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检查

　　<原商城县何店公社党委书记、杨功时>

　　检查人：杨功时，男，现年34岁，贫农成份，农民出身，住商城县石头岗公社响塘岗大队。

　　个人经历：从八岁起开始在本村袁家湾上学半年，9-10岁在家放牛，11-12 岁在本村杨家湾上学两年，13-14 岁在祝家湾上学一年半，15岁在家放牛，16-17 岁在潘家湾上学两年，18岁在艾家湾上学 7个月，19-20 岁在家佃种地主雨田两年，21岁在家推大磨一年，22岁即是1950年 3月选任本村区代表、村长，8 月由席发善、李荣喜介绍参加工作，曾任工作员、青年团干事、书记、区委组织委员、付书记、书记、付县长、公社党委书记。

　　社会关系：我父杨成金，在民国十八年我两岁时与红军一块参加了革命，后被政府追为烈士，家庭烈属；祖父、叔父、姑父均系贫农成份，务农为业，没干过任何伪事，于解放前病故。我舅父戚凯周，贫农成份，农民出身，解放前当过五年伪保丁，于47年病故。岳父张自申，地主成份，商城县东街人，于1958年病故，此人在旧社会的政治情况我不了解，因我是在53年革命阵营与他女儿结婚的，我爱人张亚平，地主成份，学生出身，在上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现在文教局工作。我干父（也是我叔）名叫贺豪川，贫农成份，木匠出身，在52年土改复查时被群众揭发贺与土匪杨成寿有联系，坐大号三个月，此人现在在家做木匠活。我有个共太爷的叔杨成寿，在解放前一贯不务正业，带着自已的老婆在外当伪兵、当土匪，解放后被我政府依法逮捕判刑劳改。我有一个远门自家爷杨培农，中农成份，当过小炮队分队长，解放后煽动群众抢我国家粮库，被我政府依法镇压。此人在未当小炮队教书时，我从他读过两年书。其余亲属都系贫农成份，没干过任何伪事。

　　我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罪恶交待如下：

　　1、 1959年 9月中旬，正当全县秋季公余粮完不成任务时，我被王汉卿张念仲抽调去何店公社卜店管理区突击完成征购任务，去时带领人委干事周乃涛、孔凡泽二人到管理区，当晚召开了管理区负责人会议，叫他们汇报公余粮征购情况和各大队收入情况，该区书记贺裕科介绍说：“全区平均单产有 300斤（好田 500斤，一般田 300斤，差的 200斤），征购任务 350 万斤，全区 1.4万余亩水稻，7000余口人，按这样算起来除扣除部份口粮，完成征购任务有把握。”第二天我就与周乃涛、贺裕科到各大队去看了一下情况，我看后该区灾情确实不小，特别是峡口大队几乎全队无收，这时我就与驻社的县委书记祝海停进行了汇报，我说卜店管理区灾情大，征购任务有完不成的危险，当时祝说，你从县里要两个干部去很好摸摸一下底搞个重点，这时我就打电话找人委办公室将孔凡泽、罗德化二人要到该管理区去了。孔、罗二人去到后，我将罗分到峡口大队摸底，孔周分到韩楼大队去算账摸底重点（都驻在管理区）孔、周去到韩楼大队后，就确定黑洼作业组为核实产量、完成任务的重点，过有 4-5天左右的时间，孔到管理区向我汇报说，黑洼作业组突破了，该组会计陈荣甫、组长丁海如已自报床底下藏有1400斤稻，竹林有两缸糙米，合计有2000斤左右，要说产量已达到 600多斤了。孔汇报后我说很好，有了一千斤，不着急上万斤、十万斤，并说你回去不要先将粮食弄出来了，明天在那里开个现场会，对干部进行一次实际教育，第二天我就到黑洼食堂召开了全管理（区）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到会80余人，干部去到后我叫该作业组会计领参加人员当场把粮食从床下扒出来了，粮食扒出后我叫丁海如和会计在会上坦白瞒粮的思想顾虑。丁说我瞒粮主要是想多吃点，害怕今后挨饿等。丁介绍后，我在会上讲了话，我首先讲59年全县大丰收形势、抗旱成绩、粮食政策，批判了丁的瞒产私分的错误思想，并对到会干部回去要认真贯彻粮食政策，摸底算账，解除群众顾虑，坚定丰收信心，限三天要完成征购任务，并将已扒出的稻子叫大队干部送给国家（因那时作业组没有保管粮食的权利，食堂吃粮由会计造计划，大队拨给，组内收的粮食送交大队），粮食送走后，过有一个多月时间到阴历11月分食堂开始停伙，食堂停伙后饿死18人，我应负很大责任。我在该管理区先后工作有半个月时间，召开过两次全区干部会议，这两次会议我都是鼓吹大好形势，肯定大丰收，限期完成征购任务。干部在我这种威逼下，共送给国家群众口粮70余万斤。

　　2、 1959年10月上旬，县委叫我负责何店公社全面工作后，我在沙河村召开了在家坚持工作的生产队干部会议（当时住该社的县委杨振昌、刘德馨都在会上讲了话），我在会上大讲抗旱成绩、人民公社优越性，反右倾鼓干劲，批判动摇丰收，替富裕农民叫喊的干部思想，限期完成征购任务。会中我和刘德馨错误的研究了对所谓消极而右倾的干部进行了小组织处理，这个会议上处理了四个干部，即高桥大队支书花树保（警告）、峡口大队支书梅庆洲（警告）、姚堰生产队长钟德兴（撤职）、横山生产队长曾文义（撤职），同时还有青山、霸王两个大队进行了假报喜（没有完成征购任务而报完成了）。这个会议由于采取了大鼓吹形势，非法处理干部等作法，使到会干部回去后，将队里少数晚稻和留的一点稻种都送给了国家，群众只有靠红芋、豆子杂粮生活，这造成何店公社食堂过早停伙的一个原因。

　　3、 1959年10月中旬，以我为主的在丰集沙河子相继召开了党员干部和社员代表会两次，会议内容主要是贯彻县委三级干部反右倾会议精神，会议开始王汉卿作了当前形势、批判两条道路斗争的报告。我在会上大讲鼓干劲、反右倾、保护三面红旗、坚决完成征购任务等，同时组织了各大队报喜，向大会献礼，来促使完成征购任务。会中我特别错误的在张、王指示下，对到会的干部进行了分类站队，对当时所谓有右倾的干部都整理材料送县批准，进行了非法斗争，这两个会议共批判和斗争了干部80余人，在斗争时不论其他方面问题的大小，只要说没丰收，完不成征购任务，当时的县委和我个人就批准斗争。在斗争开始我亲自掌握重点人余功太、余少清等三人的斗争，并吸收了管理区负责人参加，推广经验，在斗争时我看到了会上积极份子叫被斗人低头，都要去帽子我没加制止，反说斗争积极，情绪高涨，特别严重的是由于我对党的讲事实讲道理的政策交待不严，会上出现了按被斗人的头、弯腰等违法乱纪行为，这两个会议的结果使全体干部回去后掀起来了怕（原文如此，应去掉怕——编者）对富裕农民斗争的高潮，挨斗的社员、干部不计其数，同时在这个会议后，把各大队的一点种子、食堂少数杂粮也逼光送尽，在造成全社食堂普遍停伙，人口外流的凄惨局面，这个会议所造成的后果我应负主要责任。

　　4、 1959年11月下旬，我错误的执行王汉卿叫各公社书记搞好一点核产重点的指示，我接到报告后，就抽调北京下放干部和公社干部李世英、杨明功等 8人到高斛山大队去搞核产安排生活重点。我和工作组去到该队后，召开全大队干部会议，说明工作组的来意，讲了当前大好形势，肯定大丰收，并说要坚决核实产量，显示公社优越性等，我讲后就由该队支书介绍了全队收入情况，进行逐生产队、作业组站队，全队站出了有五个很大怀疑的生产队，其中有雷中湾生产队，这时我就将工作组分配到雷中湾生产队，住到雷中湾作业组去，搞核产安排生活重点。工作组去到后，当天晚我主持召开了全作业组群众会议，在会上我讲了人民公社优越性，抗旱成绩，大丰收情况，党的粮食政策，并将大队介绍的雷中湾田地好、水利强，是个丰收组，水稻单产至少有 500余斤，可是当前你们说没有粮食了，食堂也停伙了，这不是事实，工作组这次来，主要是帮助你们查实产量，安排生活，把食堂恢复起来，同时着重讲核实产量的好处，你们应说实话，把粮食拿出来，我保证国家不要，外队不调。讲后我就将工作组分配到各户群众家住着，晚上领着群众讨论（我回公社了）。我将工作组分配到各户的企图有两个：一是便于逐户进行动员，了解情况；二是防止群众偷吃和向外运粮。第二天我就与工作组干部到曾油坊湾进行了解情况动员，但没有效果，下午我叫工作组干部把食堂恢复起来，把群众的代食品种子、少量红芋、豆子、菜等兑到一块，再加工作组的粮食，着个干部负责开伙，强调要叫群众拿出粮食，我说后工作组就执行了，第三天食堂就开伙了，开伙后我对工作组干部说你们要深入，利用各方面关系来把这个点突破。我就离开了这个食堂到其他大队去了，过有 3-4天我回来找李、杨汇报这个重点搞的怎样，李、杨说未有突破一点，效果没有，群众都说没有粮食。我又说你们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杨说我发现一个老奶奶床上放着一地红芋，小孩吃锅巴，杨明珍并说我看雷中湾都是同姓，又是富裕农民，抱的紧，我看光动员不行，非斗争不可。我说斗谁呢？杨李说要斗就斗雷德保、雷树庭、雷树寿三人，这时我就批准了对这三人的斗争，当天晚我就主持了全食堂群众会议，在会上首先讲抗旱成绩、公社优越性、党的粮食政策，又重复的说了你们雷中湾田地好，按算账全组尚差5000余斤粮食说不上账，搞那里去了呢？我已经说过把粮食拿出来国家不要，外队不调，还是你们吃，为什么不拿呢？我讲后就有李、杨把发现的红芋、锅巴、一点米在会上说了，叫雷树庭、雷德保二人交待产量粮食情况。开始雷不说话，在干部的追逼下，雷说俺确实没瞒粮，你把俺斗死拉去坟葬了也没有一点粮食。这时积极份子听到雷的拒绝封口，都急着磨拳擦掌，想动手违法乱纪。我看到这一情况后，就站起来讲了话，缓和了一阵子，我很生气的指手划脚说，你这种抵触思想是不对的，大家给你摆出这么多瞒产事实，算账这样细，你现在说不出相差粮食的理由，又拒绝没有粮食，并说斗死也没有一粒粮食，我说你如果敢拒绝你们没有私分粮食，屋内确实没有一粒禄食，不能开伙的话，我可以代表政府、公社党委开库进行供应，我说的就算，如果查实确瞒粮不拿，也我可以代表政府、公社党委食堂停伙也不供应，并说你死了也吓不倒谁，死了给你埋个资本主义老坟，插个资本主义大牌子，叫你子孙万代都知道你为维护资本主义利益而死，死了也不是光荣的。我又将粮食政策讲了一遍，反复表态外面瞒产也不是你一队，不光是你雷中湾一个地方，瞒的粮食又不是偷的，你怕啥呢？拿出来还是你们自已吃，你想这对谁有利呢？雷看我讲了以后态度有些转变，雷说俺们在打稻时吃过几晚夜饭，有两罗筐稻，没有向大队报告，没有私分粮，屋内都没有现粮了，我说那不行，今晚你们二人自觉想想对谁有利，想好后拿出来。这时因（应加时——编者）间不早就散会了。散会后我对工作组李、杨说雷有了认口，你们不要急，一定要突破，继续动员。我说后第二天就离开此地到县内开会去了。我走后，李、杨为了完成我交给他俩突破这个重点的任务，就举行了数次的对雷斗争，用炒盐豆子、吊打的办法，把雷树庭斗昏死过去，雷德保斗伤，这我应负对干部交待政策不严的责任。只（应为直——编者）到12日有原县委书记处书记祝海停在上石桥开县委常委会议回何店来说，县委这次借给你们全社大米10万斤，主要对个别队的幼儿园、敬老院供应的，县委这次常委会议决定再顶十天，并说光山孙铁铺用以粮引粮的经验很好，弄出来了很多粮食，我们研究一下也搞他两个试点试一试，我说好，结果就确定在高斛山和青山两个大队搞，高斛山以我为主，青山由祝海停为主搞，各带 3万斤。我将粮食带到大队后就向干部宣布，群众不拿粮国家拿粮，政府有的是粮食，按人口分配到各食堂去了，明天你们干部领着群众都去担粮，接着就将粮食按人头口分配到各食堂去了。这时我问李世英、杨明珍雷中湾突破了没有，李、杨说没有，我就说这次分给雷中湾的粮食，你们回去告诉群众去担，把粮食担回来放在食堂内，叫群众把自已的粮食拿出来兑到一块吃，自已粮食不拿出来，不能先吃国家的，最近两天不要叫吃这粮食，顶两天叫他们看到周围食堂没有瞒产都吃政府的供应粮，俺们工作组因为认为瞒产了政府供应的也不叫吃，在这种情况下看他们拿出来否。我说后就没问这个大队和该食堂的工作了，该队的抛砖引玉就由雷栋材具体搞了，我就到其他队去了。在扣粮期间据群众揭发和当时人的证明饿死该食堂社员贺裕括等 2人，由我负主要责任（请领导将发给该食堂的粮食时间即开始吃这粮食的时间及贺裕括饿死的时间详细查对一下，我不记得了）。

　　5、 1959年12月中旬，何店公社在食堂停伙、人口外流饿死人的时候，我还奉王汉卿的指示，把全县党员干部集中到城关镇开反瞒产大会，在会上我大讲当前形势、抗旱成绩、大丰收等来逼使干部承认下边有粮食，特别错误的是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我说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不仅表现在广大群众中，而且也反映到党内来，有的党员立场不稳，帮助富裕农民闹粮，饿死的人是疫情病死的，死在路上的是敌人对我们斗争的花样等，并说人的生死死是个规律，只生不死，世界上还装不了呢？同时在会上开展了自报瞒产粮，有干部因没粮不报，管理区对个别人也进行了斗争（县、社都布置这个会议斗，是管理区自管斗争的没有违法乱纪，因这次会县已准备发粮）。

　　6、 1959年12月下旬，我又奉王汉卿的指示在城关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进行所谓算账兑现，会议开始王汉卿传达了地委潢川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报告后便对我说，老杨！你们何店通过这次算账兑现，要弄 500-600万斤粮食，弄不出来这些粮食，会议算没开好，不能散会，我说可以。会议就本着王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我又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我在会上大讲抗旱成绩，大丰收事实，肯定下边有粮食，讲后就让干部讨论报粮，开始干部不报，我又进行了动员，这时干部在我的逼逼（应为迫——编者）下就报起来了，在报不到 200万斤时干部不报了，我看干部压力很大，就找王汉卿汇报，我说王书记干部压力很大，看来达不到你讲的数字，王问报多少了，我说不到 200万斤，王说你太片面，这不到几天的功夫报出 200万斤，这说明下边有粮食，你很好动员一下管理区书记把干部集中起来我还讲一讲，王又亲自作了第二次的报告，在报告后干部看到不报不行就又假报起来了，共报出假粮 500余万斤，我说拿出来恐怕还是一关，王说你不要怀疑，人家既然能报出来就能拿的出来，并当天就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叫我介绍何店公社的报粮经验，又叫刘德兴和我去验收各大队报出来的粮食。我和刘到下边一粒也未验收着。这个会议不仅推动了何店公社反瞒产运动，而且也推动了全县反瞒产高潮，这个会议后，由于干部没粮而假报有粮，思想有压力，眼看群众饿死也不敢找公社要粮了，只好让群众饿死。

　　7、 1959年12月中旬，我到青山大队与祝海停汇报工作时，汇报后祝找几个生活安排好的队参观一下，开个现场会，帮助干部找些安排生活的斗争经验，这时我说南边的几个管理区生活都安排的好一些，代食品搞的多，我说就确定在苏仙石开吧，我并说要开就很好开一下，声势要大些，从苏仙石到芦店、官畈、何店四个管理区参观，祝说可以，祝同意后我就叫公社办公室通知全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和部份社员代表带七天伙食到苏仙石开会，会后我派乡党委付书记雷栋材前去准备参观人员的住室、吃饭、参观地址等，第二天我和祝海停带着电影队去到该管理区去了，我去后问雷准备好了没有，雷说准备好了，共分两路等。第二天我就简单的讲了一下就进行参观，参观时我看到苏仙石街头一处粮食不像大队的（计11万斤），我就有怀疑，待参观人员离此地后，我就问该管理区负责人夏久林，我说老夏你这粮食房子不象大队的，好象国家的，夏说房子是国家的，粮食是大队的，大队因没房子向国家借的房子。这时我就没再追问了。实际查实房子、粮食都是国家的，造成了假现场，我应负主要的官僚主义。特别是这个会议参观人员到各大队后，他们为了证明下边生活安排的好，下边有粮食，参观人员到达后，不但鼓吹大丰收，而且在生活上有干有稀，有的管理区还进行打鱼、杀家禽进行招待，造成大量浪费，招待费达二千余元，尤其严重的是参观人员看到现场会后，回去看到群众饿死，也没有理由找国家要粮了。

　　8、 不合理地使用统销粮。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 4月国家先后供应何店公社大米 802万斤。具体使用是：59年12月 5号借给大米 5万斤，我接到通知后当即与刘德兴研究，分配到峡口、姚堰、河凤桥等四个大队，结果刘打电话请示祝海停时，祝说我不同意你们这个屌意见，你给他粮食后还承认他有粮没有粮呢？既然你承认有粮就不能分给他粮食，并说我只同意给峡口、姚堰两个大队，其余的暂时不给，当时我听刘德兴向我说后，就将峡口大队分给 1.8万斤，姚堰大队 2万斤，河凤桥、高桥两个大队的数字被扣压下来了，计 1.2万斤，只到12月上旬才分下去；12月10日左右县又分借何店10万斤大米，除拿 6万斤到高斛山、青山大队搞抛砖引玉外，其余的配到下马河、陈楼、王集、高桥等大队去了；12月30日大量供应时，县给何店统销大米 400万斤，分到农村 370万斤，工业上20万斤，水利粮10万斤，当即分配到四顾墩、丰集、河凤桥、红旗、鲢鱼山工地去了，工业用粮由工业部按各厂矿人口多少造计划按月领取，公社没掌握粮食，当时工业人口一千余人；1960年元月，县又分给统销粮50万斤，从中县委直接给何店大队20万斤，乡党委只分30万斤下去；60年 3月又分给大米 300万斤，分到农村大约 280万斤，工业用粮20万斤。个人回忆起来工业用粮当时有些过多，到四月初清查库存时发现工业用粮有多余的，又拿出 8万余斤分到了农村，主要是以后工厂人口回到农村去了，粮食多了（统销数字和分配情况我记得就是这样，具体实际情况粮管所详细）。

　　9、 错误的执行张念仲大搞代食品，如加工混合粉的指示。59年冬60年春在食堂停伙、人口外流时，张念仲分给何店公社加工混合粉任务70万斤，我接到这一任务后，当即责成公社粮食管理所向各大队分配加工任务，并要按时完成，任务分配到各大队后，群众因没有加工工具，又没原料，加之群众身体瘦弱，没有按时完成任务。这时粮食部门为了单纯的完成任务指标，我没经党委批准，把上面供应给群众的口粮扣下10万斤，作为各大队加工混合粉任务。同时供应粮群众的混合粉有一干（应为大——编者）部份是粗糠不能吃，因此造成群众不但不能吃到应有的粮食数，反而使个别年老体弱的群众吃了混合粉后死亡，这是我应负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关心群众的责任。

　　（10、1959年11月底，我在王汉卿的指示下，把所谓当时的流窜犯（实际是出外谋生命的群众）一律收容起来，集中进行劳动。我在接到熊满银电话通知说县委分配何店公社大米 2万斤作为收容流窜犯开支时，我亲自把打电话给何店、卜店、河凤桥三个管理区，叫他们把到集上去的起外流人员收容起来，每天按半斤粮食供应，并叫参加劳动。我这样布置后，丰集一个街就收有80多人送到沙河水库劳动（时间有 3-4天左右）。在劳动期间据当时的负责任人彭仁尧说冻死一个姓彭的（其他两个管理是否收容多少我不知道）。由于我这种错误拘留群众结果，也给何店干部造成了随便扣压群众和罚群众劳役不计其数，这我应负责任。）

　　11、1959年11月分至12月分，我先后叫公社政法部长赵连元到红旗管理区和王集大队整理材料，逮捕所谓杀牛犯三次计捕四人（这四人有一人死在大号里），据赵连元说，全社经县批准共逮捕杀牛群众80多人，死在大号里20余人。这一事件我应负责任。

　　12、1960年 6月我到姚堰检查工作时，午睡时自已的手表丢了，我就叫通讯员杨南银给我找表，我并亲自问了县、乡党委工作组人员拿了没有，干部都说没拿，我说你们看见有别人到我这床跟前来了没有，该大队妇女主任小黄说有后湾姓朱来了，还有四个买盐的，我说你把这几个人都找来我来问一下。我说后到我屋里来了过的人都找来了，我就问姓朱的你拿我的手表没有，朱说我看见在你床头前放着，我拾两烟头就走了，俺没有拿表，我说你要拿了给，你要那东西没用等，朱说俺没拿，我要拿了你枪毙我。这时开会的人员到齐了，我就叫朱到后屋里想想，我去开干部会，到我开完会到后屋去找他时，我看他时，看见朱被绳子捆着站在会计的桌子面前，我看后就叫谭德发把朱的绳子解了，我又问他你要拿了你给我，你有什么困难、要求，我帮你解决等，别人在旁边说你这回算偷对了，偷县长头上来了，我听到后我说你不要怕，拿了给我保证没事，朱一再口说没拿，这时我看天已黑了，我就叫被叫来的几个人回去想想，我就没问了。这时我叫刘建训打电话给公社赵连元叫他来继续给我找，赵在当晚就来了，来后我把表丢的时间、地点、情况说给他听后，第二天早我就走了，赵去后又打电话给公安局，公安局又去了一个干部，他们用的什么办法我就不知道了（这事件严方和、谭德发、常锦洪清楚）。

　　13、1960年 6月因青山大队烧小锅失火，我去救火回来时对赵（原文空格——编者）说，说你明天给机关、街上干部开个会议，叫他们都不要烧小锅了，把小锅都收起来，并说谁不叫收，街上引起火灾由谁负责，我这样指示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就把全集20多口小锅统统收起来了，收后干部、群众连烧水洗脸的锅都没有了，影响极坏，这我应负主要责任。

　　14、没有一点群众观点。1959年12月分有一天晚上我到丰集管理区开会时，发现该管理区前屋有个社员病倒在屋内，（原文空格，应加病——编者）的很厉害，我当时问该管理区吕秘书，我说这个病人是那里来的，你们知道吧？吕说是王集大队的，我说你赶快打电话通知王集大队叫人来抬回，吕说好，以后我也没有过问就开会去了，此人的生死情况我不知道。

　　15、1959年12月上旬，刘德兴去何店大队组织一个千人兑现售粮大会，在开会前一个晚上，刘在电话上说明天何店大队开售粮大会，你来参加一下吧，我说好，第二天我与雷秘书就去了，去后看到群众都担的的粮食，敲罗打鼓，等人到齐后，刘叫我在会上讲话，我就将当前大好形势、抗旱成绩、大丰收鼓吹了一遍，讲后由蒋文忠宣布生产计划，并对杀母猪的张本银开展了斗争，在斗争未开始，我就到食堂吃饭去了，斗争张我也没有批准，都是刘事前安排好的（此事雷程志详细）。

　　16、严重的铺张浪费。1959年在群众没吃、没穿，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我没有领导群众生产渡荒，反而进行了一些不必要的非生产建设，购买了一些不必要物资，60年春以我为主的将公社从张砦搬到丰集街，花去修缮费2000余元，盖机械厂花 1.5万元，水利投资8000元。这些物资虽经县委批准，但不买是完全可以的，把这批钱用到生产救灾上，要挽回很大灾难。这种浪费我应负主要责任。

　　17、违背中央规定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大刮共产风，造成全社性的一平二调。1959年11月以我为主的在王集大队召开的公社常委会议，在我主持下错误的决定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提取公社公共积累；二是大搞水利建设；三是兴办一个公社畜牧场。在灾荒严重，社员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错误的规定五九年大队扣除部分占总收入的35%，在35%内上交公社40% 作为公社积累，并决定兴建三个中型水库，投资二万元，从各大队调一部份母牛、牲猪，兴办公社畜牧场。这一错误的决定在全社很快执行了，被调上来的母牛70余头，从各大队提取的公积金四万元，兴办三个水库没有一个成功。又如59年11月分从苏仙石、官畈调劳广到峡口、江棚大队帮助生产，两次共调劳力 500余人，绝大部分未付报酬。由于公社党委是我个人带头违犯中央规定，破坏三级所有制，给全社造成了生产消极、物资丢失，破坏（应加，号——编者）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等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象烈火一样的燃烧起来了，不管什么物资都可以由干部随便摆弄，因而由平调变成了搜查。这一严重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

　　18、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的严重错误：

　　（1） 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1959年冬在群众没吃没穿、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我错误的执行了原县委大搞水利建设的领指示，主观决定兴办了三个中型水库，逼迫上工民工2500余人，上工后由于雪雨交加，生活安排的不好，据整风揭发，全社因修水利冻死冻伤20余人，同时由于技术条件和物资的限制三个水库没有一个成功的。造成这一事件我应负主要责任。

　　（2）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浮夸作风非常严重。1959年何店水稻单产实际不到 300斤，我不去很好的摸底，始终按原乡党委确定的4-500 斤。当王汉卿问有这样的单产为什么食堂停伙呢？我说是思想问题没解决好，最残忍的是在食堂停伙后群众自已搞点付食用小锅烧着吃，我说是群众是大锅不烧小锅烧，白天不吃夜晚吃，这是富裕农民向我们斗争的花样等。如60年 4月分统计死人数字时，下边统计实际死人一万多，我只叫报7000人，就是到 7月分省委工作组到何店统计死人时，常委下去统计一万一千多人，我只叫报一万零一百人少报一千多，由于我个人的工作作风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结果，也给下边干部造成了严重的浮夸和说假话的风气。

　　（3） 态度生硬，作风恶劣。我在工作中对待干部往往不是采取说服教育，贯彻党的政策，交待工作方法去完成征购任务，而是用批评、大熊、斗争、处理等办法来强迫干部完成任务。如59年我在每次电话会议上，对当时我认为有右倾的干部都是大熊、大批评；60年 3月分，公社畜牧场支书（党委委员）杨永凤因猪没有饲料饿死一部份猪，当时我发现后就不根据实际情况，大熊杨一次。我说你连过去的地主都不如，地主还知道谁欠的稞稻一粒少拿了，把财产管理的很好，你身为党委委员，对集体财产就这样不关心等，一直把杨批评的伤心流泪才算为止。5 月分我在信阳开会打电话回来问家里情况时，公社办公室贺裕科同志说征购完不成，我听后很生气的说，你胡说不了解情况，限三天完成任务等，把贺大熊一顿把电话放下不与贺说了。由于我的作风恶劣，使下边干部在工作中对自已产生了害怕心理，不向我反映实际情况，更不敢向我的错误开展斗争，因此使自已不能及时发现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得到及时纠正，以致使自已走向脱离党、脱离群众的死亡道路。

　　（4） 严重的违犯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一年来我在何店公社每次党委会议上没有很好的坚持发挥每个党委委员的作用，听取下边意见，让大家提问题，更没有把上级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和制订具体措施，而往往自已包办代替组织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在59年在全社发生严重的饿死人的时候，自已没有给县委写过一次报告，反映这方面的问题，而错误的认为县委书记、委员都在这里，不写报告县委也知道等目无组织的思想，特别是张、王的反动思想行为自已没有开展挥（应去掉挥——编者）揭发斗争。

　　（5） 在生活上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享乐腐化。如59年12月分个人为了享乐腐化，听说王坳学校有个宗（应为棕——编者）床，我就叫该公社丁怀民去学校买来了，影响极坏，特别是六0年春群众没吃没住，饥寒交迫的时候，我没有深入到一个队一个食堂与群众同甘共苦，领导群众渡过灾荒，而经常在办公室下命令催逼群众口粮，不问群众死活。因为机关生活好，有干有稀，吃的好，下去了吃不上饭，有时连菜也吃不上，即是下去了也不到群众食堂吃饭，而是在大队、管理区吃，在这些地方吃饭有干有稀，有酒有肉，特殊招待。总之，从人民公社化以来，我和我家庭按群众标准计算，多吃大米 400斤，油 230斤，肉食 300斤，酒50元。

　　检查起来我为什么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和罪恶呢？这主要是由于我的出身和革命人生观分不开的。我虽然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里，但是在旧社会生长起来的，对旧社会的一切腐朽制度在我脑子里影响很深，加之参加革命后，没有认真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造，一些资产阶级的封建残余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存在着。在工作中处处记较个人得失，为个人升官发财，不顾党的政策、国家法律，胡作非为，没有树立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思想观点。检查起来我确实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和罪恶的人，要求党根据我所犯的错误罪恶事实，给我以应得的处理，我保证虚心接受。

　　 检查人：杨功时1962年 4月 5日

　　· 来源：

　　河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