便，他们就侵占集体的耕地和鱼塘。李发祥和黎永耀，两个人就占耕集体的水田收得稻谷700斤、占用集体鱼塘得鱼30斤。他们还以发展集体副业为名，把副业场作为自己吃喝的基地于他们的手越伸越长，从水田、鱼塘一直伸到山上，多占集体的木柴、木料和石灰，多占开荒地、自留地。在工分方面，他们更不放弃任何一个多占的机会，自己多记，给家属多记，多拿补贴，在公社参加一点集体劳动也把工分记在家属名下，从而多占集体劳动的果实。就这样，他们越陷越深，发展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群众说他们是“棺材里伸手——死也要钱”。他们自己也承认：“能贪就贪，能挪（用）就挪”。贪污的手法有23种，包括：冒领票证、吞没谷种、涂改发票、私收禁垌罚款、克扣饲料粮、利用私分无帐多占稻谷，等等。其中最恶劣的是，正当贫下中农困难户吃粗糠、啃树皮的时候，他们却私吞统销粮，贪污救济款；正当贫下中农患浮肿病的时候，他们却把医治病人的黄豆炒来送烧酒。在贪污挪用的同时，还进行盗窃，手法也有4种：晒谷时偷谷，换谷种、浸谷种时偷谷种，买化肥时偷化肥，送粮入库时偷公粮。他们又把贪污盗窃的物资用来投机倒把。李发祥和黎永耀将贪污的500斤统销粮转手倒卖，获利300元；又将贪污国家下拨的油茶种子榨油出卖，获利89元，他们还利用职权，滥用集体名义，与国营猪场搭上关系，购买平价生猪，转手高价出卖。甚至将信用社资金借给别人搞投机，坐地分赃和高利盘剥。两个公社干部，在公社的6个社干中，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

　　几个干部自己检查：“懒、馋、占、贪、变五个过程已经走完，思想已经变黑了。”这是一句老实话。几年来，“四不清”的干部利用职权，采取各种手段剥削群众，发家致富。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买单车手表，盖新房子，钱从何来？这几个干部的坦白交代，揭开了这个秘密。在农村，新的两极分化已开始出现了。贫农徐秀英和公社文书黎永耀的生活对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两人同住一个村，一边是，徐秀英贫困破产，卖房子，卖衣物，卖女儿；一边是，黎永耀大发横财，买单车，买手表，起新房。1962年他的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56．4％，他的总收入比徐秀英的总收入多10倍。对于这些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放手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及早地彻底解决，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要把已经下了水的干部抢救过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进行狠狠的批评或者斗争，再加上对他们耐心的教育和帮助，才有可能把大多数“四不清”的干部教育和争取过来。对于出身于贫下中农，本质又比较好的干部，主要是对他们进行归队教育，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悔悟过来。

　　在11月4日第二次大会上，有11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讲了话，他们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摆事实，讲道理，正面进行了分析批评。曾经被干部当着脚下泥、胆小怕事的寡妇徐秀英，公开指名控诉“四不清”干部带给她的苦难。原来怕“出头椽子挨淋雨”的女社员罗杰贞，大胆地揭发和批判干部的错误，决心把“四不清”搞得“水清石头现”。原来怕干部打击报复的黎汉新，指着不愿交代问题的干部说：“别以为你们的手法多，爬到树顶的猴子也要撵落地！”原来怕“四不清”干部“树大根深，风摇不动”的钟伟昌，号召“贫下中农团结起来，拿起锄头来挖掉‘四不清’这个新的剥削根”。

　　他们之所以决心大，信心强，斗志旺，是因为有了新的阶级觉悟。他们在讲话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日做夜做吃不饱？”他们自己的回答是：“因为‘四不清’的干部剥削我们，我们替他打长工。”

　　这是一种崭新的阶级觉悟。贫下中农没有这种新的阶级觉悟，不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装起来，就不能把这个革命运动提高到两条道路斗争、反“和平演变”、反两面政权斗争的水平，不能挖掉新剥削方式的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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