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贵州赤水县委书记王临池同志的材料

　　[前缺]的曲艺团为县办的曲艺团，专门教县委办公室主任胡诗良同志，通知城关镇南门上的居民住房迁走，让曲艺团的员工居住。并计划由生活秘书钟玉惠同志带领曲艺团赴遵义京剧团学习舞台艺术。继后又亲自召开曲艺团、川剧团团员座谈会，并和饰演“借亲配”、“萝卜园”的演员研究艺、唱词等，两次观看“借亲配”。为培养新生，批准招收47名学员，并调土城公社党委副书记和城关公社宣传委员分别担任两个剧团的团长。拨款一万元给曲艺团办道具。

　　（3）积极修建人民剧场，规划新村街道。于1959年积极请示专员何林，修建人民剧场，于同年10月开工，先后花去人民币161,136元。动员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学生等搞义务劳动。为修建得更为美观，派人前往遵义红花岗，制造模型，展览修改。在今年元、二月份，组织基建部门，规划赤水大街道，并先后进行了改修。同时，为把县委花园培植美观，在土城果园中学调来两个学生赴遵学习园艺，以培植县委会花园。

　　（4）生活特殊。仅在一九六零年吃各种贵重药品700多元，其中鹿茸精、人参精等补品就达400元。下乡带生活秘书、通讯员等，专为自己搞生活。并常带女秘书为自己掌握工作、休息、睡眠时间。下农村不在食堂吃饭，并带杂糖等下到农村去吃，经常派人到商业局拿肉、拿糖、酒等。如今年二月初农村正缺粮时，带着两斤米花糖和两瓶大曲酒到天台去吃。病时住院，单独住一间小屋，专门配备了一个医生、护士、北方医生（是反革命）。住院时，屋内放着留声机，们上写着四个大字——“禁止会客”。病中，带着护士、通讯员，拿着药瓶、水瓶去看戏看电影。县机关办有三种伙食，小灶、面灶、大灶，王一人吃小灶，县委吃面灶，一般干部吃大灶。

　　（5）从1959年10月以来，常带县委办公室干部所谓“女秘书”邹正霞，借工作为名，常谈深夜。在邹的寝室内写报告。想与邹结婚，说邹是“红粉佳人”。根据各方面反映的材料，王与邹发生过两性关系（正查）。邹买避孕套、买打药、小产等。今年二月份时，王领着医生、护士与邹的父亲治病，并叫他来赤水医院住院，批准邹的全家从四川合江县迁移到赤水。

　　（6）春节时，在农村广大群众受着饥寒，王率领机关干部、学校老师、剧团三百多人，到复兴慰问。为了搞热闹一下，通知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到公社时，欢迎的人还多一点。在凉江生产队参观时，只有支书带着三个人打着锣欢迎。到复兴时，杀猪一只，大吃猪肉、鸡、鱼、酒等。又于二月批准土城春播现场会吃中灶，大办筵席，杀猪宰牛，大吃大喝。180多人开会，50多个招待员，派川剧团、电影队，专程为会议放映、唱戏。五天会议，浪费4,817元。

　　（7）违反省委规定，于今年十月批准供应县机关食堂猪肉100斤。

　　二、不关心群众死活，工作不负责任。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农村发生了大量肿病和死亡，王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造成了地区性的认为的死亡事件。根据县委会议上初步统计，[数字已涂黑]

　　（1）知道缺粮，置之不理。农村缺粮早在去年11月份的五级干部会议上就发现过。因当时农村有的生产队断粮而没有粮食所带，部分队干欠着大会的粮食王是知道的。同年12月10号红旗队重点汇报了断粮、食堂散伙、群众吃菜的情况。12月初，城关城关公社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尽吃菜，王是亲眼见到的，并追问为什么吃菜不带粮食？结果，无粮可带。严家队怕受批评辩论，把谷种藟了两斗带来吃了。县委搞的粮食重点元厚公社新华生产队，断粮情况，王也是知道的。随后，个公社就普遍反映断粮。发现天台管理区三百多人逃荒，元厚公社川风地发生抢人。在12月中旬，元厚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各公社均汇报了缺粮、断粮情况。但王对于上述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之不理。主观地认为“今年的粮食亩产不管如何，也少不了600斤”，“下边有粮食，没有粮食是富裕农民捣鬼、瞒产私分了”，不承认有灾情，说“粮食问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立场问题，思想问题”。教育下边“不要轻信自己的工作，算一下账”。因此，就采取了大反瞒产、不积极安排群众生活的错误作法。并提出“三不”供应的口号：一是春节前不供应；二是不是受灾地区不供应（王根本不承认有灾）；三是不是经济作物地区不供应。大搞粮食集中，主观提出集中四千万斤粮食。为证明下面有粮，找典型、组织参观，进行排队。复兴、大同、城关、元厚都没有，结果在旺隆公社找到一个百先队，组织了参观，但粮食不多，后来发现是陈世忠（原党委副书记，已捕）搞的假现场。并在机关干部会议说：“你们白天看到吃菜，晚上没有看见吃白米饭”。这样，干部的压力很大，情况反映上来就被顶回去。例如醒民公社党委书记彭才喜同志因粮食工作未搞好，就进行辩论，拉下来了。因而，全县相当一部分地区断粮两三个月之久。

　　（2）发现大量的浮肿病、死人后，认为是个别问题，不但未采取有效措施，还进行批判，找藉口。1959年12月12日，地委倪书记打电报王说，土城兴隆管理区发现肿病、死人。当时王派土城公社党委书记杨保莲同志前去了解处理，但于同月2号，前往土城公社文农管理区参观油菜，两次路过兴隆，未亲自去处理。12月17号，元厚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各社就汇报农村病情、死人情况，不但不把安排生活、治病当为中心工作来解决，反以“对待死人的态度问题”进行了批判。说“是少数地区、个别现象”，“回去以后，开一个医生会，批判教育”。12月19日，县监委干部禹朝同志汇报了土城长远队，在一个月中就死了71个，其中19号一天就死了19个。后来县监委干部先少庸汇报了新华队死人126个后，王说“先有右倾富裕农民思想”。1960年元月，公安局向王汇报天台发生死人、吃人肉问题后，在公社党委书记和机关干部会议上，大肆批评，说“公安局有问题，是造谣的，我是不相信，你们（指政法部门干部）的干部，为什么这样积极，对这个问题（指吃人肉问题），又是调查，又是照相，你们这样搞，无非是把复兴公社党委会搞垮，无非是找共产党算账”。这样，使干部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反映之后，一不采取措施，二打回去，问题更加严重，致使病情、死人蔓延三四个月之久。

　　（3）二月六号，地委召开的紧急电话会议，把地委盖子揭开之后，王仍不反映真情，把死人分为正常与非正常，将死人数压少。在四月五级干部会议上统计死人[原文空缺数目]个，只向地委汇报[原文空缺数目]个。由于这一事件未彻底揭露，没有吸取沉痛的教训，在今年秋后，旺隆永兴隆发生了断粮15天，死四个人。根据这次会议上统计，12月份全县死人1,760个，其中肿病死亡39人。

　　· 来源：

　　贵州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