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中南局对于“从湖南嘉禾县高棠乡看到的土地改革工作干部的作风问题”的批示

　　今将刘祖春同志（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秘书长）下乡工作送来的第一个报告，发表于此。

　　这个报告的特色，是详细介绍了下边实际做工作的干部究竟在怎样做工作。看了报告可以知道大家都是在从头学起，学习怎样接近群众，用什么态度对待群众。如果这两条都不会，其他一切就都谈不到。

　　一切有较高水准的领导干部，均应努力做好带徒弟的工作，首先要教会干部如何接近群众、如何对待群众这两个项目。的确，和基本群众相处，缺乏民主平等精神是很多干部的一个通病，不克服，不但工作做不好，而且培养不出大批干部来。

　　附：

## 从湖南嘉禾县高棠乡看到的土地改革工作干部的作风问题

## ——刘祖春同志给中共中央中南局赵毅敏部长、杜润生秘书长的报告

　　（赵部长：）

　　（杜秘书长：）

　　我于去年12月26日到湖南嘉禾县高棠乡。现在仅就初进村扎根串连工作中的情况作个报告。

　　高棠乡一共有6000多人口，有田地4000多亩。1950年6月进行过一次反对恶霸斗争。去年又经过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显著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或者逃亡，或者被判处死刑，或者押在法院参加了劳动改造队。这些分子的房屋和田地以及一部财物都已暂时分给贫苦农民。农民协会的成份大部也是雇贫农。进村一打听，都说：“没有封建了”、“地主已经打倒了”。问贫雇农：“恶霸打倒了吗？”答复是：“打倒了”。问他们：“翻身了吗？”答复是：“翻了，也算不翻”。“为什么呢？”“有新的恶霸”。而“新恶霸”就是指那些少数当权的雇贫出身的农民协会负责人。进村三、四天，空气冷冷清清。我们一面深入群众，一面宣传，同时召集农民协会干部40多人开会，安定情绪，布置一些生产任务。可是他们不大理睬我们。叫他们做一点事，也很不热心。地主阶级呢？开始还未表现出任何反响；但是等到我们扎正了根子，这些被压迫的人一开始行动进行串连的时候，情况就发生极大的变化，村子好像突然获得了生命，活跃起来了。在串连的先一天，我们又进一步结合村中具体情况进行宣传，并且专门召开了雇贫农座谈会，讲明雇贫农领导土地改革的道理，目的是为串连开辟道路。同时也召开了一次旧干部会议，讲明对他们的态度。在串连过程中，还没有出大问题。我们是坚持扩大一批、教育一批、再扩大一批的方针的，所以工作进行得比较慢些。为什么要慢些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中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绝大部分干部缺乏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这个毛病，若不在召开雇贫农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前加以初步解决，打下底子，以便今后逐步提高，那么，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就会步步被动。尽管按形式做成，表面上也许轰轰烈烈，实质上却是一个大失败。特别是考虑到高棠乡去年反恶霸工作缺乏充分群众运动，地主分散财物十分厉害，大地主不多又不服，当地田土又少，农民极端贫困等情况，使我们明确认识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中南局所指示的土地改革方针办事，做好充分思想发动工作，争取组织与团结80％、90％的农民队伍。否则，就不能彻底打垮地主阶级，树立农民的真正优势，人民民主专政也是空谈。但要做到这一条，中心环节是首先解决干部的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问题。

　　我们的干部一共是50余人，知识分子占一半以上，经过短期训练的农民出身的土地改革工作队队员8人，从其他乡调来的青年农民积极分子13人。其中只有十二、三个做过土地改革工作，但又表现相当的疲塌情绪。大家的经验和思想水平极不一致，又是临时凑成的队伍，官不知兵，兵不知官。去年12月26日到乡，第二天领导上布置了工作，就分头下去。当时的想法，是下水游去吧，有错误再纠正。

　　果然，下水以后问题就暴发出来了。少数人很快找到根子对象住下了。多数人找不到对象，到处转游，于是硬往下压，说是找错了对象，也要弄个清楚，再搬家。以后同吃同住做到了，又不能同劳动，一切都按规定做了，又不会同农民说话。更严重的是不关心农民疾苦，缺乏对农民的深厚同情。受了几十年压迫痛苦的雇贫农，尽管今天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多数是看不到自己生活的苦痛根源，表现着满不在乎的神气，不知者以为他们“愚蠢”，其实这种想法看法是错误的。一个雇农叫王金元，在一次诉苦会上控诉了地主压迫剥削以后，这样说：“说起地主恶霸真痛心，牙齿咬得断铁钉！”这是何等的深仇血恨！可是我们的同志却不懂得从农民日常生活苦处中慢慢启发，逐步提高，“以苦引苦”这种民主教育的方法去接近农民，而是采取逼苦的办法。“天气这么冷，你娃子还没棉衣穿？”“是呀，没棉衣”。“为什么没棉衣呢？”“穷，没得钱呀”。“为什么穷呢”？“八字不好呀”“这怎么是八字不好呢？是地主把穷人剥削穷的么！”结果被问的农民不作声了，他并不相信这种“阶级分析”。有一个干部去访问一个贫农，这个人的苦总算被他引出来，说完了，他就问：“没有了么。”“没有了。”“你还有苦，你讲啊。”这个农民说：“我就那么多苦，没有了！”这实在是一种强迫命令的行为。另有一种就是长官派头，一进门，说不上三句话，就问你有多少田？是水田还是旱田？几口人吃饭？这房子是你自己的吗？你村里的恶霸打倒了没有？等等。这样的访问，当然不讨农民喜欢。产生这些作风的基本原因，就是对于农民缺乏深厚同情，在自己与农民之间缺乏真正的民主的平等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不懂得做土地改革工作从访贫问苦扎正根子做起，其目的是在于从封建思想束缚下发现与培养新的独立自觉的“人”。既然是对待一个“人”，而不是对待一个奴隶，怎样能这样粗暴简单呢？他们的错误就是把扎下一个根子当成一种单纯任务去完成。只要成份纯洁，受苦最大，没有扎错，就可以“交差”，其他便不管了。

　　这种现象发现以后，我们就及时提出一个口号，要每一个干部交好一个雇贫农做知心朋友，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句话中，强调同劳动，因为只有同劳动，才能和雇贫农建立起真正情感。除此以外还强调一条，即关心农民疾苦（现在想来，这一条改为“同甘苦”也许好些）。同时反对上述两种错误做法。从此以后，才打开了局面，并且出现了不少的好的优良的作风。譬如有一个干部去找一个贫农彭传佑。这个人39岁，自己无田，过去做长工，现在挑煤为生，人很老实，受苦也很深。我们干部开始去找他时，问一句，答一句，不问便不作声。把行李搬到他家里去，他不拒绝，也不欢迎。住下了，引苦吧，也讲一点，可是非常冷淡。第二天，我们干部看见他穿的太单薄，借给他一件绒衣穿。晚上就叫他一同睡觉，盖非常暖和的被子，他感动了。睡的时候，我们干部问他：“你同我睡觉暖和还是同你老婆睡暖和呢？”他开腔了：“同志，我们十冬腊月铺的还是竹席，盖一床烂被子，同我老婆睡怎样暖和呢？”“你做了多少年长工？”“十几年。”“一年多少工钱？”“一年六、七担谷。”于是我们的干部替他算账，问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买不起一床棉被呢？”他沉默了。于是又问一个人可以耕多少田，一亩田打多少谷，一挑谷合多少钱，若是这些自己劳动所得的钱都归自己所有，日子还是这个样子吗？他突然明白了，哭了。我们的干部就是这样同彭传佑建立了感情。根子扎下了。彭传佑开始从过去的奴隶思想状态中发现了“自己”，抬起头来。蔑视地主，也仇恨地主。新的“人”在萌芽，彭传佑积极起来了。农民是很讲民主的，他们讨厌地主，讨厌官僚差役，因为这些东西从来不把农民当人看待。我们如今同农民往来，只要有丝毫看不起他们的态度，没有愿意同他们真心交朋友的神情，他们就不会吐一句知心话。另外有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去扎根子，将自己小时受苦的事情说了出来，自己哭了，结果也交好了一个雇贫农朋友，这些都是民主作风，值得表扬。

　　1月2日召开了全乡根子会议，3日我们召开了小组长会议，讨论串连问题。关于串连问题。我们提出了三个任务，就是要在串连过程中，结合诉苦，发现与培养农民领袖和骨干人物，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逐步建立一个民主的团结的雇贫农民组织，通过诉苦发现准备斗争的对象。（在串连最后一批时，串连一部分贫苦中农，准备召开第一次雇贫农代表会议。）这三件事情不可分割，也不能偏废，必须一同完成。而要完成这三个任务，对于根子和串连对象来说，是充分的思想发动与群众的自我教育；对于我们干部来说，是坚决走群众路线和建立真正相信群众的观点。具体的布置是：（一）开好根子会议，让他们自己讨论串连对象条件，串连谁，如何串连，串连进来了如何教育，如何制定串连公约，以便从此开始培养他们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作风。（二）开好对象教育会。串连第一批进来了，便编成临时小组，进一步诉苦，进一步贯彻民主作风。然后再讨论串连第二批。（三）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必须明确，过去扎根子，如今根子扎正了，就要让根子独立发展，生枝繁叶。串连就是他们开步走的第一步，必须从这第一步起就培养他们独立负责的精神，自觉自主的思想意识。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从他们中间发现领袖和骨干人物。总之，他们的称号不再叫做根子了，他们是我们的干部，要把他们当成干部看待。我们的工作同志呢，从此开始变成了“参谋”，我们要做好“参谋工作”。只能出主意，不能包办代替，同时要加强对象审查工作，并及时发现串连进来的新积极分子。（四）要开始通过对根子或对象作男女一齐发动工作，防止掉队。另外就是在面上配合广泛宣传工作，召开各种会议，为串连开辟道路。

　　工作布置完了，有人提出：根子去串连，我们的干部要不要跟着去？因为曾经做过几次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过去做法是跟着根子一道去串连的，听到上面的工作布置，发生了怀疑。问题一提出，正反两派就展开了非常热烈的争论。有人说“不跟不行”，因为只经过七、八天培养的根子怎么能够去独立工作呢？有的就说“是呀，他自己的培养就费了七、八天的时间。一个新的对象，他一次能启发教育好吗？我们干部去了，可以从旁帮助启发分析，‘见机行事’。”于是就有人反驳道：“你这样做，不是包办代替吗？还是由根子去以苦引苦。”“我们是一个生人，坐在那里做什么？讲大道理吗？诉苦吗？”有的人则说：“跟不跟不是大问题，这是一个工作方式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跟法。”这是骑墙派。我们马上指明这是一个带原则性的问题，要大家争论。后来大多数人意见一致了，反对跟，但仍然有个别同志想不通。我们的结论是：跟是错误的，不能跟。表面上看彷佛是一个方式问题，实质上确是一个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问题。我们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是抽象的，乃是通过一连串工作方式方法表现出来的。问题是我们相信经过自己七、八天培养的根子，还是只相信自己。若是连串连这件事我们都不相信他们，将来还能相信他们独立的领导斗争吗？若不是从他们一开始起就让他们独立负责，又怎样能培养出大大小小群众领袖呢？从何着手实践群众路线呢？从何着手培养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群众骨干分子呢？这就是第一步。既然我们耐心的帮助他们在事先讨论串连条件、串连谁、如何串连等问题，事后又参加他们的小组会，并从侧面调查，还怕串连错了？就是串连了坏人，也不可怕，只要根子能够认识串连的目的是为了打倒敌人，他们就一定可以找那些“心连心”的人，就会独立负责。是的，也可能串连了坏人，但这些坏人终究蒙不住觉悟了的农民的眼睛。我们要相信群众。会议结束以后，第二天一开始串连，就完全证实上述结论的正确性。6日，我从县里回来，遇到我们一个负责干部，他说，以前也总是谈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可是总不知道从何着手，这次算是上了一大课。事实的确如此，根子串连的本领比我们干部访贫问苦扎根的本领高明得多，效果也大得多，而且串连的对象是“一路人”“知己知彼”，自然“马到功成”。有一个根子叫萧土次，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当过多年长工，很不会说话，别人说他连一斤是十六两都不知道。

　　我们同志同他住了七、八天，谈了许多，他初步觉悟了，经过审查，认为可靠，就叫他去串连。他串连的人叫做黄日皎，第一次去说了两句话：“你翻身了没？”黄日皎说：“翻了身，分了田还不翻身（按：指反恶霸时暂时分的田）？”又问：“恐怕还没有翻身吧？”黄日皎没有回答，失败而归。和我们干部商量了一下，第二次又去。下而就是萧土次和黄日皎的谈话；“过年酒酿了没有？”（按指用糯米酿的甜酒）“饭都没得吃，还酿酒！”“红薯还多吧？”“只有两担多，不多了。”“唉！我的红薯也没得好多了！老婆去年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借钱吗，对本利，没办法，只好拆楼板，欠木匠的工钱现在还还不起！我们穷人总是劳动，还要受压迫，你我都是穷人呀！”

　　黄日皎于是滔滔不绝的向萧土次诉起苦来，谈地主如何剥削他。“穷人一年到头劳动，为什么连红薯都没得吃？”“唉！别人八字好。”“田是谁种的？”“穷人种的。”“棉花呢？”“还不是穷人种的？”

　　萧土次抱起了黄日皎的小孩，想起自己老婆的病死和现在自己抚育的很瘦的孩子，失声的哭了起来，黄日皎也哭了，彼此的心连在一起了。后来萧士次问：“我们这样苦，是谁给的？”“是地主给的。穷人要一条心，打倒地主恶霸，连丝都不留！”

　　这就是农民的民主的自我教育办法，这就是思想发动。我们的干部在萧土次家里住了七、八天，谈了许多，也诉过苦，他没有哭过，但他去串连别人的时候大哭起来。就是由于这种“苦”，一次谈话就和黄日皎结成了知心朋友。很可惜，我们的不少干部不懂得向群众学习，更不认识群众的无限智慧，从而建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总是以为自己高群众一等，比群众聪明，凡事不能放手。看见群众初次学走路，跌了一跤，或者不按照我们的“本本”办事，就着急了：“你看，我说不行么，你却不信。”于是马上“任劳任怨”，“亲自动手”，连群众再一次学走路的机会也被他“剥夺”了。群众在他们脑子里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活的人，而是完成任务的死的基数和材料。他们完全不懂得群众自己串连自己在他们之中会产生什么伟大的效果。群众自己串连自己是雇贫农由自在阶级进入自觉阶级的第一步，若是他们连这第一步都不能独立行走，那么，以后的第二步（反恶霸斗争）、第三步（划阶级斗争）、第四步…………又怎么能走好呢？所以我们以为是一个带原则性的大问题。

　　串连第二、三批雇贫农时，人数多了，必须编队，我们又作了具体布置：（一）建立临时雇贫农小组，小组长一律民主选举，不准提名，也不能暗示和动员。小组长条件由大家充分讨论。小组长选出了，大家讨论小组齐心公约。（二）串连方法，坚持民主讨论对象，专人负责谈话介绍，经过审查再吸收进行诉苦教育。（三）以片村为单位成立小组长联席会议，并选举临时正副主席，加工培养，为成立雇贫农主席团打下基础。（四）在最后一批串连时，串连一部分贫苦下中农和一部分旧组织中纯洁的干部。开好中农会议。（五）工作组的任务：第一是加强“参谋工作”，深入雇贫农小组，并加强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第二是积极准备斗争对象的材料，召开苦主会议，并将苦主所暴露的恶霸地主罪行在雇贫农小组会上进一步启发教育，进一步发现材料。（六）严密注意敌情变化，及时进行揭露。总的精神是加强农民骨干分子的领导组织与扩大斗争队伍，切实察明敌情。而在加强领导这一点上，又强调做好小组长及正副主席的参谋工作，由负责同志亲自动手，做好榜样，教育干部。

　　做好参谋工作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方式问题，乃是通过群众自己进一步贯彻思想发动的细致工作。这一方面必须明确反对包办代替的非群众观点，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群众自己（主要是农民骨干分子）进一步加强阶级教育。我们做的时候常常发生两种现象：要么是小组长形同虚设，干部包办一切；要么是放任不管。有几个雇贫农小组在选举时因未能充分讨论小组长条件，结果原来的好根子没有选上，反而选上了三批串连进来不甚清楚的人，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打算在召开雇贫农第一次代表会之前，再好好选举一次，同时提出所谓做好参谋工作，必须：事前提出问题，让小组长和正副临时主席自己提出主张，再加补充，使其明确会议主要解决的问题，参加会议，及时提出问题，启发讨论，逐步诱导，让小组长和主席自己做结论，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制订决议。会后帮助总结，提出经验教训，我们的负责同志及时总结“参谋工作”经验。我们以为要实现农民队伍使其成为民主的团结的战斗组织，主要的环节就是叫农民骨干分子学会面向群众，而不是背靠干部。按照上述精神做的，有的做得尚好，有的做的不好，多数是民主一半，包办一半。因此，尚无经验可谈。上述做法是否可行，目前亦很难说。我离乡时曾经布置，在雇贫农第一次代表会议前一日召开一次全乡干部会，专门总结一次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问题，主要内容是如何作好参谋工作。

　　我们以上做法是否有问题，请指示。（1952年元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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