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局关于检查与纠正乱杀人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一)中原区杀人最多时期是去年12月至今年3月。产生乱杀的情况可分为:1、所谓打开局面“搬石头”。干部初到村急于轰开局面,看到群众畏缩不前,便以为“有人控制,杀几个人才能打开局面”“群众染上血手就敢干了”,杀一些之后,有人来搞维持会,搞假斗争、假分田,因而就得到大胆撑腰作主才能打开局面的经验。接着在分浮财后期各地就提出“反恶霸”“搬石头”的口号,发展下去完全丢掉分别处理的政策,不分首恶协从,不分罪大罪小,有仇必报,凡恶必杀,这样便杀的过了火。在此种情况下杀的人各区都有,其中确有杀的对杀的好的,但因杀的数量多杀错的也不少。2、整编队伍防止与镇压策反。各地开始发展时期组织上无明确路线,反动分子混入极多。如江汉一、二分区贫农团连续叛变300人,杀我干部6人,而我实行整顿贫农团时杀了2000人(约百万人的地区)。大别山敌人扫荡,不少贫农团员、民兵投敌,鉴于其中有一批地方自首分子及敌特,立煌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一夜一个区杀28人。淮西改编拉铺武装,临泉一县杀拉铺军官30余人。3、报复杀人。如大别山麻东敌人搞暴动杀我干部30余人,我受此刺激以后,凡捉住与敌有关或接近敌人的分子一律杀,共杀200余人。陕南藉口打击过去曾经杀过我们的人(五师部队)及现在阻碍工作的地主、保长、流氓分子,在30万人口地区就杀人4000余。皖西岳西县敌人扫荡中杀我一批之后,我杀地主及其走狗600人;县委竟提出杀3人一小功,杀10人一大功的杀人立功计划。4、杀土顽俘虏。当时认为俘虏政策对土顽不适用。大别山宋埠歼土顽2000余人,杀俘数百。各区都流传班长以上杀的政策,造成土顽顽抗,影响极坏。此外各区零星捕获小土匪,以其过去越货劫人,今天助蒋为恶,群众要杀我就批准,如此杀的人据淮西及桐柏区几个县的统计,约占全部杀人数三分之一。5、因追枪、逼浮财、罚款、反特、有情况时紧急处置等项而杀的为数不多。   各区杀人总数无法计算,只知江汉2000余人(百万人口地区),桐柏1000余人(人口也在百余万),陕南4000余人(30万人口地面),豫皖苏22个县杀5000余人(杀的俘虏不算);大别山、皖西、豫西无计算。所杀对象约三分之二为匪徒、兵痞、乡保人员(政治成分上属于反动爪牙,阶级成分并非地主)。所用方式是以群众大会喊口号通过,执行时用枪刺、乱棍打死、暗杀等法的也有。使用人民法庭无成功经验。   (二)乱杀多杀为我对外最失人心之事。曾因此:1、使敌造谣宣传生效,地富、商人、学生相率逃亡,帮助土匪扩大巩固,打仗不得不多牺牲一些战士(如在豫西打一个村红枪会200人,我死伤百余人,用了2个团才打下来)。2、群众说“跨子真狠”,“共产要杀人,咱不忍心干”,“共产党王法太严,成不了功”。除少数勇敢分子外,群众不敢出头。3、使社会上大批的地痞流氓、兵痞阶层靠近敌人,成为敌人有力爪牙,这些人本来有一部甚至大部在我军事胜利的影响下是可以中立,甚至可以争取利用的。4、使社会秩序陷于混乱,不利我作战、建政与生产。   (三)新区杀人产生原因为:1、干部从华北带来的土改后期无政府乱杀人的经验,错误地以为杀人可以打开局面,可以造成运动的高潮。2、因为指导者错误地以为过早纠左会形成泼冷水,故纠偏不够坚决与及时。3、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土改要求太急,否定了酝酿阶段,奖励了快轰局面,干部便假借杀人手段来争取快,同时领导者也未批判肉体消灭地主思想,未能深刻理解建立一个社会秩序,分化敌人、争取左翼、安定社会游离、保护商人等等是我初入新区支援战争与发动群众的必要前提。4、加以河南社会情况复杂,地主武装斗争经验丰富,土匪杀人越货,封建派别黑杀成风多年延续近年更有发展,当我军到群众即有某种报复要求,此种要求与干部左的传统一结合,便形成乱杀多杀。至于某些不纯分子借机杀人掩护自己右倾错误的现象也有,但非主要。   (四)纠正乱杀并未费多大力量,因为这种左的行动是来自干部并非来自群众,而干部在实践中也感此路不通。在纠正时:第一、要有决心,不惜矫枉过正。有些县杀人过多过乱的地区,可定期实行一个不杀政策,当杀人风头转不过来时,该杀的也可不杀,以资对内对外宣传。其次、在杀风既停之后,应有系统地说明政策,使干部了解宽大镇压的结合与分界,不可乱杀,不可多杀,不可不杀。曾有人说“杀人不在多少,在乎群众性如何”,这是左的后门;有人宣传“不论罪大罪小一律宽大”,这是右的后门。皆须堵死。而防左复活是主要的。第三、要改变无政府为有政府,要批判老区后期流传的群众要怎就怎的尾巴主义,要有代表人民的法律和政府,要加强公安司法工作,接受控告,搞人民法庭,引导群众运用自己的政权来斗争,以有秩序有系统的镇压代替乱杀。最近如像豫西鲁山用人民法庭判处一个倒算分子7个月徒刑,群众很满意,本人也折服,如在过去就只有杀掉,而杀掉之后并不能有这样良好的政治效果。第四、停止杀人之后,为使我宽大政策发生瓦解敌人孤立敌人的战斗作用,应组织大规模的宣传,此间叫做政治攻势。由政府出布告,对土顽及反动组织表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有功受奖;而对首恶分子又分别轻重,并许其将功折罪;对一切遵守法令的人民一律保护。这一攻势配合武装斗争在各区曾发生重大效果。如淮西区几乎将土顽十分之八搞垮。江汉于5月间派部队出击歼一股土顽,打死一批,捉住一批,打死的发棺材,捉住的发路费释放,一个不杀,影响所及使几股与我敌对多年的土顽纷纷瓦解,最后自动解散,其首领避居武汉。有几个乡公所武装人员携械投诚。武汉人士都说“四老板办法又变过来了”。商人说“过去是怕共不反共,今天又不怕更不反了”。   来源: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中共中央中原局文件辑存》(第一卷),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