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批转东北局农村工作部王录等关于绥中县九区王宝山村及新立村的检查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农村工作部：）

　　东北局农村工作部王录等同志在深入一村检查后所作的报告很好，其中着重提出：由于对党的政策宣传上的片面性，而引起对小农经济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和领导上放任自流态度的萌芽，这是反对急躁冒进后，很容易滋长的一种倾向，必须切实注意防止。但在防止这种偏向时，必须一方面广泛地、正确地宣传使农民大家富裕共同发展的互助合作新道路，批判少数人剥削致富的大多数人受剥削而陷入穷困的旧道路。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地帮助合作社员尤其注意帮助其中的积极成份——贫困农民搞好互助合作，巩固社内的团结，真正做到多打粮、多收入，并团结社外多数农民的办法来与富裕单干户比赛，并影响他们，吸引他们靠近互助合作运动，要防止恢复过去打击单干户和简单地、硬性地从行政上限制农民自发趋势的办法，致重复过去的紧张局面。须知右的自流倾向和左的冒进倾向，同样都会破坏互助合作而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必须始终注意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克服左右偏差，以保障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9月26日

　　（附：）

## （一）东北局农村工作部的批语

## （1953年8月17日）

　　各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农委并报中央农村工作部：

　　王录等同志，在辽西省绥中县九区王宝山村和新立村的检查报告，是很好的。它的好处：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今年农村工作中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和政策思想三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我们各省、县领导机关，应当有计划的组织这种检查，做到心里有底，以利改进和提高农村工作和领导。其次，这二个村都是重点村，同时，在政策宣传教育方面有单放一面的偏向，估计，在我们全区属于这种情况的，可能还是少数。但是，在警惕领导上更好掌握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方向、政策，并注意全面精神，能以看到这种“萌芽”，是必要的。兹印发各地参考。

　　 东北局农村工作部

## （二）王录等关于绥中九区王宝山村及新立村的检查报告

　　（赵部长并转东北局：）

　　7月间我同王增、黄克、武聚中、曹健同志5人，组成一个小组，在辽西绥中县九区王宝山村和新立村了解一些工作情况。因为有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国栋同志的帮助，使我们较快地了解到很多情况。但因为时间短，在王宝山村住了8天，在新立村只住两天，了解的问题不够深刻、全面。在王宝山村对农民思想状况的了解，虽然费时较多，但也不够细致。这个地区是1949年完成土改的。地少人多，每人分地不足3亩，挨近铁路，副业较为发达，几年来农民生产、生活都有很大的提高，现将我们了解的工作情况，摘要报告如下：

## 一、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略）

## 二、互助合作情况。

　　两个村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王宝山村刘洪达社是1952年建立的，当时只有19户，今年扩大到43户。现男女整半劳动力共73个，土地68.31垧，骡9头，马6匹，驴2头（其中政府发给的马骡共10头）。胶车、铁车各2辆，粉房2处，公有猪43口，羊44只，银行贷款3900万元，连同去年贷款未付清者，共欠5129万元，同时政府还贷给新式马拉农具一套。

　　刘金社是：有二年互助基础的8户贫困农民在今春组织起来的，他们在今春曾要求入刘洪达社，困未被吸收，而自发搞起来的。全社共有土地8.09垧，又租入了1.76垧地，男女整半劳动力13个，3头驴，花轮车1辆，同时还设有1个随着忙闲季节而决定开停的粉房，公养母猪1口。

　　新立村刘恩厚社是1952年成立的，原7户，今春发展为31户。男女整半劳力56名，马1匹，骡7头，驴3头，铁车4台，花轮1辆，公有猪30口，羊36只，豆粉房各1处，并设有1个代供销社售货的推销站。全社除3户较为贫困的农民外，有16户原土改时的中农，8户佃中，其余全是土改后上升起来的比较硬实的农户。从社员入社动机上看，大体可分以下几种：(1)整党后党员团员积极领导；(2)有些富裕户对政策不托底，“晚入不如早入，入社比分了强。”；(3)有几户原是一贯道的骨干分子（两个坛主，一户儿子是点传师，一个“引进师”，一个“前人”，但都无大活动）。在政府反对一贯道后“为求进步”而入社： (4)刘洪达社的影响。

　　三个社共同的进步方向：

　　第一、地侍弄的细致，大部庄稼都完成了三铲三趟，大部高粮、苞米都作到了等距全苗。粪肥也较为充足，一般的每垧地多于群众一车半，仅刘洪达社追硫安即达6500斤，占全村施用硫安总数的1/3。庄稼长的好，又粗又黑，与社外庄稼显然不同。

　　第二、在经营管理方面；经验日益丰富，有很大改进。刘洪达社去年开支占总收入的57%，今年已减至37%。整顿后明年将减至15%左右。在计算劳动上推行计件定额的办法，大大地发挥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其他两社用副业收入就能抵住生产开支。无疑社员的收入将大大增加。

　　第三、由于庄稼好，丰收有望，同时在经营上又有若干改进，多数社员的情绪还是正常的，社的本身也是巩固的。

　　两个大社共同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样子太高、太大，距离群众太远。对刘洪达社，群众反映：“政府缺啥给啥，谁有那末大的力气！花消太大，到秋分不到粮食!”对刘恩厚社：“人家都是一帮大中农，够多硬实！别人算办不起！”两个社特别是刘恩厚社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威信是不高的，群众并不佩服这样的“样子”。

　　其次是：在处理车马问题上，两社都是采取作价归公的办法，刘洪达社是三年还清不给利息，刘恩厚社则是，退社还钱，不退不还。在占用社员房屋上，都是不给代价，甚至坏了也不给修理。群众反映：“不用问，合作社是谁有用谁的，到了‘社会’一定也是这样。”

　　另外，这两个大社都因为户数太多，领导困难，刘洪达社尤为严重。不仅召开社员大会的时候，通过一个问题很困难，管委会开会也很难把思想弄的一致。平时劳动生产，时常发生浪费工和窝工的现象。

　　刘金社，虽然气派不大，在领导上还存在着一些落后性，如在劳动上，不分强弱一律10分，只记误工，没有什么财务制度，在改进技术上，不敢大胆地接受新的经验等等，但因为户数少，骨干多（4个党员1个团员），大家团结一致，在经营管理上兢兢业业，不摆摊子，不欠债，庄稼时弄得细，副业搞得好，劳动力分配简单，不窝工、不浪费，所以社员都很满意，社外影响也好，群众反映是：“别看人家小，搞的可不坏。这样干，闪不了腰，岔不了气，又能将就人。”

　　广大农民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非常关心的。有些农民对合作社的内部情况非常熟悉，有的老农天天到合作社的地里看庄稼。合作社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农民们在街头巷尾上谈话议论中一项主要内容。为什么农民们这样关心合作社？根据我们了解：

　　（一）在农民群众的眼里，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国家政策的代表”，他们常看合作社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法，来估摸党的政策，合作社某件工作搞得合情合理，他们就说：“国家政策好”，某件事处理不当，他们就对党的政策发生怀疑，因为他们亲眼看着区上、县上的人“来了就到社里去”。从这里也说明：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大意义。

　　（二）在事实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生产上，首先实行技术改革，这些改革在多数农民中间有的是半信半疑，有的是为力量所限无力进行，而合作社则在使用新农具上，在推行等距宽播上，在使用化学肥料上，处处大胆大量地干，而庄稼确实长得与众不同，而所有这些都和他们的生产、收成以及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有些农民，特别是参加在互助组里的农民看着合作社怎样干，自己就怎样模仿。在春季抗旱时是这样，在苞米单作上是这样，在用硫安追肥上也是这样。从这里也就说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在农村中改进农业技术的巨大的推动力量。

　　（三）在农民群众看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是一个新的东西，是他们完全不熟悉、不了解的新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办法，这是国家所提倡的，无疑是他们自已前进的方向，正像前些年农民对待互助组的态度一样：“办得好，我就参加。不行，我就等几年看看。”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合作社办得好坏，对于引导广大农民实行逐渐地合作化，对于改造农民小生产者，在客观上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它不仅对广大农民起着重大的教育作用，并且也影响合作化的速度。在这里脱离群众的“样子”不应再行提倡，群众喜爱的“样子”则应加以推广。

　　对于这些合作社内部工作的具体改进意见，在那里同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国栋同志在一起，也研究了一些，这里不说了。

　　两个村互助组的情况和问题

　　从两个村40个互助组（常年组13个，其余为三大季和插犋组）中看，整个说来比去年有了进步和提高，表现在：

　　（一）多数的组，不光在一起种了地，并且在今年这样紧张的夏锄中，一直坚持下来，其中有些组是散而未垮。以王宝山村为例，东山子屯4个组31户，夏锄仍在一起19户，西山子屯3个组22户，在一起4户，西营子屯5个组45户，在一起15户，杨大首屯2个组18户，在一起9户，梁家屯2个组17户，在一起10户。而去年多数组在夏锄中都是空架子，只是在贷硫安的时候还有组，生产则是各干各的。

　　（二）大部分组，都根据今年夏锄的情况，适时地、合理地提高了工价，并进行齐工找价。两村大部组一般的都把过去订的7000元工价，提高到1.2万元到1.3万元。同时，有些组是一遍地一清工，作到一季一清工一找价。

　　（三）在劳动力使用和分配上，也进了一步，有些组在夏锄都采用了统一领导，分帮轮铲，解决了先铲后铲的矛盾，庄稼侍弄的也比较好。它们都共同的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不少的组，富裕农民掌权说了算，他们坚持不提工价，并且铲趟都要搞在前头，有的虽不掌权，但在组内扰乱。有的把地种完铲完，便牵着牲口退了组。

　　(2)部分组人马工价问题，解决的还不够及时，有的组人工工价低于组外市价一半，也不及时提高，因而地少劳力多的贫困农民，只好到组外卖工夫，富裕户怕地铲不出来，也在到处雇工夫，组内剩下来的大部是“平和”户。

　　(3)缺乏经常领导，致使互助组在某种程度上陷于自流状态。王宝山村，自春耕后，支部没有召开一次专门的会来研究互助组的问题。新立村好些，小组的巩固程度较王宝山子村为强。

　　从以上情况看，我们体验到互助组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合理而又及时地解决两利问题，是巩固互助组的中心关键，事实证明：抓住了这一点，互助组就会得到巩固；反之，互助组便容易散花。新立村在夏锄中，只统一解决了组内工价一个问题，因而互助组在夏锄中便比较巩固，而王宝山村没有这样做，结果退组的户数就比较多，垮台的小组也比较多些。

　　第二、村支部应把领导互助组当成主要的任务，实行重点领导，及时摸清问题，适时召开互助组长会议，是搞好互助组的主要方法。目前业已发生了的放任自流的倾向，须要加以克服。

## 三、关于政策教育和农民各阶层的思想动态。

　　春耕以前，王宝山村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在部分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中间对于扩大再生产存在着若干思想顾虑，有些人把大牲口卖了买成驴，把大驴换成小驴，还有自动找没有车马的农民成立公有组的。这种户虽然为数不多，但影响颇大，弄得一般的中农户心里也没有底。县区领导根据这种情况和省委的指示，从整党民主补课开始，就不断地在群众中进行了政策教育，并且认真地纠正了合作互助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方法是在布置与检查备耕、春耕和夏锄的村干会、村的互助组长会和其他的小型会上，反复地讲解了党的社会政策，并且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其收获是：急躁冒进偏向在春耕期间已基本停止下来，打消了部分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的思想顾虑，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教育了干部，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强迫命令现象已经看不到了。

　　这是进行政策教育，反对急躁冒进的收获，亦即其主要或基本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在这里所进行的政策教育，在内容上着重的是社会政策，在讲法上是：借贷：双方自愿，利息不限制；雇佣：劳动不过来，随便雇人；土地租佃：双方面议，租额不限制；土地买卖：除地主、富农以外，买卖都不限制。在互助合作政策上：允许单干、不强迫，入组、入社、出组、出社自由。在方法上是县区领导直接与群众见面少，多系村干部在互助组长或行政组长会上讲的多。在讲法上，着重解除顾虑，一直都在放劲：这样“许可”了，那样“自由”了，这样“随便”了，那样“不限制”了，加上对互助合作的领导有些放松等等，就在不少的群众、党员和村干部的思想上，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政府的政策变了”，“国家制度放松了”等等。在各阶层农民和党员、干部、积极分子的思想上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他们的表现是：

　　富裕中农。在舆论上；“还是政府的政策好，这样办往前奔的才有劲。”“不拿鞭子赶，我算不进去啦”（组、社），“只要叫单干，我就自在几天”，“到啥时候也有穷有富，土改一样分的地，为啥人家被分了还能发展起来，为啥单有受穷的呢！”，“旧道路有优点”。对贫困党员：“你为人民服务，死了活该！”

　　在表现上：(1)有的在互助组里把自己的地首先种完，种完地就退组，有的把自己的地首先铲完了，随即退出组来；(2)在组内、社内搅，搅散了好单干，抓着毛病就破坏，无事生非；(3)在组内坚持不提人工工价，组外工价一万四、五，他们坚持七千、八千，“咱们不是互助吗，为啥要提工价!”；(4)退组雇工铲地，铲完了地就宣传，“你看这多利索，好几十亩地，一天就完了，看互助好，还是单干好！”

　　但他们并不满足，从我们找到的几个典型人物中，了解到他们的要求是：(1)对他们不要多管，一切都不要限制。“庄稼院的事，政府不用那么操心，不管他，他们倒放心大胆，要是这也管管，那也管管，他就有顾虑了。”(2)不要组织互助合作。“组织这玩艺有啥用项，把群众都影响了，雇工的不好找，卖工的不随便。”(3)要求我们把穷人管好，来保护他们。“这往后有买地的就有卖地的，有添工的就有卖工的，穷人非多不致”，“旧国家时候，庄稼熟了七成收、八成丢，偷庄稼的蝎虎”，“住在村头子上也不安稳？政府得想法子”。但富裕中农也不等一样，有的家庭劳力多，参加到合作社里虽然车马公有了，但分粮特别多，对自己有利，表现积极、进步，在合作社里已经稳定下来。如刘洪达社张权男女劳力7人，去年分粮50多石。这是少数。

　　贫困农民（真正的贫民、不是二流子、懒汉）一部分党员和组、社内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反映是：“政府政策一掉过来，他们都反性了!”“提倡单干，人家发展得快，咱们早晚还不是给人家扛活去？”，“光这么着，不奔‘社会’了吗？”，“要是国家制度不放松，互助组、合作社都轱辘起来，他们能雇着工吗？有卖地的吗？谁借他们的债？”，“这样松下去，互助组、合作社都得垮。”

　　他们表现，对党不满：“政府政策，一紧一松，三改两改，弄得五迷三造!”有些人消极悲观，“这年头有钱的就是好汉，有膘的就是好马！”有的贫困党员因为在互助组里听喝受气，耐不下去，退出来，支部召集开会也不愿参加了。但参加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的贫困农民、党员，虽然也有一些不满情绪，但大部都很坚决，他们表示：“别人都退出去，咱们还是干，有了这些底垫，啥也不怕!”刘金社八户都比较贫困，内部没有什么波折，情绪还正常。有的骨干表示：“共产党培养我这多年，咋的也不能灰心!”

　　他们的要求是：(1)恢复从前的那种紧张空气，“他们全看‘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一紧都塔拉脑袋了，非紧不行”。(2)实行累进税，“非累征不行，他们的劳力少，土地多，收入超出我们太多了”。(3)查他们的“漏网”“查几户都老实了”。(4)“互助组还不行，非把他们弄在合作社里，按劳力分粮，有几年就拉平啦”。(5)“跑经济上税，税大一点他们就不倒登了”。

　　很明显，富裕农民要求毫无限制地自由发展，觉得政府支持了他们，趾高气扬；而贫困农民，积极分子和一部分党员干部不甘于这种憋气的情况，又不是从积极搞好互助合作，以竞赛的办法来显示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借以团结多数农民，而是单纯地想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给富裕农民以严格的限制和打击，在他们当中，“左”的情绪正在酝酿着。

　　一般的中农，“中流户”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舆论是：“人随王法草随风，叫咋的就咋的呗”。互助也行不互助也行，不互助也饿不着。”“正庄的庄稼人啥时候也饿不着”，“看人家槽上有牲口，圈里有肥猪，忙的时候添几个工，日子过得多坦和!”“一样分的地，为啥能过不好呢？过不好的都是不正干。”有些力量不足的户说“还得对付个换工组，光说单干有那么大的力气吗？”

　　他们当中有些人跟富裕户一鼻孔出气，糟贬穷人。按积极分子的分析，他们是：“那头硬随那头，现在咱们屯子里人家的气壮。都随过去了。”有些人力量不足，需要互助，在互助组里坚持不退，在合作社里的全看秋后的分配，分配的合适也不想退。多数人模棱两可，“两头晃”。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

　　（一）进行政策教育，不能单放一面，不能片面地宣传社会政策，宣传社会政策也不能一切都毫无限制。这样做法在实际上所得到的结果是：给一心向往旧道路的富裕农民撑了腰，给党员、干部、贫困农民和互助合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泄了气，对互助组和合作社则是松了劲。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党的政策变了，对于方向、道路又重新模糊起来。这样当然也就与我党在过渡时期引导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大家富裕的新道路的根本的方针政策是不相符合的。同时在这里区村领导上对于“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扶助贫困农民，团结个体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限制富农剥削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使个体经济经过各种类型的互助组，逐步过渡到合作化或“集体化”的政策，还是不够清楚明确的。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经验，即政策教育必须全面系统，正如中央和东北局历次所指示的：国家工业化，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方向和远景，新旧道路的对比，互助合作大家富裕的方针，还应当是我们进行政策教育的根本内容，只有首先讲清这些根本的政策，同时也讲清关于我们对于借贷、雇佣、土地等的社会政策，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才能提高农民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否则在实际上等于只提倡、只支持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不提倡、不支持广大农民自土改以来所发扬起来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违反了大多数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对发展农业生产则是不利的。

　　（二）依靠谁去贯彻执行政策，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纠正执行政策的偏差？这是在宣传政策时、在纠正执行政策的偏差时，在克服急躁冒进时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王宝山村在进行政策教育中，没有背靠，没有阵地，没有首先解决干部党员和互助合作中的积极分子的思想问题，不能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去改进自己的工作，去团结多数，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当然也不可能体会到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从而对党表示不满，以至悲观消极，这样就必然对工作造成损失。因为这些人一直都是积极地拥护党的方向，坚决地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为了搞互助、合作不顾家庭和亲友的责难，有时宁肯自己吃亏，把日子过得很紧。而在实际上他们一直都是发展农村生产的领导力量，是走新道路的带头人，离开他们，任何工作任务都是无由实现的。

　　（三）这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东北局在去年农村工作会议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新旧两条道路的斗争，即党所领导的互助合作运动与资本主义自发趋势的斗争……。并已成为目前农村中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这种矛盾和斗争，不仅表现在广大农民中间，也存在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内部，同时也存在于党的支部组织的内部。这种自发趋势以某些富裕农民为代表在极力挣脱一切限制，为图自由发展，自发地向旧道路前进，他们制造舆论，争取群众，歪曲国家和党的政策，公开或暗地破坏或从思想瓦解互助合作组织；而他本身是劳动农民，善于经营，日子过得好，经济发展得快，常常在农民小生产者中间，引起同情、羡慕和向往。忽视了这一方面，一味地宣传“自由”、“随便”、“许可”等等，恰恰是助长了这种自发趋势，从而瓦解了互助合作。

　　另一方面，在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中间又常常忽视了以搞好互助合作，充分发挥其优越性，以巩固发展自己，团结多数农民的办法来同那些富裕的单干农民进行竞赛的根本做法，他们习惯于采取简单的、硬性的限制或斗争方法，而实行这种办法则势必重新恢复去年的那种紧张局面，也必然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脱离多数农民群众，并在实际上伤害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只有积极稳步地巩固、提高与发展互助合作，提高农业技术，搞好副业，增加收入，来团结多数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支持下同那些富裕的单干农民来进行竞赛，才能使这种自发趋势的发展在实际上受到限制，使他们不致自由泛滥。这是限制富农经济发展的主要的或基本的方法。这是在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中间必须反复、耐心进行教育的。当然在社会政策上，如借贷、雇佣、土地租佃、买卖等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亦应有所限制，如高利贷仍应反对，雇工的经济、政治，应给予适当保障，土地租佃、买卖应有所控制等等。否则在某些地方业已发生的逼债及某些贫困农民破产还债，过苛地剥削雇工、限制雇工政治自由、挤种、套买贫困农民土地的现象，仍将不断发生，而在实际上，这是破坏农村生产的。

　　王宝山子村由于在进行政策教育上，发生了片面的缺点，所以在人们的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上，开始显露了一些问题，但因为时间还并不久，问题也并非十分严重，现在只是从对一些人们的思想发掘当中，从一些表现出来的现象上，看出这样一种萌芽，适时地发现并加以注意和端正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在王宝山协同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国栋同志，做了一些工作，从思想上廓清了支部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的糊涂观念，在工作上给他们一些支持并帮助他们研究了一些改进互助合作的办法，补充地讲了方向、前途和一些基本的政策，也指出了正确执行社会政策的必要性，着重地说明搞好互助合作，团结多数农民等等，空气已有某些改变。但对这类村屯，如果看不到这种萌芽，无视这种实际情况，任其自流下去，就将对工作造成更大的损失。

　　· 来源：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