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同在山东省委1960年12月扩大会议上的检讨

　　<山东省、舒同>

　　[舒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 我的检讨

　　[前缺]为什么在山东会造成如此严重危险局面呢？主要原因不在于两年来的自然灾害(有较大的影响)，不在于“工业跃进的太快”，更不在于下面干部的思想作风而在于农村工作本身没有搞好。特别是我个人工作上和领导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过去总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去找根源，尤其强调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结果风马牛不相及愈来愈不对头。现在回转头看，这个总根子是在省委的领导，是在我自己。我在最近两年来特别去年以来，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上犯有严重的错误。在工作作风上犯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风头思想和严重的缺乏群众观念。

## 一

　　我在方针政策上的错误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八年郑州会议之后。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有的地方阳奉阴违背道而驰。在这以前虽然也有若干问题，但这些问题也和全国性的问题一样，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属于普遍性一般性的问题。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今年八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央一共召开过十二次重大会议，我省召开过十四次全省性的重大会议。为了检查我在这方面的错误，我想有必要对这些会议做一些简单的回顾。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主席在会上引导我们研究大跃进以来农村中所发生的新问题新情况，一共作了六次讲话，他的中心思想是要我们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头脑如何冷静并着重研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付酬，多劳多得以及如何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等。接着在十一月召开六中全会，(武昌会议)通过了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解决了人民公社的几个过渡问题，并初步落实计划指标。一九五九年一月又在北京召开会议，再次研究一九五九年的计划落实问题。主席指示我们计划要积极可靠，措施要很好落实，冲天干劲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相结合等。虽然对这些会议我们曾经召开过书记处会议(十一月)四级干部会议(十二月)党代表会议(一月)作了传达和布置，主席讲话也念了，纪录稿也印了，措施也提了，但没有能够把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在干部和群众中展开充分的讨论，动员全党来认真总结和接受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教训。在省党代表会议上，对五八年的成绩作了足够估计这是对的，但对五八年的“高产”，并未落实，还停留在八百亿斤的盘子上。对五八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浮夸、作假、共产风、强度劳动……等等并未作足够的认识，对于一个指头的问题也没有切实加以研究和求得彻底解决。领导干部和头脑未真正清理过来，因而对一九五九年的生产计划，仍然提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1,420亿斤粮)。我们所设想的与主席所指示的精神，仍然相距很远。

　　一九五九年二月至三月，农村问题开始暴露，主席到过济南，对人民公社问题作了深入地调查，亲自找东郊公社干部谈了话。接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二月底三月初)。在这个会议上主席更明确的提出了公社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反对三风，反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指示。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又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仍然以郑州会议为基础，提出了人民公社十三个问题的文件，主席讲了工作方法问题十五条。对于这些会议的精神，我们也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五九年三月间)，济宁会议(四月初)，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五月底)，传达了主席指示，布置了工作。当时菏泽、济宁地区的严重情况已经发现。应该说，这几次会议尤其是六级干部会议贯彻得比较广泛深入的，经过各种努力总算解决了或者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的几个突出问题，对山东形势曾经有个概括的估计：即“形势尚好，困难甚多，逐步扭转，危机未过”，领导头脑开始比较冷静。尤其是毛主席给公社党委书记的信印发以后，群众情绪很高，形势日益好转，但由于对馆陶、济宁事件沉痛的经验教训没有从领导上认真加以总结，求得彻底解决思想问题而未采取更坚决更积极的措施，因而使这个好转的局面没有维持很久，当郑州会议的精神还没有全部兑现，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又在庐山会议已后，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把前一阶段的工作吹掉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八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的进攻，随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这是完全正确的。山东党内党外，也不是没有右倾思想，进行一般的反右倾鼓干劲整风运动也是需要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很好的从山东党内外实际情况与省委的领导状况出发，而是机械地执行了反右倾的指示，脱离了郑州会议精神，并一度引导到反瞒产私分方面去，使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一九六〇年一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月主席召开杭州会议，仍然围绕着人民公社问题计划落实问题，特别批转了广东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要我们继续坚持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人民公社三级管理制的原则，防止共产风，强调改进工作作风。这次会议以后，我们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二月)，六级干部会议(三月)订出了一套解决公社体制政策问题、解决公社的过渡思想问题的规定办法，强调反对一平二调。应该说，这是我们摸清山东情况，扭转三风的又一个重要关键，但由于我始终没有摸清粮食底子，仍然以高产当基础，从五八年380亿出发没有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把一九五九年产量落实为400亿，高产风又在继续刮。

　　一九六〇年六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了形势问题，计划问题，再次研究计划落实，措施可靠。主席总结了十年建国经验，突出强调以农轻重为序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我们在六月召开的地、市书记会议上进行了传达，计划落实作了比较具体的研究。对主席十年建设经验总结，也作了口头传达，但是由于我领会不深，未能引导大家认真讨论主席的总结(以为中央只限制在出席上海会议的同志)，更未能根据主席的精神以批评自我批评方式，总结我省经济建设中的主要经验，而是打算由下而上进行总结，以为这样可能搞得更好。现在看来这种布置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得出什么真正的经验教训来的，因为省委首先就没有自我批评吗？尤其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未能亲自掌握进行一次专门的认真的讨论，而是一般的号召和布置。思想问题解决得很不深透，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未能形成为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集中主要力量去抓农业生产。对解决农业中现存的各种严重问题以及今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计划措施都不够有力，甚至把会议精神引导到工农业关系问题上去，致使农业部门大肆指责工业部门支援农业不够以推卸农业减产的责任。

　　今年七月间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以形势问题、工作问题为中心内容。主席做了指示，对农村问题要我们抓紧时机，集中劳力，力争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比那一年都好。中央关于农业、工业、财贸的三大指示也在这时发出。我们接着召开了青岛会议(地(市)县第一书记参加)形势问题传达讨论了，生产救灾的紧急措施搞了两天，两年来的经验教训与思想作风问题进行了一般的检查。粮食统购统销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口粮标准(每人每天五、六、七、八两)进行了初步落实(全年220亿)和初步安排(尚差6—8亿斤)。在总结报告中一般的讲到各项政策问题，以后又搞了十八个政策问题的文件，但由于形势问题占的时间较长，对其他工业、计划等工作问题则没有来得及专门传达和讨论(只准备了专门文件由分工书记发言作重点讨论)。错误的是这个会议只满足于一般的布置，而没有针对当前灾情十分严重的紧急情况，下决心从省委领导上(尤其我个人)揭盖子，检查出几条基本的经验和教训，真正摸清当前基本情况，真正采取更加切实而有力的措施，抓紧和抓好当前的生产救灾，妥善安排群众生活，踏踏实实地抓两个月，一抓到底，那情况肯定会比现在好得多。而我当时未能这样做，把三级干部拖在青岛一个多月，错过了又一个很好的时机。

　　从上述这一段历史过程上看，我对中央方针政策和指示的贯彻执行是很不够的；有的领会不深，贯彻不力；有的连传达也不够；有的在重大问题上竟至阳奉阴违背道而驰。从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就是从结果上来看，党在农村中的政策界限已被完全打乱，公社的所有制，耕作制也被完全打乱，许多公社发不起工资连吃饭也成问题，实际上没有政策了。而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没有政策就必然在农村中造成现在这样的严重恶果，造成现在这样被动的危机局面。

## 二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作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的我，应当如何以对党对群众负责的严肃态度，来对待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那末我为什么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来特别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来竟如此不严肃不认真乃至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呢？我对我自己怀疑我象对待重病号一样来对待自己的错误，决心剖解一番，以便从错误中吸取深刻的同时也是痛苦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我对中央历次会议决议和指示尤其是两次郑州会议决议和指示，缺乏认真的连贯的思索。没有全面领会它的精神和实质并融会贯通，形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指导工作中象红线一样贯串在实践的各方面和一切过程之中，而是把它各个孤立起来。中央开一次会，我们就传达布置一次，形式上好象都照办了，实际并未认真贯彻下去，甚至前后互相脱节，互相矛盾，前一个会议精神为后一个会议所否定。两次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体制政策的决议是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历史产物，因而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战略任务和方针。贯彻郑州会议精神与克服三风决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反复教育与斗争的过程，而我却满足于两次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以为解决的差不多了，没有同其他会议连贯起来，同当时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继续不断地加以贯彻，实际上把三风看成是一时的现象看成一阵风，特别是庐山会议后不但没有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反而把它机械分割成为两个互不相关或互相矛盾的东西。以为庐山会议以前思想主流是右倾下坠，形成一时的马鞍形，庐山会议之后运动主流是反右整风，因而对于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没有引起严重注意，没有很好认识两者是对立的统一是相反相成的，是又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阶段。其目的都是如何正确地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以不断促进农业生产的持续高涨。只有克服三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才能反掉真正的右倾，鼓实实在在的干劲，才能有阵地的前进。正是因为这个错误认识，再加个人的风头思想，唯恐落后在全国形势的后面，便急忙忙地随风转舵。在传达庐山会议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没有肯定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必要性，也没有检查一下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程度，采取必要的补充措施，以便在巩固的基础上进行有领导有步骤的恰如其分的反右斗争。甚至把裴孟飞同志在这以前落实产量的精神说成是右倾，要他在发言中进行自我批评。这就混淆了实事求是是与右倾保守的思想界限，造成下面乱反右倾不敢讲真话。同时对中央反右倾的指示在领会上也是不全面的。只看到问题的一般性没有看到问题的特殊性。对彭真谭震林同志关于在山东不要大反右倾的指示考虑不够，没有具体研究如何照顾山东党内的历史特点。更错误的是我去淄博地区检查工作的时候，对地委汇报关于县委一级少报百分之二十的产量的意见和对惠民县委关于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反瞒产私分情况的反映，没有仔细分析研究和进一步调查，便信以为真贸然代省委批转惠民县委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经验报告(经省委审查同意后发出，当时刘季平同志在家)，展开以反瞒产私分为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样就把中央反右整风精神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出现了严重的偏差，造成到处翻新倒柜，上下顶牛，整个淄博专区因为反瞒产私分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我要负直接责任。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庐山会议之后，又一度刮起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而把郑州会议精神吹掉了，并且在农村中造成很大的假象，而我又为这个假象所迷惑，追求所谓更大的跃进，就这更加助长了三风的发展。

　　第二，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特别象象陶济宁事件那样的经验和教训，我没有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两次郑州会议精神，采取老老实实、严肃负责的态度进行一次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总结，以致重复了并且发展了以前所犯过的错误。一方面由于我个人近年来滋长着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情绪，只看见成绩看不见缺点和错误(还有作风问题)；或者只欢喜讲九个指头不欢喜讲一个指头(其实在山东不只是一个指头问题)。另一方面又由于自己个人主义的患得患失，害怕彻底暴露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在每次开会的时候总觉得领导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而把责任看成是下面的，经常批评下面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不讲真话呀！为什么硬要浮夸作假一平二调，强迫命令呀！为什么政策老是贯不下去不能兑现呀！为什么老是征过头粮，不实行四兑现而只一兑现呀！为什么缺粮不早反映早解决，为什么有粮不发，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等等。使得下面同志精神越来越紧张，顾虑越来越多，开起来来心情总是不那样舒畅感到有压力，其实这些问题的总根子现在看得很清楚不是在下面而是在省委的领导首先是我，但一到问题真正翻出来的时候，又怕暴露得太彻底，怕搞得过火，会牵涉到整个领导问题，有时顾虑山东过去党内斗争很不正常会增加领导上的困难。因而总是有点掩掩盖盖躲躲闪闪，不够大胆勇敢。向上面反映情况也往往成绩方面讲得多缺点问题方面讲得少。有些问题甚至就不反映(如益都人吃人的问题)。因而在会议上没有充分发扬民主，大胆展开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生怕火放起来会烧到自己身上生怕引起大的震动。正是因为这样，矛盾就不能彻底暴露，矛盾的性质也就不能完全弄清，总结经验也就只能是一般地认识事物的普遍性不能深刻地认识事物的特殊性，真正主要的矛盾(譬如领导的思想作风问题、省委尤其是我个人的领导问题)反而得不到及时地正确地解决。其他如一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遗留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彻底解决。去年馆陶济宁事件发生后是如此(只提出一般经验教训与措施)，四月党代会议也是如此(总结几条不关痛养的经验)。今年六月上海会议后要下面先总结，实际没有总结，直到青岛会议仍然没有从当前严重形势出发，痛下决心，引咎自申，主动揭自己的盖子，展开上下相结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揭露矛盾。而我还在那里因循犹豫，吞吞吐吐，还在一般地检查思想作风经验教训(实际上是搞下面的)，领导上只是抽象地讲些“挑担子”“有责任”的话。甚至一开始就传达彭真同志三点指示(其中有一点是讲他担心山东党内问题刚刚解决是否这时又会有人起来反对省委，彭真同志讲这个话是对的我不应在常委扩大会上去讲)实际上是拿来当挡箭牌，不要下面批评省委。而当省委几个书记尖锐批评张新村同志的时候，又没有看风使舵，把问题和盘托出，打开当时的局面，仍然很快收场了。因而青岛会议没有彻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更不能采取带根本性的措施，迅速扭转当前局面。正是由于这样，就使得郑州会议精神始终未能完全贯彻下去，一九五八年的错误有可能继续重演，三风不但时伏时起，而且愈刮愈大，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第三，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和反对三风斗争的过程中，我往往是从主观框框出发，思想僵化，犯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九五八年冬春我是坚决反对当时的浮夸风“共产风”与命令风的。对寿张范县的高产风以及形式铺张，曾经多次提出批评，最早就批判范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并纠正范县、寿张、阳谷以县为单位统一核算的县人民公社的做法。省召开的两次六级干部会议都根据中央指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以求克服三风，但为什么我后来又刮三风呢？正如前面所讲的，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发展了偏差，以致在农村中造成很大假象(庐山会议时粮食产量由420亿加到450亿，后来又回到420亿)而我又为这个假象所迷惑据以指导工作，追求所谓更大的跃进，这样就使得本来没有完全解决的高产风又在重新抬头。今年五月间在省的分配会议上重新考虑去年落实的产量，我又偏听偏听张新村同志所拿出来的盘子400亿没有同意裴孟飞同志所主张的320亿，怀疑为什么五九年反而少了这么多呢？是否又和去年庐山会议以前一样下坠重刮低产风呢？是否因为天旱而产生一种紧张心理大家都不敢讲真情报实产呢？而张新村同志算出来400亿比原来落实数字少二十亿比五八年的实产多二十亿似乎比较合理，再加上听喜不喜忧听高不听低的思想情绪以为这样才象个继续跃进的样子，没有认真分析张所算的帐目(把一些不可靠的因素也打进去了)也没有很好考虑一些同志的反面意见，甚至硬压。形式上是落实了，实际上还是落空。这样就使六0年的产量一时落不下来，而征购任务就不能不高，严重地影响到群众的口粮和分配政策的实现。这里有深刻的教训就是，第一我不应该从几个死的数字上去兜圈子，特别从五八年的380亿的基数出发去考虑高了还是低了，而应当透过这些现象甚至是假象去具体调查研究若干可靠的典型，研究当前农村实际情况及农民生活状况去实事求是的落实产量，如果五九年有400亿斤，为什么农村情况如此恶化，农民口粮如此紧张呢？五八年的产量虽然由1,600亿落到800亿最后落到380亿但现在来看仍然是有虚假的，为什么不去大胆怀疑这个数字而硬要作茧自缚，跳不出这个主观框框呢？第二，五九年秋旱情相当严重：有3,000多万亩重灾，一部分绝产，很可能比五八年减产。鉴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实事求是的落下来，而不应当追求什么更大跃进，更不应在假象基础上去搞跃进。第三，山东长期粮食紧张，连续几年都遭到自然灾害，五八年以来又不断刮“共产风”，群众家底空虚，有些地区已经伤了元气，在今年五月旱情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落实产量应当宁低勿高，即使估低了也没有什么坏处，粮食总还落在群众手里嘛，何必要务那个虚名呢？虽然我主观上不是硬要刮高产风，但由于脱离实际很远思想僵化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始终没有摸到粮食实底，而又摆不脱五八年三八0亿的死框框、和追求所谓更大跃进，结果就形成既反高产风又反低产风既怕高了又怕低了的矛盾状态。而因为没有弄清实情又不相信一些接受实际的同志的意见，这就在实际上起了刮高产风的作用，既主席所讲的务虚名而得实祸，这是一个带关键性的错误。

　　第四，由于我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制定各种计划和提出各项具体任务的时候往往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超过实际的可能性要求过高过大过急使党的政策与任务不相适应，而在政策与任务发生矛盾的时候又不能及时地发现及时地加以解决，因而妨碍政策的贯彻执行乃至破坏党的政策。我主观上总以为山东是个人口多粮食不足的省份(长期存在着粮食紧张的矛盾)，应当尽可能快的多搞点粮食，企图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使粮食过关；以为山东工业落后了七八年而资源劳力又极雄厚，应当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先进省份，企图在三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内一跃而为全国重工业省之一，特别铁的生产能够越多越好以满足工农业生产及外调任务之需要，常常是考虑需要方面多，考虑可能方面少，设想好的方面多，设想困难方面少，并且在赶先进争上游的情绪支配下，还要与先进的兄弟省份盼比。本来一九五八年以来我的头脑一直没有很好冷静下来，郑州会议算是收缩了一下，庐山会议后为一时假象所迷惑，头脑又开始发热，没有把握真实情况就想在这个有很大假象的农村基础上继续搞大跃进。因而在去年冬季就大搞水利工程，今年三月间天津北京会议之后又想大搞小土、小洋。只要主观上认为有可能甚至有时明知困难很大也硬着头皮采取逼上梁山的办法根据算大帐和典型推测定出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标。如粮食550亿—600亿、铁300—350万吨、钢60万吨、煤3,200万吨，今年五月还要争取实现日产万吨铁的省份，开展一、二、五、十的群众运动(即：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基建投资二十多亿，水利工程九亿，没有瞻前顾后、综合平衡，认真考虑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以致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更谈不上可靠和留有余地了。这样就把纟玄子拉得很紧、经常加班加点，口头上讲冷热结合劳逸结合，实际变得热而不冷劳而不逸，劳动强度越来越高，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由五七年的400万到现在达600万)，反过来又在劳动资金、土地、器材、粮食、运输等方面加重了农村负担。征购任务也就由此加重(全年原定七十亿斤)。虽然以后看到形势不对不断落实指标，八月青岛会议又一次大砍，并采取了若干具体措施，但为时已经太晚。

　　影响农业最大的还是去冬以来大搞水利工程。由于估产过高对农村形势过于乐观，就想提前实现水利计划，使粮食能够很快稳定上升。于是去冬召开了六边现场会议，昌潍全省水利现场会议。我们想两年到三年基本实现水利计划，下面就想一年提前实现。光大中型工程就有一五五项，小型的据说有十六万左右。动员青壮劳力800多万，投资九亿元(有六亿是取之公社，每人负担为十五——二十元之多)。没有考虑农业生产上的劳力、投资、钢材、工具、粮食等许多方面的问题，甚至有很多大中型工程下放到专县以致迫使下面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与命令风。打乱了生产队和小队的劳动组织耕作制度，很多社队连评工记分也没有了，大大破坏了公社原有的体制政策。

　　又由于对农村形势估计过高，在公社过渡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急燥的步骤。以为队有经济发展较快，过渡须早作准备以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有领导有步骤地，并且分期分批多种多样逐步地过渡(原定三年后改五年，实际以为可能提前)。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搞了三十六个社队实行过渡试点，还合并了一些较小的生产队(核算单位)后来失去掌握竟合并了百分之三十，还有一些政策办法也规定得不甚妥当。社队工业企业发展很快，由原来二十多万人发展到七十多万人(青岛会议砍掉五十万人)，这又是刮“共产风”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生产指挥方面，也是主观主义的。不问实际效果，不顾生产规律，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地制宜，到处胡乱指挥。造成人为的许多灾害。作物种植只抓两头(麦子地瓜)要求过多的种地瓜，挤掉高梁谷子，逼使群众翻掉大豆玉米改种地瓜，在大规律水利工程中，只搞灌溉系统不搞排碱系统，致使很多土地碱化脱离当地实际条件和群众觉悟水平；硬性推广各种典型经验(如改用五脚楼，改南北陇为东西陇，以及有些地方不根据具体条件和群众路线强迫推行徐克劲的拆屋积肥经验等)，有些现场会和通报因失去掌握而自由泛滥起来介绍了一些错误的经验，报纸有时也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使农业生产遭受很多不应有的损失，发展着更为严重的命令风。

　　第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表现在我对山东目前农村情况的估计不足和满足于一般措施，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青岛会议期间和以前总以为问题虽然严重但还是带有一般性质的，而在问题最严重的二十个县和四个专区以为差不多均有省委的工作组和省委书记或常委分工负责包干，有十几个县去年秋季就在开始抓；部分县的情况已有好转，逐渐赶向稳定(如曹县巨野冠县等)；一部分县正在开始好转(如益都、惠民、寿光等)；另有一部分则是新发现的(如即墨、胶县、安丘、莱阳等)正在派人去抓，有二十六个县是比较好的；其他二十四个县似乎接近于中间状态，在发展过程中也是时紧时松此起彼伏。总以为还是带局部性暂时性的问题，完全扭转过来须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过分相信所得的灾情，以为如果今年麦收不因天旱而比去年减产二十亿斤，夏荒可能不致发生，局面不会如此恶化。因此就满足于北戴河会议后所采取的一般措施。如产量落实，强调过秤入仓(麦子由原估九十亿落到六十亿，全年产量由原估400亿落到220亿到济南又变成160亿)，两次发出生产救灾的紧急指示，大种蔬菜(原有1,000万亩要求再扩大几十万亩)大搞小球藻扁藻及各种代食品，动员劳力到农村生产第一线(约200余万)，下放机关干部十二万(省直6—7千人)，城市人口减六十万人，社办工业减五十万人，水利工程由去冬800万人砍到现在二十万(后拟十万)人，基本建设投资由以前二十多亿砍到现在十亿多，一般地研究一些经验教训，思想作风问题，拟发十八个有关政策问题的文件。根据谭震林同志指示，按五、六、七、八两新秤标准和购销平衡不起的困难情况下，初步安排生活(当时差六亿——七亿斤粮)，以为如果中央允许不外调四亿斤并能支援一、二亿斤再把工作做好还是可以勉强渡过去的。因而仍然处在半睡不醒的麻痹状态，以致发展到麻木不仁。没有想到情况变化得那样迅速，原先估计今年产量可能400亿青岛会议落实到220亿，一到济南就只有一百六十亿(不到一个月)，其他如荒地碱化外流死亡等数字也都有很大出入。这只说明我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如何严重(主要没有解决省委尤其我个人的领导问题)，而且已有的这些措施，也还没有落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掌握和受到群众监督，生产救灾动员不够深入，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如果我再想一想五八年馆陶、济宁事件的惨痛教训，想一想三风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想一想山东连续几年的天灾(特别今年)，想一想人民的家底已经弄得很空，生活无法维持，想一想到处逃荒外流死亡这种惨痛的情景，应当如何惊心动魄打破常规下决心检查领导引络自申自请处分并采取一切更积极的可以急救的措施。这也只能说明我的个人主义本质，个人主义罪过，严重地缺乏群众观念，严重地丧失对于群众的阶级同情，更没有什么群众路线了。

　　我的个人主义除了表现在对待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的态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党内生活以及上下左右的关系方面。作为第一书记来说，我应当学会当班长学会弹钢琴，以充分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党内由于长期以来进行不断斗争而产生的不正常状态更加须要有一个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由于我近年来逐渐滋长着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情绪，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在党内生活上没有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形成家长式的个人领导，窒息党内民主生活，削弱以至破坏党的集体领导。虽然省委书记处、常委会、委员会、代表会一般都照常召开但会议活动往往一般化、公式化不够严肃认真生动活泼，缺乏充分的民主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对不同的意见很少展开争论与思想交锋，求得真正的一致即民主的集中。对反面意识不够尊重，甚至在很多场合做不恰当的批评，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紧张空气，增加到会同志的顾虑，实际上也就压抑了民生，使会议不能畅所欲言，上下左右不敢讲真话，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东西不能很好的贯彻，互不通报，互有戒心。书记处的同志与常委同志也很少谈心。有些重大问题带方针性政策性的问题没有组织认真的讨论，往往我个人讲一讲没有不同意见也就结束了，甚至以碰头会的形式三言两语就解决了问题。固然这一时期各方会议很多，书记常委经常分散(时常只有一二人在家)多少有些影响。但主要还是我自己没有尊重大家的民主权利，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我个人有自满情绪觉得党内近几年来日益走向团结统一，书记处的几个同志经常注意维护领导核心，于是就麻痹大意起来，以为党内没有大的原则分歧即使有些不同意见也觉得问题不大，因而就马虎过去了。实际上由于我的作风不民主同志们有些意见不敢提，所谓“话到嘴边留半句”而我没有引起严重警惕，特别错误的是在书记处漫谈中有些不成熟或者一时错误的意见被提到原则高度加以批评，使人不敢谈心，更错误的是庐山会议后的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要谭启龙、裴孟飞同志做自我批评，这就增加下面的顾虑，使人不敢在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从我个人思想意识上来检查，确有显示自己正确而他们错误的意思实际上也就是贬低别人提高自己。谭启龙同志的错误本来在庐山会议期间谭(震林)柯(庆施)两同志均当面批评过他。回来后只要在书记处讲一讲就够了，不应让他再在大会上去讲。特别不应当在他发言的初稿上加上那么几句话(虽然内容是他自己承认过的)，而在我的总结中又没有替他们两个讲几句话以示照顾和鼓励(只笼统讲几句挑担子的话)。这是对党不利的个人主义表现。我与谭启龙同志相处很多，来山东后在党内斗争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我对他的工作能力和经验一般是很器重的经常要他担任第一线工作，很多地方是依靠他。但对他一些比较突出的缺点也是经常有意见的，有时也进行过批评。我对谭在会议上的发言一般都是重视的，但有时觉得他把问题讲得太突出太尖锐声色俱厉有咄咄逼人之感。去年四月在菏泽时曾与裴谈过(因裴与我谈到他同谭的关系问题)，谭在济宁用个人名义向中央报告济宁荷泽事件。我开始是有意将它压下的，一则觉得省委搬到济宁开会办公正在向中央做全面报告(主要是菏泽济宁情况)为何不用省委名义而要用个人名义写这个报告呢；二则觉得他的报告有些情况讲得过分些，比之为广西事件不很适当。其实是我自己不愿意把问题讲得过于严重。虽然最后还是送给谭震林同志看了但我不应当迟疑犹豫。两个报告同时送中央，即使情况分析稍有出入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个人完全有权向中央直接写报告。至于批评谭启龙同志用个人名义经新华社报导关于农村十个问题的意见，这本来是余秋里同志(中央石油部长)在庐山会议时当面批评他的(他自己也承认不对)。我在回来后联系着讲了一下也感到这样的问题应先提到省委讨论，而且省委的几个文件都提到有关这些问题的解决意见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情况下更用不着采用这种形式去发表。一九五五年五月(？)[原文如此]他在胶州地委参加会议看到大众日报公布谭启龙同志为第一书记(中央曾一度准备调我去人民日报社工作但后来停止不调了)，又联系到军区苏联首席顾问初到时介绍我是前政委(谭在场没有做声)使我怀疑他为什么对这样的问题不追查纠正并向我解释一下(他那时在家里)。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好做回来时我曾在书记处当面批评过他，这也是我胸怀狭仄不能容人的个人主义表现。今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柯、曾两同志提出调谭去安徽工作。我开始不愿意后来勉强答应了(过去中央组织部、福建省委也曾提过我都表示不能调走)，回来后鉴于组织上没有正式决定未便告诉启龙同志，但我却在书记处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时随便谈了一下，这是错误的，不合组织原则。我对白如冰同志一般印象很好，觉得他积极肯干，尊重组织我对他很少正面批评，但有时讨论计划指标也觉得他有点保守，落在形势后面而暗示不满。使他陷入被动或一时紧张(对邓也有相同之处)。虽然计划指标最后都是通过计委提出的，但从思想上来讲不是他保守而是我冒进了。我对书记处的几个同志一般都是尊重的，觉得这个班子比过去强也很顺手，因而也是大胆放手让大家工作的，在各人分工的范围内一般我都是尊重分工书记的意见的。其中有点欠妥当甚至是错误的：一则鉴于各人的工作很忙凡是可以不用开会形式不要找分工书记面谈的尽量避免，而往往找其他部长或主管具体业务的同志来谈，有些问题牵涉到计划、组织或较为重大措施的时候我顺便提出一些个人意义要他们再向分工书记汇报考虑研究，有的可能未经书记处正式讨论也就照办了，这样就使得其他同志感到被动而且也不符合组织原则；二则在农村工作问题或有关农村问题上当书记处的同志与张新村同志发生意见冲突时，我往往是支持张而没有尊重书记的意见，使他们感到不好办事，这也破坏了组织原则。我之所以相信(的确是偏听偏信)张新村同志是因为对张有过高的估计，以为他熟悉农村情况又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可能接受实际些，现在来看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是有片面性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张提出一些数字计划能适合我的意愿容易被接受。我曾经准备向中央建议提他和另外两位同志为省委后补书记，是觉得谭启龙同志须要长期休养，裴孟飞同志主管农业也要兼顾财贸，恐怕忙不过来，想要张多抓一点业务，多负一点责任(裴本人也向我提过)。张的主观性很强，蛮横拔扈，到处伤人，弄得关系紧张，上下左右都对他有意见我是知道的，也几次准备找他谈话进行批评，青岛会议末期矛盾突然揭发几个书记都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很多同志也都想提意见，如果我当时下决心把矛盾揭开，是完全可以暴露出许多问题，展开一场辩论与思想斗争，展开上下结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于揭开省委盖子摸清当前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几条基本的经验教训，解决当前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是有极大好处的，并且十分需要的。但我当时嗅觉不灵，没有看出这个苗头和趋势，没有也未同几个书记商量一下，便很快讲了一通收场了。又是一个带关键性的错误。我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对人严对自己宽，有时别人讲错一句话，往往扭住不放，旁敲侧击，如对李文同志过去(时间记不清)批评省委关于要胶东丘陵地区打井的意见说成是没有常识觉得太挖苦人了，所以后来有几次讲水利问题时暗示过不满。我在烟台(五八年)对李文同志的批评(说他骄傲自大工作落在后面去了等)。对穆林同志的批评(说他下放到临沂县委后不应老是抓地委抓农村工作应把临沂县搞好等)是代表省委书记处多数同志的意见的，至少是我与谭启龙同志的意见，是否态度有点生硬值得考虑。我在处理个别同志的错误的时候，有时未经组织讨论便轻率做出结论，如对齐东县马县委我在大会上提出过刑事处分的意见。(现在来看处分过重，当时听说他历史上很坏，所以有点冲动)即墨县委第一书记撤职也是和青岛市委直接讲的，没有通过组织便个决定，这是不应当的。

　　向中央汇报和反映情况也常常好的方面讲的多，坏的方面讲的少，甚至有时不讲，形成一种蒙蔽欺骗。去年四月间主席路过兖州我到车上向主席汇报了当时济宁菏泽情况，并检讨自己过去向主席反映的情况现在知道很多是假的，欺骗了主席。今年三月间小平同志等过济我汇报情况基本稳定，大问题不致发生(太乐观了)。五、六月间主席过济我到车上只汇报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以及农村四化五条龙三泵三气一风一波的情况和经验，并组织临时有关这方面的展览参观(当时因主席想了解四月天津会议讲十四条以后有关情况和仿照河北参观展览的经验)，没有反映农村当时存在的问题。特别青岛会议向中央做了一个假报告。虽然这个报告不是我授意起草的。但我没有弄清实情纠正错误便马虎批发了。也说明这报告是迎合我的品味的，故不加怀疑和修改。这是蒙蔽欺骗中央的一个典型例子，我应负完全责任。在传达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时，有时把一些不应当得到的也都讲了，如二次郑州会议主席讲到我当社员及路过天津、济南时得到刘子厚和我的一些反映材料表示感谢，我回来后不仅在书记处传阅纪录而且也顺利谈到了实际上等于自我表扬。在对外宣传和活动方面有时个人突出。开起会来常常照象，到下面去总有记者和摄影师跟着，虽然也不断拒绝拍照和用个人名义发表新闻，但不够坚决，有时主观上还是愿意这样做。我曾向大众日报谈过，发表新闻报导要有原则有分寸以示报纸的党性，并且批评过他们对于报导刘季平同志的一次讲话感到不太适当，过于强调个人号召，没有代表省委。当然也愿意把自己突出一点。所有上述这些都是我的个人主义的突出的表现。

## 三

　　为什么我会犯这样性质的错误，个人主义发展到这样严重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第一，我是一个贫寒的中小知识分子(旧制师范毕业)入党以前受过长期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教育，旧社会的影响是很深的；参加革命以后虽然由于党的教育培养与革命战争的锻炼，共产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个人主义受到严格的组织约束与革命战争环境的约束，表现为隐蔽的形式。但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的孽根没有尽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而在比较独立自主与环境较为顺利的情况下，个人主义就容易潜滋暗长以致突然袭击而失去自觉的控制。第二，我参加革命以后除大革命时期领导过一段全县的革命斗争，一般都是做军队工作缺乏系统的地方工作经验，缺乏领导全局工作的经验，自觉能力不强，理论水平较低，因而来山东主持工作六年期间，前四年是比较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到处跑跑研究些情况，向干部向群众学习，虽然思想作风上也有不少问题，但比较起来还是带一般性质的，特别由于中央和谭震林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广大干部和省委几个负责同志的监督与辛勤工作，尚没有出什么大的差错。可是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尤其庐山会议之后自以为懂得一点农村情况，开始摸索到一点规律(其实并不真懂)。加上大跃进以来钢铁煤电发展得比较快，农村形势又一时为某种假象所迷惑，党内状况日益走向团结和统一，于是便不知不觉地逐渐滋长着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情绪，思想不艰苦、工作不踏实、作风不民主，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好出风头，唯恐落后，许多问题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考虑需要方面多，考虑需要可能方面少，考虑有利条件多考虑困难条件少，喜欢讲九个指头的成绩，不喜欢讲一个指头的问题；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缺乏认真的思索和全面的领会；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尤其馆陶、济宁事件的经验教训没有深刻的接受；对许多同志的意见没有虚心考虑，对当前严重形势仍然估计不足满足一般措施，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的缺乏群众观念，这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五个方面的痛苦经验和教训，而归根结底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我们有许多事情不是从山东五千万人民群众当前的切身利益出发(许多应当务之急)，对五千万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吃饭问题缺乏高度的负责精神[后缺]

　　· 来源：

　　山东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