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陕西省工商业情况

　　一、陕西解放三年以来，经过了两次调整公私劳资关系等措施，在稳定金融物价、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等方面，获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经过了“五反”运动，严重的打击了私营工商业由旧社会带来的投机性，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受到了限制或被淘汰，正当的工商业均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50年，全省私营工商业共有39584户，从业人员93858人，资金3731亿元，1952年为42000户，较1950年增加了5．83％，从业人员为99000人，较1950年增加了5．45％，资金为6200亿元，较1950年增加了112．03％，（资金增多与统计工作逐步深入，并接近实际也有关系）。1952年内据不完全统计，棉花、粮行两业歇业者达1203户之多，行栈、运输、木料等业亦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据了解资金多转入山货、榨油、翻砂等业）。这些行业由于国家统一收购政策或不利于国计民生而被淘汰，是完全应该的。相反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却在继续发展与增加，1952年截止10月份以前，根据46个县（市）的统计，在户数上，杂货、百货、国布、缝纫等4个行业已增加了898户。最突出的是宝鸡市砖瓦、铸造等14个手工行业增加400余户，千阳县的农具业1952年较1950年增加了352户等。

　　二、在生产经营方面，“五反”后经过了工商业者座谈会，省工商业界代表会议等，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宣传工作，省与25个县（市）开展了物资交流大会，并及时地调整了批零差价，降低了贷款利息，扩大贷款面等一系列的措施，因而市场自1952年6、7月份起已开始恢复好转，某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有了显著的发展，1952年6月底，南郑市积极经营恢复生产或已基本恢复者已达2941户，占全市总户数的79％，7月份营业额较6月份增加了34．3％，和1951年同时期比较，土产山货业超过了75％，百货业超过了72．7％，手纺业超过了48．2％。宝鸡市私营工商业，7月份铁工、五金、杂货、百货、药材等9个行业的营业额，超过了1951年同时期的24．2％。蒲城县兴市镇百货、杂货、国药等3个行业，1952年1至10月份的营业额较1951年同时期均超过了95．6％以上。如百货业党守信号，1951年营业额为6076．48万元，1952年增至9481．2万元，超于1951年的56％。国药业一言堂号，1951年营业额为5509．58万元，1952年增至9513．93万元，超于1951年172．6％。杂货业德胜福号，1951年营业额为1729．68万元，1952年增至6436．02万元，超于1951年267．7％。绥德县私商的营业额，每季则达货金的3至5倍，特别是经过第四季度，各地物资交流工作的深入开展，各级市场，愈现活跃。11月份朝邑县（此县现已归划大荔县）平民镇召开的物资交流会，成交达14亿之多。长安县的物资交流会成交额超过原购销计划10亿元的170％。全省截至12月中旬，共有25个县（市）召开了物资交流会，购销总值达1470余亿元。总之，陕西省目前特别是冬季以来，在各级党委重视了初级市场的领导以后，各县（市）的市场情况，一般是恢复了，有些还发展了，但还存在着以下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得到解决。

　　三、陕西省各县（市）私营工商业，特别是商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公私营比重发展的不够平衡。中级及沿铁道线的城市，一般的国营公司的零售业务约占30％左右，突破了政策所规定的范围。如宝鸡市国营公司的零售业务，在1952年1至10月份已由1951年的16．1％增至38．08％（包括合作社），私营则由1951年的83．9％，降为61．92％。以季度来看，该市区国营公司（包括合作社），1952年第三季度则由上半年的23．64％增至39．57％，私营则由76．36％，降为60．43％，初级城市，国营零售额平均约占12．55％（包括作合社3，71％），私营占87．45％。有些山区国营公司力量很弱或没有建立据点，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总之国营零售业务在部分城市发展的较快了些，同时合作社经济至1952年第三季度已由1949年的330个基层组织，发展到779个，零售网达1587个，交易总额1952年一、二、三季度即达7304亿9527万元，较1950年增加了706．23％，这自然就缩小了私商的经营范围。

　　其次，在调整商业前，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批发起点方面，一般偏低，原订百货为7—9％，给私商利润过小，不愿和公司做生意，如渭南市精商嫌贸易公司货利小，而去上海买货。延安和西安的差价小，私商多去天津购货等。批发起点过去在宝鸡、南郑、渭南等城市，均是布一匹，纸烟一条等，使私商感到我们的批发代替了零售业务。这样，我们不但不能贯彻以批发为主的经营方针，且形成了零售业务方面公私竞争的市场混乱现象，同时也失去了国营经济的统一的领导作用。

　　第三，在市场管理和工作作风上，某些地方国营公司和合作社的一些干部，因有独揽思想和营利观点，工作方式方法简单，曾引起了部分私商的不满。如扶凤县贸易公司和周至县祖庵合作社的营业员，用嗽叭筒在街上向群众宣传说：“奸商货不好，价又高，都到公司、合作社去买货。”宁陕县区乡干部限制群众买私商的货，有一老乡买货后，回去还作了检讨。另外还有部分地区的干部，为了完成自己的营业任务，越权管理市场，干涉私商正当贩运，甚至擅自扣留私商贩运的商品，机械划分市场范围等。如临潼县合作社把私商买的菜子扣起来，直至发沤（经批准已作了赔偿），蓝田县政府和合作社联合指示区乡，委托合作社管理市场。宁强、商洛等地区对采购木耳、花椒、桃仁的私商，要采购证。阳平关规定国营收购木耳80％，私营20％。渭南贸易公司、合作社连黄花菜也包收了。税收工作方面：有些干部则对私商有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想，三原县税局干部在评1952年第三季度营业税时，对一个28户的行业，照加了27户，形成了无原则的评加面宽现象。南郑市税局干部对外来私商运到的货物，不按照质量好坏，一律照上等货征税。以上这些不但影响公私关系，增加了私商的经营顾虑，感到前途暗淡，且违背贸易自由政策，阻碍了物资交流。

　　第四，劳资关系问题。在“五反”运动结束后，劳资对立情绪一度曾表现突出，目前问题已不甚大，但在工会部分干部思想上，程度不同地还存在着“左”的（主要的）或右的情绪。三原县工会干部对工人、店员不很好地从团结资方搞好业务方面去进行教育，单纯地追求工人福利，机械地执行工时制度。在1952年第四季度学习中，没有适当地研究支配工人、店员工作时间，只强调早上天冷，不便工作，晚上又要学习，结果形成了该市区的木工、缝纫两业，每天工作仅五六个小时，影响业务经营，工作效率一般由原来的基础上降低了30％左右。另外，还有些地方，如陕北、陕南和关中的一些较小集镇，由于部分干部对劳资纠纷问题的处理迁就、拖拉，不积极地去从团结斗争，教育改造等方面去着手工作，只看到了“五反”后，资本家或者商店主已经驯服了我们，不会再有什么，放弃抓紧思想教育，及时解决问题，因而个别地区迄今还有严重的打、骂、解雇工人、店员的问题发生和工作超过12小时的现象。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工商等有关部门的一些工作干部，对长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党的工商业政策，在思想上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我们目前还不可能代替私商、私营工商业应得其所并有一定发展前途的实际情况体会不够，工作方式方法简单，不善于运用团结斗争、斗争也是为了团结的策略。因而在发展过程、经营范围、工作作风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盲目冒进的错误倾向，发展的过快过猛过早，挤了私商。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省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陕西省调整商业具体方案，并发出指示慎重稳步地贯彻执行。

　　· 来源：

　　陕西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