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地处决反革命罪犯的反映和经验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

## 毛主席批示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方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

　　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才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1年4月2日

　　北京市于3月25日大张旗鼓地杀了199名反革命罪犯的结果，收获很大，反映很好。不但没有引起群众恐慌，并且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加强了我们与人民的联系。兹将各方反映和经验等报告如下：

　　（甲）反映和收获：

　　（一）各阶层人民反映：“这些人罪该万死，早就该杀！”“杀得好，杀得对。”“可惜杀晚了！”并且问“×××为何不杀？”“不杀他们不能好好建设，人民不得安宁。”“再宽大他们就要造反了。”称赞：“政府说办就办”，“法律严明”，“人证、物证清清楚楚，一个好人也不冤枉！”“杀的都是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的。”“真为人民作主”，“真是包公再世”，“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能给人民办这样痛快的事。”当刑车路过及罪犯被枪毙时，群众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并痛骂反革命不止。有的群众成群地用脚踢死尸，向死尸上撒尿。处决之后，受过反革命残害的苦主，有为庆祝“报仇雪恨”包饺子吃的，有在门上贴“庆贺共产党解放了我”的标语的，并有亲友登门道贺、道喜的。有的苦主请干部到他家去，说：“你们可真辛苦了，到我家去坐坐罢，喝碗凉水也好。”

　　（（二）群众作主人翁的自觉提高了，许多群众说：“人民政府杀人，也和咱们商量，真是当家作主了。”“今后大家可得好好干。”“人民说杀就杀，真是人民政府。”“国民党是暗杀活埋，见不得人，人民政府却和大家商量了再杀。”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感动地说：“这是三代以来所没有的事情。”一个区代表向群众传达时，说：“真民主……”激动得一连说了四个“真民主”。）

　　（三）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和反特的积极性提高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严重打击，有些群众以前因怕匪特报复，尚不敢检举，现在不怕了，在行刑的当日，郊区农民就提出了15个反革命分子，问：“为什么还不惩办枪毙。”工人提出要加强保卫工厂，学生要组织纠察队。

　　反革命分子极端恐慌。有的“面无人色，浑身发抖”，有的不敢出门，夜晚听见狗叫，吓得往床底下钻。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自首登记，仅人民印制厂、长辛店铁路大厂次日就有135人自动登记。连日又有缴出枪支、电台、证明文件，供出新材料、新组织者。被管制的分子说：“一定要立功”，“叫我干什么都行”。

　　（四）有些中间与落后分子的觉悟提高，向我们靠拢了。清华×××教授说：“过去想不到特务如此残暴，现在知道真该杀，否则不能建设。”×××教授过去对我们有怀疑，现在说：“不把刀子放在特务头上，他们就会把刀子放在我们头上。”过去怀疑“以为这些人总是可以改造的，现在才知道这些人存心作恶，真是该杀！”有的说：“过去以为国民党杀共产党，共产党也杀国民党，现在才知道共产党是在杀人民的敌人，为民除害。”过去“以为杀多了，现在看来，杀的人都是死有余辜的！”一个基督徒说：“从前我以为杀人不仁慈，现在看来，如果不杀他们，他们还要去杀人，所以杀了他们是仁慈。”工商界说：“不杀他们，若在北京也像零陵一样一把火可受不了。”不赞成杀反革命的各种意见，现在在群众中都孤立了，一开口，就遭到群众的痛斥。例如在刑场附近有人说：“杀得怪惨。”马上就有人质问：“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老百姓！”有的说：“看他们年青青的怪可怜。”马上就有人反驳：“他杀那么多人不可怜么！”有的说：“这是死人的年头。”接着就有人回答：“保险一个好人也死不了！”结果这次杀了一大批，说怪话的反而少了，谣言也少了，例如西郊过去谣言很多，最近很少了。

　　（五）有些干部原来对大批杀反革命有很多顾虑，怕震动，现在看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信心提高了，原来不赞成大张旗鼓整批处决的，现在赞成了。

　　（乙）获得上述结果的原因：

　　（一）杀得准。事前市委组织了6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并集中了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20余人，经过5次反复研究，才最后定案。这就保证了一个也不杀错。

　　（二）杀人通过了群众，。我们除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并且在包括各阶层、民族、党派（中央和市的）、团体、机关、工厂、学校及基督教、天主教、佛教、耆宿等各方面共5500多人的代表会议作了报告，举行了控诉外，又由代表分头到工厂、学校、居民区去进行了传达，在分批执行之日，又分批举行了控诉会，仅郊区即有3.5万人参加了控诉。

　　（三）适合群众口味的宣传工作。过去，我们在宣传上多半是千篇一律地重复一些“匪特罪恶滔天”、“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怙恶不悛”等成语，同时宣传方式又很呆板，所以很少说服力。这次是把突出的、生动的、具体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利用了报纸、广播、展览、传达、报告，特别是控诉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向群众广泛进行了系统宣传，因此宣传工作比较普遍、深入。

　　经验证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公开地大批地杀，不但可以解除群众的恐慌和顾虑，并且对群众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丙）缺点与萌芽的偏向：

　　（一）动员群众还不够广泛。我们还应该更分散地把罪大恶极为群众所痛恨的典型案犯，送到工厂、学校、农村、街道去，由群众讨论如何处理，进行控诉，那样比单开集中的大会控诉，会教育更多的群众。

　　（二）少数同志想乱杀，并已发现滥管制的现象。有的公安工作同志，要把调皮的小偷和吸毒犯，也夹在反革命犯中杀掉。这点必须防止，否则杀错一个，就会引起非难，陷于被动。

　　（三）过去在工厂、学校逮捕反革命分子时，有的未经过群众，影响很坏。我们决定今后在工厂、机关、学校捕人时，一般地均召集群众宣布罪状。在市区普通住户逮捕反革命分子时，也须向同院的住户宣布逮捕理由；一般地禁止用秘密逮捕方式。

　　（丁）我们准备不久即杀第二批，其步骤拟先把罪行严重的罪犯，分别送往其犯罪地区，如工厂、学校、农村或街道去让群众控诉，由群众讨论，提出处理意见，要求杀，然后再召开大规模的各级、各界代表会议举行控诉，并加以讨论，然后再大批处决。

　　来源：根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北京》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