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批转武汉市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

## 中央批示：

　　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中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发和惩办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恰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一）十月间，我市开展反对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斗争，并在八个重点单位实行民主检查，同时揭发了一些贪污浪费严重现象。在十二月五日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上，根据中央十二月一日的决定精神，着重的讨论了精简、节约、增产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这一斗争，现在市级机关及市属九个专业公司和合作社已开始，初步揭发与检查出来的严重现象如下：

　　（1）贪污：据市人民监察委员会材料：一九五一年市级机关和企业工作人员贪污者，计一百七十四人（内党员六、团员九、留用人员三十三、新参加人员一百二十六，其中科级以上人员七），贪污款六亿余元。财经部门最多，计一百三十人，贪污款五亿余元。其他部门四十四人，贪污款八千八百余万元。贪污方式：

　　一、是勾结私商，利用业务方便，盗窃国家资财。如市百货公司业务科长崔明卿利用职权，沟通私商邬文记，损害国家财产达十七亿九千余万元（崔已送法院惩办）。

　　二、是盗用公款，盗卖公物，敲诈勒索与拐款潜逃。市人民银行一九五一年挪用公款者十人，财政局草包厂厂长吴东营，卷带公款三千六百余万元潜逃。某些基层单位，贪污的现象也很严重，如合作社调训基层干部八十二人，内三十二人已坦白出贪污事实。第五区五支一社经理及全体工作人员五人，集体贪污，按职务等级分赃。市人民银行点票员，经常盗取顾客交付的钞票，因此事被开除者，已八十多人。

　　三、是公安人员包庇罪犯，敲诈勒索。如公安局侦察站长叶久田（党员），贪污勒索二千余万元，并聚赌抽头，一年约百余次。

　　四、是机关行政人员滥用职权，任意开支。

　　五、是采购人员索取回扣与接受贿赂。

　　（2）浪费：据市人民监察委员会材料：一九五一年各种浪费所造成的损失达185万元，实际不止此数。财经部门最大。据市属九个专业公司初步检查，一九五一年除贪污以外的损失，计五十七亿四千余万元。损失来由：

　　第一、与私商订立合同，因监督检查不严而被骗。如煤建公司与砖瓦、水泥和木材八个私商，订立合同，被骗损失二亿四千万余元。

　　第二、基本建设计划不周，盲目施工。如市建设局修筑马路及运送飞机场石料，因设计不周的损失即达五亿七千余万元。

　　第三、积压资金。市零售、粮食、土产、百货、煤建、信托六个公司一九五一年因积压资产而遭受利息损失，即达二十九亿五千万元。

　　第四、责任事故。市属九个专业公司，一九五一年，仓储、运输和业务上的损失达十三亿元，小麦十三万七千斤。此外，机关工作的形式主义铺张浪费之风亦甚严重，如献旗、献花、放鞭炮与不必要的会议与应酬等。一九五一年头十个月，市级各单位会议费开支十四亿之多。其中，有些会是可开可不开，有的是可以大大节省的。文件、表册过多，乱发乱印。仅印制表格作废的损失，税务局即达八千四百余万元，财政亦在一千万元以上。

　　（3）官僚主义：这是贪污浪费的掩护物。最突出的表现，是压制民主，压制批评，以封建秩序与恶霸作风来对待群众。在市府卫生局前任副局长宋瑛追查控告人、打击群众批评的事件（这一事件，曾得到前任副市长周季方的事前同意，事后庇护，得到市府党组和卫生局的有力支持），被公开批判和处理之后，继续公开批判和处理了市府民政局教养院长刘静压制民主、打击工会、开除工人和不关心该院婴儿和生产员的生活而增加死亡的严重事件（这一事件，是在现任副市长易吉光的支持与庇护之下发生的）。在批判和处理宋瑛、刘静事件的同时，在民主检查运动中，又发现了一连串的严重事件。如信托公司经理姚流珠反抗领导，压制民主，骂人、打人，直至持枪威胁人；并侮辱妇女，作私人生意，破坏国家纪律，使业务长期混乱，招致的事故损失，目前，有据可查者，即达六亿四千余万元。公安局前任司法科副科长邵岐，利用职权，拐骗民财，压制批评，乱搞男女关系，逼使被奸受孕者打胎，经常打骂犯人，当闻检查组要到时，即焚毁帐薄，企图灭迹。公安局四分局局长常青，吸食吗啡，为户籍警发觉，怕该警告发，竟开大会“斗争”该户籍警，藉以威胁和压制。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说明在官僚主义的压制与掩护之下，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分子便有恃无恐，泰然自得。只有在压制民主的官僚主义分子受到公开批判和纪律处分的时候，群众才敢于揭露那些违法乱纪的现象。这是武汉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至于工作不深入，作风不民主，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等类官僚主义现象则更为普遍。

　　（二）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现象之所以能够发生和发展，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的统治阶级思想的猛烈侵袭；由于一部分老干部甚至重要负责干部党性不纯，他们保留着相当多的个人主义成分，他们极易接受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少数品质极坏的则易蜕化；由于我们进城后，接收大批留用人员，又新招收了一批人员，这些人员一般也都还未经过真正有系统的思想改造；最后，由于我们在思想斗争上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纪律不严，批判不尖锐，特别对违反党的原则的某些负责干部的迁就，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三）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完全正确，特别是中央十二月×日的决定和十二月×日以后主席和中央连续指示和转发的各项报告，对于我们是极大的启发，也是极大的警告。我们已经认识到：反贪污反浪费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极大的群众斗争，是政治斗争，又是思想斗争。我们已经确定，今冬明春整风运动，即以此为内容，决遵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针对武汉情况，继续开展“三反”斗争，以坚决斗争的态度代替过去的自由主义态度。大体计划如下：

　　（1）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协调党外人士，广泛动员党内外群众，除党内立即传达中央、中南局指示及市委和全市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决议外，本周内，召集机关工作人员的动员大会，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全市第二届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充分运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大张旗鼓的经验，采取有效办法，发动群众。

　　（2）为了发动群众，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必须批判和处罚那些胆敢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违反纪律的分子；必须从市委书记起，自上而下进行老老实实的自我批评，打破一切不必要的顾虑，放下装腔作势的架子，倾听群众的批判和意见。

　　（3）组织干部重温斯大林和毛主席论自我批评、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等文件。高级干部用心读中央十二月×日决定及中央和毛主席所批示和转发的有关“三反”斗争的报告。全体工作人员，都必须阅读毛主席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人民日报十一月二十日社论和斯大林论节约。

　　（4）步骤：在十二月内，作重要酝酿，学习上述文件，作动员报告，处理若干突出事件（已处理宋瑛、刘静两件），组织一次大大的公审会（公审枪决贪污犯崔明卿）。有些单位，还应初步总结民主检查运动，一九五二年一月初开始发动广泛的检举运动与坦白运动（真诚坦白者，从轻或免除处分）为第一步。然后，着重分析处理，为第二步。最后，着重总结工作，健全制度，精简机构（事前作好准备）与调整干部，为第三步。预计一九五二年三月底壳完成这三个步骤，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打下基础。

　　（5）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组织三种检查组。一是有各级首长负责，吸收若干人员参加的普遍检查。二是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检察署与法院的重点检查。三是下级对上级的检查。第三种检查组，拟由机关工作人员大会或代表会议推选。妥否，请指示。

　　· 来源：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