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宣传部关于印发“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通知

　　现发去“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供向干部和知识分子作报告用的提纲），供各地向干部和知识分子作报告时参考。

##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供向干部和知识分子作报告用的提纲）

　　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是全国人民在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1、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大大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现在，以胡风事件为引线，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一个揭露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且将要取得更大的胜利。

　　2、过渡时期是一个紧张复杂的阶级斗争时期。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总是要经由他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实行反抗。除了国内的敌人，国际上的帝国主义者也要拼命反对我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内外的敌人总是要联合起来，配合起来，妄想推翻我们的人民革命政权，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就不仅不会缓和，反而是更加尖锐化、复杂化了。所以，决不能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看成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乃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复杂化必然的结果和具体的表现。

　　3、在过渡时期这种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和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必然采取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加紧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敌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是有无限威信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十分巩固的，因此，反革命分子要进行破坏活动，其最阴险毒辣的一种方式，是采取两面派的、隐蔽的形式。这是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堡垒。全国解放以来，我们曾经进行过镇压反革命运动，给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以重大的打击，但对大批采取两面派手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加以坚决的揭露和处理。相反，他们已经钻到我们的“肝脏”里面，进行破坏活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就是一个证明。而且既然胡风集团中的反革命分子可以用两面派手法钻到我们的文艺战线和各个部门中进行破坏，那么可以设想，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然而且已经在财政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建党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部门中钻了进来，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了。所以，决不能以为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就再没有两面派的反革命分子隐藏在革命队伍里了。相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绝不是全国人民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结束，而正是这种斗争的开始，我们应该接受教训，展开斗争，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坚决彻地加以肃清。

　　二、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和被揭露的经过

　　1、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已由其全部活动的事实所证实。这一集团的成员，据初步调查的材料，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为其基本骨干的。这个集团的头子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蔪春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胡风的大哥张明山是一个反动的恶霸地主，他高利盘剥，奸淫农民妇女，农民叫他做“五毒”，但胡风对他极为亲密，把他歌颂成一个具有“爱劳动、自我牺牲”的善良“德行”的人。甚至到解放以后进行土地改革时，胡风还一再写信向当地人民政府，坚决保卫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风曾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他在北京，被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1927年以后，胡风在武汉、南昌的国民党部和“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可见他从1925年起，就不是什么“追随革命”，而是脱离革命，背叛革命了。后来他到日本去混了一个时候，作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从日本回国后，在1933年左右又混进革命阵营，在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从内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胡风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如潘公展、张道藩等，都有联系。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阿垅（陈亦门），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混了一阵之后，到西安立刻当了胡宗南“战干四团”的少校军事教官，又进了国民党的陆军大学。绿原曾被调到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工作。芦甸当过国民党的联保主任，参加“反共自卫队”，进过国民党“中央军校”。贾植芳当过“扫荡报”的编辑，还做过土匪。其他像耿庸、杭行（罗飞）都是当过反动军官的。胡风集团不仅收集了各种反革命分子，而且打进了各种部门，不论政府机关、财经文教机关、工矿企业、群众团体、人民解放军（包括空军）和公安部门中都有他们的人混入。各国各地，连内蒙和西康在内，都有胡风分子。所以“文艺”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幌子，胡风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政治集团。

　　2、胡风集团是以推翻人民革命政权、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反革命的复辟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的。20多年来胡风及其集团的活动，集中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上。中国共产党乃是今天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是各种革命力量的核心。在今天的中国，任何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其性质就是反人民和反革命的。自然，我们必须进一步查清胡风集团中每一个分子的具体的政治背景和来历，但是，胡风集团的总的反革命性质是已经由揭露出来的材料所确切证实了的。

　　3、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是20多年来一贯的。胡风在1933从日本回国混入“左翼作家联盟”后，专门挑拨党的文艺工作领导同志和鲁迅先生的关系，破坏革命文艺战线的团结。抗战以来，胡风对国民党采取了“小骂大帮忙”的办法，即有时小骂几句，但把攻击的主要目标针对着革命的文艺界。他反对党在文化上提倡民族形式和尊重自己历史的主张，他诬蔑党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警察文学”的理论。1942年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胡风却在他所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疯狂地宣传主观唯心主义，并且鼓吹说这是“一个使中华民族争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他鼓吹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反对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战争时期，他鼓吹“到处有生活，到处有斗争”，用这个欺骗性的口号阻止青年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他们提倡自发斗争，反对人民群众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实际是反对共产党对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甚至诬蔑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是“屠杀千百万生灵的可怕的屠刀”。他把一切革命作家的作品，说成不是“主观公式主义”，就是“客观主义”。总之，他们的活动，是集中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的文艺方向。党向他展开批评，党的负责同志找他谈话，他表示了极端的对抗情绪。胡风集团当时正是用这一套办法来扰乱革命文艺界的阵线，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艺的压迫的。全国解放以后，胡风及其集团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更加有组织、更加扩大并更加疯狂了。胡风对全国人民的解放感到“绝大的苦闷”，说是等于“带上了枷”。胡风指示他们集团中的分子一面“争取人，联络人”，建立据点，钻到共产党和革命组织里来，一面“从理论上去做‘挖心战’”，“想从这一步去推动实际的局势”，胡风并且宣誓说，他要“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髒臭的铁壁（指人民革命政权）击碎的。”胡风配合着蒋介石反攻大陆“5年胜利”的叫嚣，鼓励他的党徒说，“以5年为期并不算悲观的”。而这次向中共中央上30万言书，和借“文艺报”问题发动疯狂进攻，乃是他们20年来反革命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他们反革命罪行的最高峰。

　　4、胡风集团揭露的经过。长时期以来胡风及其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和他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在揭露过程中，党所领导的思想斗争，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是起了重大作用的。由于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文艺整风等运动，群众和文艺界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反革命的思想就孤立起来。1952年党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了批评，思想斗争更加深入了，胡风集团就起了分化。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舒芜分化了出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这些情况，就迫使胡风集团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1953年胡风从上海搬到北京来，积极布置他的进攻计划。1954年初，胡风在路翎、绿原、谢韬、阿垅、芦甸、欧阳庄等参加之下，草拟了30万字的“报告”，并在1954年党的四中全会以后，假借响应中央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号召，把这个“报告”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在这个“报告”中，胡风有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接着，胡风在1954年底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借着讨论“文艺报”的错误时开了大炮，发动了疯狂的进攻，胡风集团集中火力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说这个领导是“机械论”、“宗派主义”的统治，是“军阀统治”。他们在表面上是反对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等少数这些几个人，其实这是一种借口，他们实际上是用的封建设会里“清君侧”的手段，来反对和企图整个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其最后的目标就是要人民政权倒台，让反革命复辟。但是，胡风及其集团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进攻，引起了群众极大的愤怒，他们的反动“理论”遭到彻底的批判，胡风看到形势不利，赶紧拿出“我的自我批判”，并指示他的党徒退却，企图暂时“躺下装死”，继续隐藏在革命阵营中乘机再起。可是他们的猖狂进攻的行动，加上舒芜交出的胡风的密信，终于把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

　　三、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纲领”和“理论”

　　1、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胡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系统地提出了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纲领”。在这个“报告”中，胡风污蔑中国共产党把“五把刀子”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他针对着这所谓“五把刀子”，提出了他的5条纲领。还有1条，是在他的“作为参考的建议”中提出来的，这个所谓“建议”，也是他向中共中央“报告”的一部分。

　　第一条，胡风反对所谓“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其实，谁也没有讲过作家必须“首先具有”了“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创作。就是在共产党里，对一个党员的要求也不是要他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做党员，共产党只是要求党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对于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也只是要求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非党员，是提倡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他们在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生活，进行创作，并不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学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创作。胡风的这一捏造的本意，就是要反对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把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章程里，而胡风却反对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无数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叫做“机械论”，叫做“冷冰冰”的东西，原来他是怕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怕我们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怕我们思想进步。胡风的这条纲领是向文艺界提出来的，但它却是一条普遍性的反革命纲领。因为如果照着胡风这条纲领做去，作家既然应该反对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那么，工程师、科学家、教师、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切思想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都应该反对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对了。解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还能建设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呢？

　　第二条，胡风反对所谓“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算生活”。这句话也是胡风的捏造，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工农兵生活和日常生活难道是互相排斥的吗？工农兵有工农兵的日常生活，资本家有资本家的日常生活。胡风捏造这句话的目的何在呢？原来他是反对提倡作家去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反对作家为工农兵服务。因为反对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是反对提倡作家去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反对作家为工农兵服务。因为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是作家为工农兵服务的主要条件。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是有困难的，这种困难是“不懂，不熟，英雄无用武之地”。“不懂”和“不熟”，就是不懂工农兵的语言，不熟悉工农兵的人物。知识分子作家既不懂工农兵的语言，又不熟悉工农兵的人物，就算想为工农兵服务也没有办法，所以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要克服这个困难，要就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去同群众打成一片。可见熟悉工农兵的问题，也就是知识分子要不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讲，为工农兵服务，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界线问题。胡风正是以反对熟悉工农兵的生活的手法来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且，要不要为工农兵服务，不仅是文艺工作的问题，一切工作都有这个问题。如果按照着胡风的意思去做，不仅要取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且一切知识分子和干部都应该离开为工农兵服务的目标，这又是一条带有普遍性的反革命纲领。

　　第三条，胡风反对所谓“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同前两条一样，这里胡风所反对的，其实谁也没说过。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事情，革命工作者是永远在克服旧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那么怎能说要改造“好了”才许做事、才许创作呢？胡风这样说，无非是要反对提倡思想改造。一切要求进步、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应当不怕思想改造的，是应当欢迎思想改造的。只有把脑子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都肃清了出去，我们才能完全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他们是非常害怕思想改造的。他们怕经过思想改造，大家的觉悟都提高了，就能识别出他们反革命的阴谋活动，而那些受他们骗的人也会觉悟过来，从他们的集团中分化出来，他们还怕在思想改造中暴露了自己。不正是因为我们搞了思想改造，搞了整风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才使胡风集团遇到矛盾和困难，才把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出来了吗？这就是胡风集团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最反对思想改造的原故。而且，思想改造是一切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有份的事情，不光是文艺界的事情。胡风反对提倡思想改造，因而又是一条普遍性的反革命纲领。

　　第四条，胡风反对“民族形式”。为了反对民族形式，胡风提出个很漂亮的主张，叫做“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胡风的主张吧。胡风主张接受革命文艺经验，按理说，是应该学习苏联的革命文艺经验，提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了吧！可是不，胡风却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旧现实主义（或称批判的现实主义）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胡风既然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么他也就实际上取消了他的那个漂亮的“接受国际革命文艺的经验”的口号，再说胡风主张的后半一段“接受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吧，胡风在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作家中，挑选了两个人要我们学习，一个是法国的巴尔扎克，一个是俄国的托尔斯泰。这两个人都是大作家，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应当学习的，我们从来不反对在这一方面学习他们。但是胡风的意思不在这里。因为这两个作家在政治思想上都有反动的成份，巴尔扎克在政治上属保皇党，同情贵族阶级；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宣传宗教偏见，这种宗教偏见对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害的。恩格斯很推崇巴尔扎克，列宁很推崇托尔斯泰，恩格斯和列宁推崇的是他们的现实主义，但却同时指出他们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动性。而胡风一方面反对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又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说得一点缺点没有，认为现在的作家都应该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道路。胡风的本意，戳穿了就是作家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怕反动，越反动越能写出好作品，因此作家要有反动观点才能成为大作家，这就是胡风所谓“接受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的本意。他实际上是借口所谓“现实主义”来阻止作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

　　再说“民族形式”吧，难道巴尔扎克的作品不是法国的民族形式吗？难道托尔斯泰的作品不是俄国的民族形式吗？胡风不反对法国、俄国甚至日本的民族形式，却专门反对中国的民族形式，这不正好画出胡风这批反革命分子的反爱国主义的奴才相吗？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国的古典戏剧、绘画和许多其他艺术品，在世界各国到处受到欢迎，这不正好说明我们的文艺只有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和采取民族的形式才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吗？自然，我们对于本国和外国的一切优秀的艺术遗产，都必须继承，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作为创作的借鉴。而胡风却主张只要向外国的文化，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学习，而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一钱不值，根本否定文艺的民族形式。

　　这正是胡风企图削弱和毁灭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反对人民的爱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服务的阴谋。所以这条反革命纲领也是有普遍性的。

　　第五条，胡风反对“题材的重要与否之分”，这类问题不单是作家写重要题材、次要题材的问题，而是作家要不要为政治服务的问题。胡风就是反对文艺为政治任务服务的。为了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提倡作家写先进人物，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战争中的先进人物，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物的典型形象，来教育人民。这就是人民要求作家完成的光荣的政治任务。胡风反对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就是反对这个政治任务，他认为不应该提什么政治任务，如果提什么政治任务，就是妨碍了作家的写作。其实，一切革命工作者都有他的政治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切工作都应该服务于这个政治任务。如果顺着胡风的意思去做，各种政治任务都要取消，实际上是不要社会主义。这也是一条普遍性的反革命纲领。

　　第六条，胡风提倡“有领导地解散”文艺界统一的组织，“有领导地取消”统一组织的文艺刊物。解散了、取消了还要“有领导地”，他的每句话都是两面派。如果按照胡风的原则办事，别的组织如全国总工会、青年联合会、民主妇联等都可以取消，这就叫做“有领导地”取消领导就是了。胡风最憎恨的，就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组织起来（见第二批材料第四十三信），所以，他用尽心机要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群众的各种组织。这样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的社会弄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世界，当然，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了！

　　2、胡风集团的“理论”基础是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一切反革命分子，他们的思想必然是唯心主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也不例外。（自然，唯心主义者并不是反革命分子）。

　　甲、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集中表现在他所鼓吹的“主观战斗精神”上：他认为文艺的源泉不是客观世界和人民生活，而是“主观精神”的燃烧和“自我扩张”。胡风分子舒芜所写的“论主观”里宣传“主观作用”是“所向无敌”的。实际上，这就是否认存在是第一性的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就是否认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唯意志论”。按照胡风的文艺“理论”进行写作的胡风分子路翎，所写出来的人物都是像神经病人一样。胡风认为“主观精神”没有阶级性，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主观精神”来诬蔑工农群众，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乙、胡风集团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更是极端反动的。他们把历史的发展，看做两种“精神”斗争的结果。一种是人民的“求生的意志和愿望”，另一种则是人民的“安命精神”或“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集团把人民在解放前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归之于人民自己不好，即由于“安命精神”或“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不是归之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胡风集团咒骂革命人民是“可怕的暴徒”，说明由于“精神奴役的创伤”，他们起来反抗时会变成“虐杀千万生灵的可怕的屠刀”，并且说30年来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史就是这种“鲜血淋漓”的历史。他们对党和革命人民是极端仇视的。

　　丙，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上，胡风反革命集团居然宣传“个人主义的原则适用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个人主义”，认为目前的任务是解放个性，只有个性彻底解放才有可能谈集体主义。胡风集团的许多作品都是疯狂地宣传个人主义，仇视集体主义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多年来宣传这种反革命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目的都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为了在理论工作“挖心战”，引导人们离开革命，离开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

　　四、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几个特点

　　胡风集团的一切破坏活动都是用两面派手段进行的，其特点又可以分述如下：

　　1、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的掩护下，来偷运和散布他们反动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胡风向中共中央提出的30万言意见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纲领，表面上完全是以“捍卫马克思主义”、“保证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的革命理论的姿态出现的。他要宣传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但却说成是反对那种认为要有“先验的”、“一次完成”和“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写作的主张，而这种主张，是谁也没有说过的。他要宣传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结合，却说成是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算生活”的主张，而这种主张，也是谁也没有说过的。他要宣传反对作家为政治任务服务，反对“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就把艺术工作的“特殊规律”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胡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装潢成“马克思主义者”，而把党的文艺方针说成是“机械论”的，“教条主义”的，“庸俗社会学”的。胡风把他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公开向中共中央提出，不仅包括含着一个欺骗中共中央妄想夺取文艺战线领导权的阴谋，而且想借此表示这里面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因而就更便于把这一反动纲领公开地向群众宣传。至于胡风并没有直接从政治方面而是间接从文艺方面来宣传这个反动纲领，这只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乃是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它已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已规定在宪法里了，如果正面反对它，就会使自己的反动面目立即暴露出来，所以胡风集团不得不迂回地加以反对，这正是他们的两面派手段。胡风集团表面上虽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却是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骂马克思主义是“机械论”，是“冷冰冰的”“教条”，是“符咒”。胡风集团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做“能屠杀生灵”的“图腾”，是“庸俗恶劣的说法”，但他们表面上却另是一套，即在“字面上不要去碰它”，表面上还装做“顺着它”，有时还引用几句来掩盖自己的反动主张。

　　2、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另一特点，就是从思想上散布毒素，并用阿谀和小恩小惠的手段诱骗爱好文艺的青年，使他们堕入陷阱。胡风集团分子挂着“马列主义”、“革命作家”、“鲁迅弟子”的幌子，利用青年爱好文艺和思想修养不足、经验不足的特点，通过文艺作品，向他们宣传“个人崇拜”、“发展独立的个性”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们虚伪地把青年不成熟的文艺作品捧得很高，阿谀他们是“天才”，鼓动他们向报刊投稿，当稿件不能采用时，他们就进行挑拨，说文艺领导上有“宗派主义”，或者拿到胡风分子主办或把持的出版社去出版。他们还趁着青年困难时用借钱救济和在生活上照顾等小恩小惠的办法，使得青年“感恩图报”，不知不觉中便堕入圈套，成为胡风集团的分子。胡风集团用这个方法在各地建立了许多的小组。

　　3、胡风和胡风分子采用伪装老实、积极、刻苦的方法，以骗取信任，以便钻到革命阵营中来，他们千方百计打入共产党来，盗取共产党员的称号，以此为掩护来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例如，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就装成一副感激涕零的姿态说“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20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胡风分子们常常不断地申请入党，例如阿垅就三次申请入党，绿原为了混入党内，就“用最大诚恳写过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他们相约要积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和社会活动，积极发言，并且不对任何人发什么牢骚。胡风还指示路翎，在文艺整风中表示以前他也很喜欢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并且读得“颇为沉醉”。他们为了表示自己是进步的，经常还要写几篇描写工农新人物的作品。胡风分子这种伪装进步钻到我们“肚皮”里来的战术是十分毒辣的，胡风集团的许多骨干分子，如曾卓、谢韬、绿原、芦甸、欧阳庄等都钻到党内来了。他们进来之后，做了许多挑拨离间、盗窃文件、打听情报、建立据点的活动。实际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极端仇视的，并用了一切最恶毒的话来加以咒骂。他们骂党是“共匪”、“封建潜力”，咒骂人民革命力量是“枯黄的叶子”、“腐朽的尸体”，诅咒人民革命政权“灭亡”和“完蛋”。

　　4、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是懂得反革命的策略的。他们说，小的事可以不管，但要抓住大的问题即要害的问题上实行进攻。他们平时特别强调到群众中工作，打好基础，看准时机再动。这次上30万言书，发动进攻，就是一例。在他们向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文艺阵地发动疯狂进攻失败之后，胡风马上就拿出了长达万言的“我的自我批判”，给自己戴上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帽子，并虚伪地表示“渴望深入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可是，实际上这种假检讨完全是他们的“躺下装死”的战术，即暂时退却以待时机。在这个退却中，胡风不断指示他们的党徒们要“冷静”，“沉着”，“千万不要被动”，必要时写文章批判胡风或检讨自己，“表明态度”来蒙混过关。

　　必须指出，这一套隐蔽的两面派的手法，不只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所独有，而且是当前一切反革命集团所共有的手法之一。胡风分子可以披上“马列主义”和“文艺家”的外衣，旁的反革命分子何尝不可以披上“学者”、“专家”或别的什么外衣呢？胡风分子可以表面上伪装积极刻苦，其他反革命分子何尝不同样可以表面上伪装积极刻苦呢？总之，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并学会揭露反革命分子两面派手法的本领，就会被反革命分子所欺骗，就要使革命遭到损害。

　　（五、反对右倾，提高警惕，为揭露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斗争）

　　我们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应该吸取充分的教训，特别是要大大地提高对暗藏敌人的政治警惕和政治敏感，学会怎样不上反革命分子的当，学会辨别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本领，以便把一切反革命阴谋揭露出来。

　　我们的很多人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警惕性是不高的，许多人简直丧失了警惕性。胡风反革命集团能在人民阵营中混了这样久才被揭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和负责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太平麻痹思想，这种麻痹思想有以下三种表现：

　　1、认为我们胜利很大，国内已经没有反革命分子了，或者即使有，也已经为数无几，不足为患了。在这次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穿之后，就有人认为：“胡风这些人不带兵，没有手榴弹、不能暴动，怕他们什么？”“几条小鱼翻不起大浪。”“几条反动标语还能把蒋介石写回来？”这些人的错误就是不懂得：（1）反革命的复辟阴谋，不只表现为武装暴动，他还会表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搞的“挖心战”，就是要从思想上瓦解革命队伍，散布毒素，混乱革命阵营，动摇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也会表现为经济上的破坏以及其他工作中其他战线上的破坏，这些都是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复辟扫清道路。那种以为只有拿着枪的才是反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2）反革命的暗害活动并不需要大批人的。很少几个人，就能炸毁成万的人才能建成的水电站和桥梁，就能放火烧毁好几年才能建筑完成的大工厂。所以，怎能说“小鱼”翻不起“大浪”呢？何况胡风集团人数并不少，怎能说“小鱼”呢？（3）胡风分子并不是不想暴动，不过暂时还办不到罢了。阿垅、耿庸、芦甸都是当过反动军官的。在有了条件时，他们难道不会拿起枪来？

　　2、太平麻痹思想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埋头业务，不问政治。这些同志说：“业务都忙不过来，那里还有时间关心政治呢？”这显然是不对的。凡是有这些错误论调流行的地方，那里的政治空气就必然十分薄弱，制度就必然松懈，纪律就必然松弛，组织生活就必然不健全，国家机密就到处乱讲，自由主义也必然猖獗。这就为反革命分子的混入和破坏活动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除此之外，有的人甚至制造出一种“业务即政治”的荒谬理论。他们说：“只有搞好业务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搞业务实际上就是搞政治。”这种议论是极端危险的。从这次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胡风分子就是主张艺术（业务）脱离政治的，他们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闷死”艺术，破坏创作情绪，而胡风分子阿垅，干脆就认为“艺术就是政治”。这不是和“业务即政治”的议论完全一样吗？有这种议论的人应该猛省了。他们这种议论如果不是替反革命分子来作义务宣传，至少也是表示他们根本忘了这一事实，即建设社会主义乃是消灭剥削阶级的极尖锐的政治斗争，离开了政治斗争，也就没有了社会主义。他们这种思想，是反革命分子所最欢迎的。

　　3、太平麻痹思想的第三个重要表现，就是认为在自己的部门中不会有反革命分子。他们把自己部门中发生的一些事故或古怪问题，一律看做偶然现象，从来也不疑心一下其中是否会有反革命分子破坏、作怪。这些人除了由于胜利形势而盲目乐观以外，也由于他们只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却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以为反革命分子总是横眉竖目的，像是舞台和银幕上所经常出现的那样，但是当反革命分子向他们阿谀买好，并且装成老实积极的时候，他们就完全被欺骗了。同时，他们并没有想到：既然胡风反革命集团可以混到革命队伍和党的队伍中来，为什么别的反革命分子就不能用类似的两面派手法，暗藏在各个部门以及自己所在部门中呢？事实证明已经混进来了。

　　六、要展开对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必须提高对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的认识，坚决反对和克服革命队伍中的右倾麻痹思想

　　1、必须肯定，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其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其中有些人是有缺点和犯过错误的，但仍然属于好人之列，而反革命分子只是绝对的少数。没有这些占绝大多数的好人，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不可能得到的。这一点我们切不可忘记。忘记了这一点就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也绝不可忽视，我们的队伍中，确实也是混进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许多其它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来了。这些混进来的坏人，平时伪装好人，但乘机就散布谣言，进行挑拨离间，散发反动标语，偷窃机密，制造事故，甚至抢劫放火，煽动骚乱，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农业生产。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当前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是一定要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他们的阴谋如果得到成功，那就是反革命的复辟，那就是中国倒退几十年，那就是千百万革命者人头落地。所以，一切革命者和爱国者都不能忘记这一点，都应该把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敌人和其他坏人看作对我们国家有极重要意义的大事，是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人人都有的责任。不清除这些毒虫，不纯洁我们的队伍，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

　　2、为什么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能混到我们队伍中来呢？这就是因为：第一、我们党的组织、国家机构、人民团体、工矿企业，在接受工作人员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第二、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其中鱼龙混杂，我们还没与来得及作彻底的清理；第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采取两面派欺骗手段进行破坏活动的，辨别和清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过去，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我们很多人对暗藏的敌人警惕性不高，或简直失去了警惕性。

　　3、为了动员群众起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必须反对和克服前面所说的麻木不仁的太平麻痹思想，还要反对不敢让群众起来向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思想，或者，也可以叫做“宁右勿左”的思想。这种思想，与“宁左勿右”的思想是同样错误的和有害的的。“宁左勿右”的思想可以使工作出偏差，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把手脚束缚起来，不敢发动群众向反革命分子作斗争。这种“宁右勿左”的思想的表现，就是借口“群众起来就会弄乱，就会过火”，或者借口“应该与人为善，不可只讲斗争”，以达到不让群众起来清查反革命分子，也即达到保存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首先，所谓“群众起来就会弄乱，就会过火”，这是不正确的。只有群众起来积极参加，揭露暗藏敌人的斗争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只要不采取急躁粗暴的方法，只要实事求是地有分别地根据材料办事，就绝不会弄乱，也绝不会“过火”。相反，如果我们不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高度觉悟相结合的方法，也即不要群众起来，单凭公安机关的少数人员去和反革命分子做斗争，就必然会让许多反革命分子混了过去。

　　其次，所谓“应该与人为善，不可只讲斗争”，这一条意见对于反革命分子是不能适用的。对于反革命分子是镇压和宽大结合的问题。他们已经犯了反革命罪，应该由国家按法律治罪，如果真心放下武器，坦白悔改，在量刑时可以从宽处理。至于坚决不投降或“躺下装死”待机反扑的坏蛋们，必须加以坚决的镇压。和反革命分子讲“与人为善”，就是没有把对待人民内部的原则和对待敌人的原则分清楚。如果实行起来，那就会把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都一齐葬送掉的。以上这种“宁右勿左”的思想，如果不是反革命分子散放的烟幕，也是一种大大有利于反革命分子的谬论。这种“宁右勿左”的思想和“宁左勿右”的思想是同样有害的。我们切不可上当。

　　七、必须大张旗鼓地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干部中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教育和斗争

　　1、号召每一个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认真阅读和研究“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本小册子。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在这个“材料”里面，胡风分子们互相倾诉着自己的“私房话”，也就是比较无顾忌地发泄着自己对革命的仇恨心情，并且互相讨论着各种阴谋活动的策略和方针。这个“材料”是胡风集团两面派手法最好的证据。这个“材料”是胡风分子反革命嘴脸最生动的描画，也是比一切只从原则上号召我们加强警惕性的教科书更容易使我们得到好处。一切革命者都应该把这个“材料”中的“序言”、“按语”、“社论”反复读它几遍，详加讨论，并联系实际，联系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怎样可以在自己这条战线上、在自己这个部门中进行破坏活动，联系到自己这个部门中对反革命活动的麻痹思想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对党不满等思想，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这个“材料”的学习和讨论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最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教育，防奸防特的教育，并提高我们向反革命斗争的热情和辨别两面派敌人的本领和警惕性。

　　2、在这个教育的基础上发动检举坦白运动，彻底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把一切反革命阴谋镇压下去。我们号召一切看到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人们，向领导机关或公安部门检举。检举坏人，是有功的，知道坏人而不检举，即是包庇，而包庇坏人，是有罪的，将来查出来还会使自己遭到牵连。共产党员知道反革命分子而不报告，必须开除出党。对于坏人，检举比不检举好。

　　我们也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向领导机关或公安部门坦白自己的罪恶活动，交出反革命的组织，真正放下武器，重新作人。全国人民眼睛擦亮了，反革命分子是迟早会被查出来的。要想长久隐瞒下去，人民是不容许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坦白从宽，隐瞒从严。国家对于一切真心悔改的反革命分子，是从宽处理的。但是，如果死不坦白，抱着与人民作对到底的决心，或者假检讨假坦白，希图蒙混过关，以后乘机再举，那么，必然会走上绝路去的，国家必须加以坚决的镇压。

　　我们在和坏人斗争时，必须时时遵照党中央的教导，切实执行党中央关于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3、必须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子，个人主义思想浓厚的人，对党不满的人，常常是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对象，并且会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自由主义分子是不能向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而且，他们常常把党和革命组织的机密文件，党内的传达记录，让反革命分子去看，或者听任反革命分子去偷窃而毫不介意。自由主义分子和有浓厚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受了批评，如果心怀不满，就会成为反革命分子“联络”、“争取”的对象。胡风分子对于苏州的一个党员就是这样办的。一切有思想上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如果受了批评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那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决心改正错误，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就会没有办法了。总之，必须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才能堵塞漏洞，才能大大提高大家对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战斗力。

　　4、要严格革命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制度，特别是用人的制度，严防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钻进来。现在有些机关的组织和制度都很松懈，空隙很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钻进来了。有些机关用人可以凭私人介绍。有些机关用人只管业务知识，不问政治品质。这种“饮鸩止渴”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许多机关的组织生活也应该大大健全起来。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欢迎组织生活的松懈的，胡风分子们在“材料”中就自供他们最讨厌“组织生活”的。此外，必须制定保守国家机密的制度，并且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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