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书波谈“遵义事件” 　　<贵州、李书波> 　　时间：1966年12月19日 　　地点：贵州工学院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 　　被采访人：李书波（在遵义事件中任遵义地委第一书记，遵义行署专员） 　　采访人：贵州工学院学生张再兴等200余人与会。 　　会议开始，会议主持人领读毛主席语录P4、P11、P13、P148、P232、P69、P78、P80、231。然后由李书波同志介绍遵义事件情况。以下是李书波同志的谈话。本记录稿已经过李书波同志校阅。 ## （一）“遵义事件”的发生及经过主要情况 　　主要在59年底、60年春，一直延续到61年，时间比较长。我解放以后一直在这里（指遵义）。60年4月份省里派赵欲樵代替我。 　　主要是高征购，高估产。58年估高，59年也高，60年也高。高的程度达到32亿斤粮食。59年实产17亿斤。高估产带来高征购。遵义地区（59年）征购原粮10亿斤左右，（55年、56年约5亿斤左右）完成征购后群众的粮食就不够了。 　　当时办食堂，国家粮食和个人粮食由集体管，并且取消了自留地。 　　粮食的指标供应过低，59年冬天规定“五、五、二”，即5两粮食（注：为16两制的5两）五两代食品，2斤菜。后两项是空的。实际5两只有3两，有的食堂就靠这3两过活。 　　省里指标低，卡得死，不准动商品粮。大家没有粮食就反瞒产。贵州有个“捉鬼拿粮”，是徐健生（副省长）在织金开电话会，12月3日搞的。 　　这时省委苗书记批转遵义反瞒产材料，对比了个黔东南的材料。产量不高，产的粮食拿去吃不饱。 　　59年国庆，由徐健生主持，在省委开粮食会，还批评了遵义动用了一亿三千万斤粮食。“反瞒产”产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被省里规定了几条卡死了。遵义11月底（我于到省里参加批判经济学十个问题，元旦回去）大家反映完不成任务。省里周林、徐健生一再要求完成。可是，不但完不成，而且下面粮食发生了紧张。请示省里减5千万斤，几次不同意。完不成任务时，给省里反映了三次，59年10月、11月给周林、苗春亭、徐健生讲过（过一段时间又反映一次）。实在无粮，才减了五千万斤。徐健生从金沙到鸭溪、又到遵义，专员何林向省里反映：①粮食太紧；②卡得太死；粮食不够不准用遵义交通沿线的仓库，要到边远地区去调，这是由省财贸办公室规定的；③另外，指标低，还规定旧历年前不供应，有的交完粮就没有吃的。以后连续反映过此情况。接着陈璞如又去，见群众吃蕨粑，看见群众来信，后陈璞如将此情况交给周林。 　　遵义调动了15万8千人修川黔铁路，（吴实）到了息烽等地，发生（现）了问题。他们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给周林。我提了起码（每人每天）发半斤粮食，浮肿病人应该更多些，但周林不听群众意见，一直不理。 　　60年3月，我和省里李景膺一块去湄潭，周林到了黔东南。他由铜仁回来到湄潭开了个生产队以下干部 会（3月底4月初），对虚报浮夸一直不解决。他不把底给中央讲清楚，一直瞒着中央。 　　执行中央政策有两个问题：1，纠正共产风不彻底，纠一下就算了。主席的“六条”刚和群众见面，省委就发了四～五条与中央抗拒。周林把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当成倒退，加以反对。有的按中央指示办了，有的没有。 　　在59年春天都匀会议上，我对周林反映遵义的真实情况，他还指责我：“你老李不能打退堂鼓”（即不能右倾少报）。59年春天割麦子，遵义虾子、湄潭黄家坝有人剥树皮，我给他反映了，周林还说：“这是剐我的脸皮”。 　　59年就地入仓，国家仓库与食堂合一，60年分开。59年春天主席就提出了纠正浮夸风，贵州省委不但不执行，仍不顾人民死活地定了（高）指标往各地委、县委推。不是群众浮夸，而是上面压下面，不接受就是右倾，逼得谁也不敢提意见。 　　60年3月底，因湄潭出问题，省委周林主张把下面的干部该处理的处理，该法办的法办，使县、区、社成无政府状态。就这样处理了王卿臣、容镜等，以及遵义的几个县委。下面违法乱纪该检查，但下边无粮、生活安排不落实也没法。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省委周林，而不是下级，各级也有各级的责任。 ## （二）处理情况 　　赵欲樵代替我的职务，（叫我）到湄潭负责。到10月份，省里开三干会，批判斗争我。开完会后，我回遵义去请罪，就撤了我的职，撤了专员、书记，叫我到六枝挖煤，后挖了三年，65年四清才回来。 　　我自己写信给中央，有十条。还有群众来信，要求中央派人调查贵州问题。时间是65年2、3月份。4、5月份（还是6、7月份）中央派人来，是中央监委的（周林向中央讲了没有我不知道）。 　　在都匀会议上，我跟周林讲，你要给中央反映情况，你不去我去。 ## （三）我的看法 　　遵义事件实际上是贵州事件。如上瞒中央，下反人民，不仅仅遵义，实际上其他专区也有。他们对中央封锁贵州的消息，所以一直没有处理这件事。周说：“遵义问题由遵义负责”。实际上是推卸责任。金沙、思南也有，是全省性的问题。 　　我是地委书记，遵义发生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我的责任是对省委没有顶。我本来想到中央去，他们说：“妈的，我给中央说一说就行了”。完全依靠省委解决问题。对省里向中央报没有报，迷迷糊糊。这个问题越发越严重。 　　赵欲樵去后，也是瞒中央的。 ## （四）参加会议这提问 　　问：遵义征购10亿斤粮食是谁定的？ 　　李：省里规定的。 　　问：遵义事件死的总人数是多少？ 　　李：死人的事当时未统计，后由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部门清理，详细情况可查问。 　　问：事件造成的恶果怎样？荒了多少土地，劳力损失了多少？有啥政治影响呀？高估产高征购主要是谁负责？ 　　李：徐健生，估产征购由上推下去。 　　问：下面报的数字与上面分的数字相差有多大？ 　　李：下面报36亿斤，省里认为少了，定40亿斤，实际产量不过25至26亿斤，下面报的少。 　　问：“遵义事件”发生后，省里是否有指示不准往外传，封锁消息？是否有人实事求是讲了，就当成反革命分子处理？ 　　李：据说在贵阳不准讲。 　　问：有打成反革命的没有？ 　　李：不知道。 　　问：当时有一个师范学生给你写信后，就被关了3年？ 　　李：讲真话而被入狱的情况有，是借反右倾为名，全省打了四十三个反党集团。 　　问：中央四清工作团对于遵义事件处理情况如何？ 　　李：1960年撤消我一切职务，1964年当时我在修文搞四清，我提供意见，把遵义公社以上的干部都集中，揭发地委问题，我去遵义作检查。后，李大章同志说：“遵义事件实际是贵州事件，中央处理过了，你还是回去工作。遵义事件不再作处理了”。 　　问：你再讲明白点，“捉鬼拿粮是谁讲的”？ 　　李：是徐健生，他是在开电话会议是布置的。59年的财贸会也是徐健生主持。 　　问：省里规定旧历年前不供应是什么？ 　　李：“五、五、二”是五两粮，五两代食品，二斤菜，实际上后两项是空的，有时五两都不足。 　　问：处理王卿臣、容镜是谁？ 　　李：处理王卿臣是由省委决定，李景膺和我处理的。后来枪毙容镜是省委直接决定的。 　　问：邓小平去过遵义没有？ 　　李：58年11月去过。 　　问：“遵义事件”后邓来过没有？ 　　李：不知道。 　　（到此，会议约经过1小时半结束，由学院的小车送李书波同志回家）。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