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城关公社朱岗大队徐祖德在三反运动中自杀情况的检查报告

　　<中共罗山县委检查组>

　　城关公社朱岗大队上朱岗生产队，付（应为副，下同——编者）队长徐祖德，在整社三反运动中因被辩论，自杀的情况。我们遵照县委指示，于9月24日在县委监委、农村整社三反办公室、人民检察院、城关整社三反办公室配合，组织检查组前往进行检查。通过座谈了解、登门访问、现场观察等形式，将近半天的时间情况已基本弄清。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自杀者徐祖德，男，现年42岁，下中农成分，农民出身，历史纯洁，家系朱岗大队徐湾生产队人。于1957年任徐湾生产队长，至1959年秋在水利工地任中队长，现调任上朱岗生产队付队长，其工作积极、责任性强，群众谓之其是“关公”的生产队长。但是，方法简单、态度生硬、手段粗暴，犯了些严重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错误。突出的是1959年冬，在南湾灌渠任中队长时，对有病的和干活消极的民工进行不同程度的扣饭达28人，占70人的40%（每吨（应为顿，下同——编者）每人三碗饭，被扣者少给一碗饭）。有的被扒掉棉衣、摘帽子有8人，并亲自动手打了3人。严重的是1959年12月一夜，有7个未请假没上夜班的（其中有两个病号，3个出远差晚归的），他便组织对7人辩论，都被摘去帽子、脱掉鞋袜，在严寒的霜夜罚苦工（担土）一夜，第二天早餐并每人扣饭一碗。同期对朱本才（中农），因未请假回家，加之朱偷了10斤红薯，被其扒掉棉袄、帽子和鞋袜，推出门外，在正下着大雪地上很（应为狠——编者）冻，朱多次求饶，其不准进屋，而朱本才无耐（应为奈——编者）拿刀将自己手指砍烂四个，其并不同情，反说：“朱为偷懒不干活，砍去手指”，又扣饭三天（每吨三碗，少吃一碗），至成残废。平时凡是被处分的民工，都是敢怒不敢言，只好暗地啼哭。对请假回家的民工也少给粮食。如徐祖英、朱秀英等三人回家70余里路程，每人只给十两（老称——编者）米做四天口粮。但其一家三口人都住在水利工地进行多吃多占，克扣社员口粮。

　　公社地委根据其错误事实，研究同意在其本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对其进行批评。因此，由住队工作组长章承华、何安贵同志（都系公社地委委员），于9月23日夜，召开干部会，对徐进行批判，到会42人（有部分苦主），会前武装了积极分子30人，交待政策，介绍了被批判人的主要错误。在批判中始终坚持了党的政策原则，摆事实讲道理，没有动手动脚现象发生，而且会后徐本人，也将错误作了交待检查认错，同时会终由何安贵同志对本人作了善后工作。其回家后，第二天表现心情愉快，工作如常，无什么变化。但工作组长章、何二位同志与三反领导组，认为徐虽认错，思想未得到批判，就又确定于24号夜继续召开干部会，对徐又进行揭发批判，到会24人，方法仍然是本人检查，后大家批判，会中只发言3人，天下雨了，大家都要求不开了，回家盖谷垛子，便一哄而散。章承华同志只说：“明日再搞”。会终仍由何安贵同志作善后工作，只说：“徐检查不深刻，代（应为戴——编者）大帽子过关”。并指出要进一步准备明日再检查等就了事。这个会上虽无动手动脚现象，进行猛烈，批判较很，言语粗糙，徐的思想增加了压力，背上了包袱。徐回到家庭，临睡时只叹了一口气，并未与爱人说话。第二天其爱人放早工回来（七点时）喊他吃饭不去，并叫他爱人在食堂吃，其趁此时上吊自杀。

　　造成徐祖德自杀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有三点：（1）由于运动以来，有部分人对其痛恨，在大字报上揭发他在水利上打死两个人（经检查对证已否定），这方面问题虽在会上未揭发，但他非常害怕，这是主要一面。（2）加上24号夜其三叔徐乃银（大队粮食站长）在会上过激的批判说:“你做这样的事（指其犯的错误），把你死去的老先人都丢丑了，今后你咋有脸见人呢？搞得我们也没法见人”（指自己和其弟徐祖功都是大队干部），增加其压力大，产生绝路思想。（3）工作组干部有官僚主义，在经过两次批判终了，善后工作都做的不细，对死者性情直硬的特点不加分析掌握，与其谈话缺乏交待政策，在他的大部分错误交待后，第二天批判没结果，声言再搞，因此他很害怕。总之，第一种是造成自杀的主要原因。而整社三反工作组同志在执行政策上没大的错误，主要责任应死者自己负，但事后大队党支部并帮助死者家庭进行安葬，对其家属加以安慰。

　　总的来讲，自杀事件是影响运动的健康的，我们必须深刻吸取教训。为此当着在队工作组干部划清责任界限，解除了不必要的顾虑，对广大干部、积极分子讲明死者的错误，与其本人的态度，划分界限，挽回不良影响。同时城关公社党委立即召开了各队、厂的三反工作组长会议，进一步研究批判斗争中的方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并对前段进行情况加以检查，吸取教训，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要求运动中不要小手小脚，要认真细致的、深透的把运动健康的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中共罗山县委调查组1960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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