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文波同志代表罗山县常委关于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县常委依据鸡公山会议精神，对我们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进行了讨论，现在我代表县常委作初步检查，希望同志们彻底揭发和批判。

　　罗山党和全县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1959年在大旱80多天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秋季大丰收，秋季粮食产量达到二亿五千万斤，这个成绩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个数字去进行工作，不仅能安排群众生活，而且能完成征购任务，但由于县委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农村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对秋季粮食产量估计的过高，把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对干部的浮夸风制止不力，征购分配过重。全县普遍购了过头粮，使人民群众生活一度发生严重困难，造成食堂停伙，人口大量外流，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大量死亡。据统计，全县死亡达二万多人，不仅使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给我们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检查起来，我们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教训是是沉痛的，对不起党，对不起罗山35万人民，我们在人民面前犯了罪，应该受到历史惩罚，在大丰收的情况下，死了这么多的人，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错误呢？应当接受的教训是什么呢？现在初步检查如下：

　　第一，罗山县委对去冬今春农村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表现在两个方面：

　　（1）1959年大旱80天，由于全县人民向干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获得了秋季大丰收，这个事实应该承认，但我们对大旱80天带来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只承认丰收，不承认一部分地区因各种原因而造成减产，按一些丰产典型来推算一般，因此凡是下边报的高产，就偏听偏信，甚至加以表扬，凡是反映低产的，就不相信，甚至加以批评，造成下边干部不敢说实话，使县委不能掌握真实情况，使全县产量估计过高，不能落实，错误的把秋季粮食产量定为三亿四千万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0月份在彭新召开现场会议，以彭新来推算全县。通过彭新会议，给全县（？）了一个大丰收的印象，对核实产量起了浮夸的作用，在会上光找了几个没有代表性的先进典型介绍了经验，并在总结中对全县粮食工作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安排。可以看出，县委在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非常错误的，由于县委一直坚持了错误的看法，所以来自各方面的反映不加分析，不相信，因此（或而），造成粮食产量一直搞不清，群众生活安排不下来，这是造成人口死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2）县委对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也作了错误的分析，农村有两条道路斗争是不可否认的，否认就要犯右倾错误，但如果把两条道路斗争扩大了，就要犯“左”倾错误，我们把当时的一切问题都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其实，当时的主流还是粮食问题，绝大部分还是实际问题。但是县委（疑为“不”）承认这个事实，相反的大搞反瞒产斗争，利用反瞒产的办法来核实产量搞征购、搞分配、安排群众生活。在反瞒产斗争中，个别地方也搞出了少量粮食，县委就以这些没有代表的性的典型，断定“社社队队有瞒产”“大量的粮食在社员手中”，因而就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作（应为做）法，系统的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彭新现场会议，槐店现场会议，都是反瞒产的现场会议，这两个现场会议，对全县影响很大，特别是槐店现场会议，到会同志都感到没话可说，这个现场会议，更加巩固了县委的错误认识，从那时候起，全县的反瞒产斗争又进一步地发展了。11月分（应为份），县委直接召开了“落后队”的干部会议，会上，杨店大队党支部书记万春银同志，对本队减产完不成征购任务提了五条根据，并反映部分食堂已经发生停伙。县委对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虚心听取，反而对万春银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说他是“右倾”，是“抵触粮食政策”，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的情况同时，为了反瞒产，还专门集训了五类分子，“落后队”训练预备（缺字，疑为党）员，直到一部分食堂发生停伙人口大量外流，街道上、大路上丢小孩，县委仍认为是“思想问题”，是富裕中农的“进攻”，并搞了一个所谓“八大讲”、“五大搞”，作为反瞒产斗争得武器，这样不但没有搞出粮食相反的造成粮食的浪费（如有些把粮食埋在塘里、埋在土里烂掉等），造成了人为的紧张，脱离了群众，因而，我们在立场上，对待两条道路问题斗争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了严重恶果。

　　第二，在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问题上，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违背了党的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政策，强调了国家利益，忽视了群众利益，强调了征购，忽视了生活安排，只有“任务”二字，没有“生活”二字，对群众疾苦采取了漠不关心态度。开始听到有人反映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的情况时，县委根本不承认这是粮食问题，认为群众闹粮现象年年有，不会饿死人，并抓了一些没有代表性的典型来教育干部，一直到人口大量外流，浮肿病大量发生时，还没有引起县委的注意，实际上死人在10月分（应为份）就开始了，如果那时能当机立断，解决问题，错误也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从我个人来讲，在潢川会议以前，根本不承认是粮食问题，潢川会议以后，有所动摇，到莽张朱洼以后，思想认识开始转变，但还认为是个别地区的问题，加上存在着个人主义，怕追责任受处分，对下边报的死人数字仍然不相信，如公安局、周党反映的数字，我都没有相信，并在电话上进行了批评，甚至在地委王部长反映的数字也有怀疑，总是从各方面找理由，证明罗山死人少，因此，使人命关天的重大问题，几个月没有如实的向地委反映，以致错误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这说明，我们丝毫没有群众观点，对党是极不忠诚的。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不但不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火上加油，抽调八万劳动力大搞水利建设，不仅要人，还要带粮，并错误地认为一部分人不愿意去搞水利，就是有粮食，水利上一部分人往回跑，也是有粮食，一个劲地搞征购，不要安排群众生活。更错误的是，在这样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在大搞非生产性的建设，盖礼堂、盖剧院、盖居民点，盖民兵楼，水利工地上，还在加班加点，不注意劳逸结合，这种作风群众是不同意的，实际上就是不关心群众的死活，使我们严重的脱离了群众。

　　第三，我县的广大干部，经过各种运动的考验，90%以上大好的，在一部分干部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问题。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特别是1958年夏季，在粮食工作上受到地委批评以后，由于我的右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界限划不清，对干部的心理状况了解不够，喜欢听高产、高指标，不喜欢听低产、低指标，因而使罗山的浮夸作风滋长越（？？字迹不清），只有热的头脑，缺乏冷静的科学分析，这种浮夸作风，到去冬今春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去年冬天，开始县委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边，光凭主观想象来处理粮食工作上的一切重大问题，当听到反映有问题时候，又采取否认的态度，不调查、不研究，光怀疑，不相信，当觉察到问题严重时候，又产生严重的个人主义，不敢正视错误，怕影响罗山（疑为成）绩、怕追责任、怕受处分，总是从各方面找理由，向地委少报死亡人数。现在回忆起来，10月分全县死人已经上千，11月分上万，元月分（应为份）达到二万，使这样重大的事情，在几个月时间里，没有如实的向地委反映。这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对党极不忠诚的的表现，这是对起党，对不起全县人民。

　　第四、县委在工作方法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对来自群众的意见，不加分析，全盘否定，认为反映真实情况的人有问题。去冬，周党写来一个无名信，内容主要是反映粮食问题，但县委接到这个信以后，认为这个人有政治问题，叫公安局对笔迹，侦查破案，在问题初发生的时候，如果县委头脑稍微冷静一点，下去调查一下，问题也不会发展这么严重，有不少基层干部反映真实情况，我们不但没有采取，反而认为他们是“思想问题”有的被批评斗争，甚至受了处分。特别是在槐店会议上，仅错误的提出干部过“五关”，即：叫喊关、停伙关、不搞生产关、外流关、造谣关。不相信群众的多数，相信了少数的虚夸，一直是你哄我，我哄你，以假当真，从假里来到假里去，使我们的耳目长期闭塞起来，严重的脱离了基层干部和群众。

　　（第五，在县委集体领导上，几年来县委基本上是团结的，发挥了集体领导作用。但检查起来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去冬以来，县委很少过组织生活，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提到委员会上提出，只是几个人说说就往下贯彻，没有发挥集体智慧，委员有意见不敢向书记讲，互相不通气，有许多重大问题，只是少数人知道，不少委员是不知道的。这说明常委，特别是我个人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更为严重，我们20多个委员，不能说都是官僚主义，下边的真实情况，不少委员是知道的。如张家贵同志（不脱产县委）对下边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敢说。对于上级党委的重要指示，也很少在委员会上进行研究，贯彻执行的也不坚决，甚至有些作（应为做）法，与上级党委的指示是对立的，这就很难把工作做好。由于县委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加上组织生活制度不严格，致使个别县委和公社党委负责同志，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享受、大吃大喝、不干工作，甚至发展到腐化堕落，给党在群众中造下了极坏的影响。）

　　以上仅系初步检查，不深刻也不全面，希望同志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彻底揭发和批判，以达到增强党的团结，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搞好今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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