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批转苏辛涛关于目前农村情况的报告及中南局的批语

　　（各中央局、省委、地委：）

　　湖南长沙县十五区区委书记苏辛涛同志关于目前农村情况的报告很好。特转发各中央局、省委、地委，并可登党刊。望县委以上党委及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仔细阅读，对目前检查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有很大帮助。

　　中央认为苏辛涛同志反映的农村混乱情况是极其严重的，他所提的意见与中南局的批示都是正确的。中央已于三月间先后发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及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在四月间又发出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迟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望各地根据这些指示，切实纠正农村工作中的“五多”现象和分散主义的毛病。

　　 中共中央4月21日

## 转发苏辛涛同志的报告

　　（分局，各省委并报中央：）

　　下面是长沙十五区区委书记苏辛涛同志（原系《新湖南报》编委）对目前农村工作情况的反映，这个材料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农村工作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不能使农村工作前进一步，而且必然要严重妨碍生产，脱离乡干与群众，动摇我们在农村的既得阵地。各级党委应充分重视这种情况，用全力予以解决。

　　目前农村工作的症结问题是所谓“五多”，这与江西去年反映的情况完全一样，可见是普遍现象，其所以严重就因为它是普遍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由于各系统的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不了解下情，更不了解农村工作情况，没有考虑完成任务的条件及其实际效果，更没有从党与群众的联系上考虑工作效果；其次是各级党委没有统一起来，加以控制，于是各行其是，乱布置任务，这就造成了农村工作拥挤，互相抵触，使干部与群众陷于忙乱被动，无所适从。

　　现在这些问题虽已开始注意解决（如扫盲工作已经解决），但估计还不可能一下全部解决好，为此除望各级党委坚决贯彻中央《关于解决农村工作“五多”问题的指示》外，特再明确规定：今后县以上各系统凡布置带全区性的工作任务时，必须事先向党委请示，以便党委统一安排，适当调整，使工作不致互相拥挤；而县以上各级党委亦须主动掌握本地各系统工作情况，严加控制。对于一切不急任务尽量不办，可以缓办的事尽量缓办，一切不必要的会议尽量不开。如遇上级业务部门所布置的工作有与当前中心工作相矛盾或不合当地情况难于执行者，应及时反映给上级党委请求解决。总之在农村一切工作的计划布置与执行，均以不妨碍农民以及乡干部的生产为前提，反对任何主观片面单纯任务的观点与作风。

　　其次，即对领导群众生产的工作，也要教育干部应从中国目前农村实际出发，从群众觉悟水平出发，充分估计到当前农村分散的个体经济的特点，估计到当时当地技术条件与自然条件等，逐步去推广先进经验，改进生产技术，不能一般化，更不能急于求成。必须认识以对待集体农庄与对待解放军的工作方法来对待个体经济的农民，乃是农村工作混乱状态的最大根源。单纯完成任务，不管群众的死活，不管工作效果，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的作风，更加重了这种主观主义。在今后改革任务结束全面转入生产运动之后，不改变这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目无群众的作风，就将破坏党与群众已取得的联系，将使党脱离广大群众而陷于孤立，这是极其危险的。

　　 中南局3月28日

　　去冬今春的四大中心工作和十几个结合工作，现已进人尾声。为了在我回长之前把这段工作好好总结一下，并把下一步工作作一个初步的安排，我又从乡下回到区里来了。在回区的路上，我想了很久很多，结论虽“老一套”，但却是事实：成绩很大，问题很多。如用吃饭的譬喻更好，这就是吃了很多好东西，但却很少消化。新中国毕竟是从旧中国来的，旧中国在生产上的落后性，解放以来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一下就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却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急于求成的情绪，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所有今天、明天以至后天应做的事都做完。由于这种情绪在支配，因此在农村出现了所谓五多，即任务多、指示多、表格多、会议多、兼职多。我下来半年多，每10天左右开一次区干或区、乡干部会议时，我虽只布置2、3项工作，但区长、专署干部，党、农、青、妇、文教、合作、银行、税收等干部一补充总是10多件。任务不仅多，而且皆要彻底完成。修塘坝要在1年内“彻底”地一劳永逸地修好；推广双季稻良种，要在1年“彻底”推广开，最少也要达到80％以上；扫盲要在3月内在一个区“彻底”扫除6、7千文盲，5年一贯制要在半年内在文盲很多的农村“彻底”实行；……不仅要彻底，而且还要限期铺开，限期完成，限期总结，限期填好多种多样表格上报。既多，且彻，又限，不仅我们这样落后分散的农村大半数仍属文盲和半文盲的区乡干部无法完成，恐怕至今在苏联也不一定行得通。行不通，仍要行，结果到了下面自然就成了条条（各项工作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这时做？应该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皆忘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第一、第二……任务），就会形成强迫命令，就会流于形式走过场，就会临时编造数字应付上级，就会把好事变成坏事。

　　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开始，很好。但我想锋芒应偏重县、专、省三级，区、乡干部的错误固应批评，但应采取教育的态度，而不应打击，如以打击面目出现，那就有点等于“不教而诛”了。因为三年多来的事实是这样：区、乡干部事实上并没有好好学习过一天，如把开会除外，不是他们不想学习，而是工作不许他们学习，是上级不许他们学习。我建议编委会——如你们同意，还可向省纪检会建议——派人出去，检查某一个月省、专、县各部门发到区、乡的指示（包括文字、会议、电话、口头）到底有多少？其中互相矛盾的有多少？脱离实际的有多少？你们就会同情我的看法了。我以为，我们要克服区、乡干部中强迫命令的现象，我们就应为他们喊喊冤：“让区、乡干部有一个喘息时间，让他们每周能集中全力来学习一两天，让乡干部名符其实地成为半脱产的干部！”“不要不教而诛，而应治病救人！”

　　告诉你们几个情况：

　　（一）去冬今春的工作是粗糙的，其所以粗糙，是因秋征追加任务，结果仍无法追加，浪费了半个月；号召推广双季稻良种，但却不给种子，又浪费了半个月；整个冬天已去了三分之一，四大中心，十几个结合，挤在一起，怎不粗糙。

　　（二）扫盲是基本上失败了，长沙县在扫盲开始前即一再拒绝这一任务，但结果仍死硬派下来，但下面的情况是：白天生产，晚上结束改革，因此扫盲班皆无固定学员，时到时不到，怎能不垮？

　　（三）今年春夏荒仍不容乐观。原因是稻谷并未丰产（个别有，但由于推广先进经验不全面，却多数减了产），泥豆、荞麦和红薯虽增了产，但抵不上猪瘟的损失。其次是义务劳动太多，查田定产、修路、治湖、运粮、结束改革、民兵训练及各种训练，都使广大青壮年无法在秋冬两季搞副业，再加上“一锹挖成井”的思想指导下的修塘坝，去冬今春农村中的副业生产基本上停滞了。再次是去年还有复查果实，今年是不再有了。因此过年前夜好些农户就已无米下锅了。

　　（四）春耕准备做得很不够，种子肥料皆比往年缺。种子缺的原因是吃下肚去了，肥料缺的主要原因是猪死、人忙，塘泥、灶土等去年已挖光。

　　（五）县里最近召开了一个统计人员训练班，每区一个，省财委亲自主持。我区一干部去学了5天，回来问他学得怎样，他说：“天晓得。”但统计表却带回一大本，翻一翻表格是科学的，但区、乡干部还无这种科学头脑。

　　对农村工作方面总的意见是慢慢来，不要走得太快，不要拔苗助长。让农民有80％以上的时间来进行生产，让区、乡干部有10％的时间来进行一点有系统的学习。在农业生产的领导上，也要加强具体的指导和全面的指导，一般号召和片面地介绍先进经验是会害死人的。去年好些田的减产是和错误的领导分不开的。领导的错误主要有四：

　　（1）准备不足，如临时抱佛脚以杂种当良种来推广、秧已抽线才积肥，等等。

　　（2）一般号召不加以具体指导，如制造肥料、多积肥，等等。

　　（3）片面地推广先进经验，如“胜利籼”是好种子，但是一般专、县、区、乡干部却只晓得是好种子，至于这种种子适合于什么土质、阳光、水性、气候，要下些什么肥，要怎样放水，却一概不知，结果自然好种也变成坏种。

　　（4）不从实际的具体环境出发，如陈康爵互助组的丰产丘曾按照本来实行分期施肥和混合施肥，但对田的地板子原有什么肥料却不清楚，结果丰产丘变成为减产丘。

　　 苏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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