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所犯错误的再次检查

　　<原河南省息县县委第一书记、徐锡兰>

　　在县常委会议和正（整——编者）风会议上，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一步的揭发和批评，我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无限的感激，虚心接受，深刻批判，决心改正。真正做到 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老老实实的工作，代（带——编者）罪立功，全心全意的为党为人民服务。我的错误具体如下：

　　一，在去年秋季粮食工作中，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导原则，违背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犯了党的方针政策。在粮食分配方面和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方面 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由于生活失去安排和没有安排好，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造成全县社会秩序一时混乱，不少人员外流，很多食堂少柴无粮，断炊停火，引起了浮肿病和其他的病大量发生，损失了几万个阶级兄弟和宝贵的人民生命，损害了人民身体健康，牲畜、生猪、家具农具、房屋受到了破坏，生产元气和农村自然面貌 受到了损害，给党的政治上经济上造下了很大损失，给今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带来了困难。

　　以严重的个人主义态度、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对去年秋季遭受严重干旱后的农业生产情况，作出了错误分析，对于抗旱斗争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带来的严重困难缺乏 恰当的理解，对于粮食产量的估计和落实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自上而下，没有实事求是，以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以算账、自下（上——编者）而下的套、算的方 法计算的定产量，对产量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使估计产量很大距离的脱离了实际。去秋粮食产量在9月份的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就预计好了，全县总产31000万斤，以后又在夏庄会议上抬了30000万多斤，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搞了23000万斤。各公社分配会议上搞了18000万斤，最后县常委为了给地委回（应为 汇——编者）报，又主观主义的报了13000万斤。各公社大队根本不知，虽然产量不断变化，但很长的时间，把粮食分配方面和安排生活建立在23000万斤的基础上。这种把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关系重大的粮食分配问题、安排生活问题，建立在一个既（应为极——编者）不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在浮夸的基础上。向 （应为从——编者）全县当时的生活情况和产量情况看，本来是受灾减产，硬在大叫大喊大丰收。去年的生产情况在于干旱时自己是知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城郊公社的生产情况，麦收后也去看过，并代（应为带——编者）着大队干部参观和开会研究过，认为搞的不好，也有不少同志回（应为汇——编者）报过，下面吃青的情况，但也不去正视，不承认，硬大叫大喊大丰收，否认了灾情，也否认了余粮自足和缺粮的历史情况。全县257个大队，不管情况如何，普遍地分配了征购任务，把灾年当做丰收年，把穷日子当做富日子过了，把客观实存在实际问题（原文如此——编者）说成是思想问题，在整个粮食工作中特别是春节以前，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到解决面积和产量上。夏庄、包信、临河等现场会议，县委的扩干会议，以及公社的大会小会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在纠缠面积产量。在许多会议上，不是自下而上的、实事求是的修正数字，而是拿着主观主义的产量数字，逼迫下边接受，逼住下边套，如果达不到目的地不罢休，只有达到了或超过了则成（应为称——编 者）心满意。由于我有名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主观主义的思想，对待产量是宁高勿低、喜高厌低、愿听好不愿听坏，以不能否认大丰收，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低产论 的错误论调来掩护个人的主观主义思想观点，从而压制和堵塞了下面真实情况的反映。去秋10月21号到东岳公社听了几个书记的回（应为汇——编者）报了种麦 情况和粮食工作情况，他们回（应为汇——编者）报的总产1342万斤，三项扣除6661300斤，正（应为征——编者）购430万斤，扣留和完成任务后还 有余粮。当时听了后，主观的认为很好。同时又搞了些具体情况，既没有分析，又没有下去调查研究，就叫汤泽民同志起草了个报告，以个人名誉（应为义——编 者）报告了县委。这个报告传达了各地之后，在全县发起了反瞒产的大动员。11月5日到中项店公社党委回（应为汇——编者）报了个大队上来的数字，总产为 15568599斤，三项扣除9699680斤，社会余粮5868919斤，征购任务25？万斤，三留扣除完成后还余粮336万斤。听了以后当时认为情况 很好，粮食很多，完全可以搞好。11月8号到了朱店大队，是公社孙世？确定的，虽说抗旱时他在那里，该队抗旱成绩很大，生产很好，是中项店专区抗旱模范大队，自己有了印象。接着又听了大队支部回（应为汇——编者）报麦收面积6183亩，总产2378550斤，征购任务251300斤，当时只完成28000 斤，既没有到下面，又没有很好分析研究，就主观确定认定了，果然情况很好，大有搞头，需要很好地搞，决心把粮食搞出来，振（应为镇——编者）定了反瞒产的思想。

　　在粮食征销作工作中，和安排群众生活上，一贯的坚持反瞒产，以极端错误的手段对待干部和群众，造下了严重的恶果。

　　全县反瞒产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经常这样说：抗旱斗争取得伟大胜利，获得了大丰收，我们的粮食不是少，而是很多。但是粮食搞到哪里去了呢？又分析瞒产私分了，开了后门。在分析瞒产的情况时说：参加瞒产的有集体，有个人，有干部，有群众，但集体是大量的，个体是少数的。在东岳公社总合了十种瞒产花样，并提出 了错误的作法，在全县各地和夏庄会议上进行了？？，对全县反瞒产起了动员作用。当粮食工作发生了抵牛局面的时候，我还坚持这样说：“粮食的问题是？？的， 是工作问题。”以后又提出：“在粮食问题上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但思想问题是主要的”。下放了些粮食，说是“安心粮”，是为了“抛砖引玉”，，始终认为下边有粮食，始终认为下边干部、群众把粮食私分了，我曾说出了不少的错误论调：“说粮食问题是个大问题，是要不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是 要不要粮食制度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粮食问题是目前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紧急动员起来，搞好粮食工作，打退资本主义向我们的进攻”。用这些错误论调来 促使各级干部承认瞒产和坚持大搞反瞒产。

　　在全县的反瞒产中，采取了许多错误的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造下了严重的恶果：1，过高过急的要求，频繁的会议和评比，当时的主要领导方法，经常提出“反右倾，鼓干劲大干几天，苦战几夜，保证完成任务”，“长准备，短突击，一鼓作气，保证完成任务”。在夏季中就提出了 “先下手为强”，“？打一场入一场”，“不管什么粮都要”，“以后鲜红芋也收，带皮的麻杆也收”，依时追求增加完成数字。为了急于求成，几乎是天天开会 {电话会}，甚至一天几会，夜夜评比，有时搞到通宵。弄得下边白天黑夜不可收拾。2，利用假现场召开会议，大造声势。夏庄会议实际上是推广长陵大队完成任 务的经验，但长陵大队历史上是统销队，当时也分配了正购任务，完成任务也还是把？？减了后计算的，所以这个现场是假的。常委没有讨论研究，当时我在包信， 仲书记在电话会上和我商量后确定的，这个会议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为了反瞒产，在1532人中辩论了95人，撤职了13人，法办了3人。在会议上错误的总 结的六字工作法，这个会议上的错误，我的主要责任，后会后向我回报，我听了后的很满意。会议上总结的六字工作法不但同意，还？补充了两个字，即“管”和“ 用”字，构成了八字工作法。这个会议后，全县反瞒产掀起了一时的高潮，包信会议实际上是柿子园大队是的现场会议，常委几个人交谈后决定的。开始后的第一 天，为了宣布粮食征购工作结束，我也去了。到了？李店后，看到了7500多人，住了一、二十里大的范围，几十个庄子，感到不便，所以主张搬回了包信，柿子 园现场我去看了两趟，听介绍是30多万斤红芋，6万斤粮食，但对红芋有些怀疑，问干部和群众都说很多，要扒开看看，他们说不能扒，一看风就烂。张付专员去 看时这样问，干部群众也是这样说的。这个现场会东西是有些，但也不真实，利用不真实的现场，鼓励下边大搞反瞒产，也是非常错误的。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纠缠面 积和产量，但没有辩论斗争。临河会议以杜？孜为现场，是公社党委回报，粮食办公室检查总结的，是一次安排生活现场会，当我看了现场后，认为有粮食，怀疑没 有13万斤，七八万斤是有的，当时没有发现什么漏洞，也没有去调查粮食的来源，参观了后也很满意。以后听说是专门搞的个假现场，利用了假现场动员反瞒产， 安排群众生活。

　　二、没有群众关（应为观——编者）点，没有党性和人性，不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只要个人名利，不要人民群众，只求个人生活享受，不管群众生活疾苦和生命安全。

　　不关心群众生活，在粮食工作中，偏（应为片——编者）面国家观点，单纯为了完成任务。虽然也提出了安排好群众生活，但叫喊的多，具体解决的少。用（反—— 编者）瞒产的办法安排生活，有些食堂停伙，或吃的菜多粮少。夏季在东岳，秋季在魏店也看见过，在会议上也听见过，但我不承认是实际问题，错误地分析了停伙 的原因，说什么“停伙是富裕农民对我们的威胁”，食堂虽然停伙，实际上还是“两钱饭“，”大伙不开，小锅做，白天不吃夜晚吃。”用这样错误的论调盖着了下 边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这种情况发生后，没有粮食，既不向上回报，又不想法解决，任其拖下去，使问题趋向严重程度。

　　对人民不负责任，对人民的疾苦不觉痛痒，对人民的不去挽救，我县因生活问题造成一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员外流和引起浮肿病和其它疾病，造成死亡现象，我是知道的。在11月中旬的项店一次生活会议上，西部四个支书谈了他们队有疾病和死人现象。12月初包信会议时，到柿子园参观时看到一个小孩死在路上，还有一个活在路上（活的代走了），会后回来的路上见到了三个尸体。城关东南部的死人埋放情况，胡安魁检查后也向我回报过。对于这些情况，当时我还错误分析是“敌人破坏”，“给我们搞展览”，以后病情严重了，又分析为“有灾必有疫”，根本不承认是生活问题。李宗建同志报告五一大队的死人情况，没有亲自动手处理，不负责任的推给了别人如果当时把那个 报告拿在正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一下，一方面可以把全县情况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可以研究一下讨论的措施，损失可能大大减少，但我没有这样去做，这是个严重的过失。疾病和死人情况张寿明、朱金铎和其他同志都我回报过当时只说再查一查，或必须搞好不能再死了等，不负责任的答复。总之，全县发病这么多，死 人数字这么大，死人程度这么惨痛，完全由我负责，罪责应归于我。

　　对党不老实，对上级领导不忠诚，对于疾病和死人数字不能如实向上回报，在春节前向地委报告的死亡数字最多是7000人，去年12月初向张付专员回报的数 字，也是不实的。12月底省委宋书记来时向他回报了死亡情况，他不相信。宋书记指示叫在当时的会议上从新整记一下，本来是登记了两万人左右，向宋书记了 8000人，这个情况我也知道，向他回报我也同意，明目张胆地欺骗了上级领导。5月份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上登记共死亡3600（应为36000——编者）多 人。以后，各社总登记的不实，须要复查一下，自己也感到数字过大，连续两次复查，下降为23000多人，将此数字报告了地委，又一次欺骗了组织和上 级，36000多人的数字在鸡公山会议才正式向地委回报。更错误的是，在鸡公山会议专门组织力量进行普查，全县统计死亡48000人，仍感到数字太大，又 叫程书记再查一下，又下降了30000多人，向地委回报时，淮滨地区数字多报，？？地区数字下降3000人，这是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的作法。屡次欺骗了党和上级组织，想减轻自己的罪责。

　　在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人员外流，食堂停伙，疾病和死人严重时候，不但不关心，不想法解决，挽救损失，相反地发展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大吃大喝，享乐腐化。

　　去冬在项店地区工作阶段，前后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去年11月5日到今年元月15日左右），主要是在项店公社的魏店、朱店三个地方，除了到地委开会，参加几 次大的现场会，回县开会和在家里外，在项店地区具体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计有20天。在此时间生活非常特殊。在魏店的六、七天中，公社代着炊事员、公务员， 代着吃的东西在大队食堂做饭，每天三、四顿饭，每顿不是大米就是面，也有红薯，也吃过精丝红芋，顿顿都有肉、鱼、蛋之类。在公社和朱店也是如此。不论在公 社和大队，都是专门腾房居住，男的警卫，女的招待，吃好饭喝开饭（原文如此——编者），冷了有火烤。到东岳、包信、夏庄和其它公社、大队也都是被当做“上 级 ”招待，吃的都是另外的好饭，严重的脱离了群众，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机关里吃饭，也非常特殊。机关原有小伙，当时显不出来。今年夏天，为了关心群众生活，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地委有指示，县委有决定，取消小伙，多数同志 都能按照这一规定搞大伙和同志们一起吃饭，但我没有这样做，名义上取消了小伙，而自己仍然在继续，仍是在大伙上单做单吃，多吃多占，差不多每天都有肉、鱼 之类和鸡蛋，特殊享受了国家外贸物质。严重的是当我在家时，自己的爱人来时，每天早上也是和我一样特殊享受，同桌同吃，在机关干部中影响极坏。

　　（3）（原文如此——编者）各级书记搞重点，我提出了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了解全面，各公社都搞了，每社组织有 50左右人。我在项店公社，和公社一块在魏店大队搞的。在这个大队工作中错误百出，危害严重，搞的群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应有（应为由——编者）我主要 责任，入队后对干部基本上是“一脚踢开”。全队11个干部，只依靠了两个，丢开了支部建立了领导小组领导工作，然后又采取了大队、生产队干部集中学习上边 工作组领导会议，下边发动贫雇群众，鸣放揭发瞒产私分，所谓两头挤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接着根据贫雇群众揭发的情况进行了辩论，我亲自批准辩论了生产队 长王少臣，还提出了在群众中扎根串联，依靠发动贫雇农和干部算粮食收入支出帐，搞的干群关系很不正常，并组织发动群众，向隐瞒粮食的富裕农民、地、付（应 为富，下同——编者）分子开展了辩论和斗争，以后扩大了基本群众，最后一直把群众手里的粮食以把瓶瓶罐罐的粮食也集中起来为名，也搞了出来。在工作中辩论 斗争，到处都有，一直搞到搜查，发生了打人现象和打死人的严重后果，造成了十分惨痛的损失。

　　（原文无第4部分——编者）

　　（5）（原文如此——编者）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否认了绝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根本原则，曾经错误的分析参加瞒产的集体和干部是多数的。多数干部参加，产量 又主要是部分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作业组长，提出在粮食工作上不能依靠他们去搞，不少地方在一个时期把他们“一脚踢开”，不依靠他们，用“两头挤”的办 法和开会学习的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不少好干部受到了辩论和斗争，受到了无情的打击，伤了干部的感情，损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6）代头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我主张对于粮食、工作上存有右倾思想的干部进行批判，对有瞒产私分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发动群众揭发和辩论，对有瞒产 私分的地、付分子组织辩论斗争和依法处理，在东岳、项店和魏店大队都是这样说的，和指示这样做的，在全县会议上也不只一次的这样布置安排过，东岳公社生产 队以上干部会议辩论了23人，项店公社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每个大队辩论了2人，魏店大队辩论的不少。在各级书记碰头点时我曾经讲，“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 的力量，坚决搞好，搞不好不回来。”在公社组长以上和春节前的分配会议上，我是由“开不好解决不好不散会”，“哪个大队搞好，哪个大队回去”。去年十月 底，在一次电话会议上，我在公社提出公社开会时“每人代一万斤粮食，达不到自查责任”，又在一次仲书记提出，我同意公社开会时，“每人代一百斤粮食，？ 油、麻也可以”。有的公社搞的不好，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了张致武，徐天赐、罗雅丽、张存福等书面检讨。在项店时为了制止杀牛现象，我在会议上讲了，现在一 头牛等于几个劳动力，分析了杀牛如杀人，对干部群众进行威胁。在全县各地传达后，因为制止杀牛，犯有强迫命令的不少，不少地方把人打伤打死。为了制止杀 牛，经公安局股长傅万金同志承？，公社党委决定，我批准补（应为捕，下同——编者）了七八个人，全县因杀牲畜，逮补了64人。项店公社私设有监狱，随便扣 押人，我住在没有发现和制止，也充分表现了我的严重官僚主义。项店路楼大队支书王？友，在？？会议上主持辩论了老党员路得英，并大叫母老虎，并大喊狠斗， 我发现后没有立即制止，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项店公社和未店等几个大队，在反瞒产中，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但我身为第一书记，负责那个地区的 工作，有时住在那里，这么严重的局面，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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