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轰大闹的教训——关于田各庄公社四清运动走了过场的调查报告

　　本刊讯　河北唐山地委四清工作团委员会十一月十七日批转了地委四清工作团办公室关于抚宁县田各庄公社四清运动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详细地叙述田各庄四清工作队在工作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使这个公社的四清走了过场的教训。现把地委四清工作团办公室的检查报告摘刊如下：

　　田各庄公社，共有十二个生产大队，四十八个生产队。这里是老解放区，也是抚宁县第一批开展四清的四公社会之一。这个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共有一百三十七人（另有南开大学师生八十三人），工作队的队长是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桑化明同志，副队长是县委常委、监委副书记吴顺同志。工作队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进村，十月二日离村。在这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队长桑化明同志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对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不是采取老老实实、严肃负责的态度，而是总想出人头地“露一手”，工作中采取盲目蛮干，大轰大?的错误作法，严重脱离了群众，使这场革命斗争归于失败。

## 错误作法

　　他们的错误作法主要是：

　　一、关门“洗澡”，脱离群众。田各庄公社在“双十条”宣讲的不深不透，扎根串连没有很好进行，贫下中农群众没有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企图在这个会议上基本上解决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四不清问题，会后一扫尾、一查证就可以结束四清。

　　这个会共开了二十八丄。在参加会议的四百一十一人中，贫下中农代表只有二十六人。会议一开始，工作队怕四不清干部同本村有关人员互相串连，订立“保险”（攻守同盟），采取了“调虎离山”、限制自由等办法，叫甲村干部到乙村去住，乙村干部到丙村去住，并且规定不准回家，也不许同本村和家属进行联系。有时为了给干部增加“压力”，临时将他们押回本村“打态度”，其中大部分人仍然不许回家吃、住，也不准同家属谈话。当湾子村的干部回村参加大会时，家属们都在庄头和会场门口等着看望，因为不准说话，家属惶恐不安，有的回家哭哭啼啼，影响很坏。

　　会议进行到第二十二天，出现了“顶牛”状态。工作队为了打开僵局，连夜整训工作队，提出了“苦战”、“鏖战”、“大战三昼夜”的口号，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什么办法，使什么办法”，“脸上不挂灰（是指昼夜突击，脸色发灰），不算搞革命”。在连续几昼夜的“鏖战”中，不少小组在强攻硬斗中都发生了逼供信等错误。有的在小组斗完之后，还连夜带回本村在群众大会上“打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交代的贪污数字迅速上升，一夜之间粮食由四万多斤上升到七万多斤；款由两万多元上升到八万多元。但多数是既没有贪污的过程与情节，也没有时间与地点。当时工作队有的同志曾对这种作法提出怀疑，但桑化明同志不但没有冷静的分析研究，反而说：“没有枪毙，都算说服教育”，“实不实，只要交代就好，有水份是运动的规律。”还说什么“宁搞一百一，不搞九十九。”这样就进一步发展了大轰大?的错误。

　　（在大轰大?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打人、骂人的现象。工作队队长桑化明同志曾向队员们讲：“四不清干部不老实交代的，可以动动‘手术’。”实际上这是暗示可以打人、骂人。因此，有时开会让四不清干部交代问题不是据理批评、斗争，而是讽刺辱骂，甚至动手打人。田各庄后街大队和李家堡子大队曾先后打了六名四不清干部。）

　　二、不经发动群众揭发、查证，强迫定案。三级干部会议以后，按他们原来的设想，一查证、一扫尾，就可以结束四清了。但事实完全与他们的设想相反。各村干部回村以后，立即掀起了一股翻案风（这股风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平息）。如程各庄大队六十一名四不清干部，就有四十七人翻案。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既没有把广大贫下中农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揭发检举，认真地进行查账、查证等工作，弄清问题的真伪，而是由少数人一研究就定了案，有的是开大会对四不清干部进行盲目的斗争。例如程各庄第一生产队队长张庆福，在三级干部会上交代贪污款一千四百元，回村后只承认五百元，工作组便召开社员大会进行斗争。张庆福在会上申辩时，工作组员丁雨田便问群众：“张庆福原先交代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有的说是真的，有的不言语。丁雨田便一个一个地问，群众才都说是真的。最后，丁雨田当场叫五十多名与会群众在他的记录本上签了字，这就算定了案。而四不清干部张庆福明知工作组没有抓到证据，后来还是照样翻案。

　　他们不仅对四不表干部采用大轰大闹开大会斗争的办法，而且对干部家属也乱开斗争会。如程各庄召开过四次不同形式的斗争会，先后斗争过四个干部家属，其中有的连续斗争四次。有的在斗争以后，还不准回家，留下反省。

　　当地群众对工作组的这些错误作法，内心里是不同意的，不少人是被协迫参加的。有的工作组在开斗争会时，如果发现有人不愿参加，便当场占名，谁不到也不行，来了不发言也不行。如果来晚了或者不发言，往往要挨批评：“你为什么不愿参加会？”“你为什么不发言？”“你反对四清咋的？”因此，没有人敢提意见，开会就到，让喊就喊，让斗就斗，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严重脱离群众，根本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

　　三、经济退赔，违反政策。（１）不执行退赔政策。如有的人四不清问题不大，不但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多吃多占要他全部退赔，就连一九六一年的一般性的多吃多占也要他退赔，而且有的还要按高价退赔。但是，也有四不清问题比较严重的人，不仅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多吃多占可以全部不退，甚至贪污盗窃部分也可以整十、整百地减免。（２）搞假退赔。有的大队经工作队队部同意，实行了一种“兑户过账”的退赔办法，即由退赔人写个欠条，交给应分得粮、款的户，言明以后归还。结果有些四不清干部事后不认账，说：“欠条是贫协逼着我写的，我没有贪污那么多。”这样，群众手里的那张欠条就成了废纸。（３）用退赔款搞了新的四不清。在处理退赔款的时候，有的村经工作组提议，从退赔款中扣留一部分作为奖金，奖给四清积极分子和军属。如程各庄大队就奖给了大队贫协主席张庆芝八十元，其它积极分子十元、八元不等。群众对这种新的四不清很有意见。

　　四、强迫群众“洗澡”，违反自觉自愿原则，造成了一片混乱。如程各庄第一生产队在组织群众“洗澡”时，只要是成年人，都必须“洗澡”，并且由工作组按户点名，人人过关，一个不漏。群众“洗澡”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夫妻打架、婆媳不和、妯娌不团结等等，都必须在会上交代。工作组甚至在会上追逼男女关系问题。如女社员李玉兰，过去与坏分子邹有荣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工作组便叫李玉兰在群众会上坦白交代，追逼到深夜，直到承认了才散会。

　　五、阶级敌人没有弄清，没有斗倒、斗臭。如田各庄后街窃取了大队事副队长职务的坏分子李仲九，在当干部期间，曾经打骂群众，侵占集体耕地，霸占公共财产，破坏粮食政策，腐蚀拉拢公社干部，并有严重的四不清问题。当时群众和驻村工作组一致要求开大会，进行说理斗争，但是工作队领导上根本不予报批。类似该斗未斗的情况，在湾子、田各庄前街等村都有。在对敌斗争的方法上，他们同样是采取大轰大?的办法，大都是喊口号，“放空炮”，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因此，未能打中敌人要害，未能制服和斗倒敌人。有的敌人在会上甚至无所畏惧，不仅不低头认罪，反而进行狡辩、对抗。如程各庄坏分子邹有荣，赌博成性，奸淫妇女，并有严重的投机倒把和盗窃行为。在斗争会上态度十分恶劣，拒不低头认罪。当时群众问他：“你为什么不老实？根在那里？”他说“根子在北京”。对这种在斗争会上公然污辱我们党的阶级敌人，当时工作组并没有发动群众把他斗倒、斗臭。

## 严重后果

　　田各庄公社四清中的这些错误作法，正象中央在“双十和”中所指出，给运动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主要的是：

　　一、四清不彻底。拿白家堡子大队来说，这是工作队领导上认为搞得最彻底的一个大队，但是据大队贫协委员会反映，还有许多比较明显的问题没有弄清楚。例如：有二百七十多斤化肥的去向，至今还没有找到；库存青麻六百多斤，同干部交代的数字对不上口；一九六二年全村都向队里交了谷皮子钱，但账上没有这笔收入；一九六二年库存高粮种籽一百三十七斤，干部说是作饲料用了，可是饲养员却说：“从来没见过这样东西”。还有，一九六一年秋，该大队从联村队湾村领取社员口粮（玉米）三千斤，因为粮食不太干，一斤二两顶一斤，可是分发给社员却是一斤顶一斤，少了六百斤。类似白家堡子大队的问题，其他大队也有很多。在我们派工作级访问过的李家堡子、田各庄前街、袁庄、程各庄、田各庄后街、朱各庄、邴各庄等大队，贫下中农都反映了许我有关四清不彻底或者是走了过场的意见。

　　二、四不清干部进行反攻报复，打击贫下中农。拿田各庄大队来说，这个大队是公社党政机关和四清工作队部的所在地，也是工作队认为四清搞得比较好的一个村。四清以后，那里的四不清干部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扑、讽刺谩骂、打击报复，情况非常严重。如下台的四不清干部说，“贫协没好人”；贫协是“偏斜”等等。四清后仍然在台上的四不清干部，有的通过分配劳动、分配物资等，故意向贫下中农找别扭、穿小鞋、给亏吃，进行打击报复。如前街大队，以原四不清干部、现任支部书记张永平为首的一伙人联合起来打击第四和第五生产队新上台的贫下中农干部，企图重新夺回领导权。

　　三、阶级敌人的活动仍很猖狂，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程各庄是工作队认为对敌斗争搞得最好的一个大队，斗争结束以后的情况怎样呢？漏划的地主分子贺全山，判处了管制生产二年，他不但不服管制，反而跑到县法院告状。贺全山在土改时当过干部，曾以次房换好房十二间（群众的胜利果实），这次对他斗争以后，令他把好房退出来，但他却对这些房屋进行了多处破坏。四清时，还查出他在一九六二年给生产队油坊卖油时有过严重的贪污行为，他被迫进行了退赔，但在工作组离村后的第二天，他就与当过油坊会计，并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富农分子张凤鸣联合起来，进行反攻倒算。再如富农子弟、坏分子邹福民，在工作队离村以后，公开咒骂贫农，而且骑打生产队的孕畜，公开进行破坏活动。当他的这些罪行被贫农子弟张国华制止和告状后，他竟猖狂到把张国华痛打了一顿。

## 主要教训

　　田各庄公社社教工作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工作队领导上的错误，主要是来自工作队队长桑化明同志错误的指导思想。他当时是抱着严重的个人主义目的参加四清的。他的出发点不是想如何贯彻执行好中央政策，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四清斗争搞彻底，而是带着十足的骄傲情绪，独出心裁，想超人一头，一句话，就是想压倒卢王庄的经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向党“露一手”。在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他把中央的“双十条”和上级党委的指示抛在一边了。关于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问题，地委在他们开会以前，已作了具体指示；运动中间，地委又派工作组对田各庄四清工作进行过检查，指出了他们的大轰大?等错误，但是都没有引起桑化明同志的注意。他既没有向下传达地委工作组的意见，也没有研究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由于桑化明同志始终按照他自己所想象的一套，主观蛮干，结果是到处碰壁，使四清走了过场。

　　除了以上谈到的属于他们指导思想方面的错误以外，田各庄公社四清工作队的负责同志在工作作风上也有严重错误。据工作队组长以上干部座谈反映，桑化明和吴顺同志工作一贯漂浮、不深入、不蹲点，光靠听汇报、看报表来指导工作。有时下去也是。“走马观花”，一转就走。桑化明同志听汇报时，只愿报喜，不愿报忧。那个村的数字大，就说是“上游”；那个村进度慢、数字小，就说是“中游”或“下游”；对情况也往往不加分析，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只要汇报人说得好，就当场给以表扬；汇报人说得不好，或者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是冷静地帮助解决，而是乱加批评，因此，有的组怕挨批评，往往报喜不报忧，甚至搞了假汇报。

　　从田各庄公社四清工作队的情况来看，下面不少同志是实行了“三同”的；但是工作队的领导同志却做得很差。队部的个别领导干部，甚至同公社的四不清干部、蜕化变质分子等，在一起下象棋、打扑克，有说有笑，因而贫下中农群众把他们看成是一伙人，对他们“敬而远之”。在生活方面，桑化明同志不仅在工作队整训期间闹特殊，在队员伙房里吃过烙饼、炒鸡蛋；就是下村的时候，还在群众家里吃过肉、吃过蛋，影响都很坏。工作队办公室副主任陈希增，经常去河边打鱼，桑化明同志不但不加以制止，有时自己也一同前往。

　　 来源：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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