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报告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四点意见，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

##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报告

　　（中央宗教工作委员会并转中央：）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扩大），已于3月1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委员一百三十二人（缺席五人），列席一百一十二人，包括全国基督教七十个宗派和团体的代表，连一向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的教会（北京的王明道教会和各地的“小群”教会）都有代表参加，代表性非常广泛。此外，应金陵、燕京协和神学院邀请来我国讲学的捷克斯洛伐克美尼斯神学院长赫鲁玛德卡和匈牙利归正教会主教彼得，以及应吴耀宗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瑞典行道会牧师聂思仁（1955年1月曾以翻译身份随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来我国）和印度信义会监督孟尼根也列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讲话。会议由吴耀宗作了“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并以讨论这个报告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彭真同志对大会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宗教政策的讲话。从会议的结果和反映来看，会是开得好的。

　　此次会议是在全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和在基督教内肃反运动取得重大成就的情况下召开的。1955年下半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发展，我们在基督教内进行了肃清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教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过去一贯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的“小群”及王明道等教会，现在都要求参加进来；一些动摇不定的“属灵”教会也更加靠近我们。另一方面某些教会人士在新的形势下也产生了许多思想顾虑，他们忧虑教会的前途，担心自己的出路，对于政府打击隐藏在教会中的反革命分子还存在着某些误解，害怕将来也会打到自己头上。这种情况的具体反映是：一些在肃反中受到打击的教会代表顾虑很多，害怕在会上被控诉被斗争，而某些地方出席的代表也准备在会上控诉和斗争这些人；有不少教会代表对会议能否解决各地的实际困难问题（如教堂被占用、自养困难等问题），也有怀疑。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在打击了隐藏在基督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后，必须加强对教会人士的争取团结工作，以缓和他们的紧张情绪和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进一步领导他们开展基督教的爱国运动。为此，我们曾在会前请示总理批准，提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扩大和巩固基督教反帝爱国的团结，把基督教所有教派都吸收到三自爱国运动中来，进一步开展这个运动，号召教徒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此次会议基本上实现了上述任务，主要收获是：

　　一、改变了几年来中国基督教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分裂局面，吸收基督教所有教派参加了三自爱国运动。几年来，“小群”和王明道等少数教会一贯反对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造成了一部分教会在反动分子操纵之下站在运动外面破坏运动的分裂局面，阻碍了基督教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在全国所有教派中形成。此次会议，这些教会不但都有代表参加，而且他们与所有到会代表均一致拥护并通过了吴耀宗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实现中国教会“三自”和动员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等十项任务。会中还增选了十三名委员，扩大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机构，使一切教派的代表人物都参加进来了。这是这次会议团结工作成功的主要表现。尽管这个在全国范围内所有教派的团结才初步形成，内部还会有许多复杂的斗争，但这种形势对于今后在“属灵”教派中开展工作，把三自爱国运动深入到这些教派的教徒群众中去是有利的，对于继续加强和巩固基督教所有教派的团结也是有利的。

　　二，稳定了基督教人士的不安情绪和消除了他们的某些思想顾虑，加强了党和政府与他们的联系。在会议中，由于我们反复地交代政策和强调爱国团结方针，并指出教会人士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努力方向；在会议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思想顾虑作了许多工作；彭真同志在讲话中，又就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统一战线问题、肃反政策界限问题以及宗教政策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解释，使他们消除了某些不安情绪和顾虑，进一步认识党和政府是真正地帮助他们，因而更加靠拢我们一步。

　　三，通过接待外宾工作，为今后开展基督教的国际活动建立了一定联系。由于我国教会人士对外宾进行了各种工作，特别是周总理接见了盂尼根和聂思仁，使他们对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了一定的认识。通过了参加会议和各地的参观访问，使他们对解放后的中国基督教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与中国教会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和兄弟国家的两位传教士对将来参加基督教国际活动交换了意见，并准备互相支持。此外，通过这次会议的实际活动，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造谣污蔑。中国基督教各教派领袖二百余人能聚集一堂举行全国性的会议讨论教会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向列席会议的资本主义国家传教士证明了中国基督教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

　　取得上述收获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坚决贯彻了团结的方针。为实现这个方针，在作法上以教育说理为主，提倡自由讨论、自由争辩，一切问题都先经过充分协商，协商不好就不做决定。但是，在团结的原则下仍是有斗争的，不过斗争的形势已从过去公开的分裂形式转入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形势（特别是对“属灵派”）。如对“小群”的代表，曾单独组织三次座谈会，通过他们自己的检讨和自由交谈，来弄清问题，提高认识，这样作不但可以避免引起宗派间的纠纷，而且能够更深入地解决思想问题。同时，此次会议完全由教会自己主持，改变了过去政府出面过多的现象，既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又使分会代表无所顾虑，能够畅所欲言，此外，坚持宗教信仰互相尊重的原则，并适当地注意会议中的宗教气氛，对内对外，影响都是好的。

　　会议主要缺点是：对有些问题解决得还不够深透；对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争取团结工作还做得不够充分。

　　此次会议虽然解决了一些主要问题，但也反映出某些“属灵”教派的上层分子对于三自爱国运动深入到教徒群众中去仍存有戒心。估计今后在三自爱国运动内部的斗争仍很复杂，对帝国主义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仍需警惕。同时，也反映出一部分代表对我某些地区执行宗教政策的偏差流暴出不满情绪，在有关教会事务如自养及整理教会等问题上已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要求。为此，提出当前基督教工作中几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和意见如下：

　　（一）关于贯彻宗教政策问题。几年来，我们感到，贯彻宗教政策（特别是协助教会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如发还被占用的教堂，解决教牧人员的生活困难等）比贯彻其它政策都阻力大、困难多。因此在宗教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长期未得解决，致使我们对上层分子的争取团结工作以及对外活动，增加了许多困难。为改变这种情况，我们的意见：凡宗教工作问题较多的地区，可由省（市）宗教事务处（局）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工作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选择重点派人参加）认真地检查宗教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该解决的问题迅速予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就与教会人士说明不能解决的原因，或留待将来条件具备时再解决。今年拟以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为试行重点，摸清情况，取得经验，规定办法，在全国其他地区逐步解决。

　　（二）关于协助教会解决自养问题。中国基督教自西方传入我国一百多年来，由经济来源系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差会供给。1951年三自爱国运动开展后，其各公会先后割断了与差会的经济关系。此后，中国教会便以过去的存款和教会房租收入及教徒奉献维持生活。目前除个别教会外，多数教会的存款已将用尽，加之房租降低，教徒“奉献”减少，教会经济困难已成为当前一个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某些中小城市的牧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担土或砍柴以补助生活，教会上层对此颇有怨言。我们意见，这个问题必须设法逐步解决。解决办法，除鼓励教会改善教会经济管理和调整教会财产解决外，对确有困难的，由宗教事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切实给予补助。初步估计，此项补助费，每年约需八十万元。至于补助那些人，如何补助，可由各地宗教事务部门在今年内有重点地对各教会的经济情况进行深入检查研究，提出具体补助办法，我们再作进一步地考虑。

　　（三）关于教会机构的整理问题。中国基督教会一般都机构庞大，冗员很多，不加整理要实行“自养”就有很大困难。目前，已有许多教会人士主动提出整理教会机构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予以协助，使之逐步得到合理解决。但在整理中，应该是按照教会原有宗派系统进行调整，不提倡教派联合（有联合条件而他们自愿联合者例外，如浸会与浸礼会）。在作法上由教会自己协商进行。

　　（四）加强对宗教界人士的爱国主义教育，巩固与扩大基督教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解放以来，由于国家政权日益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发展，宗教界人士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因此必须纠正某些同志忽视对宗教人士正面教育而采取歧视打击等错误作法。同时，对教会中某些积极分子的“关门主义”情绪，也必须进一步加以教育克服。今后，除对少数坚决顽抗的反革命分子仍须继续打击外，对于一般的反革命分子，只要他们能够坦白交代，仍然应该继续留在教会工作，并加以争取教育，使他们放弃反动立场，逐步靠向我们。对其绝大多数教会人士，即使他们在历史上与帝国主义分子或国民党反动派有过某些关系，我们也应该把他们当作争取团结的对象，采用教育说服的方法，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引导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此外，应加强各级宗教事务部门与宗教界人士的联系，以便更好地通过他们进行工作。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予批示。并请转发各省（市）委。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何成湘195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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