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对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

　　（地委：）

　　我们由于对去年秋季农村形势估计的错误，对产量估计过高，未有完全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使部份地区群众在经济生活上一度发生严重困难，造成食堂停伙，人员外流，疾病发生和严重死人现象，因而县委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在经济上、政治上遭受了很大损失。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拨给了我们粮食3004万斤，使这一问题迅速得到纠正。尽管如此，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现将我们在粮食工作上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地委。

　　一、1959年，我县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照耀下，经过全党全民的艰苦奋斗，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持续大跃进。特别是去年夏、秋全县持续了一百多天的大旱灾，经过全党全民的顽强斗争，仍取得了农业大丰收。去年夏秋，全县粮食播种面积为548108亩，实际收获面积400177亩，占播种面积的73%，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斤。据全县 223个大队的站队：大丰收的28个大队，占 12.5%，丰收的31个大队，占 14%，平收的47个大队，占 21%，减收的 117个大队，占 52.5%，其中减收五成以上的大队22个，4—5成的大队24个，3—4成的大队24个，2—3成的大队25个，1—2成的大队18个，一成以下的大队 4个。这种情况说明，经过伟大的抗旱斗争，农业虽然是丰收了，但一部份地区减了产，而减产的程度也不一，情况相当复杂。但是，我们对这一形势，估计、分析、认识的不够，对产量估计过高，根据这种情况，进行粮食分配，未有完全执行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因此，在处理人民经济生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经济上、政治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由于粮食征购透底，卖了过头粮，对灾区该统销的未统销，致使部份地区生活困难，食堂停伙，造成人员外流和严重的疾病、死人的惨痛事件。这种情况，去年十月个别地区开始发生，11月分到今年 2月分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到 4月分就已经好转。据统计，从去年11月 1日到今年 3月底，全县先后共外流到外省、外县的有7500人，仅何店公社就有2526人；发病人数 84205人，占全县总人数的 20.5%；除了经过抢救治愈、恢复健康的以外，共死亡的 44756人，其中因疫病死亡的 30292人，正常死亡的 14464人（可能大些），死亡人数占总人数的 10.9%。分公社来说：何店公社占 14.1%，农场（今春合过来的四个大队原属何公社管）占 14.7%，上石桥占13.13%，钟铺占 10.2%，达权店占 10.6% ，余集占6.7%，伏山占5.8%，长竹园占4.6%，城关占3.4%。从 223个大队站队：死亡占 10%以下的 133个大队，占 59.6%，11-20%的66个大队，占 29.5%，21-30%的11大队，占5%，31-40% 的10个大队，占4.4%，41-50%的三个大队，占1.5%。上石桥公社砂岗大队，全队共死亡 625人，占总人口的 49.8%，何店公社陈楼大队共死亡 932人，占 40.3%，钟铺公社朱楼大队共死亡822 人，占 42.8%。从各公社汇报全县死亡的人中，有正半劳力26298 人，占死亡人数的 58.7%。全县仅因疫情死亡党员69人，团员 172人，干部 390人。特别痛心的是，全县死绝的有1220户；无依无靠（指都无大人的）全靠公社、大队抚养的孤儿1482人。有些病人在上级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经过数次治疗，但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失，需要一个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健康。尤其是妇女更为严重，全县妇女患难与共子宫下垂的有8364人，占成年妇女的 10.7%，大部份长期闭经，生育比过去大大减少，这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

　　家禽家畜、农具的损坏和房屋的倒塌也很严重。从去年11月到今年四月10日，全县共杀和死牲畜 428头，猪、羊 28783头，家禽135661只，损坏农具、家具 23998件，倒塌房屋 13126间。这些绝大多数是因为生活困难所造成的。

　　生产力（指人和牲畜）的死亡，生产资料（指农具）的损坏，影响了农业生产按时播种、收获，甚至田地荒芜。上石桥公社赵棚管理区芦砦大队今年就有 400多亩田地未种上，观音山大队一个小组有水稻 400多亩，仅有11个劳动力。全县有77个生产大队，因死人严重，劳力丧失过多，使生产造成严重困难。要恢复这些队的生产元气，将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

　　食堂停伙，人员外流，疫情发生和严重死人的结果，不仅损伤了一部分生产力，影响了生产，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如部份群众怀疑党的政策，说党的政策变了，不要农民，有的想到死去的亲人就痛哭流泪。上石桥公社观音山大队死者家属在古历七月十五（群众说是鬼过节）的时候不吃饭，也不干活。就是我们错误所造成的。

　　总之，由于我们的错误，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影响。我们的错误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我们所以犯了这些严重错误，其性质主要是没有完全执行党的关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政策，违背了党关心群众疾苦的原则，毫无群众观点。其主要根源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在个人方面的个人主义。

　　二、去冬今春，我们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造成食堂停伙、人员外流、严重死人的原因和教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产量。

　　首先，必须肯定，1959年秋季，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民的艰苦斗争，战胜了百日无雨的特大旱灾，取得了秋季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斤。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抗旱成绩的大小不一，有的丰收，有的平收，有的减收，有的无收，就是在丰收社、队也有减产的大队和生产队，形成了生产的不平衡性。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冷静的分析、认识这一客观存在，不正视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确定不同的任务。全县粮食实际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斤，而按三亿五千万斤进行分配、征购和安排群众生活。结果，使丰收社、队征购透底，卖了过头粮，灾社、灾队卖了口粮。特别是当征购任务完不成、食堂停伙、人员外流、死人严重的情况下，县常委还不认真分析情况，正视问题，改变自已的主观认识，不承认客观事实，竟固执地认为瞒产私分是大量的普遍的，把征购任务完不成、食堂停伙、群众生活困难归罪于瞒产私分所造成的，说瞒产私分“社社有，队队有，组组有”，“有的能吃几个月，有的能吃一年、二年甚至七、八年”，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开展了反瞒产私分的错误作法。这样搞的结果，使得农村的情况越来越紧张，食堂停伙越来越多，疫情和死人现象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深刻接受这一教训，承认客观实际存在，并在实际过程中，改变自已的主观认识，修正自已的计划，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主观片面性，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

　　2、 没有完全执行党关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分配政策，违背了党关心群众生活的原则。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一再教导我们：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是一致的，偏重任何一方面都必然犯错误。我们对这一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立，因而，抓住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忽视了群众利益；强调了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这就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去秋全县实收粮食总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斤，如果能够正确认识这一客观存在，合理进行粮食分配，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安排好群众生活，就可以避免犯错误。可是，我们错误的把粮食总产量估计为三亿五千万斤，以这个不切实际的产量，进行征购和安排群众生活，结果加重了征购任务，卖了过头粮和口粮，造成了生产、分配、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更错误的是，当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并未当机立断，请示地委，停止征购，转向安排群众生活，而对丰收社、队和完成征购任务的社、队，征购任务一加再加，对各公社、大队还分配了粮食“工作量”，保证限期完成，以过头指标去安排群众生活。12月初省、地委发现这一问题，宣布征购结束后，禁止反瞒产，但我们未执行这一指示，又以反瞒产的办法，查漏洞，挖潜力，安排群众生活，使分配一空再空，群众生活越来越困难，死人越来越多。

　　3、 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扩大了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范围。去冬今春，由于我们对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和分析，把当时少数富裕中农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扩大到严重程度，对广大贫农和下中农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政治经济情况缺乏足够的估计，对于大多数富裕中农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拥护社会主义的情况也估计的不够（当然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因此，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上，缺乏冷静地、客观地分析，错误地认为粮食紧张问题，这（应加是——编者）当前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认为瞒产私分是“社社有，队队有，组组有”。当发生食堂停伙现象，认为是富裕农民对我们的“威胁”，说群众到城镇排队买饭是有意制造粮食“紧张空气”，说丢送小孩是“坏人”的操纵，说死人现象是敌人的“破坏”，把当时粮食问题的紧张的一切现象，结论为“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此，就采取了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去解决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如开展政治攻势，打击“敌人”；“审查”党的组织；批判富裕“中农”思想；普遍开展反瞒产运动。前段以反瞒产完成征购任务，后段以反瞒产安排群众生活。不管是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委委员、或干部、群众反映停伙、疫情、死人问题的，都一概而论说是立场问题，观点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特别严重的是当时生活发生到严重困难情况下，农村群众把小孩丢到城关时，个别常委同志确（应为却——编者）说是富裕中农“破坏”，叫城关镇将送小孩的扣留起来。这样我们把解决两条道路斗争和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相混淆起来。反瞒产私分、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使我们的干部因怕批判、怕斗争、怕说右倾，就不敢与我们说实话，压抑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情绪，使我们真假难辨、是非不分。这样一方面造成安排群众生活的困难，另一方面使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由于采取反瞒产私分，迫使部分干部强迫命令，搜查粮食，特别是少数混入基层组织的坏份子，则乘机兴风作浪，胡作非为，以反瞒产为名，进行违法乱纪，甚至逼死人命。全县统计，在反瞒产中，被吊、打、捆、绑的就有 663人，被斗争的1125人，共计1788人，其中干部 170人，群众1718人，这些人部分是贫、雇农。特别惨痛的是因违法乱纪和强迫命令而死亡的76人，残废的41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正确区别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线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要分清阶级斗争和非阶级斗争中两种不同性质和不同方法，从而更好地团结广大群众，准确地打击敌人。

　　4、 犯了骄傲和虚夸的错误。我们大多数干部思想作风是好的。但是，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一种盲目自满和浮夸作风，往往凭自已的主观（应加愿——编者）望，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盲目的表扬假高产，更恶劣的是弄虚作假，捏造事实；对任务要求过高过急；喜欢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只看形式，不看实质，不讲效果。这种虚夸作风，在去冬今春曾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去年县委在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和在干部中提出：商城县是红旗县，要保证红旗，那个部门到省、专评比时，必须要评为红旗，评不上红旗者，一则不回来，二则辩论。上行下效，各公社也推广了这种错误作法。因此，助长和迫使干部的虚夸作风的滋长。如有的公社原来叫喊没粮，经过一次会议就报出一亿八千万斤；有的报水稻亩产七万斤；有的对领导察言观色，喜欢多少，就报多少，当报少了领导不愿意时就说写错了，把本来是低产改为高产，把小数字改为大数字。对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情况，往往不加分析地报告上级，并以此作为分配和安排生活的依据。这样作的结果，使上级难以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使粮食分配、安排群众生活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上，造成了各项工作的被动局面。在处理群众生活方面，发生严重困难。这种浮夸作风得以滋长的原因：一种是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盲目骄傲自满情绪，分不清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讲空话、说大话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二种是过分相信主观想象，使主观脱离了客观实际；三种是有些同志存在着个人主义成份，怕说右倾，怕说泼冷水，怕说否认成绩，怕说落后。有的公社党委领导同志说：“在战场上打仗牺牲了是烈士，挂光荣牌，如果反映真实情况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成为人民的罪人，可是一辈子的事。”这多数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有一些是县委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所造成的。有个别同志为了骗取荣誉，弄虚作假，谎报成绩，对上隐瞒错误，封锁消息，对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实行打击报复。这与一般虚夸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我们在作任何工作，必须坚持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党说老实话，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弄虚作假；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的共产主义风格，既要大干苦干，又要实干巧干；坚决克服盲目乐观和骄傲自满情绪，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工作。

　　5、 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未有听取群众意见，认真调查研究，对全面情况抓的不够。去冬今春在核实产量、分配粮食和安排群众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上，未有完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听取多数群众的呼声，对来自下面的群众意见，不闻不问，甚至对反映粮食和死人情况的干部和群众，采取怀疑的态度，甚至进行批评和斗争，如朱本荣同志向地委反映疫情、没粮食、死人等材料，而被部分常委批准进行了斗争。压制了民主，打击报复，脱离了群众。这就违背了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指示。满足于开会、发指示来布置工作，特别是个别常委同志经常不下乡深入实际，检查工作，即是下去，也只是到社队办公室听听汇报，不研究、不商量，以自已的主观想象作指示。特别是在粮食问题和生活安排问题发生严重的情况下，只到征购任务完城好的地区去，而不到或很少到征购任务完成不好，生活问题发生困难的地方去。因此，就装满了满脑子“好”的印象，否认了实际，以此估计形势，确定指导思想，分配任务，布置工作，这就犯了主观片面性的错误，使群众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各级党委要注意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坚持贯彻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认真作好调查研究，通过“解剖麻雀”，来找事物规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正确地指导工作；县委和各级干部，要经常下乡、下厂，深入实际，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所有下乡干部和农村工作干部，普遍与群众“四同”，树立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密切干群关系，领导干部既要到先进地区，又要到落后地区，总结推广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全面指导工作。特别是要很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地提高领导水平和改进工作方法，以适应大跃进新形势的需要，更好地作好工作。

　　6、 去冬今春，我们违犯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的领导原则。对关系群众经济生活的这样重大问题未能充分酝酿和在党的委员会上进行认真地、严肃地研究与讨论，就草率作出决定。对上级许多重要指示，也未在党的委员会上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不坚决。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去年秋季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和严重的人命关天的大事，未有及时地、如实地向上级党委报告。对来自下面和群众的意见，也未在党的会员会上讨论和研究。党的民主生活不健全，长期不开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正常开展。这样就违背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的原则，使得许多重大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不能正确贯彻党的指示，使上级不能了解我县情况，影响党的团结和党群关系，委员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特别是王汉卿同志，已发展到狂妄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看不起别人，自作聪明，唯我独尊，天下老子第一，把一切归功于自已，把个人驾于组织之上，处理问题自以为是，说一无二，独断专行。极少召开县委会，就是召开县委会，也不听取别人意见，主观意断，决定问题，只爱听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对批评者，采取各种手段，实行压制和报复。这种家长式的领导方法，使委员不能充分发挥自已的意见，人人畅所欲言，形不成真正党委集体领导，实际使委员成了“奉令下乡，照章办事”。这样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这一教训，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对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提到党的委员会上讨论，充分发挥委员的意见，集体作出决定。向一切压制民主的行为开展斗争。对上级的指示，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坏人坏事开展斗争，加强党的团结。

　　三、接受教训，加强团结，作好工作，弥补损失。

　　目前，我县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在农业方面，秋季作物种的多，种的好，及时加强了管理，大力进行了中耕除草，追施肥料和防治病虫害，特别是进行了抗旱斗争，因而生长良好，丰收大有希望。三秋准备工作动手早，抓的紧，大部分社、队都准备齐全。少数队已开始收割早稻。麦种大部分进行了翻晒，进行了发芽率的试验，积肥运动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这就为种好小麦，争取明年夏季大丰收打下了基础。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和钢铁生产计划都超额完成了。人民公社经过整顿，已经走上更加巩固健全发展的道路，日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群众生活已经安排好了，公共食堂进一步巩固了。县直三反和农村改造三类人，也都取得很大成绩。各级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进一步提高和转变了，普遍实行了“四同”，密切了干群关系。其他如发展多种经营、财贸工作、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都作得很好，成绩很大。所有这些，就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目前，摆在我们全党全民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下，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进一步开展好“三反”运动，把官僚主义反深反透。

　　我县和全国各地一样，是一派大好形势，虽然有些困难，但只是暂时性和局部性的，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接受去冬今春的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统一思想，加强党的团结，同心同德，一心一意，鼓足更大干劲，运用一切有利条件，战胜一切困难，抓紧工农业生产，更多地增产粮食，更多地增产钢铁。

　　有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正确的方针政策，有全县广大群众力量，有无比优越的人民公社组织，我们完全相信，把坏事变成好事，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转变商城工作的被动局面，实现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更好更全面地持续大跃进。

　　去冬今春，我县在粮食工作上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也是非常痛心的，在经济上、政治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为了教育我们商城全党，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更好地作好工作，挽回我们在群众中造成成的不良影响，再次请示地委给我们以严重处分。

　　 中共商城县委（盖章）：中国共产党商城县委员会1960年 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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