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去冬今春在粮食问题上所犯严重错误造成死人事件的自我检查

　　<原中共潢川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

　　去冬今春，潢川在粮食问题上由于离开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违犯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关系的原则，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了大量浮肿病死人的惨痛事件，这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当然，我的错误还不仅限于浮肿病死人方面，更严重的是错误发生之后，不能正视错误，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对错误发生后，省、地委的检查抱着抵制的态度，封锁消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态度极不老实，致使错误一错再错。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在地委鸡公山会议之前，我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虽也作过几次检查，但强调客观方面的原因多，对主观方面的错误检查的非常不够，所以对教训的记取很不深刻。通过半个多月的鸡公山会议和连续召开了两次常委扩大会和县委扩大会对自己的帮助，在地委领导的亲切教育下，经过反复地反省和同志们对自己彻底揭发暴露了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地非常尖锐地分析批判，对我教育极大。不仅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去冬今春在粮食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极端严重程度，而且也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由于去冬今春大量浮肿病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恶果，思之痛心已极，越想自己错误越严重，越想自己的错误越可怕，我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下了严重的罪过，成了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罪人，现将我的错误检查如下：

## 一、错误事实

　　1、虚报产量。这是离开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脱离了客观实际，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严重错误事实；是对中央武汉会议提出的“压虚气，鼓干劲”，既要热也要冷的指示精神毫无体会；是党性不强的具体表现。1958年夏季，全县小麦单产最后落实是165斤，但自己认为产量高比低好，开始就向地委汇报单产250斤，特别是去年秋季，我县在遭受80多天有大干旱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达到10，700万斤，但自己没有正视这种情况，错误地把秋季粮食产量定为35，000万斤，不仅虚夸了产量，欺骗了地委，并以此作为分配征购任务，安排群众生活的依据。经过半年工作以后，实产已明显的落实下来，并造成了虚报产量的严重后果之后，而自己仍拖着虚夸的产量，直至今年5月省监委武书记来潢川调查死人时，在上级检查组的督促下，才落实到14，700万斤，我的虚夸不仅是在去年秋季表现如此，而且从1958年夏季就开始了，当时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马国宝虚报七里岗小麦单产300斤，而我就信以为真，并以此来衡量全县小麦产量，结果造成其他公社比他高些就表扬，比他低的就批评，就认为不是实产。隆古公社堡子口大队张建奎一个生产队，58年秋报出挖掘稻谷漏洞135万斤，我不但信以为真，而且叫他还在广播大会上介绍经验，大肆吹嘘而且宣扬，这样，就造成了下面虚夸的风潮，特别严重的是59年秋季几次核产情况自己是知道的，我从省开会回来看到当时征购只完成62% 再也进度不动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冷静分析，检查原因，而且坚持自己的主观片面认识，死扣着35，000万斤总产量不放，一天一个电话会议，催要征购任务。对来自下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甚至是来自公社党委和县委同志的意见统统的都不相信，并且谁反映产量低，征购有困难的真实情况，我就批评他是右倾思想， 把个人的主观片面认识发展到绝对化的程度，根本不承认客观实际的存在，使产量迟迟不能落实，把征购和分配建立在一个虚伪地浮夸的基础上，这就严重的违犯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毛主席实践论的原则。为什么我要虚夸产量呢？主要原因有四：（1）从自己的名利出发，认为产量高了，即得到上级的信任，能看出我的能力和成绩，以此来骗取荣誉；（2）有意弄虚作假，虚报产量，明知 产量没那些，但自己总认为产量低了不好，不光荣，处处想显示个人的作用；（3）有观望打比思想，不正视真实情况，去年淮南几个邻县产量都比潢川高，自己不服气，认为人家产量那么高，自己为啥上不去呢？就互相比较起来；（4）不从实际出发，看风使舵，看风使船。58年祝海亭书记到地委开会就向他讲产量要看情况办事。

　　由于我在这些十分错误的指导思想和虚夸作风，使潢川的粮食产量长期不能落实下来，自上而下的虚夸作风不能很快的得到纠正，危害极大，恶果惨痛。

　　2、大反瞒产，脱离了客观实际，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用虚伪的产量去安排群众生活，安排征购任务，这样搞的结果，使丰收地区的任务分配过重，普遍购了过头粮，如双柳公社去年秋季粮食作物总产量为1.290 万斤，按国家规定三项扣除应为1，240 万斤，实有粮食52万斤，而我确（应为却，下同——编者）按2，713万斤总产进行了分配，分给征购任务1，100万斤，实际完成1，050万斤，这就给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对灾区本来应当从生产救灾入手，安排群众生活，不仅没有抓好生产救灾，反而也分配了征购任务，购了群众的口粮和种子。上油岗公社实际收入516万斤粮食，三项留量应为1，309 万斤，实际缺粮1，082 万斤，相反的却分配该队征购任务36，0万斤，实际完成征购任务94 万斤。当征购任务上不去时，采取的办法，就是在全县范围内大搞反瞒产运动。特别是去秋省委三级干部会议贯彻芦山（应为庐山——编者）会议精神后，反瞒产搞的更为激烈，规模大，时间长，县委又召开了大队支书会、扩干会、五类分子会、贫农代表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反瞒产布置，特别是错误的对大队干部施加压力，开会批判斗争，助长了下边违法乱纪，甚至打、翁、炒盐豆子，捆、扣压法办，公开审判等，去年11月分全县情况已经很紧张了，我还硬着头皮召开6，000多人的贫农代表大会，会前还通知每个公社带3——4个所谓“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和反动的富农”，在会上进行了斗争，这个会上共批判斗争了27人，斗后法办了1人，拘留了7人，造成了会上死了1人，路上死了11人的事件。同时，在会上还由大号拉出犯人3个，公社进行审判，还将犯人拉到公社，大队进行巡回斗争，影响极坏。 当征购任务仍然上不去时，为了显示自己，我带领工作组亲自出马到付店公社经坊寺大队，名义上是搞整社，实际上是大（应加搞——编者）反瞒产，在这个大队组织批判斗争了3人，亲自批准逮扑了3人（保长1人，富农1人，富裕中农1人），后在公社又批准法办了4人。由于追逼，反瞒产的结果，当我离开该队十多天，一个付(应为副，下同——编者)大队长逼的自杀了，给党造成了不良影响。

　　潢川反瞒产斗争为什么这么激烈，规模这样大，时间这样长呢？当时的主导思想是：（1）错误的人为当时粮食紧张情况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结论是：“社社队队都有瞒产私分”。（2）认为粮食工作上不去，都是右倾，错误的结论是：“那里右倾反的透，那里粮食任务完成的好。”（3）认为粮食入库进度慢不是实际问题，而是工作问题，思想问题。在省里开会几次打电话批评家里粮食工作上不去是右倾没反好，入库晚了，不该光搞予（应为预，下同——编者）购，抓紧抗旱（是对的），应当大力抓紧征购，并说：“那里征购上不去，不管县委、公社党委都要撤下来。”（4）认为任务完不成，不好向地委交待。要受到上级批评，对自己不利。光山、商城、固始、罗山任务完成了百分之八、九十，我们为什么才完成百分之六十呢？ 思想根本不考虑是实际问题。（5）将假象当成真相。在付店召开的反瞒产现场会议上，群众将留的稻谷、大豆、小麦、菜豆种子和口粮去卖余粮，而自己还批评同志说：“你们说下面没有粮食，这不是粮食是什么？ 不仅有稻谷，还有小麦和豆子。”这就更有了反瞒产的资本了。

　　由于采取一系列的错误思想和采取错误作（应为做，下同——编者）法，把所有粮食都集中上来，造成了大部分食堂停伙，破坏了生产工具，宰杀牲畜，家禽，吃糠，吃树皮，一直发展到大量死人，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我错误的认为：食堂停伙是假象，是富裕中农操纵和威胁，人口外流和到处丢小孩是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富裕中农的煽动；对浮肿死人是一般疫情。更错误的是认为：“大旱之后，必有疫情”。根本不承认是生活问题。并错误的结论说：“那里粮食紧张，那里问题大。”正是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因而，全县的反瞒产斗争就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深化，直到批判（此处2字不清——编者）反。在干部中还提出了“干部要过粮食关”，“征购搞不上去撤下来”的极端错误的作风。其结果是，全县共批判斗争社、队（包括生产队）干部448人，批判斗争群众3062人，处理大队，生产队干部548人，在反瞒产斗争中，由于少数基层组织混入了不纯分子，他们就乘机兴风作浪，胡作非为，以反瞒产为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吊打致死的306人，给党在群众中造下极其严重的恶果。

　　3、封锁下边消息，打击报复，抵制上级检查。由于虚夸和虚报产量的结果，使全县5万多阶级弟兄白白的失去了生命。这本来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应该老老实实地向党、向上级如实地反映情况。但是，由于自己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就不择手段的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的错误。这就使我错上加错，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掩盖错误，保持虚名，我用卑鄙的手段抵制检查，封锁消息，对下面反映真实情况的则打击报复。

　　抵制检查的方法：（1）不反映真实情况，潢川发生大量死人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当自己知道这种情况后，没有及时主动地检查澄清情况，向省、地委汇报。今春虽向地委写过几次文字报告，但总是扣着12月分（应为份，下同——编者）统计的一个大概数字——4500人，省委宋书记、刘铭榜书记来潢数次，未曾以此反映过全面的系统的真实情况，就是地委路书记来潢川县时，问我：“你们死亡一万多人吗？（实际掌握是一万三千人）。”我仍说是死亡4千多人，最多时8千多人。（2）封锁消息，第一次是地监委赵秘书去双柳检查死人数字时，我不仅不积极去支持，反而很不耐烦，并向地委打电话请示不同意他在双柳公社公开检查。当赵秘书汇报双柳公社死亡1，700多人时，我不相信这个数字是真的，并把一岁以上的小孩子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统计，压缩了100多人的死亡数字。今年元月分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张付同志到双柳调查死人2，000多人个，我只承认1，700人，当场与张付同志顶了起来，并追问张付同志从那里搞来的数字。更严重的是5月分省委、地委派人专门检察死人问题，并由省监委武书记亲自带领，当时也并不是抱着欢迎态度，而是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对抽调干部帮助检查时，叫组织部抽可靠的党员，意思就是对县委没意见的同志，好替县委打掩护，不致暴露问题的真相。当省、地委检查组来潢后，向地委只汇报4，000多人，后来，又让赵书记到邮电局开电话会议，通知下边：省、地委来检查死人问题，各公社要实事求是地汇报。但赵书记给下边讲县委已向“省、地检查组汇报死亡4，000多人”。这样给下面讲明了，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层层隐瞒，层层封锁消息，给调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省里开扩干会时，同说中央来检查潢川死人情况，就打电话确定调查死人少的公社、大队。并规定紫疳症死亡比例，去年年底公安局统计死亡人口20，000多人的数字，自己不签名上报，叫再查对一下。（5）（原文如此，应为3——编者）压缩死人数字。在省、地委检查组调查期间，根据地委指示，在一次扩干会议上统计死亡是三万多人，当时强调界限不清，让公社再作研究，实际就是压缩一下。二次研究结果，压缩到二万七千多人。才向省、地委检查组汇报，省监委武书记姚这个数字时， 本来统计起来了，而欺骗武书记说还没有统计好，为了压缩数字，怕武书记当时听到了（当时武书记在县委会议室后面住），还指示同志们关闭会议室的窗户。（4）以保密为借口，不主张调查统计死人数字，去年12月分省委工作组芦处长等根据省委宋书记的指示向县委商量搞两个大队的死人数字调查，当时我不是采取积极支持的指示，当省委两个调查组下乡时，当时曾告诉办公室同志给他写介绍信，但事后了解到桃林去的一个组办公室既未写介绍信，又未用电话通知公社，使这个组没有进行调查工作，结果未搞。阎处长在桃林调查期间，片面的听信了公社党委的汇报说：“阎处长向桃林大队干部讲：“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最困难最严重的时期，”我听了就非常不满，在招待所楼上，向着省委几位处长和公社书记，就公开大胆讲：“台湾还有敌人要注意，今后有关死人数字要保密，没有县委介绍信，不准随便统计，统计干啥，我们又不是在河南日报发表。”（5）对省、地委调查组数字不相信，怀疑。当调查结束汇报全县死亡55，000多人数字后，我还强调与总人口不符，后来又派县委部长、付部长亲自搞10个重点大队的调查结果，出入不大，才算死心。

　　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则采取打击报复，其办法是：交公安局侦察破案，去年8月至今年3月，群众来信中右14件是反映农村生活问题和死人问题，但我错误地认为是攻击诬蔑，简单批转，草率处理，如错误的批转郑州银行的一个干部（家是潢川城内的）写的一封信就转给公安局调查处，有两封群众来信转到双柳后，对来信都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今春地委组织的福利检查团在仁和公社先后发现食堂停伙死人问题之后，向地委、县委写了书面报告，反让检查团的同志对写的报告经分析分析。对报告中所调查的食堂停伙，浮肿死人，吃人肉等严重情况，没有积极调查研究，加以处理。对县委和公社党委的反映的食堂停伙，死人情况，也未冷静分析，认真研究，采取措施来安排群众生活，特别严重的是省委在潢川检查死人问题期间，对下边的干部封锁消息，所造成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弄不清真实情况，拖长了调查时间，当省、地委检查组提出“要处理某些基层干部”时，个人反而不加支持。总认为是假象，使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认为反映停伙、死人、丢小孩、吃人肉的情况是被假象所迷惑，是右倾思想。

　　我为什么存在这种严重的错误思想呢？（1）怕暴露了真实问题受到处分。（2）搪塞过去，免受处分，保持自己的名利地位。（3）抱有侥幸心理，并认为上级不会一户一户一人一人的查对，应乎一下就算了。（4）目无党纪国法，一直发展到自以为是（地委委员），高高在上。总之，归根结底，是把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之上，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也是无组织无纪律，党性不强的具体表现。

　　4、脱离与违犯了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1）集体领导制度不健全，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从57年调到潢川以来，背上了地委委员的包袱，不是站在县委委员之中，而是站在县委委员之上，不倾听委员的意见，只能听人奉承表扬，不能接受批评监督，工作中夸大个人作用，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同事，也看不起下级，所以往往在开会研究问题时，草率决定。如去秋产量和征购任务问题，没有开过全体县委会议认真研究一次，特别是疾病死人，在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情面前，也未专门召开县委会认真研究分析情况，统一认识，采取措施。 往往开会就是县委扩大会，常委专门召开会议认真地分析研究很少。 对人民来信反映群众生活上的实际问题，没有在常委会上认真研究。（2）居功自傲，好大喜功，工作上获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把党和人民的成绩记在自己的账本上，特别是从58年到59年反麻理生右派和批判李树荣反党以后，我的骄虚自满情绪就逐渐滋长起来。认为自己来潢川以后，工作成绩大，对潢川面貌改观很大，除四害是全国的红旗，每年征购粮食多，对国家贡献大，直到发展光看自己工作上的成绩，看不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总是以红旗县满足，就骄傲自大起来，忽视了只有集体力量才是伟大的，个人在革命事业中所占的地位只不过是这个伟大的集体中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个人离开了这个伟大的集体，是不能得到任何成就的道理。（3）不能经常在各种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58年以来，就没有认真召开过全体县委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议特别是对自己的错误，来自下边的批评和同级对自己的批评，而我对别人呢？ 却是从印象主义出发，以致不择场合，不从实际出发，抓住一点，大批评特批评。如对仁和等公社书记批评的抬不起头来，光能批评别人，不能接受别人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和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目无党纪，目无国法，党性不纯的不可收拾的地步。近一年多来，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潢川全党政治空气不高，，民主作风稀薄。所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不能发扬民主，开展讨论，变成包办代替，个人决定问题。（4）脱离群众，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党领导的责任，就是要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痛痒，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而我呢？却恰恰相反，成了人民的老爷，不关心群众死活。县委反映情况自己不听，公社党委书记反映情况也不听，群众反映情况更不听，更谈不到如何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一直使自己严重的脱离委员，脱离群众，走上危险的道路。（5）错误的违反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对会说虚夸的认为是好干部，对反映实际情况的说实话的则认为坏干部。马国宝是既无德又无才，而我认为是好干部（现在已法办），贾新元、李高奎、王开良等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而我却认为有才能，有的安排了县委。由于重才轻德的思想，使有些干部提起后发现了严重问题，造成工作被动。有的工作踏实，反映实际情况的同志李德录、陈跃先等认为思想有问题，不则场合的批评过多，不能胜任公社书记职务，因而工作调动频繁。（6）特权思想，生活作风不艰苦，不深入。几年来，自己在生活作风上滋长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贪图享受的坏作风坏习气。下乡工作时，不能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认为自己参加工作十几年了，可以多享受些。不顾国家的统购政策，今年7月间在来龙检查工作时，买了5斤多香油。看电影叫通讯员抱小孩，看病很少到医院，让通讯员上药。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和行为，是不合乎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

　　5、违犯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和犯一平二调的错误，58年省投资潢川建了冷冻厂，拨了部分钢材，但自己不顾国家的重点建设，抽调部分钢材用于炼钢铁，盖工厂，盖戏院，盖招待所了。在基本建设上，违背了中央先生产性建设，后非生产性的建设方针。58年和59年春，县建设了一座招待所大楼，一座戏院，县委会盖了33间住房，这都是非生产性建设，与中央建设方针是不符的。特别是58年秋，县、社合办了一个化肥厂，抽调公社资金45万元（该厂停建了），后来虽归还了24万元，但至今仍欠公社21万元，欠公社21万元被县里拉用了，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是积极组织者和倡导者，应负主要责任。为啥违犯中央建设方针搞非生产性的建设呢？ 当时主要思想是讲排场，讲阔气，受着一种资产阶级享受思想的支配。因此这种思想和行为都是极其错误的。

## 二、错误的危害和根源

　　经过上述错误的反省，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给党和人民造下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首先，由于虚夸，破坏了我党一贯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虚夸的结果，使国家经济建设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1959年秋季实产本来是14,700万斤，而却向国家上报为35，000万斤。所以就不能正确处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两者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党的征购政策，分配政策不能正确的贯彻执行，破坏了政策，违犯了真理，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另一方面使广大干部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情况。对反映假象和虚夸的人偏听偏信，并且大表扬特表扬；而对反映真实情况的说老实话的人就批评打击，甚至有的给了处分，压抑了一些坚持正确立场维护党的利益，关心群众生活的同志，致造成邪气伸张，正气不能树立，给干部养成了一种恶劣的虚夸作风，这是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其次，反瞒产的结果，使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造成食堂停伙；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和大量死人的惨痛情况，使相当一部分大队，生产队的生产元气遭受了严重的损伤。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是惨痛的。全县死亡人口占原有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有28个大队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仁和公社杨楼、亮庙两个大队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陈湾大队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全县有345户人家死的灭门绝户。仅仁和公社就有250户死的灭门绝户。在死亡55，000多人中，男女整半劳力就有24，000多人，全县现有劳力较去年9月分以来减少了百分之十五。仁和一个公社死亡整半劳力3，967个，双柳公社新华大队第二生产队原有23个劳动力，死亡了18个，占百分之八十。由于劳动力的严重死亡，造成了土地大量荒废。邓店公社牛岗大队因劳力伤亡，土地过多，大队支书急的暗地大哭。邓店公社牛岗大队刘庄生产队劳力伤亡百分之七十，死人严重时，死了无人抬，一个坑里埋八个。像这样惨痛的情景，恐怕在群众中十年八年也难以忘掉。黄岗公社马大塘大队汪围子生产队第一食堂20个劳动力，死亡17个，今年全是妇女干活。有的妇女在田间犁地犁着哭着，像这样沉痛的事件，怎能不使人感到万分痛心呢？去冬今春不仅死亡了六千多劳力，而且也大量宰杀耕畜，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全县现有役畜去年9月分以前减少百分之十六点五。同时，也造成了房屋的大量倒塌和农具的大量损坏。全县统计：现有房屋较去年9月分以前减少百分之二十九（不包括水灾冲走的房屋）。大件农具较原来减少百分之十七。这就严重的损伤了一部分大队和生产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难以弥补的。去年的大量浮肿死人，不仅严重的破坏了我党同广大群众的密切关系，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机关，部队和学校，有的干部、职工和军人家属的父母兄妹死亡了，他们必将对我党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看法，因此，有的军人家属、学生家属曾向部队、学校反映农村生活和大量浮肿病死人，有的部队，学校还亲自派人来进行了解，这个影响无疑的是极坏的。

　　这样，就破坏了党群之间，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总之，这个事件是非常惨痛的，特别是发生在建国十周年以后，发生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发生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的伟大时代，是非常不应该的，也是非常错误的，不关心群众死活，不关心群众疾苦是国民党作风，但我虽不是有意让大量群众的死亡，按照这个事情的恶果，严格的分析起来，是非常严重的。

　　其三，由于个人有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把个人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无视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发生严重死人情况后，就不敢大胆的正视，大胆的承认，彻底揭露，开始是怕说反右倾，怕说落后，当错误发生之后，又对错误进行掩掩盖盖，躲躲闪闪的态度，以致发展到抵制检查，封锁消息，弄虚作假，欺骗组织。这种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辜负了党对我二十年来的培养和教导。封锁消息，不反映真实情况，压缩死人数字，给省、地委检查组调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很长时间不能澄清情况，既严重的影响了工作的进行，又拖长了调查的时间，使省、地委不能很快地了解真实情况，及时扭转这一局面，造成了错上加错，实际上是一种罪恶。

　　其四、，错误所以发展这样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集体领导制度不健全，破坏了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去冬今春发生大部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浮肿死人，这样大的问题未能在常委会上和县委会上进行认真地、严肃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就不能统一思想认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不能集中与听取群众的意见，作出妥善的决定，这就很难避免错误。在提拔干部，掌握与执行干部政策上，不是全面的考察一个同志，执行德才兼备的政策，而是看一时的表现和现象，片面的，主观的认为一个干部的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看本质，因而对工作踏实，埋头苦干，说老实话的同志一时表现不好就不择场合的大批评而特批评， 甚至工作调动频繁，影响了干部情绪，影响了干部的成长，使工作受到损失。

　　其五，违犯了党的全国一盘棋的建设方针，也是我资产阶级根主义的发展，讲阔气，讲排场，不从生产出发，浪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削弱了生产建设的实力，这是一种没有国家建设观念的真实反映实质上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思想观点上的错误。

　　总之，上述错误检查起来，它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首先，我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家庭。由于在旧社会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参加革命二十多年锻炼和改造得不够，特别自解放以后，长期过的和平环境生活，使我陶醉在一种喜人奉承赞扬、骄傲自满的境界，认为参加革命以来，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建设，我是一帆风顺的，特别自58年以来错误的认为来潢川工作成绩很大，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看不起同志，后来看不起同级，背上地委委员和县委第一书记的包袱，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是以委员的身份出现，处处表现得个人是书记，形成在决定与处理问题时带有很大的主观见解，这样，就直接阻塞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广阔言路，犯下了脱离群众，脱离客观实际、脱离党的方针政策的严重错误。其次，由于受到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的影响，存在着处处高人一等，特别是来潢川工作以后，认为个人是地委委员，把个人领导的地区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因此，不论是上级检查工作或研究与分析工作情况，听到缺点和不愉（应为顺——编者）耳，甚至错误的认为“缺点”对个人面子过不去，并经常认为我比其他县委书记强，高于他人之上。其三，由于我残存着资产阶级的历史影响，在革命胜利以后就逐渐忘记了同生共死的阶级兄弟，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关心群众死活，不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用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对待广大人民，因此，造成了人为的死人事件，这种严重恶果是应当由我负责的。其四，由于生在旧社会，使我思想上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忘掉过去做工卖身，饱受鞭策（应为挞——编者）饥饿之苦，对于去冬今春所发生的违法乱纪，打人骂人，食堂停伙，群众挨饿的惨痛情况之不理，大量死人的事件仍未引起我的悔改，在党的国法威力下后悔过来，这是背叛了阶级利益的严重后果。所有这些错误的复杂的思想影响，使我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必需具有的谦逊的态度，草（应为忽——编者）视了革命人生观，遂落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泥坑里，走向了目无党纪国法、目无广大人民群众，背叛了个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和党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和信任，回想起来，痛心已极。

## 三，今后努力方向：

　　我犯了天大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损失，政治影响是极坏的，后果是恶劣的，也是无法弥补的，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辜负了党对自己的培养教育。为挽回党的影响，再次请求省、地委给以最严厉的处罚，以教育自己和全党。今后在党的领导下，自己有决心、有信心，跌倒了，再爬起来，接受教训，做好工作。

　　1、认真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指示以及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并坚决贯彻执行。

　　发奋读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轮。认真地、反复地学习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群工作方法”的著作，处处为群众着想，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

　　同时，还认真学习党章党纲，遵守党的纪律，加强的党的团结。

　　2、关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扬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好群众的服务员，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痛痒，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经常不断地同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进行斗争。

　　3、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大力推行“二、五制”的领导方法，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遇事同商量。加强调查研究，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形势，正视客观实际，经常不断地向党反映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群众要求。

　　4、参加劳动，树立劳动观点，和勤俭过日子的思想。坚决克服一切特殊的脱离群众的坏作风。自己有决心，有信心在劳动生产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立功赎罪。

　　（拿起批评武器，经常不断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牢记毛主席“人要天天洗脸，地要经常打扫”的教育。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强党和同志们之间的团结。经常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使一个党员应有的神圣职责。）

　　我向群众道歉，向人民检讨。党需要我到那里向群众检讨，我就去检讨，叫我咋样我就咋样作。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建议县委：一是要妥善安置死者家属；二是加强对劳力伤亡过多，严重损失生产元气生产地区的领导，大力支持和积极协作，使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元气；三是严肃慎重的作好在反瞒产斗争中错斗的干部和群众陪（应为赔，下同——编者）情道歉和恢复错误处理的干部的工作问题；四是检查在搞两条道路斗争中的错批的人员，并要作好陪情道歉和受损失的补偿工作。在做好善后工作中，愿尽我的一切力量，挽回党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

　　 梁德柱（1960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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