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9年冬1960年春的错误检讨

　　<原商城县委办公室主任、陈道发>

## （一）

　　1959年冬和1960年春，商城以张念仲、王汉卿为首的反革命份子和蜕化变质份子，不择手段，采取种种措施，向全县人民进行大屠杀，使成千上万的人民被他们活活饿死、打死，许多群众安门绝户，妻离子散，真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事件。这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敌人利用灾荒和我们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对人民进行阶级报复。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这一惨痛事件后，迅速采取了措施，及时拨了大批粮食和各种物资，解决群众疾苦，并派来大批干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发动群众揭发、检举了坏人，打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敌人。从而，商城人民重新站立起来，见了青天，这就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在商城县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在商城事件中，几十万人由于没有粮食吃，发生严重浮肿，几万人被活活饿死，失去生命。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我是下水救人或是火上加油呢？对一个革命干部是一个严重考验，也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根本标志。当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办公室负责人，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向张、王斗争，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使群众从饥饿之中解救出来，这才是真正是党的立场，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我没有那样作，反而站在敌人方面，跟着张、王一道，为他们出谋划策，火上加油，残害人民，这样我就成了张、王反人民的帮凶，因此，商城县几万人白白死去，我是有很大责任的。我辜负党的领导，我对不起商城人民。

　　商城事件过程中，我是县委办公室负责人。办公室是党委的参谋部，我是县委的参谋，参谋部和参谋应该是为党、为人民工作。但在这个期间，我成了张、王残害人民的参谋了，一心一意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收集反瞒产的材料，封锁情况，隐瞒错误等等。因此，在商城事件中，我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外掌握政策和解读，而是内掌握大权，在反瞒产斗争中起很大作用的人。

## （二）

　　我的主要错误事实。

　　在商城事件中，我的错误很多，而且又很严重。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就可以证明。

## 一、在人民来信来访方面的错误。

　　1959年冬和1960年春商城事件过程中，许多同志看到群众没有饭吃而饿死的情况后，便挺身而出，坚持真理，向上级党委反映真实情况。当时，我是县委办公室负责人，又是负责处理信访工作的，应该对人民来信来访严肃对待，认真负责，进行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并向上级如实地反映真实情况。但是，我不但未这样作，反而把他们反映的真实情况说是破坏三面红旗，是代表付裕农民的思想，正是由于这种观点，对他们就抱着歧视、敌歧的态度，打击陷害他们，把一些材料报送上级，使上级不能了解真实情况，群众的痛苦得不到解决，并使一些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了批判或处分，使他们受到迫害。由于我的这些，给这些同志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1、 1959年冬，伏山公社的一个军人从部队回来探家，给县委写一封信，信中说：“进入商城就买不着饭吃，市场很紧张，农村也没粮食，”，我没调查了解情况，就错误的说：这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光看到这一点是错误的，并说是人民群众生活提高的表现。

　　2、 59年10月，城关镇的一个学生写一封信反映市场紧张的信，说现在什么都买不到，不如过去了。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但我偏不承认这种情况，反而还说：“他是攻击三面红旗。”亲自到城关镇找戴云霞，叫他调查这个人是什么成份，还叫批评处理他。

　　3、 60年湖南大学学生冯兴付回余集探家，回校后给省委写一封信，内容是”农村粮食紧张，群众没有饭吃，发生严重的浮肿和饿死人的现象“，省委办公厅将此信转县委调查处理。我叫杨启国同志转余集公社党委调查。余集公社党委报来的调查材料说：今年是大丰收，根本没有饿死人的问题。便将原信和材料一并报送省委。后来，该学生又连续来三封信，叫县委把饿死人的情况弄清送给他。特别是最后一封信我看后非常恼火，便叫杨启国同志给湖南大学党委写一封信，叫审查他是什么人，政治态度怎么样。

　　4、 535 工厂许立华同志给中央写一封信，中央办公厅转县委处理，信的内容是：群众没有粮食吃，干部强迫命令严重，吃人肉等。他反映问题完全属实。但不正视这种情况，根据上石桥公社的调查材料是：听了富裕农民的话，攻击三面红旗。给省委回信说：“今年是大丰收，群众有粮食吃，生活已经安排好，没有饿死人的情况。”

　　5、 陈应治同志给省委写信反映食堂停伙和饿死人口的情况，此信钟卜公社调查处理，当时该公社党委付书记朱玉荣写了一个调查材料送县委，调查材料说：“他反映的情况是假的，说的胡说八道，是造谣。”我看后将此材料报送地委，地委看这个材料有出入，又转来重新调查的，由于这个材料没有转到该同志工作单位，要是转去的话，他一定会受到批判或处分。

　　我在人民来信来访上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如58年春季徐学富同志反映观庙事件时，我说他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右派言论，够右派条件。”

　　以上同志要是受到任何斗争或处分，都是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因而我要负完全的责任。

## 二、在收集反瞒材料方面的错误。

　　59年冬和60年春，当群众没有粮食吃而发生浮肿和饿死的严重情况下，张念仲、王汉卿硬说粮食多的很，群众有粮食吃，浮肿和死人不是没粮食吃，而是疫情造成的。这时，我就积极收集一些“反瞒产”的材料，为张、王“反瞒产”的依据。

　　1、 59年冬，长竹园公社报县委 5分“反瞒产”的报告，我们认为很好，提出意见，送王汉卿看后批转各公社，并报地委，地委也批转各县，这个材料，对于“反瞒产”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2、 59年冬，我收集一个死人数字，从数字上看，死的人老年、小孩比较多，以此来看证明死人不是饿死的，是发生疫情病死的，王汉卿就以这个数字到处宣传说：“死人不是饿死的，是疫情传染的”。

　　3、 59冬和60春，群众因没有粮食吃，纷纷外流逃命，而张、王坚决制止，到处设收容所，收容所名义上是收养给饭吃，实际成了教养院和劳改队，在收容所内开展斗争，强迫劳动。因此，群众就不敢外流了，在家等死，所以收容所的人渐渐少了。我向王汉卿汇报这个情况，他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如果没有粮食吃，为什么收容所内的人比以前少了呢？”

　　4、 59年冬，钟铺、上石桥、何店公社几个大队开始发生浮肿，个别地方饿死人，县委要我出面搞个报告。我收集了一些典型，分析浮肿原因是：劳逸结合不好，劳动强度过重，群众不讲卫生，气候突然变冷。并以赵棚吃塘水为例加以说明，这个材料，很迎合王汉卿的思想，到处宣传。

　　5、 59年冬，王汉卿作电话报告，布置“反瞒产”斗争，我给他收集了达权店、长竹园、伏山公社的几个典型，他便以作为开展“反瞒产”的论据，批判干部不积极开展“反瞒产”的思想。

　　6、 59年10，在县委召开各公社书记电话在会议上（这个会议是传达地委电话会议的报告），在会议开始，我公布了各公社粮食征购和付食品的进度。表扬了进度快的长竹园、达权店、伏山公社，批评进度慢的上石桥、何店公社，要求无条件反瞒产，这是我违反党的政策罪行。

　　7、 在县委一次扩干会议上，我召开了县委办公室干部和各公社的秘书会议，布置收集有关“反瞒产”的材料，其中有付裕农民把粮食放到塘里，干部把粮食放起来不给群众吃等。在会议上收集了丰集、双铺等很多的这方面的典型送给王汉卿，他便以这些例子说明粮食多的很，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8、 在我的指示下，以县委办公室的名义办了“丰收喜讯”和发了一些通报，以一些典型和假材料，证明59年是大丰收，粮食多的很，大大促进了“反瞒产”斗争。

## 三、积极封锁消息，隐瞒问题的真相。

　　商城事件发生，商城几万人饿死了，我不但不积极揭发张念仲、王汉卿的反人民的罪恶，反而与他们一起封锁消息，隐瞒罪恶。

　　1、 在南司常委会议上，在会议统计上石桥公社就死了3600多人，在给地委写报告时，我和王汉卿只报2700人人，少报 900多人。这虽然是王汉卿叫的，但我有很大责任。

　　2、 60年 4月，地委电话会议布置澄清死人数字，我积极执行了张念仲的反动指示，召开了各公社、大队秘书会议，当时会议整理情况，叫公社报来，汇报的数字是：截止59年10月 1日，全县实有人口是41万多人，60年 4月底实有人口38万多人。从这个数字看全县死人 3万多（实际不是这个数字）。张念仲看后，人少的太多，怕上级知道追查责任，叫把59年10月 1日的41万多人压缩到40万多点，我就和办公室的同志把他减去了。

　　3、 60年春，地委负责同志由固始返回，经过何店，张念仲叫我通知何店、钟铺几个公社把死在路上的人埋了。我就亲自通知了。

　　4、 60年 3月，地委要死人数字和发生浮肿情况的报告。当时从下边（以下缺若干字），报告给地委，我当时请示张念仲（张在省开会），张念仲只准报4777人。后来地委负责同志来商城检查工作，我没有反映。

## 四、关于收毛主席六条指示问题。

　　毛主席指示是我叫翻印的，具体负责翻印的罗崇恩，由机要室郑家旺同志分发的，至于谁叫收的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回忆。不管是谁叫收的，我是有责任的，因为当时我是办公室的负责人，也是负责机要工作的。

## 五、在商城事件发生过程中，很多干部家属到机关渡命，但王汉卿坚决禁止。我坚决贯彻执行王汉卿的反动指示。

　　有一次王汉卿召集县直机关负责会议，布置禁止家属到机关，因他有事不能参加，叫我作了布置。在会议上我说：“干部家属到机关，在政治上影响不好，也是干部对待粮食问题的态度问题”，对禁止县委会干部家属到机关也是很严格的，如刘元钧同志的母亲到县委会，刘元钧同志怕知道受批评，把他母亲锁在屋里不敢出来。但对自已就不同了，59年10月间，粮食开始紧张时，我利用职权，把我岳母的户口从乡里移到城关。

## 六、严重的浮夸错误。

　　58年和59年我是浮夸最典型的人，到处制造假材料，说假话，欺骗上级，骗取名誉。

　　58年春，在省委登封现场会议上，我提出全县水稻亩产1000斤，一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二年实现电气化，四十天消灭四害，一年普及中、小学教育。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并在河南日报人民广播电台上作了录音广播。

　　58年冬季，在全国水稻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议上，我把全县水稻亩产估计1500斤，提出60年亩产 15000斤的指标。建国十周年，给商城县报写个稿子大部份都浮夸的。

　　在很多文件上的材料和典型，很多都是我假造的。由于我浮夸错误严重，对办公室干部影响极坏，逼迫他们也不得不浮夸。

　　现在检查，在58年和59年，我所搞的材料和数字真实程度只在10%—20%左右。可见，我的浮夸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八、生活特殊，多吃多占，大肆铺张浪费。

　　在商城事件中，群众没有饭吃饿的发生浮肿，有的饿死，但我生活很特殊，多吃多占，大肆铺张浪费。如在粮食上，按规定在机关的干部每月每人吃29斤，我吃33斤，共领了好几个月。每月吃白馍、猪肉的面条，而干部都吃不着，每当召开公社书记会议时，特别招待，吃的特别好，粮食不限止吃，超过叫粮食局报销，钱叫财政局开支。这就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在群众中造成很不良的影响。这也充分证明我是没有群众观点的。

　　九、作风恶劣，态度生硬。

　　很多干部都怕我，对我是敬而远之。为什么呢？不是干部不对，是我办事不民主，主观主义，态度生硬等错误所造成的。在讨论研究工作时，不听同志们的意见。三言两语了事。不看干部好的方面，成绩方面，光找缺点，进行无根据的批评指责。不关心干部的生活福利，有困难不给解决，但在工作上扣的很紧，要求的太严。如检查组规定：每个组写稿子二十篇，并保证质量，登的多，一个月进行一次评比。由于我的这种强迫命令，不仅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还逼得他们在有些方面的材料弄虚作假。

　　我的错误很多，仅以上就是以证明我的错误严重性。

## （三）

　　我为什么会犯这种严重的错误呢？主要的根源有如下四个方面。

　　党和毛主席一惯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并经常教育我关心群众疾苦，做好人民的经济生活工作，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他说：“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这一点也不能忽视，一点也不能轻看。”但是，59年和60年春商城事件中，我没有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把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性命的重大问题“疏急了”。特别是当群众没有粮食吃而被饿死的时候，不但不为他们解决问题，还说粮食多的很，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是思想问题，而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把群众当成敌人去对待，去处理。

　　二、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59年冬和60年春发生严重的浮肿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我是知道的，也知道是个大问题，也曾几次想向上级写信反映，但始终没有写。我既然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不敢向张、王开展斗争，又为什么不写信向上级反映呢？主要是自已存在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怕斗争，怕划右倾机会主义，怕摘乌纱帽。所以就宁愿群众饿死，也要保住自已的名利地位。我经常喊着为人民服务，实际做了反人民的事。这就使我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三、没有群众观点。

　　一个有群众观点或稍微有群众观点的人，看到群众饿死，一定会坚持真理，挺身而出，向张、王开展斗争，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遵守党章，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不顾群众的死活，胡作非为，火上加油，根本问题是没有群众观点的表现。

　　四、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在旧社会出生长大的，参加革命后，虽经过党的10多年的教育培养，但阶级本质还未彻底得到改造。革命人生观未确立，对劳动人民没有建立阶级感情，商城事件中所以我犯严重的错误，就是我的阶级本质未得到改造的总暴露，这是我犯错误的阶级根源。

## （四）

　　今后努力方向：

　　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政策，不断地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树立世界革命人生观，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学习党章党纲，加强党性训练，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党忠诚老实，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不假报，不隐瞒，严格要求自已，不断地检查自已的缺点和错误，向一切不良倾向开展斗争。

　　三、加强群众观点，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注意解决群众的一切困难。

　　四、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坚决克服主观主义，遵守各种制度，生活不特殊，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五、积极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交给的一切工作任务。

　　我的错误很严重，给党和全县人民造成很大损失。为了教育我，改造我，特请党给我严厉的处分。

　　我保证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完成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

　　 陈道发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

　　· 来源：

　　河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