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原省委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一）今年镇压反革命活动是有成绩的，全省组织了重点区剿匪取缔会道门的方针，特别在中央七月二十三日指示後，对宽大无边的偏向也有所纠正：

　　（1）一至八月歼灭土匪三百二十三股，二千六百一十九人；现全省尚有土匪八百六十二人（内有散匪四百二十七人）。一至八月登记会道门头子四、零五三人，捕获六一五人，XXX道徒九二、四一零人（以聊城、安阳做的较好）。破获特务案件十六起，捕获特务三零九人，并且取得了部队、公安、民兵三者结合剿匪取缔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经验。

　　（2）镇压较前及时。建省以来（去年九月）至今，全省共杀人一百八十二人。中央七月二十三日指示前杀八十一人，七月以後处决占一零一人。处决後深得群众拥护。湖西处决会门头子满君芳後，群众自动把布告贴到会门道徒门口。聊城在处决战争时期作恶多端敌伪份子後，群众说：“早该这样办了，比下场透雨还痛快”。

　　（3）清案工作亦有相当成绩，但检讨起来，从思想政策观点到具体工作都还存在着许多界限不清、宽大无边无际、放任不管的偏向。特别在朝鲜战争爆发，新的土地法颁布，反革命份子活动加紧，方式有所转变的情况下，更表现镇压活动的工作还不够有力。

　　（二）在朝鲜战争爆发、土地法颁布和我们剿匪、取缔会门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之後，匪特会道门活动，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1）摸到我们一些规律，我们加强重点区剿匪，他们跳到一般区活动。

　　（2）政治性更加明显，以“三次世界大战”、“联合国”、“原子弹”为统一口号，进行造谣。组织上采取恢复、整顿、统一、隐蔽，不过分刺激的方针。提出“抢百万以上的资财，暗杀区级以上干部”的口号。

　　（3）阶级性增强，地富反攻事件增多，会门活动采取阶级性倒算退地的口号。此次捕获之会门头子，多是被清算过的地主、惯匪、敌伪军官、老会门头子的成份。

　　（4）积极进行渗入我下层组织，打入我们内部的工作。

　　（三）在司法、公安工作上，最主要的偏向是政策界限模糊，思想麻痹。“胜利了，几年徒刑後就到社会主义了，谁还反革命”，“老区和平环境敌对分子并不可怕，土改结束有地主倒算也不成什么问题，不必大惊小怪”。因之，总为“坏人可改造，要有魄力改造坏人”；“天下是工作出来的，不是杀出来的”；“老区再出这么多事，不是丢人”（报纸只登省级处决案犯，各分区执行者则不询）。不看是否该杀，笼统提出“土匪这样多都杀还有完”放松警惕，忽视反革命份子危害性大，使许多方面工作都存在着一些漏洞。

　　一、在监狱政策上：

　　（1）笼统强调劳动改造、教育为主要方向；不区别案犯性质，分别对待，一律提出生产改造。

　　（2）管制不严。强调严格扣押手续是对的，但扣押後监狱的管制却不严格：（甲）监狱无垣墙，不分性质，一律参加修路、复堤，甚至买零工。（乙）没有看守犯人的武装编制，强调所谓走“群众路线”，“较好的看较坏的”，“犯人领导犯人”。因而濮阳李无才是已判死刑的敌伪大队长，当犯人大队长；获嘉、原阳、延律用犯人写死刑判决书；濮阳王三祝的政训处主任当了学习委员。（丙）强调犯人自学改造、教育万能的结果，提倡走出垣墙、走旷场，甚至发展到废除武装看守的论调。

　　（3）因之形成界限不清，不联系其犯罪事实，只看表面现象，劳动好的就表扬。

　　二、在审判工作上，强调犯人坦白，更多的听取了犯人坦白自供的口供，群众意见只做参考。在案犯的判刑问题上，有的强调“他只是批准杀人，不能处死”。有的又强调“他只是执行者不是主谋”。因而应判死刑的罪犯者聊聊无几。

　　三、在清案工作上，只从我们感到积压太多、不好看管出发；不从群众要求和工作需要出发（群众要求主要是处理危害最大的案犯）。因之，或者只清一般，不着重清些大的案犯；或者民事刑事一般案犯与反革命份子，只按时间次序去清理，形成轻重倒置。聊城分院甚至把清理出犯人叫做解放劳动力。

　　四、处理的不及时，群众反映：“县三月、府半年、打到北京没时间”。个别（如濮阳）有积压二年半未审问一次的案犯。处理时要有一定手续是对的。但有许多是把手续了解成为公文程式，不适应干部群众情况的；要判决书要呈文，以公文代替了材料。

　　五、在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上，不取扩大宣传。在反革命份子活动更加隐蔽情况下，全案处理终结後，需要大吹大擂公开证件深入教育，才能使群众认识其罪恶的。这方面却做得很不充分。

　　（四）产生恶果最主要的是放松了对反革命活动的镇压政策，界限模糊，不能及时配合当地群众与群众要求，有力推动工作，以长人民志气，灭敌威风。因而造成群众不满，干部瞒怨跑差现象严重。一至八月各地零星跑差达四二零人。群众说：“毛主席坐北京好像歹了，我们这里还不知谁死谁活”。相反的，则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许多消极抵抗无政府状诚等不正常的现象。在干部中或者认为反正不能处死，不如“长期管押”，“多判几年徒刑，不再呈请，免得麻烦”；或者“分次呈请，以望批准多杀几个人”；或者“根本放任不管”；或者“私立公堂，肉刑逼供”。在群众中亦有“捕了也是放虎归山，不如不捕”；或者“自己私自暗杀，杀後再投案”两个现象。曹县三个月来村干、群众私自暗杀敌伪人员即达八人。

　　（五）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除了政策界限、阶级观点模糊，缺乏配合当地工作、群众要求的观念之外，尚有以下的具体问题：

　　一、 上级某些指示制度规定有问题：

　　（1）华北政府去年指示，给下级司法部门同志一些“和平了，敌伪份子地主倒算不必大惊小怕，问题不大”的观念。中央法院一些表扬从事出垣墙走上旷场为司法工作新方向的通报，也给下级增加了一些模糊观念。

　　（2）一些制度的规定上不合理，长期未解决犯人囚粮（现已解决），规定死刑宜判，编制上没有武装看守监狱的人员，都增加了一些管押的困难。（注：这里意思不明）

　　（3） 过分强调公文手续，结果卷宗往返处理不及时。

　　二、各级党政领导上长期不重视司法部门，只是个别案件与司法部门发生关系，很少专门定期研究其工作，监狱房子的修建，干部的调配，编制的确定，长期未能解决。甚至有些党委，把司法干部抽调做了其他工作。聊城把分院的四个审判员抽出做了复员工作。濮阳抽调司法干部做了一百三十一天麦征防汛打虫工作。

　　三、司法干部中，还存在一些模糊观念：

　　（1）中立态度，看表面现象，缺乏启发群众阶级性的觉悟，提高群众政策的观点。有的司法部门只看“抽名保”，所谓“照顾被告利益”，只采取消极的中立态度，缺乏坚定的原则性。

　　（2）不配合当地情况，抽象的掌握政策，孤立的处理案犯犯罪事实。政策标准固然是处理的主要根据，但必须与当地阶级动态，发动、教育群众和干部的工作相结合，才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处理。但过去司法工作常常不结合群众情绪，不配合当地情况，孤立的判案。澹县司法科决定释放一敌伪份子，只通知其家属去保。结果群众不满，回去即被暗杀。因此，有些县的司法科与区委关系很不协调。

　　（3）在处理案件上，不分轻重缓急，平均处理。

　　（六）今後意见及须注意的问题：

　　一、司法、公安部门结合整风，以镇压反革命政策为重点，进行检查，划清政策界限，清除模糊思想，使干部认识在全国政权的形势下，一方面对人民民主必须继续扩大；另方面对反动派的专政则必须继续加强，采取严厉措施。并根据检查，逐步改善审讯、监狱、清案等工作制度，解决司法、公安部门的编制、干部、监狱房舍等具体问题。

　　二、清理过去的许多错误观点，纠正某些方面的宽大无边偏向，是迫切需要的，应该肯定。但必须防止另一方面偏向发生，避免重复过去错误：（1）过去处理过宽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但必须注意当地当前的与历史的情况，过去反覆拉锯造成严重对立的地区，更须慎重。各县公安部长会上传达中央精神後，已有的提出“过去处理的是否翻案”；“过去杀过我们人的是否一律杀，杀人是否偿命”；“过去少杀的方针是否正确”等问题。安阳说：“依此精神，安阳专区得杀两千”。此种孤立提问题，不问情况的偏向必须防止。（2）现在干部中，左的单纯报复思想仍然存在，应防止单纯瞒怨上级多杀为快，否认过去纠左成绩的偏向。现在已有的干部认为“政策变了”，“上级怎样说怎样有理”。必须提出过去即使杀对了，不经过法律手续，不公开判罪，也是有缺点的。（3）过去镇压不及时，是很大缺点。但今後仍然不能忽视一定手续，而且有些反革命份子案件，为长期打算，很多时间的审讯，弄清全案，仍是很必要的，不能混淆。（4）防止区村干部把民主与专政对立了解，藉口镇压反革命，压制民主的偏向。（5）稳定一些罪恶不大份子的情绪，防止可能发生的惧罪逃跑现象。

　　三、去冬土改，对地富破坏活动镇压不够，对深入发动群众是有影响的。现在镇压反革命活动必须发动群众，与打击地富反攻活动同时进行，不能单纯的强调杀人和行政命令的镇压。

　　四、继续贯彻肃匪、取缔会道门，加强时事宣传，镇压（按：此处电码不明）整顿内部不纯结合进行，加强城镇公安工作，公安部门应把侦察工作作为今後的工作中心。

　　来源：《西南工作》 第28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党内刊物发至县团），1950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