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根据湘、赣两省土改试点工作的汇报及鄂、粤、豫各省的土改试点工作书面材料，将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一、各地区的土改试点工作，作法极不一致，效果也不相同，大约可分三种类型。工作作得好的乡村，约占百分之二十，坏的约占百分之三十，一般的约占百分之五十。

　　作得好的乡村：主要的是注意了发动群众与从不断地对地主阶级斗争中树立起以贫雇农为骨干的群众优势。因此土改之后，涌现出大批的积极分子（每村约有二十至四十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被打垮，分田公平，农民组织壮大，有了新的气象（如湖南省常德县的南湖乡），群众说：“塔惠毛主席”。积极买牛积肥，准备好好生产，秋征任务完成快（三天交齐）。

　　作得不好的乡村： 主要是不发动群众，不打击地主的抵抗与破坏，只是干部在包办代替，按照既定步骤“走过场”。农民特别是贫雇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农协成份不纯，流氓地痞掌握领导，地主或明或暗操纵一切，隐瞒地亩，划不出地主，没收、征收无几，分田又极端不公，甚至秋征评产量，群众还请地主作最后决定人（如江西省上饶县横山乡），群众说：“土改是五八，不土改是四十”。

　　所谓工作一般的乡村，也大部是偏坏的，因此“夹生饭”现象，是相当严重的。

　　二、土改试点工作之所以发生如上严重偏差，究其原因，是与前一段工作的基础——这一个时期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干部在整风后的思想偏差以及领导方面对农村工作的指导不当分不开的。今春退租、退押运动，虽有很大成绩，但根据湘、赣材料，退租最好的乡村只占应退数百分之三十八，退押最好的乡村只占应退的百分之十八。许多乡村只是一阵风，恶霸没有真正打倒，阶级力量的对比未起基本变化，因此进行土改就非常吃力。自中央土地法公布后，特别是美帝在朝鲜仁川登陆以来，由于我们对时事宣传教育不够，地主阶级是益形猖狂，百般破坏，而我们反估计为“地主阶级会分化，会大部守法、投降”，农民听到的是对地主宽大，“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等等，情绪不高。干部整风之后，虽在政策上明确了不少问题，知道行政命令作法不妥，但却存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小心慎微，“束手束脚”。我们领导上又着重研究制定政策，忙于开会，未曾强调发动群众，发动贫雇，发动斗争地主执行政策，防“左”、纠“左”太多，反右不够，再加上对土改试点工作集中领导不够，因而，就产生了“和平土改”偏向，使土改试点工作发生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

　　三、目前亟需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强调发动贫雇农，强调发动反封建的斗争，切实解决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以求胜利实现土改之既定计划。

　　（一）纠正脱离阶级斗争的和平土改倾向。各地土改试点的乡村，无例外的都遇到地主阶级的抵抗与破坏，比较普遍的是：1、吹嘘“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原子弹”，“国民党快来”，准备“变天”，藉以威吓农民。江西宁都县（老苏区）干部登记地主财产，地主登记干部名字。南昌县地主将其地契先照像留底，才交出地契。上饶县（老游击区）地主威胁农民说：“小心民国二十四年再来”。湖南常德县地主说：“小心我放鞭”（欢迎国民党回来）。2、大量分散土地，破坏生产资料，公开的在划其地主成份后，砍伐树木。3、曲解政策，欺骗群众，隐瞒成份。地主拿上“本本”说：“我有政策书，你们敢胡来”？“毛主席说过多划一个地主，多一个敌人”。有的乡，地主则硬要群众划他为两个中农，地主说：“两个中农还不顶一个地主”，结果划没了地主。4、指使狗腿流氓，制造假农会，把持一切。上饶县横山乡七十二个农民代表，其中有二十四个伪乡保人员，联保主任当没收征收主任，气焰嚣张地向群众说：“你们谁离开了保长，叫你们什么工作都不顺利”。5、利用同族同姓、封建社团，挑拨宗派斗争，甚至公开煽动暴乱（说工作同志不信神，天下不了雨），包围驱逐工作人员。总之地主阶级是百般破坏，无所不用其极，目前地主阶级的气焰甚为嚣张。

　　这一年来，对于地主阶级的斗争可以说：我们曾是两打两松。在解放初期的剿匪反霸斗争中，为第一次打击（但恶霸被杀掉只是个别的，大部份躲避了），接着禁止乱打乱杀，虽有效果，但下边形成“宽大无边”，不敢镇压，此为第一松。地主阶级看见没事，重新回来，照常为恶，群众不满。今春的退租、退押运动，为第二次打击，运动较深入的地区，地主经济受到削弱，恶霸受到打击，地主是缩头叫喊。今春发布十大政策，停止退押运动，此为第二次松。虽起了稳定生产情绪作用，但发生地主叫好，群众埋怨政府。在这两打两松的情况下，可以说地主阶级的统治威风，在许多地方基本上未被摧垮，而在土改法令公布之后，特别是美帝在朝鲜仁川登陆之后，地主又出现有组织、有系统、极端嚣张的抵抗与破坏活动。

　　但我们干部思想上，则认为：目前是全国胜利的新形势，新的土改法较宽大，地主阶级不会抵抗、破坏，会大批“投降”、“守法”、“开明”，认为地主已是“纸老虎了”。江西一地委组织部长，在干部会上曾说：“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跑到台湾，地主会守法，现在已无敌人了，只剩下一个敌人就是官僚主义”。因此，在土改之始，不唯不从群众的查减、退押，反霸、废债等要求出发，来发动斗争，而且遇到地主的抵抗破坏也不打击。湖北武昌试点中，对一个曾压迫群众，逃亡而又归来的大恶霸，不敢斗争，反认为“怕刺激了别的地主”。有些土改试点乡经过“碰钉子”，“走不通”，警惕早，转变快，抓紧发动群众，向地主斗争，才使土改运动获致良好成绩。江西万年县试点中，只镇压一个恶霸地主，则群情大快，纷纷议论：“二十年的血仇报了，这还有干头”。湖南常德县全美乡斗争了四个地主，其他地主都低头认罪，将过去分散破坏的财产，如数赔偿。

　　经验证明：必须肃清“和平土改”的错误思想，必须明确只有向地主阶级来个大进军，发动一个热火朝天、骤风暴雨、具有革命规模的、有秩序的群众反封建主义的运动，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树立农民优势，分好田地。不然，既使简单的分了田，地主阶级的威风打不下去，农民的优势确立不起来。不仅田分不好，一有风吹草动，地主阶级就会复活。因此，在土改中，应在反抵抗、反破坏的口号下，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对地主阶级的各种抵抗与破坏，进行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对地主阶级中的恶霸分子及坚持破坏土改的犯罪分子，要认真的、坚决的予以镇压。只有如此，才能树立以贫雇农加中农的乡村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为了避免乱打乱杀的错误，在镇压与处分不法地主时，经过人民法庭的判决及一定机关批准之规定，还应严格执行。

　　（二）必须明确依靠贫雇农，发动贫雇农。目前不少乡村农协的领导权为中农所掌握，如长沙一百五十个农协，贫雇农领导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中农领导的则占百分之四十（其余更为不纯）。（如以自然村来看，情况更甚于此）中农固有反封建的要求，对土改却有“分田与我没有多大关系”的思想，因此出现瞒田，降低成份，不主张斗争，愿意和和平平办事，平分果实，把持农贷，并向贫雇农：“我们分不到地，只能帮助些，你们自己要起来”。这在实际上是依靠中农，团结贫雇农，因而群众消沉，政策执行不彻底，是促成“和平土改”的又一主要根源。

　　其所以如此，是我们新干部立场模糊，误认为贫雇农“落后”，“贪图小利”，“易被地主收买”，“生活穷没有时间开会”，而不去发动贫雇农，只愿接近和发动中农 。老干部自批判贫雇农路线错误及强调农代会的作用后，则又忘记了依靠贫雇农。因此不少土改试点村的情况，是土改中没有中坚力量，运动软弱无力。少数的试点工作中发觉这种错误，着重发动贫雇，依靠贫雇，则立即见效。常德县南湖乡，着重发动贫雇农，以诉苦、算剥削帐、追究根等方式，进行思想发动，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与积极性提高，连续的向地主阶级发动斗争，将瞒田查清（由过去的五六三八亩，增到六OO五亩）将地主非法分散与破坏的生产资料全部追回，并且使全乡农民群众的情绪更形高涨，乡农协会员发展到八OO余人（占全乡人口百分之四十一），民兵发展到二一八人，妇女，青年亦都建立了组织，由本乡提拔了二十四个干部，中农靠紧贫雇，并说：“我们贫雇中农是一家了”。

　　经验证明：土地改革，必须明确与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正确路线。目前更应强调依靠贫雇农，反对轻视贫雇农或“依靠中农，团结贫雇农”的错误观点。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作到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组成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乡村的人民民主专政才能确立，地主阶级封建统治才能摧垮。发动贫雇农的经验，是：先打通干部的思想，明确依靠贫雇农的思想与作法（新干部对于如何发动贫雇农，还是大问题，广东兴宁县有经过开明士绅去发动贫雇农的。湖南邵阳有拿枪威逼贫雇农诉苦的），再以“诉苦”、“算剥削帐”等办法提高贫雇农阶级觉悟，土地改革全部过程中，应在乡村多召开贫雇农代表会或贫雇农会议，以便体现贫雇农领导中坚作用，土改的果实，应首先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但，为了不致重犯“贫雇农路线”的错误，不要只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或贫雇农会议，还必须召开全乡农代会及其他农协会议，在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或贫雇农会议时，也可吸收一定数量的中农代表（特别是佃中农）参加。

　　（三）纠正干部“束手束脚”的偏向，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时期我们的干部，是小心翼翼，到乡村只是宣传对地主的宽大政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只是在打通群众的“政策”思想，不是发动群众，先讨论土改法的基本精神，并发动斗争来执行政策，以致群众说：“还没有看见轿子就打锣”，“光见不动，不见鱼跳”。干部在土改中“事事请示”，发生了“随房没收之家具”也不敢分配，害怕违犯政策的现象。对地主的抵抗与破坏，不敢领导群众斗争，被地主的“我有政策书”“我到人民法庭告你”（不了解政策的主要精神，人民法庭的革命意义）所吓倒，高挂免战牌。

　　干部思想上所以如此，是在整风中，虽然对于政策比前明白和知道行政命令作风要不得，但对政策的接受是平列的，没有了解与掌握政策的主要方面，对如何发动群众的作法没有很好解决，因此产生了“怕犯错误”，“束手束脚”的情绪，不会根据当地群众组织力量，与群众的觉悟程度，来确定本乡的工作步骤与作法。将政策规定不分主要，次要，按条往下搬，以致政策成了束缚群众手脚的工具，不是发动群众的武器。同时，这一时期领导上所制定的实施细则、政策、法令，亦确过多过繁，干部说：“现在的政策太复杂”，群众说：“毛主席规矩太多”。这样确易掩盖政策的基本精神，而且具体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亦绝难全部包括，过多、过早地具体规定，实易束缚干部与群众的手脚。今后则应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斗争封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土改目的。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前提下，为了克服可能发生的放手而不要政策的偏向，则应说清政策精神与敌、我、友界限，强调今天要首先执行政策的基本方面，即反对封建与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方面。在群众已敢于斗争封建和行动起来时，要把保护中农利益，保存富农经济，照顾小土地出租者和不动工商业的原则，按照具体情况，交给群众。这样既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又可执行政策。要克服现在企图一下将土改的全部政策灌输给群众，或认为只有群众能已全部了解政策，才能土改的错误作法。

　　（四）必须明确土地改革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得到经济果实，发展生产运动，而且要在政治上扩大战果，即是加强时事教育与组织教育，以结合与准备进行建政、建国、建党和发展民兵，真正作到土改之后农村面貌一新，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克服干部现存的把土改只看作是单纯“分田”的观点和工作中的简单任务观点。

　　（五）作法上必须强调从实际出发，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出发，逐步地深入发动，逐步地开展斗争。反对“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的作法。应该强调重点突破，点面结合，波浪式发展，反对“大轰大嗡”的作法。强调以当地干部为主来进行工作，反对以“大工作团”只靠外力来突出的作法。

　　领导上必须注意掌握重点，积累经验，指导全盘运动的开展，派大员下去巡视检查，及时指导与推动运动的发展，并应大量动员干部下乡，参加土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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