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 ## [这是中共山西省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 　　《人民日报》编者按：中共山西省委为了深入了解老区农业生产情况，于今年七月初组成一个以武光汤、郭忠二同志为首的考察组，到武乡县进行了一 个半月的农村考察。发现了许多在土地改革三年以后所发生的新问题：农村“中农化”了，农民普遍走向富裕，先进村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生产水平。武乡土地在一九四六——四七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大体经过平分，不到三、四年工夫，土地已经开始集中，某些人开始贫穷化，某些人则集中了多于全村每人平均数的二倍到三倍的土地。农民所最喜爱的生产互助组，由于生产发展，没有及时提出新的提高的办法，有些开始消沉了，有些地方由于提出技术与互助组相结合的口号，仍在蓬勃发展。农村领导方式如何从党政不分的一揽子方式走上分工负责的路。对于这些问题，这一报告都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具体研究与分析了发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比较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这一报告所用以研究问题的方法，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一般都是好的。华北所有老解放区所经历的路程与武乡大体相似，可能都有同样问题发生。各省委如果仿照山西省委的办法，组织一些强有力的考察组到农村去考察一番，一定都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进一步改进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为华北农民进一步的富裕而奋斗，这是很必要的。 　　＊ ＊ ＊ 　　为了解老区农村生产情况及目前组织互助组中的若干问题，我们特在武乡作了专门考察。第一步选择典型村深入调查；第二步结合县区负责同志进行研究；第三步根据调查研究结果进行较广泛的观察。这次选择的典型村共六个，即先进村窖上沟、监漳，一般村韩壁，落后村东沟，日寇投降后解放村坡底及东村。兹将考察的几个问题综合报告如下： ## 第一、农业生产大体已经恢复，发展生产的条件亦已具备。 　　根据六个典型村的调查，武乡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农村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首先表现在农村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已经消灭，中农在农村中占了绝大多数。中农户数已占总户数百分之八十六，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八点七，土地占百分之八十八点七，牲畜占百分之八十四点六，羊群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产粮占百分之八十六。在这种新的阶级基础上，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使农业生产接近或达到了战前生产水平。 　　一九四九年六个村的粮食生产共达一万九千二百零六石（原粮），超过战前一九三六年产粮一万七千六百二十三石的百分之八。但发展不平衡，如东沟村战前每亩产量一石二斗，一九四九年每亩产量一石一斗五升三合，尚差四升七合；今年每亩要求增产一斗则可超过。据县委估计：今年无重大灾害发生，全县可有三分之二村庄超过战前生产水平，三分之一村可达到战前生产水平，或少有不足。 　　使用在土地上的劳畜力及其他生产条件，亦有相当恢复。劳力在近二年来已有增加（复员转业及劳力后备补充）；加以战争勤务取消了，普遍实行组织起来，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等，劳力已不再困难，若干户并有了剩余（从抗战以后，老解放区一向是缺乏劳力的，说现在若干户已有剩余，是一个新问题，值得注意——编者）。六个村男整劳力共有七百二十五个，已经参加生产的妇女四百六十九人，再加上劳力后备一百五十九人，则每个劳力平均耕地约十三亩三分（妇女折半算）。窖上沟在一九四七年每亩地平均用工八个，一九四九年每亩地平均用工十三个，也说明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力是较战时增加了。畜力方面，六个村战前共有牲畜三百二十五头，经过敌人的长期摧残，损失达三分之二以上。现已逐渐恢复。窖上村一九四四年耕畜仅留下六头半，现已恢复到九十头。六个村一九四九年已达三百八十六头，今年又增加十头，已超过战前。每头耕畜平均耕地四十五亩，使用在土地上的畜力较战前增加了。战前耕畜较集中，现在较分散。东沟村战前地主富农及富裕中农独占牲畜达四十九头，现独养者仅十三头。羊群恢复亦较一般估计为好。战前六个村共有羊二千七百零四只，今年已有二千三百七十四只，已达战前百分之八十八。其中东沟、窖上沟并超过了战前。农具恢复已达足用程度。现在六个村共有大农具一千九百三十五件，小农具七千四百三十四件。东沟战前大农具二百三十五件，现有二百七十九件。该村战前有小农具一千四百九十六件，现有一千四百零六件。韩壁并增添了战前缺少的风车三架，大车二十七辆。 　　由于生产的恢复，群众生活亦有相当改善，部分群众并已有了积蓄。据六村一千一百七十九户调查，存粮十石以上者三十八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三点一四。存粮五石以上者一一六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六点七。存粮一石以上者四○○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三三点四六（农民开始有了余粮，这是土改三、四年以后的新气象——编者）。够吃够用者五四六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四七点二。不够吃者占总户数百分之六点五。另据县委对该县一般情况估计，有剩余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少有剩余或够吃用户占百分之六十五，有困难户（即孤寡，军干烈属，不善经营者及二流子等）约占百分之十。与上述典型调查情况大体接近。但也有较好的村，如土河坪二十六户，存粮一百石以上者一户，存粮十石到二十石者六户，存粮五石到十石者六户，存粮二石到三石者十三户，全村无缺吃的户。 　　被敌人焚毁的房屋亦已开始修建。韩壁战前有房一、四五○间，被敌焚毁七二二间。去今两年已修复三百余间。土河坪房屋修复后已超过战前。该村共二一四户，去年修房一○五间，今年修五○间，并已准备好七十余间的全部砖瓦木石，今秋即可修建。但房屋修复仅在开始，被敌摧毁严重村庄的全部恢复，尚非短时期可以作到。 　　农民生活一般已达战前中农水平。六个村庄战前有中农二、七○四人，每人全年平均消费原粮三石八斗，现有中农四、○九七人，每人全年平均消费四石。贫农战前一、六六四人，每人平均全年消费二石六斗六升，现在贫农七十一人，平均消费三石三斗六升，亦接近战前中农水平。基本上已改变了过去吃糠吃菜的生活。 　　以上情况说明农村生产已大体恢复，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条件亦已具备。在农业生产领导上亦提出了若干新的问题，要求着手解决：１、除少数先进村外，大部分村庄的干部与群众对生产有满足情绪，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生产，这种思想是不够明确的。２、农村劳力开始有了剩余，如何指导农民使用剩余劳力，这个问题亦应很好研究。３、目前农村尚有一部分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都有困难。上述六个村，也还有百分之六点五的户数不够吃。该县县委调查了另外七个村庄，发现有百分之二四点二的户数，百分之一九点二的土地，是半劳力和辅助劳力（如妇女、儿童、老人）耕种的。百分之一七点九的户数，百分之一二点三的土地，则没有劳力耕种。其中除烈军干属可以用代耕方法解决一部外，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有严重困难，如何帮助扶植他们生产，也是应该注意的。 ## 第二、农村阶级已开始有了新的分化。 　　经过几年来的生产运动，农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农村的阶级关系亦开始发生了新的分化。主要表现在土地的买卖上。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两年，六个村出卖土地的户数，共为一三九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一一点八，共出卖土地四一○亩，占总亩数的百分之二点二八。出卖土地的原因是：调整生产者（即坏地换好地，远地换近地，卖地买牲口等）六十四户，转业迁移者十五户。在土地大体平分之后，由于劳力与土地占有不完全适应，调整调换是正常现象，对于发展生产亦有利。但是，亦有五○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四点三二），因疾病、死亡、灾难等原因，造成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被迫出卖土地一五一点九亩（占全部出卖土地的百分之三七点一）。这就是说，在二年内，这六个村中已有百分之四点三二的农户，因为生产生活困难，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已把土地全部卖出，出外流浪（如韩壁魏金科）。有的已出卖其分得土地二分之一以上（如东沟王金柱原分到十亩三分地，已因病出卖七亩一分），势必影响今后生产与生活。此外尚有六户因劳力少，土地多，不愿雇人，出卖少数土地，但未影响生活。另外，尚有公家占用者三户，原因不明者一户。 　　从生产方式上看，富农虽还很少，但土地已开始集中。韩壁全村二一四户中，已有八户上升为富裕中农。土河坪魏兰山家有九口人，七十二亩地（超过该村平均数一倍），一牛、二骡、八十只羊。雇三个羊工，自己有三个整劳力，去年雇用一个半长工，今年雇半个长工。另有地约十二亩，靠互助组种。他家有房三十二间，窖二眼，存粮一○○石。土河申中秀家有五口人，六十亩地，超过该村平均数二倍。申步年家八口人，有六十亩地。刘怀珍家三口人，有二十二亩地，超过该村平均数一倍。武乡土地是经过大体上平分的，很短时间内能集中二倍或三倍的土地，不能说是很慢的。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农村阶级关系已开始发生新的分化。有些农民翻身不久，缺乏积蓄，力量单薄，经不起灾难的袭击，再加上农村信贷停滞（这里说明农村信贷合作社的重要性——编者），以致一遇意外灾难，只得被迫出卖自己的土地。 　　典型调查与广泛考察充分证明一个真理：凡组织起来、生产运动开展的村庄，因生产困难、生活困难而出卖土地者就比较少，或者没有。窖上沟共二一六户，监漳共二二二户（先进村），因生产生活困难出卖土地者各六户，共卖地二四点四亩，每户平均二亩。韩壁共二一四户（一般村），因生产生活困难出卖土地者十三户，共卖地四七点七亩，每户平均三点六七亩。东沟共二六九户（落后村），因生产生活困难出卖土地者十四户，共出卖土地四五点四亩，每户平均三点二四亩。此外，组织起来，生产运动较好之白家庄、苏峪（先进村）等村，均没有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土地者。这就说明农村生产迫切需要组织起来。但是，许多农村干部对于这个问题是较麻痹的，他们并未认真分析研究阶级分化的情况，对农村生产方向也缺乏明确的认识。部分干部中还存在有生产不用领导，及生产没政策的思想（开春时严重）。他们不了解党对农民的领导作用，以及领导农民组织起来的意义。活跃农村信贷，帮助农民度过难关，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是减少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出卖土地的重要措施。武乡的信贷工作还未普遍开展。但如信贷工作搞的比较好的尚元、北漳、型塘、老凹等村，信贷社以相当数量的信贷，即可 　　（解决农民购买耕牛农具及婚丧嫁娶疾病等急需，使农民有喘息之机，因此，这几个村庄出卖土地的就很少（老凹二户北漳一户），且大部属于调整生产者。此项信贷工作仅在开始，其中问题尚多，尚需研究解决。） ## 第三、目前农业生产互助组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根据六个典型村的调查，及县委对于另六个村一百二十七个互助组的研究，与三十四个村七百二十八个互助组的情况看来，除少数先进村的若干互助组外，大部互助组由于生产恢复，农民生产条件逐渐具备，生产困难减少；而在互助运动的指导上，又没有即时提出新的内容与进一步提高生产的方向，因此，相当普遍地呈现着消沉解体倾向。互助组的形式虽然还照旧存在，但组员思想涣散，劲头不大，甚至实际上各干各的。这种情形相当普遍。农民反映近几年来是“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组织起来却一年不如一年”。在这次调查中的老区四个村，正可以说明武乡互助运动的发展，及目前的一般情况。窖上沟是最好的，特别是史富生的互助组，在生产已经恢复的基础上，抓住了“组织起来、提高技术、发展生产、发家致富”新的方向，并提出了明确增产发家计划。由于在旧的互助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并能够有效地进一步地提高生产，因此组员的劲头很大，并无任何解体消沉倾向。在互助运动的指导上，具体抓住了三个基本环节：（一）与提高技术密切结合，旧技术的互教互学总结提高；新技术的积极传播，均收到良好效果。（二）把组织起来后剩余的劳力，合理地使用在精耕细作改造生产条件上，把土地全部修整好了。如王来秀有一亩三分十等地（应产量每亩一斗五升），用三十个工，把这块地里切外垫坡地修平，拣去地内石块，施底肥一百担，并加施追肥，耕五次，锄二次，结果今年收获麦子三石，使十等地变为一等地。史富生有一亩（二块）十等地，也用同样办法改造了，今年收获小麦一石五斗。另一组员刘志，有麦田八点五亩，应产量三点二石，经过加工的结果，今年收麦九石，超过应产量几达三倍。这指明了一条使用剩余劳力提高生产的道路。（三）与副业结合。史富生互助组合伙开沙锅窖一座，利用农闲劳力增加收入。但按全县范围看，像史富生这样互助组是极少的。 　　其次是监漳，也是武乡的先进村，生产也比较好，但互助组却有显著消沉。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上恢复了，牲口农具都有一套，劳力剩余，互助指导上又提不出新的内容，互助生产比单干并无显著增产效果，因此组员有满足情绪，要求自由自在地生产。如崔有福等互助组，在几年内都是模范组现在实际是各干各的。这种单干思想，在党内也严重存在。监漳二十三个互助组，只有一个党员当组长。韩壁是一般村，互助组仍然停留在组织起来克服困难的阶段，但因生产已得到恢复，生产中有困难户成为少数，互助组缺乏新的内容，提高生产的方向不明确，因此普遍劲头不大，缺乏前进朝气。“组织起来克服困难”的口号，在群众中确实有深厚的影响，也确实在恢复生产中起了很大作用。但目前情况已发生变化，克服困难的口号，对群众的动员意义就不大了，甚至会产生一种害怕到互助中无条件帮助困难户自己吃亏的思想（曾有些地方在互助中伤害中农）。以上两村的互助组除贯彻等价政策及领导作风等问题仍需解决外（当然也有一部分互助组在政策贯彻上是较好的，一般能执行以活计工，使用工票，按期清工），其所以消沉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恢复发展之后，指导上没有即时增加新的生产内容，不能有效地继续不断地领导群众增产，使群众感到互助比单干并无显著提高生产的成绩，因此，农民们所固有的小私有者自由自在发展生产的思想，便生长起来。但这并不能说农民基本上即不愿互助，或者说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互助必然消沉。相反的，农民对互助是留恋的，互助组虽然表现了思想消沉与劲头不大，但并未垮台，正说明了这一点。好多农民在回忆历史道路时，感到组织起来确实从贫困中拯救了他们，互助沾过光不愿解散（如监漳），也有农民反映：互助、集体劳动已成习惯，单个土地感到寂寞，竖住锄头不想动（如韩壁）。普遍地反映是：毛主席说的没有错，一定得组织起来。这说明党领导农民取得土地之后，农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已有相当觉悟，并有了初步的集体劳作习惯。我们不能不承认农民在新的情况下，找不到方向所产生的消沉解体思想，要足够估计农民小生产小私有者的落后性，不承认这一事实就会放松了对于农民的领导，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指示，正是说明这点。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要能明确方向，掌握政策（自愿等价），善于领导并能不断的总结干部农民的经验，特别是互助比单干能收实效的经验，随时教育与提高农民，领导农民组织起来是不成问题的。 　　再次，从东沟落后村看（其他落后村及先进村一般村，三、四类互助组也大致如此），该村互助组实际上只有临时性的变工（当然也有些好的），麦收时期都解散了，组员们还是各干各。其原因就比较复杂，首先是支部不够十分团结，领导骨干差；等价政策贯彻的不好，青年互助变工多成形式；还有个别干部在互助组讨便宜，工资不适当，不按时清工，再加上领导上强制作风与形式主义，致使互助不起劲，甚至垮台。这在全县说来，还是大量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武乡互助运动的开展，必须明确方向，贯彻政策，改善作风三方面并重。但目前明确生产方向问题更加迫切需要解决。 　　此外互助运动中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研究：（一）据五个村调查，目前互助组中“兵对兵将对将”青壮年组织起来较多，因此形成参加互助组的户数人数在下降，而劳畜力组织起来的程度却在增加。一九四八年五村共组织起来户数百分之七十三点二，人口百分之八十。四九年只剩下户数百分之七十二点七，人口百分之七十七点六。四八年劳力为百分之八十三点七，四九年为百分之九十一。畜力四八年为百分之七十四，四九年为百分之八十五。考察的结果，这种互助组存在以下弱点：第一，将大批有技术的老农排斥组外，技术提高受到影响。第二，不吸收半辅劳力妇女劳力，不能合理使用劳力，形成劳力浪费。第三，对劳畜困难户互助差（当然是在等价原则下的互助），但也不能性急，应在引导农民提高生产要求的基础上，逐渐加以改变。（二）不应过分强调小型灵活，太小的互助组在全面生产计划及剩余劳力使用调度上有困难，特别是农村领导骨干缺乏，没有骨干的互助组是很难搞好的。必须根据生产发展的程度，群众的要求，由群众自己决定，一般以十户上下为适宜。（三）“时时互助事事互助”，确实有困难。群众普遍反映参加互助组不自由，即是这个原因。应在统一发展生产计划与统一劳力调度原则下，根据生活实际需要，集体有利能省工者，即集体劳作，某些小生活，单干较适宜者即单干。（四）对劳畜力有困难户的照顾，确是一个重要问题，他们的困难需要解决，但绝对不能使互助组吃亏，更不能因此而伤害中农，必须掌握自愿等价原则，予以适当解决。（五）互助组内工资问题亦必须适当掌握，目前大体有四种形式：一种如土河坪魏兰山，家中有地七十二亩，除自己劳力耕地外，大约还有十二亩地依靠互助组，他出工资，别人耕种。第二种是互相变换工形式。第三种是妇女劳力参加互助组的。第四种是有剩余劳力的是少数人，但靠互助组使用劳力的是多数人。武乡互助工资一般是平时三升，忙时四升，由互助组决定。有些地方群众反映太低，吃亏，不如打短工。但也有人怕出工资不愿互助，一般工资是高于长工低于短工，但应根据互助组的主雇关系及当地具体情况民主决定，并注意不断研究改进，使之合理。 ## 第四、生产领导上已有相当改进，但还有若干问题需要研究。 ## 一、思想发动与政策教育 　　武乡在生产运动中，是比较注意思想发动与政策教育的。在冬季即进行了党员轮训，受训者达半数以上，民兵青年妇女亦都经过以生产为中心的冬训。春耕开始后的动员更较广泛，县召开了各界代表会，党代会、青代会、妇代会及合作代表会议。各村大致也召开了同样性质的动员会议。此外还召开了六百余人的英模技术能手会议。春耕中动员的人数约达七千人，对贯彻本年生产方针政策作用很大。春耕结束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党员鉴定，严格地执行了奖惩制度，领导生产好，有成绩有创造的受到表扬，消极不工作的受到批评，甚至处分。夏季生产结束又进行了评功表模，不断地进行思想鼓动工作，使干部、党员、积极分子的混乱思想逐渐克服，积极性不断提高。 　　在政策方面，该县各村对生产奖励办法，结合群众思想情况一条条地讨论，具体解决。在春耕运动中，又学习李顺达等向毛主席的生产报告，深入政策的实际教育。也正是因为他们在生产运动中随时注意了思想发动与政策教育，群众生产情绪是高的。但在干部教育上，通过总结工作明确政策思想是注意不够的。对群众有些地方表现抽象空洞的宣传，如说不组织起来不发给拖拉机，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不能发生积极效果，反而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目前农民虽然在积极生产，但顾虑仍然是有的，如怕说“有”，怕说“剥削”等，还应继续加强政策教育，以彻底解除农民思想顾虑。 ## 二、组织领导与工作作风 　　在今春提出党政分清与专职专责，发挥各系统力量的领导制度后，县村两级一揽子作风有新的转变，但也还有若干问题，不得解决。开春初执行时，表现开会多（干部会群众会均有）。监漳四十天内即开了三十六个会，东村二十天开了二十四个会，区上每月逢一汇报，五号做全月总结。县府十五号要总结，县委二十五号要总结，总结时需要干部回去汇报，要具体数字，区长区书一月只能下六、七天乡，其余均参加开会摘材料，其他干部亦形成跑腿单纯追求数字，致使干部不能深入群众，感到疲惫。而且层次多，工作到村，支委会、支部大会、人代会、村政委员会各系统会贯彻到群众身上，必须三四天，有些积极分子一样内容常需要参加几次会议更不厌其烦。以上现象到四月才纠正。具体规定了会议制度，主要干部分工负责分片分村（小村）领导。如五区东村规定支部会逢十开，青年团妇联逢八开，村政委员会逢六开，各系统会议逢四开，人代会每月两次；主要干部具体分工：支书负责指导村政委员会、人代会、党组及妇联会，副支书负责青年武装，村主席负责民政教育，副主席负责财粮；此外八个支委又分四段（四个选区）领导。开支委会便可了解全村情况，总结全村生产，其他各村开会日期及分工情形，虽不尽同，但做法大致与此相近。这样做的结果，收到两个效果：一方面克服了开会多，层次多的毛病，同样的工作一个人规定，只参加一种会（如青妇武），主要干部、积极分子误工亦已大量减少，工作亦便于检查；另一方面工作上有了明确分工，加重了各系统的责任，发挥了各系统的积极性，不只在党内而且还团结了一批党外干部，也积极工作。过去支书村长少数主干包办一村的现象，正在逐渐克服。如五区姜村生产主任（非党员）在明确分工后，非常积极，自动召集生产委员会议、技术委员会，研究工作，每天看报找好的领导生产方法。教育主任（非党员）主动检查民校，并每日搜集生产材料，组织广播筒。非党干部反映：“过去好坏都是你们党员的，现在大家对人民负责，办好全村的事（分工负责，吸收非党干部参加工作的好处，这一方式各地均可学习——编者）。这是很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应当继续研究解决。如干部误工问题虽比过去减少，但还觉得有些多，按计算一个村主干连到区及小区汇报开会，一个月有六天差不多，但实际上比此数多，好多村干部反映：“领导生产的人，就没有法子在生产上起带头作用。”也有些干部怕耽误自己生产，而放弃工作，因此还应考虑村中的会议是否还有些多，按生产季节及工作段落再加以减少还是必要的，此外专职专责制度与村内分工制度，是很好的。但能真正贯彻的村子还不多，要足够估计少数主要干部包办与一揽子形式的历史性，应很好总结执行较好村子的经验，予以具体帮助。这不但是个作风转变与省工问题，而是民主原则民主制度在村级逐渐建立问题。 ## 三、创造典型与推动一般 　　这同样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老问题，今春武乡同样也走过弯路，开春是跑腿找数字，以后提出掌握基点，具体规定县委了解五个基点，区书区长伙搞一个基点，每个小区搞一个基点，这样全县可以有四十个基点村。但又发生死守基点放弃一般村领导的现象，干部反映：“一人包办二人听，放弃了小区基点也没做好”。县委又提出三点克服办法：第一、必须做好基点，做出成绩，影响一般，推动全面；第二、在力量使用上要迅速集中，迅速分散；第三、以基点为依托发动生产竞赛，组织参观。从实际查看，第三种办法是收到效果的。监漳的水利做的好，修渠按水车都有成绩，即召集附近村到监漳开会实际参观，由监漳干部报告经验，然后发动各村拟订自己的水利计划。此外，窖上沟的五比运动与洞上村改良技术中的稠改稀，都组织了附近村的参观比较，并参加了他们的互助组会议（如窖上沟），学习领导方法。实际参加田间工作，学习他们的互助生产与技术改良，这样不只可以在思想上启发鼓励其情绪，同时也吸收了实际经验，再以基点村的标准开展友谊竞赛，推动作用更大。 　　但这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可以的。有些落后村，问题复杂村，即用此种简单的方法推动不开，因为有拌脚石，这就必须依据该村的具体情况，把阻碍生产的严重问题，加以解决，方能顺利发展。五区王白堙、郝家瑙、七区山峡，四区曹村大部如此。首先是党内团结与干群关系以及土改中遗留问题等，若不加以具体解决，所谓典型推动一般便成为空喊。 　　其次是骨干问题，在生产运动中，必须注意培养积极分子，掌握大批积极分子（党内的党外的）才能去推动工作。包办代替的作风，或者工作只放在少数主干身上，是不能解决问题，典型推动一般也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