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批转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高等学校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

## 中央批示

　　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高等学校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是正确的，发给各地仿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4月

　　上海高等学校的“三反”运动，是由华东局直接掌握的。我们按华东局先公后私，重点掌握与分批前进的原则，规定第一批以交通、同济、复旦、华东师范四大学为重点。自2月下旬开始酝酿准备，3月初正式展开这一运动。预期4月底可基本结束。对其余各校，则布置一般文件学习，有意加以约束（与必要的准备工作相结合）。第二批，拟在沪江、震旦、圣约翰及大同四私立大学及市立上海工专进行，4月下旬即可开始。第三批，再在东吴法学院、上海学院、立信会计等私立七院校中进行，约于6月初开始（各地重点大学，亦可于此时大体结束）。至于各业务部门所属之十所院校，则在统一方针下，由各业务部门具体领导。期于暑假前基本结束上海各高等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

　　对四个重点大学的方针，是使“三反”运动与思想改造密切相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稳健地进行组织清理与院系调整，为高等教育的改革运动创造前提条件。

　　其步骤一般是：

　　（一）经过充分动员准备之后，初步揭发贪污浪费现象；

　　（二）全面展开反贪污斗争；

　　（三）在三反基础上，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系统的批判；

　　（四）如条件成熟，则有掌握地转入组织清理，但组织清理拟不作一个单独的阶段去进行，即在思想批判后期，转入为全面的交代运动，这样做既可减少震动，又易于深入。具体做法：

　　（一）派一批干部至各校与原有党团组织与进步力量密切结合，建立新的领导核心。公开用学习委员会名义，内部则由新组成之校党委统一领导。

　　（二）在传达寒假学习会议精神及饶主席思想改造的报告基础上，动员三反学习。

　　（三）学校反贪污斗争，以职员为重点，对教师实行侧面迂回，迫其自觉交代。思想批判，则以教师为重点，并在思想批判过程中贯彻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

　　（四）先动员工友、学生“洗手”“交代”，然后依靠他们，展开“三反”斗争。

　　自3月5日到18日，四重点大学，均分别停课，反贪污斗争正逐步走向高潮。交大、师大开始因对全面情况掌握不住，心中无数，对材料工作重视不够，加上经验不足，领导思想不一致，以致一度被动，运动因而落后一步。同济18日始停课，全面发动较晚。复旦则走在前面，刻已进入肃清残虎，定案追赃阶段。教师中的贪污问题，亦已普遍交代，正开始转入思想批判。

　　一月来初步暴露如下情况：

　　一、贪污浪费十分严重（浪费因清点资财尚未结束，尚不能作全面报告）。目前为止，已捕获虎95只（内大虎19只，中虎15只，死虎——解放以前的——39只），贪污总额67亿元。计复旦65只，交大14只，同济10只，师大6只。各校正准备打的有30只。此外，估计尚可打下40至50只左右。职员中的贪污人数，一般均占全校人数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左右，其中，以修建、伙食、庶务、财务系统最为严重。其他，解放前后应变费、工会经费、抗美援朝捐献中，均有普遍的贪污现象。工友中，多为零星偷窃，并有少数的封建把头及隐藏的地主、流氓、坏分子。学生中，多为小偷窃、小揩油及侵吞公款（包括学生会会费、办公费、实验费、抗美援朝捐献、中苏友协会费、团费、助学金等）。如交大1758个学生，初步交代，手脚不干净的517人（内党员11人，团员224人），占总数29％。师大1014个学生中，不干净的有674人，占66％。教师中的贪污情况也是严重的。如复旦教师294人中，不干净的有169人，占57.5％。教授、副教授163人中，不干净的有101人，占62％左右。其中老虎45人，占25％（死虎40人，活虎5人）。老虎又以教授为最多，计教授40人，讲师助教5人，教师的贪污方式，一般为：

　　（一）偷窃盗卖图书、仪器、文物等。案情较大的，都盗窃公家财物，自己开厂。如：交大教务长陈大爕，即将交大一个12台机器的工厂，窃为己有。同济前电机系主任吴师佑，盗窃公物，自开商厂，连教授也不做了。

　　（二）解放前后混水摸鱼，大量盗窃隐匿公家资财。如交大教授王之卓，利用伪教育部物资清理处主任职权，大量盗窃仪器资财，自开仪器公司；交大讲师蒋大宗，吞没伪电信局仪器100箱。同济夏坚白（主任委员）勾结同伙吞没大量应变米及黄金、银元、煤炭，人称之为“白老虎”、“黄老虎”、“黑老虎”。

　　（三）收受贿赂。一种是出卖机器图样以及为人设计图样拿回扣；一种受政府委托检查资本家账目受贿赂。

　　（四）虚报冒领，侵吞公款，有的买卖黄金外汇和放拆息。

　　以上以偷窃隐匿为最多，最严重。如交大自动坦白的27人中，属于偷盗隐匿的有20人。

　　（五）解放以前，投靠反动势力，担任伪职，进行贪污，接受美蒋津贴，以及隐匿敌产。如复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接受周佛海、曾琦的津贴。合作系主任陈仲明，原为伪全国合作总社经理，隐匿敌产，初步坦白已有数亿，包括汽车、房屋及大宗物资等。统计系教授厉德寅为伪昆明中央银行经理，是当时轰动全国昆明大贪污案（黄金与镍币风潮）的主犯，案中镇压群众，有血债。

　　二、组织情况十分不纯。职员中成份复杂，政治落后，旧社会习气深，不少都是旧校长亲信，政治上有问题。教授中有的开工厂、开店，自己就是资本家或其代理人。如复旦财经学院教授28人中，有15人为官僚企业及资本家的代理人。交大教授中，本人即是资本家的有15人；关系密切及为其代理人的有20人；解放前曾作过资本家的有12人；其中有的已在“五反”斗争中被波及。复旦教授中，参加反动党团做过国民党官吏的有47人，占教授总数32％；参加特务组织及有嫌疑的13人，占9％；脱党分子11人，占7.5％；此外，尚有参加托匪的。交大教员（包括讲师助教），参加反动党团的及有政治问题的49人，占19％；在伪军政机关担任伪职的有50人（教授37人，讲师7人，助教6人），占19％。

　　三、教师中，普遍称嚷“三反”学习的伟大，感到自己很脏，并不“清高”，开始放下架子，“撕破面子”。如复旦政治系教授严北溟，曾当过伪县长，当“三反”运动开始时，自鸣清高，作了一首打油诗：“平生三不谁不知，潦倒中年鬓已丝，交代至今无可数，当初应悔未贪污”；但最后自己却坦白了有贪污。农艺系教授徐天锡，第一天说：“从我那里找贪污，正是鸡蛋里找骨头”；但经过小组帮助，第二天交代了贪污。大家说：“鸡蛋变成了老母鸡，都是骨头”。手面干净的积极参加打虎，素来不肯说话的个别老教授，现在也敢于批评别人。已经坦白交代的，积极要求改造。一度自杀未遂的复旦教授刘大杰，也表示要重新做人，并在坦白大会上自动退赃，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心神不安，在群众中陷于孤立。

　　四、部分教授尚未低头或仍有顾虑。如交大因两次打虎战役受到挫折，大部教授尚未低头。许多人仍以“专家”自居，认为政府一定会照顾。落后教授及大部中间分子，则怕丢面子无颜教书，怕用斗争方式，怕学生参加，希望客客气气促膝而谈，取消斗争，蒙混过关，部分还有挟嫌报复思想。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则宁愿反贪污，不愿搞思想问题。

　　依照以上情况和特点，我们拟以思想、政治、经济为主要条件（经济上问题不大及开国以前之贪污行为均作为思想问题去处理），学术人缘为次要条件，将教师分为五类：

　　第一类：积极进步，作风正派，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学术、人缘均不坏者，在自愿交代原则下，坚决保护过关（约占总数24.5％）；

　　第二类：思想中间偏左，作风不大好，但问题不大，要求改造，学术、人缘均不坏者，在自愿交代原则下一般保护过关（约占总数30％到35％）；

　　第三类：思想比较落后，作风不好，问题较大，但学术、人缘不甚坏，并愿意改正错误者，经过适当批评揭发后，帮助过关（约占总数20％到25％）；

　　第四类：思想反动，作风恶劣，问题很大，学术、人缘均不好者，在群众的面前充分揭发批判，经多次反复检讨后，始予过关（约占总数15％左右）；

　　第五类：思想反动，又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民愤甚大，不学无术者，在群众面前充分的揭发斗争，并依情节轻重，予以适当处分，约占2％至3％（第四、五类中的专家、科学家，有名医师及年老力衰，身有严重宿疾者，应作个别问题处理，适当予以照顾）。

　　这样的分类，便于领导上切实掌握，防止发生“左”或右的偏向。一般的第一、第二类教师只在小组或联组中检讨（个别有示范作用的例外），学生群众派代表参加。第三类，则可在院系群众大会上进行检讨，但不在大会上展开斗争，而且只采取会后提意见，本人补充检讨，大会通过的方式（复旦周谷城，三次检讨过关）。第四、第五类，经过审查批准，可在群众大会揭发斗争；必要时，得在全校师生员工会议上展开斗争。总之，所有教职人员，都应在这次运动中低头，放下架子，洗澡过关，然后分别情况，予以必要的与适当的照顾。否则，就会变成迁就。有些大学教师，把“进步”“保护”，变成拒绝坦白改造的挡箭牌，即是这个原因。但同样应严格注意，避免无分别地把他们和职员、机关干部一样在群众中去展开斗争。

　　我们对高等学校三反运动，有如下体会与经验：

　　（一）高等学校中的“三反”运动，应从反贪污、反浪费入手。反贪污又应以职员为主，对教员实行迂回，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转入以教师为主的思想改造。这样的好处，在于能够大胆发动群众，放手发动反贪污斗争。在这样壮大的声势下，使教员感受压力，迫其自动交代，又因教师不是反贪污斗争的主要对象，这样便于我们控制，不致出乱子，复旦这样做是成功的。他们要全体教师参加历次坦白检举大会和一次围剿大会，都是只斗职员，不斗教员。但一律号召坦白交代。后两次大会上，群众对贪污分子的控诉和检举，很为成功。每次仅检举条就有千余张（当场不宣布被检举教师的姓名，事后要其交代）。这样使他们又震动，又感激。因而，一次大会上，有8个教授，坚决要求自动坦白。一次会上有10余教授，自动退赃。这样，我们没有对教师正面作战，就把局面打开了，也为深入的思想批判扫清了道路。对教师应在领导上加以照顾，但必须使他们在运动中受到震动，彻底交代，低头过关。

　　（二）学校有教师、职员、工友、学生、家属五种群众。要搞好三反运动，必须主要依靠工人和学生。对其余三种也必须充分发动。特别是家属，尤应加以注意。复旦及其他三校攻下最顽强老虎的战斗中，家属都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教授中有较大贪污行为的，如能争取坦白作为典型示范效果更大。如复旦理学院长卢于道在运动开始时，即坦白交代，自动退赃；又坚决要求在大会上自动坦白，对一般教师影响很大。在各种大会上，要充分组织工人进行控诉和检举，因为他们知道的线索多，说话又具体生动有力。此外还应一面要组织坚强的打虎队伍，一面又要组织广大的群众队伍，以便有掌握地充分发挥群众力量。

　　（三）要充分利用学校特点，利用墙报、黑板报、广播、反贪污浪费展览会等多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展开政治宣传。对教师也要正确说明宽与严的两面，表示决心，防止他们对党的政策作片面的了解或曲解，打破他们自居特殊，自以为应受政府保护的错误思想，对可为我争取之“俘虏”，特别是老虎，要彻头彻尾地加以俘虏和争取。对最顽强之老虎，也要在群众压力与掌握材料的条件下，反复进行政策教育，给以出路，以便实行分化瓦解。复旦技工刘恺明，贪污9千余万，坦白退赃均彻底，并检举70余人。最狡猾之修建老虎钟毓祥，最后在围剿大会上痛哭，说对他这样一个毫无心肝的人，还这样多次反复耐心教育，并说服其妻女来挽救他，他非常感激；当场交赃1千余万及1幢房子；并保证一星期后再退赃6千5百万；其余1亿8千万元，也保证在两月内缴清。这样的事例所起的影响极大，在围剿大会上，曾有百余人当场要求退赃。

　　（四）有的大贪污集团，学校负责人及教授参与订立攻守同盟者，最难突破。如同济校委会主任、教务长及秘书长等20余人，均参与贪污集团。我们采取了集中力量突破弱点，由下而上隔离其主要分子，对上层不动声色，待人证物证取得时，再用点破的办法。此案一破，同济局面即全部打开。

　　（五）必须配备得力干部，切实掌握领导。我们对四个重点大学，共派出140多个工作人员，每校有一个地委或区党委级的干部负主要责任，并配备十几个得力骨干，成立学委会，吸引有地位、有威望的教职员及党政工团负责人参加。其方式，由文教委员会派去或通过党团作用由学校请求均可。这些干部，事前均经过挑选，并给予短期训练后派出。

　　（六）必须统一领导，统一步骤。我们成立了总的上海市高等学校党的工作委员会，各校亦成立校党委（团的组织亦然），以统一党政工团的领导（学委会仍以党委为核心），并使外来干部与原有骨干很好结合，真正做到团结一致，统一思想步骤。负责同志必须亲自下手，掌握全面情况，工作深入细致。这是取得胜利的主要保证。

　　以上当否，请示。并即以此作为我们三月份宣传文教部门的“三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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