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关于反对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及处理华南分局第五书记方方同志所犯错误的指示

　　（一）中央批准华南分局一九五三年四月XX 日关于分局、广东省及广州市一级机关反官僚主义斗争情况的报告。

　　（二）华南分局的报告指出：广东省政府在若干工作上措置失当，以致严重危害人民利益，影响很坏，主要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所造成的。这种官僚主义的特点，不仅在于一般的缺乏群众观点，不关心群众疾苦，不了解下情而乱发指示、乱下命令，而且有的是毫无群众观点，带有严重的国民党作风，这种分散主义的特点，不仅表现在省政府某些业务部门强调垂直系统，不尊重当地党委统一领导，而且主要的还表现在方方同志不尊重分局领导，以个人代替分局领导，并以自己领导的省政府与分局分庭抗礼，在有关政策性、有关广大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不请示不报告，不执行分局决定，甚至不允许分局插手他的“小王国”，事情办不好，分局只有经过下面或其它方面才能知道。中央认为目前在省市级以上的干部中，像方方同志这样突出的例子虽然还是个别的，但类似上述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现象，则全国各地在不同情况和不同程度上，都是存在着的。故特将华南分局的报告全文转发各地，望各地引为鉴戒。

　　（三）方方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去年夏季中央和中南局对方方同志的地方主义的错误即曾经进行过批评教育，华南分局又召集扩大会议对方方同志的错误展开了批评。但至今他的错误并未改正，反而有了新的发展，对党内党外都造成了更多的损失。事实说明，方方同志在其错误未加改正之前，是不适宜继续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的。因此，中央决定：撤销方方同志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和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报各职，但仍任华南分局委员，并同意由分局分派他到下层去工作一个时期。中央希望方方同志在实际工作锻炼中能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

　　（四）方方同志所作的书面检讨，其中有若干不正确的地方，中央已加批注，连同华南分局的报告一并发给各地参考。此件及上述两个附近可登党刊。

　　（附一：）

## 华南分局关于分局及广东省、广州市一级机关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 （1953年4月）

　　（一）分局自二月根据中央、中南局决定发出了关于贯彻“新三反”的指示之后，于三月十二至十六日，首先由广州市委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以检查与批判盲目举办有机肥料厂和违法冒制万金油两个突出事件为契机，充分暴露与深刻批判了以朱光同志为首的、三年多来市委领导上占主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进而解决了党在城市的工作方针与广州市委的团结问题，并经过自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五日市高干会的传达、讨论和结论，已在市的高级干部中结束了长期的喧嚷争吵，弄清了是非界限，提高了工作劲头，现在继续在各单位贯彻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接着，分局于四月六日至十四日召开扩大会议（各区党委书记、分局各部委负责人及广东省府各厅局长参加），除布置夏收前农村工作外，以大部时间解决分局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局首先承认一至三月以来，由于主观上某些急躁情绪，因而在统一工作安排、坚决掌握中心上没有起到“水坝”作用，下达的任务多，步调乱，增加下面工作困难；大会讨论中，很自然的发展到与转入生产直接有关的财经工作紊乱以及如何估计广东土改的成绩与缺点两个问题上，从而揭发与批判了方方同志的不调查研究、不了解下情、乱批发各单位指示的官僚主义，以及不尊重分局领导、不通过党委、以个人对省府的领导来代替分局领导的分散主义错误，这是继去年七月反对方主义与反农民问题右倾错误之后又一次成功的会议。分局扩大会议后，自四月十八至二十二日，分局又召开了分局及省府直属机关的高干会议，以商业厅长朱意之、李建安于去年三反中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以及两广盐务局盲目武断产除小盐田，造成沿海广大盐民失业两个事件为典型，进行分析与批判，并联系到方方同志的错误传达与贯彻了分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作出了榜样。

　　（二）因市的反官僚主义情况已有专门报告，所以把这个报告的重点放在省一方面。从分局扩大会上所揭发的材料看来，广东的官僚主义是很严重的，其危害是很大的。它的特点尚不仅在于一般的缺乏群众观点、不关心群众疾苦、不瞭解下情而乱发指示的官僚主义，且带有严重的国民当作风。现举几个具体事例如下：

　　第一、两广盐务局在单纯营利的思想支配下，盲目武断的执行废除小盐田、（中央一级各单位在最近检查官僚主义和“五多”的过程中，亦发现政府的某些业务部门在过去对于若干问题的规定，确有急躁冒进的错误。这里所说的产除小盐田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希望各地发现类似的问题时，随时报告中央，以便及时改正。——中央注）废除小盐田虽有盐务总局的决定（此决定正确与否，容后讨论），但总局曾强调照顾盐民的生活与转业问题，而两广盐务局不顾一切，不经分局讨论，于去年十月后（当时始经方方同志个人追认批准）大量废除小盐田，前后计废除小盐田三千八百五十九灶；十一万八千零一十八亩，年产一百七十四万担，其结果不仅使盐工、盐民及其家属九万两千余人的生产与生活发生严重问题，而且使沿海不少地方食盐脱销（没有淮盐来），渔民无盐腌鱼，农民无盐腌菜（潮阳一县即坏了一百六十万斤青菜），造成广大群众对我严重不满，影响海防巩固与对敌斗争。最严重的是强迫盐民转移，以民兵武力押送，夜间关在大庙里，连大小便也不准出来，仅陆丰一县转移之二千二百七十六人中，因水土不服患病而死者二十三人，自杀者三人。像这样天怒人怨的坏事，两广盐务局不仅未作具体检查，无视群众反映，反而偏信国民党留用人员捏造的假报告，说什么“红旗在场上飘扬，镶鼓不断地响，盐民在那里废除盐田，形成一个高涨的热潮”，而醉心于他们的“成功”。

　　第二、关于草率整编小学教师问题。去年十二月，省府财经会议上照本宣读了中央教育部关于小学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规定（城市为三十比一，农村为四十比一，如按此规定全省应编余三万余人），并限期全省小学整编完毕。接着，省府财政厅、教育厅又联合发出限期整编小学的通知，规定编余教师元月份的薪金照发，而二月以后的薪金问题一字不提，这样下面就手忙脚乱，简单推出了事，而省财政厅通过行署财政处，财政处又通过县财政科，完全不经过分局与各级党委及政府，直接动手催办，急如星火，至二月中旬分局发觉时，已有五千多小学教师被编掉，他们到处奔走呼号，影响极坏。

　　第三、今年一月，正值全省处于紧张而春耕备荒到来时，省交通厅作了一个普修公路的计划，经省府关从方方同志一批，即下令动工，按该计划执行则全省应动员二、三百万民工，政府又一文钱不给，各地纷纷向上叫喊，分局才知有此事，立即予以制止，改为只需动员二、三万民工进行重点补修。

　　第四、省农林厅水产公司，也是从单纯的税收与营利观点出发，强迫各地一律取消旧有渔栏，设收购站以垄断鱼产市场（不卖给水产公司即为违法，小宗贸易亦如此），大大压低鱼价（如粤东广澳水产公司之收赚价格比市价低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有一批渔民将值市价三亿元之鱼卖给该公司，除去手续费所得税外，只余一亿元），加上水产公司资金有限，运输困难，以至渔民捕得鱼后无处出卖，或臭掉，或又倾入海中。水产公司两年来向渔民微收手续费二百多忆，可以用之盖机关房屋，但不给渔民办一件好事，如中山县唐家湾有两万多渔民，请求修建避风塘，但水产局从不考虑，以至风浪一来，渔民不得不到港澳去避风。

　　第五、由于商业机关过去不适当地提高糖价，以至去年蔗田面积盲目扩大，秋收后土糖过剩，糖价不断下跌，私商裹足不前，而蔗农又急于抛售土糖以缴纳公粮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故去年十二月间经陶铸同志与财委主任贺希明同志研究决定，抛下一千亿大收一阵，稳定糖价，带动私商，而后逐渐缩小收购数量。但方方同志在仅抛出四百余亿的情况下，轻信商业厅报告说下面积压资金，即不经任何商量与通知而停止续抛，致使农历年关前后，市场紧张，糖价惨跌，粤中从二十四万元一担跌至十七万，潮汕从二十四万跌至十二万，个别地方跌至八万元一担，致使农民受到严重损失与恐慌，对党与政府极为不满，粤中植蔗部分地区曾于旧历年关发生农民包围区、乡政府，撕毁毛主席像等严重的紧张情况。

　　第六、珠江水利工程局经省府决定兴建中由丰顺大围、南海樵北大围等四大水利工程，工程浩大，用费甚矩，均未向分局请示报告过，而施工计划草率，工料准备不过，以至汛期将至，工程赶工影响质量。

　　上述事件足见广东的官僚主义不仅限于一般的不了解下情乱发指示，且由于省府及财经系统继续扩大，旧的人员全部包了下来，不唯未加整顿，反而到处“招兵买马”，又收了许多烂渣，使组织更加不纯，并带来了严重的国民党作风；而我们自已某些老干部，入城三年以来，醉心于城市生活和当权当政的威风，产生了“忘本”思想，漠视群众的利益，去年三反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加上平时党的领导薄弱，思想教育不够，是非不明，原则不清，逐使国民当作风得以侵袭与滋长。至于同全国其他地区类似的官僚主义作风，尚为数甚多。比如，三年多来，广东的公粮负担依然是以国民党的田赋册子为基数而盲目增加，形成负担过重，始兴全县九万人，农业人口八万六千，公粮负担即为十六万八千五百担。又如，水利局在新会九区设排水站，不要农民修理基围，说排水站的抽水机可以包管排水，担到了使用时，抽水机全部不合用，结果基围未修，抽水站偷偷把抽水机运回广州，致使广大农田的积水排不出去。又如，卫生厅去年八月下令全省捕鼠八百五十万只，并提出在市镇与农村消减苍蝇的口号，害得群众化钱去买老鼠，在卫生试点中，把农民的粪地也填了，牛吃的草也连根铲掉了，积肥的水沟也冲洗干净了。又如，鱼塘纳税问题，中央财政部规定鱼塘不纳税，省农林厅不加研究，即一纸公文照转，后发现影响财政收入很大（顺德县的公粮收入，鱼塘即占一半），才又出尔反尔，改为鱼塘征税。至于由于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而引起下面的“五多”，也同样严重。如：粤中区中山县一次即收到省人民武装部的不合格十八种，重一百一十斤；乡一级委员会有二十多种的，乡村干部有身兼十余职的，有一个月内开六十八次会的；特别是某些工作先进的地区，谁也去进行调查，检查或试点，使当地干部应接不暇，叫苦连天。

　　广东官僚主义之所以特别严重，除上述原因外，主要的还由于分散主义作怪，而此种分散主义还不仅在于某些业务部门强调垂直系统，不尊重党委统一领导，主要的乃是分局及省府的领导本身（亦即方方同志）就存在着分散主义。方方同志不尊重分局领导，不尊重党委集体领导，以个人领导代替分局领导，并以自己领导的省府与分局分庭抗礼的表现，首先在于省府工作上的有关政策性、有关广大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事前不向分局请示，不经分局讨论，由个人一批就发下去，而事情办不好，出了乱子之后，又不向分局报告，分局只有经过下面或其他方面才能知道，如上述的普修公路问题，整编小学教师问题，废除小盐田问题，修筑四大水利工程问题等都是这样。其次表现在方方同志不执行分局决定，不允许分局插手他的“小王国”，比如上述土糖收购问题，分局决定抛下一千亿，而方方同志不经任何商量与通知即中途停拨；再如去年十一月初分局扩大会议上，因欲集中力量在春前完成已土改区的覆查工作，决定了覆查区土改队数目在三月份以前仍按占人口千分之一配备，而方方同志及财政部门不予执行，也不和分局打一声招呼，经下面叫喊上来才再经分局坚持执行后始予照办。最后，还表现在对广东土改的看法上，隐约的同分局存在着分歧与不满情绪，比如印尼华侨归国团因土改牵连到华侨问题要到农村去参观，中央来电指示陶、方去接见，该解释者应作解释，该自我批评者应作自我批评，而当时因陶铸同志去粤北，赵紫阳同志在电话中请方方同志去接见，方方同志却气愤的答覆说：“土改覆查中，华侨政策的调整，要你们才能说，我不能负责”。又如古大存同志经常在党内党外说土改没有照顾某某干部家属，某某民主人士，以及土改遗留问题多，社会情况紧张的不得了，要政府去揩屁股等等，而方方同志对之从来不表示任何态度，偏偏在方方、古大存、安平生同志在一起，古大存同志又旧调重弹时，方方同志却说：“好吧，对土改有意见，可以叫土委会来省府作报告，省府可以组织人下去检查”，而在古、安提出土改是分局领导的，省府派人去检查，恐怕不合组织原则的时候，方方同志又强词夺理的说：“为什么不可以去检查，省府党组不是分局领导的吗？”（此事并未实现）。

　　不仅有官僚主义，而且是分散主义；不仅有一般的不调查研究、不了解下层、乱发指示的官僚主义，而且有毫无群众观点或与群众对立的国民党作风；不仅是一般的各个部门强调垂直系统的分散主义，而且是领导上的、方方同志以省府与分局分庭抗体的分散主义；官僚主义与分散主义不仅都应由领导上负责，而且主要的是领导上的分散主义作怪。这便是华南领导机关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所遇到的特殊情况。当然，分局领导上未及早抓省府与财经工作，未及早予分散主义以批判与纠正，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而主要责任应归咎于方方同志的个人主义错误。

　　（三）经过分局扩大会议，使大家对广东土改的看法，今春以来社会紧张的原因，以及官僚主义与分散主义的危害性有了一致的认识。在分局委员会上（扩大会议进行期中，会以两个下午、一个晚上举行分局委员会，讨论会议的总结）大家一致提出向中央、中南局请求将方方同志调至中央工作，分局认为此一问题分局不能决定，亦不当作一个建议提出，而只作为同志们的一个意见给中央反映上去；但分局总认为方方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是在去年七月反地方主义与反农民运动右倾错误时未能从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因而分局决定方方同志暂回分局工作（对外不宣布）并在党内外公开写书面检讨，省府的政法、财经、文教委员会仿照中央办法，成立党组，在有关政策及其他重大问题上直接向分局负责，以加强分局对省府的领导，加强华南党内的统一和集中。

　　经过分局、省府直属机关高干会议上对盐务局盲目武断废除盐田以及商业厅领导上压制批评与报复打击两个典型事件的分析与批判，使到会干部在两大问题上明确了与提高了：一是加强群众观点，关心群众疾苦，反对单纯行政任务观点，反对压迫群众的国民党作风；一是树立党的观念，尊重党的领导，严格党的生活与思想教育，反对各自为政与个人独断独行的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会议所以能够取得很大成绩，给到会干部以巨大教育，使华南地区“新三反”运动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首先是因为有了中央、中南局对开展“新三反”斗争的明确指示，大大增加了分局和各级领导的力量和勇气，而党内干部从去年七月以来经过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与党内斗争，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因而问题被提出了就易于解决。其次是分局紧紧掌握了以反对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为重点，这不仅是因为下面许多命令主义与违法乱纪是由于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当然不完全如此），而且因为上面不“反”，则下面根本“反”不动，广州市委扩大会之前，市里搞了多半月的“新三反”，但辫子牵来牵去都牵到上面来了，大家都望着“朱光怎么办”。分局扩大会议前，省府也搞了半个月的“新三反”，但也搞不起来，因为查来查去许多害人的官僚主义命令都是“方主席批的”。因而必须从领导上开始，才能抓住关键，弄清是非，使下面服气。最后是分局掌握了不要一般地去“反”，而要结合当前工作的检查中有重点地抓住典型去“反”的方针，这样最能打中要害给干部的教育意义也最大。市的方面是抓住了“万金油”和有机肥料厂的问题而开展起来的，分局与省府方面是抓住废除盐田，整个小学教师，普修公路，收购土糖，商业厅压制批评等事件而开展起来的，通过这些典型事件，不仅弄清了事情本身的是非，而且最深刻的解决了许多原则性的认识。

　　分局决心在今年一年内，结合工作将“新三反”斗争予以贯彻。现在在分局、省府、华南特派员办事处一级机关中传达分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并以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主成立了分局的“新三反”办公室，组织检查组到重点单位去结合检查工作以贯彻“新三反”运动，并计划在夏收前（七月以前）将这一级大致搞彻底，然后再帮助各区党委、县委予以贯彻。

　　（（附二））

## 我在官僚主义分散主义中所犯的错误的检讨（初稿）

## 方方

## 一

　　去年七月中央、中南局号召在广东反对农民运动右倾思想及反地方主义运动，由于我的思想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右倾根源没有彻底挖清，再加以对反地方主义深刻意义认识之肤浅（下面再说），因而在今年春节前后，全省情况紧张，尤其沿海许多地区的紧张，听到一些“土改遗留问题很多，屁股难揩”的声音，便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与看法，怀疑紧张是土改一些偏差所引起的，是下面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恶劣作风所造成的。因而错误地在中央要我们向华侨解释土改政策时对陶、赵发牢骚，说“土改覆查中，华侨政策的调整，要你们才能说，我不能负责”。因而在少数同志中说出“对土改有意见，可以叫土委来做报告，可以组织小组去检查”的违背党的制度的话，没有想到其将引起下面干部思想的波动。虽然这些意见，并非我对土改成绩蔑视，错误夸大（因这些成绩是铁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其错误看法及违背党的制度纪律的说话，影响党的领导思想之统一，错误是严重的。

　　经过此次会议陶铸同志之报告，各地同志的摆情况，现在问题已大白。所以造成沿海渔民、盐民之紧张局面，是由于废盐田与渔市场管理之错误而引起；所以造成农村紧张局面，是由于负担的过重与不合理，及收购土产政策、贷款取款政策不适当而引起；所以造成城市紧张局面，是由于税收政策偏差及税干作风恶劣所引起；余如缩编小学教师的到处引起波动，则是整编过早过急与无办法盲目指示的结果。相反的，土改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小偏差，尤其以前我指导土改时错误所造成的一些遗留的偏差，都已在土改覆查中大部加以解决，其不能解决者（如贫民层游民层一些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只能在以后逐渐解决。也正因为土改搞得好，因此虽然紧张与发生一些务动，仍然由于农民群众已成为我们可靠力量，而不致出大乱子。

　　显然的，紧张的错误的造成，主要是由于财经部门的不正确的政策与作风，而财经部门主要是由我负责领导，因此错误显然的主要是我。

　　紧张情况，必须求得实际原因，彻底解决，而党的高级领导组织中存在着我的右倾思想，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就会造成昧于真理，是非不明，就会无法对症下药，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如非党委以陶铸同志为首核心领导的坚强，许多错误有的及时纠正，有的及时停止，则发展下去是不堪设想的。

## 二

　　在上述财经政策若干问题中，我的错误比较突出的典型是：

　　第一、于一九五二年十月追批一九五一年五月两广盐务管理局废沿海落后盐场的决定，结果引起沿海地方三万多盐民及数十万与盐场生活有关的人民的生活动荡，发生骚动，同时又使全省咸盐供不应销，造成群众不满，季节性用盐（腌菜腌鱼）缺乏，以致菜烂鱼腐，破坏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第二、同意商业机关的收购计划，尤其在土糖收购，不责令及时收购，分局决定先由省借贷拨款，又迟迟不坚决拨下，阻迟了时间，造成下面农民恐慌，低价出售，私商裹手，市场混乱，影响了千万人民的生活，增加了现在收购的困难。

　　第三、批准财政厅的税收、公粮负担分配，造成全省许多地区征收发生严重的畸重畸轻现象，而畸重地区又造成了赶任务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作风，因而使一些农民卖牛、卖谷种，甚至卖小孩子来交公粮，交了粮后政府又必须回头去退还或救济，增加了农民对政府的不满，影响了生产情绪。

　　第四、同意缩编小学教师，毫无具体办法与步骤，使十数万小学教师及其数十万家属生活受到威胁，惶惶不安，漠视解放后工农子弟入学之迫切要求，忽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由于他们要求生活的呼声，增加了社会的紧张。

　　第五、批准交通厅的重点修路为普修公路的计划（幸分局发觉制止），几乎影响到党的覆查土改压制一切的中心工作。

　　（余如对渔产公司、木材公司、水利局的放弃领导，以致引起压低渔价，木材收购不合理，水利修建的浪费以及其他等等，仍须继续检查。）

　　这些错误的批示，自然就促使下层在执行时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种下了极为恶劣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不仅引起了国家不必要的财经损失（如盐场的废除与复晒，损失须二百馀亿元），人民安定生活的受到破坏，生产的受到影响，造成社会的紧张，尤其重要的是损害了党与政府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其严重性已等于犯罪，为国法党纪所不容。在检查领导的责任上，应该完全由我个人来负责。

## 三

　　造成我犯了以上错误的原因及其本质，有如下几点：

　　第一、我对于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离开政治领导而又不懂业务的糊涂任务观点。如废除落后盐田问题，只凭盐管局片面说是中央政务院决定，案经华南财委批准而同意他们的行动，没有研究中央政务院指示内容（裁废必须照顾盐民生活，要先有转业条件然后着手裁废。要采取逐步实施的方针，不能操之过急），没有考虑到这是牵涉到百数十万人民的生活，在国防最前线的海边引起了这样的波动的后果，没有想到废场后盐的供应在现在这样生产方式交通情况下，将如何保证不脱销；广东沿海土地这样少，如何能在土改中解决数万盐民的要求……等等问题，贸然加以批准，充分表明了我的领导工作丝毫不了解上级的处处为着人民、事事按照具体情况办事的正确意图，丝毫不了解下面实际情况，丝毫不考虑具体办法与实施步骤，并在工作过程中加以检查修正错误的意义，完全是对上对下不负责任的严重官僚主义。

　　第二，我对财经问题的错误还表现在领导的不抓本质关键，只凭着表面片面的主观办事。如收购土产特别是收购土糖问题，这是关涉到全省蔗农及糖业生活的千万人民的季节性的事情，解决得好与解决得及时，能令全省生产安定，生活安定，市场稳定，税收有望，否则将造成极端的混乱。我对这些问题重视不足或很少重视，只是轻信专业公司报告下面积压收购资金，而自己只想大量收购必须在年关前后，尤其春荒期间。因而违背了当前当地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违背了分局的迅速贷款收购，以稳定群众情绪，刺激私商收购的及时的正确指示，造成严重的农民恐慌抛售，私商里足不前，糖市混乱的后果。

　　第三、也正由于我对中央重要财经指示不严肃虚心学习，认识其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意义，又由于我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不信任下面干部的困难的反映，而单凭抽象、主观狭隘经验出发，因此工作方法就不能不依靠于各个单位做计划，自己机械批计划。而各个单位做计划的同志，或是仅凭片面材料，或是仅凭上面某些要求，或是只依据国民党时材料，就很难全面及适合地方情况，结果自己完全失掉了领导意义，变成无所用心的“精神干部”，整天埋在文件堆里，应付日常工作，对于文件的内容本质以及是否符合地方情况，是否与地方某一时期的中心工作有所抵触，是否有困难，尤其是对群众有利还是有弊，不能深刻研究，结果就反而变成为不正确的计划文件的俘虏。这样当然就不能做好工作，贯彻党的正确政策。

　　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以上错误之所以能形式，是由于我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的错误是分不开的。

　　像以上问题，都是带着浓厚的政治性政策性，都是牵涉到百千万人民的生活，都是牵涉到整个工作步骤与牵涉到各部门工作的互相配合，不可谓不为重要。但这些问题，都是只由有关部门提出，个人不经详细考虑而擅自批准，不仅没有提到分局会议上讨论，甚至连提到省府党组讨论都没有，严重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集中统一。由于自己的分散主义，因而影响到各单位的分散主义，各搞一套，以致党不能及时检查纠正各个单位在工作进行中的重大错误，使人民受到损失。这种无制度、无纪律的恶劣作风，在省级机关首先应该由我负完全责任。

　　从上所述，可以概括看到我的错误最突出的主要有二点：一是右倾思想，缺乏对群众疾苦的丰富感情；一是个人主义，不通过党的领导擅自决定重大问题，而又骄傲主观，不倾听下属意见，刚愎自用。因此，所犯错误，不是一般的而是有系统的，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的。如不作全面清算与深刻从思想挖根，我的错误是很难纠正的。即使一时能够纠正，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我个人来说，是异常危险的，对党的工作来说，必定使我对人民造成更多的罪过。

　　关于右倾思想问题，去年七月中央、中南局在纠正广东农民运动迷失方向的错误的时候，已经给我以批评及由我自己作了反省，我为什么墨迹未乾又重犯了错误呢？这是由于我当时的挖根不彻底，仅是一般的接受，而思想仍混乱。当时及其以后，我只认识我不会掌握运动发展的规律，因此强调了掌握政策而妨碍了放手，并非我对地主、富农有什么客气。尤其是当从来中央要纠正对华侨政策的若干偏差的时候，我便认为，既然现在要调整，为什么把我当时执行中央正确的一些政策也反掉呢？岂不是自找麻烦。

　　从今天来检查，事实上，这恰好正是我的右倾思想的本质。因为运动规律不能是抽象的东西，它必然包含庞大的物质基础。土改运动的物质基础，主要就是以贫雇农为主的农民队伍，因此必须大胆让贫雇农自己动手起来解决问题，这个群众基础才能扩大与巩固，土改才能胜利完成。我承认放手，又要放手后不偏差，就是等于不让放手，就是不要运动，就是不要土改，难道还不明显吗？这样把运动本质与运动过程分开来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是极其糊涂与错误的。

　　既然为着运动，而运动本身就不可能不有左右摆动的姿态，则当运动达到基本目的时候，来调整可以调整的若干问题，不是把运动补充得更健康了吗？（害怕运动会发生偏差，因而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认为群众运动中偏差不可免，因而采取放任态度，也是不对的。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预见和发现运动中可能产生的“左”、右偏差，并适时地加以纠正，使运动得到健康的发现。——中央注）这正是党对人民绝对负责始终负责的态度。我的右倾，就是不仅既怕运动猛烈前进，又对运动获得基本胜利，偏差必须调整的“什么时候唱什么歌”的正确意义毫不理解。我参加党已快到二十八年，而且一直都参加部斗争，为什么右倾想还这样严重呢？这不能不由我的出身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挖起。

　　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软弱、摇摆、软弱是重情感，摇摆则接受情感支配，因而年轻时狂妄对社会否定一切，企图把社会炸掉，明知其不可能因而反面则是对社会不满、消极。参加党以后不久，即接受反冒险主义、反盲动主义、反立三路线、反“左”倾机会主义的教育，符合我的小资产阶级右倾味道，对党的正确性的精神本质革命气概——善于组织阶级斗争、领导阶级斗争、不甚了了，因而向右发展为多，什么事都强调稳健，（强调稳健，强调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这和右倾思想并无必然联系，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中央注）以致跟不上形势规律的发展和要求，因而形成党在前进中的绊脚石，拉尾巴。

　　再加以解放前后，我完全住在领导机关（解放前在香港更糟糕），对下面实际情况不清楚，对人民生活不关心，周围所接触的都是城市的资产阶级与地富中分化出来的开明人士，不能不使自己的右倾根子取得了培养的机会而发展起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是任何住在领导机关的人，就会“对下面实际情况不清楚”，“对人民生活不关心”，同样地，也不是任何同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接触的人，就会受到他们的影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住在领导机关或到下属工作，也不在于同资产阶级有无直接接触，而在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工作方法是否正确。——中央注）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没有清算与挖除，就不只指导土改犯错误，指导财经犯错误，将来指导其他工作都要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将右倾思想由这个部门这个事件，搬到另一部门另一事件而已。

　　关于个人英雄主义问题，去年七月反地方主义时候，同志们也对我批评很多，而且自己也做了一些反省，但事实上从今天来检讨，我只解决了必须打破地方的小山头一团团，必须清理“五同主义”，纯洁组织，必须尊重上级领导，不可闹独立性几个问题，就是这几个问题认识也不彻底。因而对于同志批评我个人英雄主义方面，只认为是个人的恶劣作风，但我并没有什么野心，可以缓缓改，而放松了对这个最重要的错误根源加以深入的挖掘与攻击。对尊重上级的领导，也只简单化地认为是对中南局的尊重，因而没有提高到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互相对抗的问题，是个人与党的关系的问题，在组织上，是部门服从整体的问题，是组织一切力量集中于党的领导而非环绕于个人周围的问题，（组织一切力量环绕于党的领导周围与环绕于党的领导核心及其领导同志周围国，这两者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方方同志的错误在于：他不是组织一切力量去环绕于华南分局及以陶铸同志为首的华南分局的领导核心周围，而是把省府的力量置于自己个人的周围，去和华南分局分庭抗礼。——中央注）是分散与集中的问题，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的问题。因而在党分配我专管政权工作的财经部门以后，以为自己就是分局的代表，自己的意见就等于分局的意见，以为自己多管多做，就会减轻党的负责同志的负担，就是积极纠正错误，尤其就会表示自己土改虽不行，但别的工作还可以。结果思想不对头，在新的环境下错误又重新抬头与发展。这些错误表现在：

　　以个人代替党的集体领导，以为个人“能干”、“有本领”，敢下决断，因而以为许多事情既有上级指示，专业部门提出，而可不经党组、分局讨论，自己决定批准是没有问题的。

　　以个人包办党所分配的某一部门工作，不满意别人插手，甚至不满意党的负责同志的过问，以为既然是分配我专管，就信任由我负责，有困难我当然会报告，你又没有专门研究，一插手产生不同意见我就难办。相反的，对别部门工作，也采取事不关已，少闻少问，将来有错误也不关我的事。

　　拒绝同志善意建议与批评，以为别人不管业务不瞭解业务有许多困难，“自己试试看吧，光说道理有什么用呢，结果还不是解决不了问题。”

　　显然的，这些错误，都是过去错误的继续，过去对中南局不尊重，现在表现为对分局不尊重，过去对古大存同志不尊重，现在表现为对党组不尊重，过去家长制包办一切，现在出现以个人解决问题来表现自己。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对党不忠诚老实的支配欲、权威欲的个人主义的恶劣的表现。

　　正是由于这些错误的发展，结果便损害了党的统一集中的原则性，窒息了自己，孤陋寡闻，对错误毫无警惕，思想、政治不开展。由于个人包办，因而阻隔了干部不能及时取得党的正确领导，及时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由于不虚心倾听同志的改善工作的积极建议，因而使自己及自己所领导的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不自觉。

　　当目前我们党已巩固的成为全国性的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党的时候，当目前我们党正在领导反对美帝侵略并进行艰巨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巩固党在思想上、政策上、作风上的团结一致更为重要，没有什么比要求每个党员坚决产除自我、服从大我（“废除自我，服从大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改为：“坚决克服个人主义，加强纪律性，服从党的领导。”——中央注）为社会主义事业忠诚奋斗更为重要。而我，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的我，却仍然充满着极其恶劣的个人主义及极其危害的右倾思想，再加以骄傲自满，对新问题不虚心学习，不懂装懂，以致损害党的思想的统一，损害党的集中的组织原则，损害党与人民的亲密关系。而且这些错误是在党中央及毛主席亲自教导了我之后重犯的错误，则其错误之严重与不可饶恕，更为明白。如果我不能在思想上、实际行动上彻底肃清这些错误，我不仅不能为党做好任何工作，相反的，必然将继续犯罪，毁灭自己。

## 五

　　为着彻底改造我自己，以便今后能为党重新做点好事，我认为我应该：

　　第一、首先完全在思想上、行动上具体表现出拥护陶铸同志代表分局全体委员精神在此次扩大会议所作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不仅严正的批判了我的一些错误思想和其他的错误，是当前华南党统一思想转入生产的具体有力武器，而且总结上还有根据此时此地具体条件而本着中央、中南的指示精神的工作安排与组织调整。有最高的思想性，有明确的判别是非，有具体的工作步骤，有朝着向未来前进的正确方面，拥护与贯彻这个结论，一面工作，一面根据结论再作深入学习，联系自己思想更进一步检讨自己。

　　第二、请求中央停止我的领导职务（党内党外），使我不会在未有新的工作表现前重犯大的错误，而同时又可使我能有点时间，加强学习毛主席思想论著及马列主义一些对纠正我错误有关的文件，以便彻底打掉自己的以为有“工作能力”的骄傲情绪，能更好清算自己，而又表示党对纪律的严重，对党员的爱护。

　　第三、请求分局及中央对我的错误讨论后，正式给我以党的政府的正式处分，以伸张党和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教育我自己和与我自己有类似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不管程度深浅）错误的同志，以保证党和人民事业的胜利。

　　第四、要求在处分我以后，派我到下属多接近劳动人民的地方去工作，以便使我更能警惕，更能虚心向同志、群众学习，更容易去掉我的脱离下属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的主观片面的偏见，更容易考察我对上述错误的转变程度。

　　希望党，希望同志，对我加以鞭策，以配合我自己的努力改造自己，能从新从下做起、做好。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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