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同意邓子恢同志关于农业部党组反官僚主义报告的意见

## 农业部党组反官僚主义报告（节录）

　　现在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在最后一天会议上，成立了计划财务审查组，三反积案审查组，国营农场、拖拉机站审查组，进行检查具体工作。这些审查组的专题报告，当另送上。关于清查文件等工作，已决定了成立行政工作检查组进行。

　　最近我们读了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关于春耕生产指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及三月十八日中财委对农业部关于爱国增产运动报告的批示，使我们更明确的认识了过去的错误，确实发展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三年来，农业生产是有很大发展的。农业部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如果用经济核算方法，和国家同一时斯所消耗的财力、物力比一下，那所得的成绩就太不够了。而且许多大的、根本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没有提出来或没有解决好，反而出了不少乱子。其主要根源在于思想性不高，盲目主观，急躁冒进，不研究党的政策，不检查工作，不了解客观现实情况，不懂经济发展法则。一部分采取了教条主义者的办法。不顾中国各地具体条件，生吞活剥，机械地搬运外国、外地办法，造成许多损失。一部分采取了经验主义者的办法。对具体典型事例，不加深研，不用科学方法加以分析、总结和提高。在现有条件下，取优去劣，照顾风土，照顾群众认识程度，积极宣传，逐步推广。而是采用了一般化公式化的方法，减少了成效，招来了损失。其次是政治性不强，群众观点薄弱，用官僚主义的办法，对许多工作作出硬性规定，限期完成，忽视特点，脱离实际，引起群众巨大不满。其中许多错误，也有的是由于建设初期，经验不足或草率从事、粗枝大叶所造成的。三年来，依靠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各级党委的大力领导及在基本丰收的情况下，客观地减轻或掩盖了这些错误的及时暴露。

　　自从今年一月初，党组所提出的“一九五三年工作计划要点”开始发生争论以来，即开始逐步得到纠正。领导思想亦渐改变，过去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不平凡骄气，也逐渐被克服。上月农村工作部讨论农业部工作时，邓子恢同志指示，给我们帮助很大。中央连续发的春耕指示等几个文件，更是我们全部工作宝贵的指针，也是反官僚主义力量的源泉，必须贯彻实现。兹据初步检查，简报如下：

　　一、在领导群众生产方面：我们犯了急躁冒进的主观主义错误。首先对小农经济私有制和分散性、保守性的特点认识不足，忽视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企图代替一亿余户农民当家作主。根据难以置信的材料，凭着主观愿望，订出了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农业生产的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要求农民适应于这个计划增产或缩减。把将来的事拿到今天来做，结果侵犯了农民的权利，把许多好事办成坏事。如在防旱、抗旱工作中，一九五二年春我们分配给各省打井任务。结果发现很多井打在渠边或打在沙地上，很多井就根本没有水，劳民伤财影响很坏。在推广新式农具工作中，使许多新式步犁变为“挂犁”或被称为“众人老子”。在推广杀虫药械及农药方面，亦出了不少乱子。松江省推广王铜，有些群众被迫买了而倒在地里。山东利津县发生用“熬鹰”办法，强迫群众认购农药。毒性强烈的一六○五药剂，推广出去后，由于说明不够，控制不严，亦有不少人、畜中毒。仅河南商邱等九县就有二八五人中毒，五人死亡。河南全省家畜中毒死亡的有七八九头，家禽死亡三八二六只，造成极不良影响。在发动群众治虫时，也发生不少强迫命令现象。如湖南新化县在动员治虫时，禁止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甚至结婚也禁止。民兵在路上拦人挖稻根，不完成不让回家。河北省保定专区在治蝗中，强迫孕妇参加，致有两人因过累而流产。一九五一年广东有一技术干部林孔湘，推广碱铜防治柑桔虫害，造成柑桔四十余万斤的严重损失。在推广良种工作方面，一九五○年我部就提出建立良种繁殖区，订出五年良种普及计划，企图在五年内，将全国主要作物品种，都换成良种。并抄袭过去资本主义种籽公司经营办法，致发生远程大量调运，种籽不合风土，不出穗或起变化。如一九五一年从河南调到广东的十六万斤小麦种籽全部不出穗。从广东调运湖北四万斤棉籽，发芽率仅十分之一。同年我部拨发给察哈尔省蔚县的洋麻种籽，群众沤麻时剥不下皮。山东苍山县，在清理棉田“去杂、去劣”的号召下，拔了群众已结桃的棉花近五百亩。山东、河南等地，发生民兵监视群众选种，提出“不选种不许收割”“不选种没收镰刀”等口号。有的则把不选种的群众，戴上纸帽或打上花脸游街。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我部提出的种籽工作方案中，计划在一九五三年一年内，全国建立一、○三四个种籽机构和七十个良种轧花厂，共需干部一万余人，工人一千余人。其中还规定：中央建立种籽管理总局，大区和省建立管理局，专区级先设九十二个管理站，每站并设可容二十万斤种籽的仓库一所，县市级先设九○三四管理分站，每分站亦设容五万斤种籽的仓库一所。所需经费除中央及大区由机关行政费开支外，省、专、县所需经费及修建与干部训练等基本建设费，由事业费等开支，共需二、四六六亿元，另外方案还规定今年全国共需贮藏种籽三万余吨，约值六百余亿元。两项总合起来，今年即需国家支付三千零九十亿元。并计划在五年内，专、县的管理站及分站，均增设一倍。此方案因受制止未实行。

　　目前农村中关于农业生产方面，发生许多强迫命令现象，是和我们领导上的错误分不开的。张作臣的错误与他的上级农林工作领导机关有关，与我们也有关。其次，关于制订农业生产计划方面，我们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过去三年来的经验也说明我们过去的作法，是不对的。根据自己的调查资料，拟订一个发展生产的控制数字是必要的，至于想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做出一个周密的农业经济计划，只是主观愿望。只就订计划本身来说，困难也很大。一九五二年本部仅综合一九五三年度生产计划，即费了三百多个工作日。一九五一年也曾整整做了三个月，结果是废纸一堆。下边的反映怎样呢？叫做由上而下“一级逼一级”，由下而上“一级怨一级，一级哄一级”或“上面要，下面造”“低头想、抬头数”。因此，目前我们只能在国营农场、试办的集体农庄及某些有条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先行订计划，吸取经验、培养干部，逐步走上生产计划化的道路。对于小农生产的控制，正如中央所指出的，主要要通过合理的价格政策，和必要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引导他们逐渐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

　　二、我们自己直接掌握的事业也没有办好。如对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这些新兴的正在萌芽中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认识不足。因此，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未能坚决贯彻。全国大多数农场，成本高、产量低、浪费大。本部直属的芦台、双桥和五里店三个农场，产量虽较高，但成本更高。群众反映：“农场作法好，我们学不起”。以前五里店和双桥还稍有利润，一九五二年三场却都亏了本，但并不是因为歉收。据查：仅芦台一场，三年来亏本就达九十五亿余元，并积压了福特拖拉机十二台，柴油机八台，共值二十一亿，此外还将工程车拆卸当卡车使用。在厂房建筑方面，只追求形式，讲求排场，不求实用，甚至猪舍都用红绿油漆玻璃窗，人们称为猪公馆，到了冬天，却把猪仔冻死大半。一九五○年用三亿元建筑的仓库一座，刚建成就要倒塌。一九五一年重修一座，又发现地基下沉，墙垣裂缝倾斜，估计不久也要拆除，形成极大浪费。其次在耕作方面，劳动组织不合理，短工多于长工。生产技术不讲究，盲目施肥，造成植株徒长倒伏而减产。据报：他们种了三十多亩菜，要赔本八千多万。种三千多亩小麦，预计也要赔二、三亿元。总计该场每年收入仅六、七十亿元，而其五年计划基本建设就要求投资一千亿。这种惊人情况，现正在彻查中。五里店农场也有很大浪费，该场员工一共仅二百余人，竟建筑了五百多平方公尺可容六、七百人的大礼堂。一九五三年做养猪计划时，就准备赔本八千九百万。全场土地仅五千亩，一九五○年即以十亿元建筑电井六眼，一九五一年又以六亿元修筑自流灌溉渠，而电井打好后，由于淤塞，出水量小，机电设备仅发挥百分之五十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对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不善，业务钻研不深，经济核算制没有贯彻。开支大，浪费大，劳动生产率低，因而使国家财产受到很大损失。最近经初步整理，芦台、五里店二场，按照土地面积，实行定员定额，人员减少即近一半。

　　在建立物资供应站方面，也发生很多错误。一九五○年全国恢复生产仅在开始，我部即决定在双桥建立物资供应站。为了卸货方便，以二十余亿元投资于铺修铁路专用线两公里，建立两个容量共三千吨的大油罐。后发觉建站地点不对，机具从国外进口拨发各地，大部都须经过天津。因此，又拟在天津设站。现查供应站因盲目订购和调运不出的物资，积压达六百余亿元。其中二百亿——三百亿物资，可以上交，有些再过三年五年我们也还用不完。

　　对于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也未坚持方针。一九五○年决定在北京、天津试办建站。是年秋在京郊建立的拖拉机站，因经营不善，又未耐心整理，即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宣布撤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北京市又在原地重新建站，如此反复变动，浪费很大。天津拖拉机站，开始建立在市区内辰纬路，进出都要车载船运，既无固定代耕对象，经营管理又极混乱。到一九五一年春改善领导后，在小淀村附近给群众试种春麦，受到欢迎，收到良好效果。全年共耕、耙、播、收连续作业面积二十四万一千一百三十四亩，因此，后决定在北仓建站。三反时决定精简与杨柳青农场合并，实质等于撤销，因而也就脱离了群众。我们这样草率从事，国家资财固然受到损失，但政治损失更大。现在决定派一组人去了解情况，研究妥善处理办法。其次，如察北牧场、华北农业机械总厂、一分厂及华北农药制造厂、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央水产试验所等事业和企业单位。摊子很多，领导干部不强，经营管理中存在不少问题，我们也未很好加以注意和整顿，直到最近才着手整理。

　　三、在农业技术工作中，亦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主要是忽视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忽视各地风土、雨量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和作物品种技术的复杂性。一方面，发生片面强调推广群众丰产经验。没有找出丰产原因，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加以提高，向群众宣传。常常把局部地区个别人的典型丰产经验，向一般地区一般农民推广，造成许多损失。不少劳动模范也还采取“粪大水勤，不用问人”的栽培方法。以致有的因施氮肥过多植株徒长倒伏，大大减产。有的因耕耙次数过多，破坏了土壤团粒。另方面则发生片面强调推广离开实际的农业技术，也使农民受到损失。如安徽宣城双桥区有一个村，在一千八百亩稻田中去杂去劣，就损失稻谷六万三千余斤。山西平顺县农民张本则，将“金皇后”玉米每亩密植到四千株，结果只收到四十斤。有的在推广良种时把病虫害也推广出去。山东嘉祥县由于强迫推行小麦密植，不少农民表面用三腿缕播种，实际都将中间一腿堵塞，结果不但没有密植，反而稀植了。正因为我部在改进技术上，不是因地制宜，因此就产生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使领导生产和生产者脱节，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形成“单纯技术观点”。因此没有可能，也不会有什么计划去积极帮助旧的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改造。

　　目前全国有二千一百五十七个农事试验场，有一万四千多个技术人员。大部分还在孤立的进行试验研究工作，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具体帮助农民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相反的，河南有些农场还出租田地，禁止群众参观。广西武鸣农场生产技术不如群众，每亩产量比当地农民竟低百分之四十二。广西柳州农场，反对密植，下务正业，搞副业开旅馆。就是近在咫尺的，我们直接领导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我们也只在今年才开始认真的讨论他们的工作，将他们从研究所的高墙内，试验室里解放出来，到田间去，到群众中去。并在三月中第一次召集了各地农业技术人员座谈会，决心开始转变过去作风。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得到邓子恢同志的明确指示，更增加了力量。

　　全国共有一百六十九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五万八千四百多学生，三千四百多教员，迫切需要改进提高，我们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有计划地加以整顿。另三十多所农业高级学校，我们也没有仔细研究他们的课程内容及教学方针、方法，是否适合农业工作发展的需要。

　　四、由于领导思想上存在着许多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因之也就不懂得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细心的研究党的政策，根据党的政策决定自己工作的方针方向和方法及有重点地使用力量的重要性。对于处理日常工作，也就缺乏目的性、预见性、联续性，分不出轻重缓急，看不清发展前途，严重的陷于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泥坑。被动应付，每年照例发布普遍而平凡的指示，“用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方法，来解决生产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对于发出的指示，往往以报喜不报忧的材料或局部片段的经验或主观臆测的统计数字为依据。对于目前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不愿正视。工作偏重于收集好的材料，忙于总结、计划，只求表面成绩，不顾实际效果。领导如此，下面依从。这样就产生盲目乐观、自满情绪，使工作中偏差愈发展愈严重。如对丰产竞赛的奖励，没有通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即在全国普遍展开。而且所定奖励标准过高，资金过多，因之虚报产量和假劳模事件不断发生，不能及早发觉和及时克服，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每年每季虽不断的派人下乡工作，因在出发前没有明确交代任务，回来后又不重视听取报告和有系统的分析材料总结经验，使这一工作流于形式，干部也得不到教育和提高，在机关内部文牍主义极为严重，弄得大家每天疲惫不堪，忙乱紧张，工作上和情绪上都叫“纸包火”。这一切就是农业部领导上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和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上述情况仅系问题的一部分，正在继续揭发，纠正工作业已开始。如检查各场基本建设投资，已可削减五百余亿元，历年积压物资可上调二百亿至三百余亿元。以后情况当续报。

　　 农业部党组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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