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关于贺诚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一、中央批准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贺诚同志的错误的报告。中央认为，几年来贺诚同志在主持中央卫生部工作中，在方针路线上和中央有分歧，特别是在团结中西医、医学教育、面向工农兵和干部政策等方面，贺诚同志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贺诚同志的错误，已多次进行过批评教育，希望他切实改正。但是贺诚同志长期坚决错误，更为恶劣的是他对党的领导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态度。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对于贺诚同志的错误也曾进行过多次斗争，贺诚同志对于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则不加理睬，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贺诚同志事实上已成为党和政府在卫生系统中贯彻正确方针政策的障碍。因此，中央批准中央卫生部党组的提议，决定撤销贺诚同志的中央卫生部党组书记和副部长的职务。

　　二、贺诚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是拒绝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把卫生部门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他一贯认为，医药卫生工作是一种特殊的科学技术工作，党不懂得技术，就不能领导医药卫生工作。这种认为党领导不了这项工作或那项工作，力图缩小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观点，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观点，在党的历史上早已被无数的事实粉碎了。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必须领导一切，而且能够领导一切。正如同党能够胜利地领导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等等一样，党同样能够胜利地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必须指出，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思想，都必然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并且在工作中遭到失败。

　　三、几年以来，党中央、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委、国务院二办、卫生部党组曾经不断地纠正贺诚同志的错误，而他一直抗拒。一九五五年五月全国文教会议卫生小组向他展开批评，他也未作诚恳检讨。在卫生部党组对他的错误作出结论以后，他不同意；但是同时，他又撇开党组，单独写报告给中央，形式上承认了某些错误，实际上仍在玩弄词句，继续对党耍两面手法，并且对卫生部党组的结论，在他给中央的报告中双字不提，不表示任何意见。这是他蔑视集体领导的一种极不老实的表现。

　　四、从贺诚同志的错误中应当吸取的重要教训是：一切党员都必须严格保持自己思想上的纯洁，严格注意划清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经常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贺诚同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失去了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在贺诚同志思想中已经占了优势。他正在逐步地失去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中央责成贺诚同志继续反省，要求贺诚同志在社会主义伟大斗争的前面，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彻底揭露反党分子王斌，坚决同他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进行斗争。

　　五、贺诚同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在卫生部门中已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为了彻底肃清这种影响，各级党委应当领导各级卫生部门和报纸刊物展开对于贺诚同志错误思想的批判，并且在这一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认真地贯彻党和政府对于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切实改进工作。各级卫生部门都应当把批判贺诚思想的工作列为一九五五年第四季度的中心任务之一。其他文教、科学技术部门也应根据中央这一决定和中央卫生部党组的报告，结合各部门的具体情况，进行学习和检查。

　　附件：

## 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贺诚同志的错误的报告

## 1955年8月

　　在最近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卫生小组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中，揭发和批判了贺诚同志几年来在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特别是揭发了他反对党的领导，向党闹独立王国的错误。在会议中贺诚同志虽然作了三次检讨发言，但均很少揭发其错误的思想实质和重要事实，会议结束，贺诚同志最终表示态度时，把他原来原则上已经检讨过的主要错误又不肯承认。

　　全国卫生工作，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以及全体干部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几年来卫生部门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卫生工作已远远落后于其他各项工作。各方面对卫生系统有许多批评，但多不了解问题的根源何在。在这次思想批判中，大家才清楚地认识到，卫生工作停滞不前的主要根源之一，在于卫生部的领导，而卫生部领导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又在于贺诚同志。

　　贺诚同志的错误领导，在卫生部门中是一个相当长时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就对贺诚同志等当面明确地指出了团结中医的政策，一九五O年少奇同志对医学教育也作过明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毛主席批转军委卫生部白学光的报告中，严格地指出：“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见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同年七月，文委党组领导卫生部党组检查工作，连续三个月之久，主要揭发和批判了贺诚同志和王斌的错误。同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又指出了卫生部领导上强调卫生工作特殊、忽视党的领导、骄傲自满和严重的非政治倾向。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央在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四年来卫生工作的检讨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再次指出了中央卫生部忽视党的领导的非政治倾向是极其错误的和危险的。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少奇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对卫生部领导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卫生部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宗派主义情绪是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是犯了方针性的错误。同年十一月中央又在批转文委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医工作的报告中，指出中央卫生部必须限期改进中医工作并向中央写出书面报告。一九五四年八月卫生部召开高等医学教育会议时，中央文委党组对贺诚同志在高等医学教育问题上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一九五五年国务院二办亦一再提醒和督促贺诚同志改正错误。六年来，党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恩来同志以及中宣部、文委党组、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对贺诚同志多次的指示和耐心的帮助，并没有使贺诚同志觉醒过来。

　　这次文教工作会议上，卫生小组对贺诚同志的思想批判，历时一月，会上卫生部党员司、局长及各省、市卫生厅、局长发言的共四十三人。到会代表对贺诚同志错误的揭发和批评，态度是诚恳的，分析是深刻的。大家一致认识了贺诚同志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卫生工作的危害性。同时在对贺诚同志思想的批判中，代表们的思想也逐步提高，受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会议的进展是正常的，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严肃负责、治病救人的精神。

　　会议一致认为：贺诚同志在中医工作、医学教育、工业卫生、干部政策等方面，均犯有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而更严重的是他长期反对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

　　在中医问题上：团结中西医，是党的既定方针。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指示必须团结中医，当时各解放区都奉行了这个政策。一九四九年中央卫生部成立之初，毛主席又曾当面指示贺诚同志，必须认真做好团结中医工作。但贺诚同志认为中医“落后”、“不科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团结中医应当像“和资本家合作一样走向自然消灭”。贺诚同志提出中医到农村去，但是他说，在农村“先中医，后中西医合作，最后以西医代之”。这就是贺诚同志对待中医的错误“理论”。一九四八年，贺诚同志任东北卫生部长时，曾经颁布“东北区医务人员管理条例”，规定必须具备中医学校毕业、取得伪满政府康德六年以后之考试合格证书或许可证书和经省或直辖市人民政府考试及格等条件之一者，始得为中医。中央卫生部成立后，又制定了错误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办法”、“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等条例，对全国中医进行登记、审查、考试和进修工作，而这些条例、办法和规定的方针都没有报告党中央批准，就擅自发出。至一九五三年底，共登记、审查全国九十二个大中城市，和一六五个县的全部中医，合格者仅一四、四八三人，绝大多数中医受到取缔。农村合格中医更属寥寥无几。如山西运城专区十八个县、一个镇，审查结果合格中医没有一个人，仅认可临时中医八人。中医考试题目基本上全是西医内容，天津市中医水平是全国比较高的，一九五三年参加考试五三八人，考试合格仅五五人，遭到群众的普遍反对（以上因上级干预和人民的反对而终止）。中医进修课程绝大部分是西医课程，贺诚同志说：“如果说这就是中医西医化，我想这是好的”；中医进修实质上就是变中医为西医。总起来就是经过登记、审查、考试，淘汰多数，留下少数，加以进修，变成西医。这就是贺诚同志消灭中医的几个基本方法。余云岫是三十年来积极进行消灭中医的资产阶级学者，而贺诚同志于一九五O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对余云岫等所建议的消灭中医方案则亲自批示“作为全国卫生会议提案之一”。并特聘余云岫为代表，出席中医小组，当时曾遭到全体中医代表反对，提出“有余云岫出席，全体代表则退席”的抗议。贺诚同志在中医座谈会上却公开说：“过去余先生批判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基本精神还是好的。……我以为为显得中医代表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应欢迎余老生参加中医小组，并要求他作更多的批评与改革中医学说的意见，这对中医是有好处的”。中医反映：“团结是消灭”，“进修是同化”，“国民党取缔中医，共产党来了仍是走投无路”。贺诚同志几年来对中医实际上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消灭的方针，贺诚同志在中医问题上的严重错误，正是卫生部门歧视和排斥中医思想长期得不到扭转的主要原因。即使在一九五三年中央严厉批评以后，在中西医团结上，西医学习中医、改进中医业务、以及中药工作等方面，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这给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给人民卫生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贺诚同志和王斌曾共同提倡和坚持所谓“专科重点制”和“形象教学法”，这是贺诚同志在医学教育上所犯的原则性的严重错误。

　　“专科重点制”是贺诚同志一九四七年十月任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时提出的。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为了在短时期内培养出大批能担任战地救护的人员，提出专科教育（分外科、内科、五官科，招收初中程度的学生培养一年，除假期外其中有三个月集中学习政治，业务学习实际上只八个月），在当时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贺诚同志却错误地夸大地认为：“专科教育计划在我们医学教育上，是起了革命的作用，它反对了教学中的平均主义、教条主义，而特别是经验主义”，又说“专科教育适用于军队，也适用于地方，不只现在可以这样做，将来也可以这样做，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去应用，只有方法不同，却无原则改变。”一九四九年九月军委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贺诚同志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推行“专科教育”，当时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贺仍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并说：“苏联能分五科（医疗、卫生、小儿、口腔、医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分九科（内、外、妇产、儿、皮花、眼、耳鼻喉、口腔、药学）？”会后部分同志对此仍有意见，反映到中央，中央指示：“贺提出的全国高级医学教育学制方案，在高教会议及全国卫生会议都不应当作决定通过，也不应当作为结论。”“不能用政府机关的命令去推行”。但贺诚同志却违抗党中央的指示，仍然根据“专科重点制”拟出各级卫生教学制及课程计划，提交一九五O年八月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原则通过，于一九五二年公布试行。在同一会议上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卫生教育和培养各级卫生人员的决定”于一九五一年公布施工。不仅高等医药院校采用“专科重点制”，而且在专修科中也采用“专科重点制”。高等医药院校既办本科又办专修科，已经相当复杂，而又都搞“专科重点制”，以致班次种类繁多，时间长短不一，要求又各有不同，一门课程常常要编好几种不同的意义，因而造成高等医药院校极大混乱，质量降低，教师、学生均极不满。为了安定学生的学习情绪，贺诚同志又答应学生毕业后工作三年再回学校进修，造成很大的被动。

　　“形象教学法”是王斌一九四八年五月提出的，贺诚同志则竭力加以支持。王斌给“形象教学法”下的定义是：“形象教学法就是拿看形象的教材面对实物教学。形象教材就是图多字少，一目了然的教材”。王斌认为：“实践重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专科教育与形象教学法，是马列主义与毛泽东同志思想在医学教育中的具体表现”。贺诚同志认为：“反对‘形象教学法’的人们的错误根源亦与反对‘专科教育’的根源一样，他们只看过去不看现在，更不看将来。假如没有得到思想的进步与改造，什么‘专科教育’计划、‘形象教学法’都是行不通的”。贺诚同志不仅在全国解放以前在东北主张“专科重点”和“形象教学”，在一九五O年全国解放以后，仍坚持他的错误主张，并强制全国医学院校施行。他在一九五O年“关于医学教育问题的报告”中说：“为了解决客观需要与主观力量的矛盾，以及人民保健要求与医学技术质量的矛盾，既要解决数量又要不忘记质量，我们的办法就是：第一，实行教、学、用合一的“专科教育制度”；第二，实行听、看、做合一的实际教学法（即“形象教学法”）。贺诚同志为了推行“专科重点制”“形象教学法”，曾经组织关内各地医学专家们去东北参观，以证明其优越性。实际上，这种“专科教育”和“形象教材”结合起来的最大恶果便是拿病人当“形象教材”给仅仅受过八个月医学教育的学生做“手术试验”，这是何等荒谬的行为！在一九五四年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中和这次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他对这个严重错误仍没有彻底的认识。

　　几年来，贺诚同志对于工业卫生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违反了二中全会决议和总路线的精神。一九四九年党的二中全会已经明确指出，全国解放之后，党的领导工作的重点将由农村转入城市，一切工作必须以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为主。但贺诚同志并没有按照二中全会的精神去布置全国卫生工作。他在一九五O年八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争取三、五年内普遍建立和健全县、区卫生组织，而致农村卫生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盲目冒进与形式主义的偏向。对于工业卫生，则相反地采取长期的放任和忽视态度，致使工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贺诚同志的干部政策也是错误的。他使用干部往往不顾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能奉承他的、对他“惟命是从”的，就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些人中间有品质极为恶劣的王斌；有经常闹意见、挑拨是非的周越华；有重大政治嫌疑分子徐诵明；有汉奸分子马绂等等。

　　贺诚同志和王斌两人长期无原则地互相包庇，互相支持，互相吹嘘，从来不互相批评，更没有相互揭发过任何重要的错误事实。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是完全反常的。

　　王斌对贺诚同志一贯的阿谀奉承。早在延安医大，王斌就在医大礼堂把贺诚同志的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像挂在一起。贺诚同志从苏联回国后一直重用王斌，宣扬王斌的“才干”，给王斌记大功。贺诚同志现在说，他对王斌过去的错误不了解，其实完全不是事实。王斌从延安到东北，不顾政策，违法乱纪的行为，东北卫生干部早有反对，但贺诚同志压制大家的批评，不作处理。一九五O年冬，中央卫生部整党会议上对王斌的错误也有过不少揭发，东北局在一九五二年“三反”中撤销了王斌党内职务，一九五二年三月贺诚同志去东北，东北局宣传部张国钧同志亲向贺诚同志报告了王斌所犯的错误，而贺诚同志则很不愿听。但在一九五二年冬贺诚同志不顾各方面的反对，用种种不老实的办法，坚决把王斌提拔担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卫生部党组讨论不同意时，贺诚同志竟不理睬党组的意见，反以党组名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王斌为副部长。一九五三年，前中央文委党组根据主席指示检查卫生部领导时，王斌在下面威胁干部说：“贺老头在中央有威信，打不倒的”。王斌的错误被揭发不能在中央卫生部继续工作时，贺诚同志十分关心地为王斌作掩护，找出路，几度活动王斌到苏联去参观，并让王斌到各地游山玩景，王斌便乘此机会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贺诚和王斌对文委党组检查工作都是不满意的。四中全会后，卫生部流行病学研究所支部揭发王斌与高岗互相勾结的事实；贺诚同志违反中央指示，把这个当时是极端重要的政治情况全部删去，不报政府党委，反而常常宣传并向上报告王斌一贯受高岗打击。一九五四年王斌重婚案被揭发，卫生部党组报告中央请求给以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后来卫生部党员科长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揭发了王斌的错误，要求给王斌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贺诚同志则认为“过火”“态度不好”，责令几个干部进行检讨。贺诚同志曾当场责斥主张给王斌以“留党察看”处分的同志是“违背中央的决定”。在这次文教工作会议上，贺诚同志在最后一次的检讨发言中以很长的时间说明他认为王斌的四大优点：（1）作俘虏后立即参加工作；（2）长征时未开小差；（3）工作中能完成任务；（4）听话。这是十分令人不能理解的。

　　贺诚同志与周越华同志是夫妻关系，中央卫生部一成立即成立检查局，周任副局长，压制民主，打击报复，随便给干部戴政治帽子，制造思想混乱。周越华在一九五三年文委党组检查卫生部工作会议和这次批判贺诚的会议上几次大哭大闹，阻挠和压制批评。贺诚同志对他则长期采取支持与纵容态度，并认为她“原则性强”，“看问题尖锐”。

　　徐诵明是贺诚同志的老师，曾任北平大学校长，解放前任沈阳医大校长，根据检举材料他与特务头子陈焯关系密切，一九四七年冬国民党逮捕医大一批进步学生时，徐有重大嫌疑。东北解放后，逃至浙江隐蔽，贺诚同志特写信邀请他到中央卫生部任医学教育处处长（相当于现在的司长职务）。苏联专家比阔夫同志曾提出意见，认为这个重要职务，不应给党外人去掌握，但贺诚同志对他说：徐办教育三十多年，为全国唯一的医学教育专家，可以担任这个工作。现徐仍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

　　马绂是贺诚同志一九四九年由东北带到中央卫生部来工作的，贺认为马绂很能干，先任为医政科长，后任计划科长。马绂要求入党，贺表示完全赞同；马绂就隐瞒了汉奸历史混进党内。到一九五二年发现马绂过去是汉奸文人，是伪满军队中的“有名作家”，曾著文歌颂伪满为“王道乐士”，描写伪满军如何扫荡我们及“女匪赵一曼歼灭记”等反动文章，卫生部党委讨论取消马绂的候补党员资格时，但贺诚同志反提出四大理由，认为（1）马绂交代的问题是历史问题；（2）忠诚老实运动时自动交代；（3）仅是“思想”方面的反动；（4）工作积极，因此他仍主张转为正式党员。马绂过去在讨论卫生工作计划时常列席卫生部党组会议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重要会议。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六月间经许多干部反对后，才撤销候补党员资格，调动工作。

　　其他如赵浩波、廖由洁、罗惠春等都是腐烂透顶的坏分子，贺诚同志曾在东北加以重用，后又派赵浩波、廖由洁等到苏联学习，在学习期间，胡作非为，影响很坏。在三反时发现三人均有重大的贪污及其他犯罪行为，后均被开除党籍，加以法办。

　　以上几个主要事实，已说明贺诚同志的干部政策与党的干部政策相反，以自己好恶为标准。贺诚同志喜爱拥护自己的人，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是宗派性的干部政策。由于贺诚同志任用干部不看政治条件，破坏人事制度，而致卫生部许多干部都是经过私人介绍和非原则的办法吸收进来，造成卫生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的现象。

　　由上所述，贺诚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他在卫生工作的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的卫生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更严重的在于：这些方针政策，中央早有明确的指示，一再要他决心改正，但他长期坚持错误，抗拒中央领导，形成独立王国；这是贺诚同志所犯错误的最主要的方面。贺诚同志抗拒中央领导，表现在一系列的事实上面：一九五三年春，卫生部党组，根据毛主席对军委卫生部白学光同志报告的批示，进行检查卫生部的工作时，在一次检查工作的会议上，下面干部提出卫生部中医政策上有错误，贺诚同志当即大发脾气说：“中医没有什么了不起”。同年冬中央政治局讨论卫生部的工作，毛主席对中医工作也有批评和指示。贺诚同志当面向毛主席表示今后决心改正错误，但贺回来后却断章取义，曲解主席指示精神，以掩饰自己错误。一九五四年七月，少奇同志传达了中央和主席关于中医问题的重要指示，并对卫生部党组进行了严格的批评，指出卫生部歧视和排挤中医，是“极为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贺诚同志不唯不检讨错误，反而当面虚报许多中医工作的成绩。同年十二月中央批转文委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医工作的报告”又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和主席指示的精神，但贺诚同志并不同意，他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讨论王斌思想批判的会议上，认为卫生部在一九五O年第一届卫生会议中就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有错误是下面执行的问题，他说要“把问题搞端正，看卫生部领导上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党组会议上说：“究竟是制定方针上的错误，还是执行方针上的错误？”他又说：在对待中医问题上，“笼统地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想不通！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是橡皮的，戴到那里也适合”；“应分清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不能认为一概都是卑鄙的恶劣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央批示下达后，下面同志曾一再建议应联系卫生部领导进行检讨，他初则置之不理，继则发脾气说：“谁对我的批评，能超过中央批评的水平，我就更欢迎”。贺诚同志不仅未曾根据中央批示进行检讨，反把他自己的几种讲话材料印发党组，并分送中宣部、国务院二办，反驳中央的批示，证明自己的正确。一九五五年三月份贺诚同志参加党代表会议以后说：“党代会上我未发成言，如我发言，我一定讲一讲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中央指示批判王斌思想，贺诚同志初则消极抵抗，认为王斌文章关于中医问题不到一千字，不值得批评，继则召开座谈，向党内外搜集反面意见，谁提出反面意见，他就认为谁有见解，并印发了这些反面意见。他经常提出“金、木、水、火、土到底科学不科学”？企图把批评的重点转向中医的阴阳五行。王斌思想批判开始不久，贺诚同志就企图草草结束，主张开展维尔啸学说批判，把批评转向对广大西医。一九五O年初，中央对贺诚同志提出的高等医学教育学制方案（即专科重点制）作了重要的指示，贺诚同志仍不执行中央指示，根据专科重点制，拟定出各级卫生教育学制及课程计划。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东北局宣传部曾对王斌“形象教学法”的思想加以批判，指出“形象教学法”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基本原理，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贺诚同志看了东北局宣传部“关于中国医科大学实施专科教育与‘形象教学法’的考查报告”很不满意，竟在原件上批上“无的放矢”，“吹毛求疵”，“牵强附会”，“隔靴搔疗”；苏联专家对此也提出过反对意见，贺诚同志则认为“不能接受”，并斥责苏联专家为“祀人优天”；当时在卫生部的苏联专家比阔夫同志也不同意“专科重点制”，曾向贺诚同志屡次提出建议，均遭拒绝。一九五四年冬，贺诚同志未经中央批准，违反纪律，由个人决定出席日本考察原子弹及氢弹危害情况的中国代表名单，并以个人名义答复世界医学会，当时下边同志向贺提出这事应先经中央批准，贺诚为他可以决定。后来报告中央，经中央批示改换了人选，给帝国主义分子以造谣机会，在国外造成了不良影响。

　　贺诚同志为什么抗拒党中央对于卫生工作的领导呢？根本的原因，在于他错误地认为卫生工作是特殊的技术工作，党中央不懂得技术，就领导不了。因此他一直怀疑党中央对于卫生工作领导的正确性。贺诚同志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在一九五四年党中央批转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四年来卫生工作的检讨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就曾经给予严格的批评。但贺诚同志并未改正错误。直到他在此次文教工作会议上的第一次检讨发言中还说：“由于存在不正确的看法，就怀疑中央批评的正确性，也就不可能对自己的错误采取正确的态度”。贺诚同志这种反对党的领导的“理论”，在革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过去曾经有人认为我们的党领导不了军事，还有人认为我们的党领导不了解经济和科学技术，胡风则认为党不能领导文艺。所有这些“理论”，都一一被客观的历史事实所粉碎。客观的历史事实证明，党不仅应当而且完全能够领导军事、经济、文艺和科学技术。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是早为我国人民深信无疑的颠覆不破的真理。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任何方面和任何部门的工作，都必须严格地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发展。任何脱离和反抗党的领导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招致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严重损害。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根本原理。服从党的领导是每一个党员应当具有的起码条件。然而，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的贺诚同志，却认为党领导不了解卫生工作，因而长期抗拒党的领导，致使卫生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实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贺诚同志口头上虽然也承认党的领导，但一接触到具体问题时，他就不要党的领导。贺诚同志对于党中央的领导尚且抗拒，对于中央宣传部、文委的领导更不尊重，在军委卫生部工作时，也不愿意接受军委后勤部的领导，并常常提出，卫生部由文委领导不如财委领导或政务院直接领导好。他把不服从党的领导，说成是对个别领导人有意见，因而只是抗拒个别人的领导，而不是抗拒党中央的领导，可见在贺诚同志心目中的党是抽象的。他把党和党的组织分割开，把党和党的具体负责人分割开，口头上承认党的领导，但不接受党的具体组织和具体负责人的领导，其结果就是不承认党的领导，有党等于无党，这种不要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正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具体反映，正是贺诚同志长期反抗党的领导的错误实质。贺诚同志认为党不懂技术，就不能领导卫生工作，因而长期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接受党的指示，并且运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反抗党的领导，向党闹独立王国。他的这种思想和作风，正是造成整个卫生部门政治空气稀薄使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长期不能贯彻、卫生工作长期落后于其他部门工作的根源所在。

　　贺诚同志抗拒中央的领导，不仅用公开的方式，而主要的是采取了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来坚持和掩盖他的错误。他对党的领导口头上是承认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则按他自己的一套办事，中央政策合他口味的就执行，不合的就置之不理，有的口头上接受了上级的批评，回来仍不改正。甚至当面说谎，钻空子，耍手段。他认为他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方针政策是“贯彻不够”，是“忽视”、“歪曲”和“违背”，实质上这正是他抗拒党的领导的步骤和方法。他提拔王斌作为卫生部副部长时，卫生部党组不同意，他不向中央反映，他在给中央写报告时反说党组已经同意。在中央同志间，对甲则说乙已同意，对乙则说甲已同意。一九五三年中央政治局讨论卫生部的工作，卫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有“对党中央的领导不够重视”，“贺诚同志曾认为：‘文委是文化机关，尽是文化人，不懂医学，因此对文委产生不够尊重的情绪’。”他当着主席的面承认了这是他自己的思想。主席认为他检讨深刻，并予以鼓励。但他回来后即向文委党组大闹，要把“对中央的领导不够重视”和他的名字去掉。今年春，中央指示批判王斌思想，他怕揭露了自己，想草草结束，转移目标去批判唯尔啸，“二办”批评了他的这一种错误计划，但他回头又给中央宣传部写了同样的报告，企图钻空子。他平时极不顾中央了解卫生部的真实情况，多方蒙蔽，如爱国卫生运动中“数蚊子”、“数苍蝇”，以及打狗运动等错误，中央提出批评时，他经常责问“是谁反映的？”“中央怎样知道的？”对上则到处打电话，多方解释。卫生部的同志向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二办反映他的错误时，他大发脾气，认为不合法，是“地下工作”，是分散主义。贺诚同志对上级抗拒领导，对下级压制民主，对同级则一意孤行，不要集体领导。贺诚同志这种阳奉阴违的独断专行的思想和作风，正是极端恶劣的国民党作风。

　　贺诚同志对待错误的态度也是异于寻常的，他从来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和极端缺乏自我批评。他对中央报喜不报优，不敢揭发自己的错误，对于下级的批评采取压制、报复；对上级的批评则牢骚、抗拒。当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少奇同志传达主席关于中医指示后，卫生部党组向中央的检讨报告由于他的思想不通，多次修改，送不出去。一九五五年春卫生部全体人员学习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的学习总结，由于检查了卫生部领导上的错误，也因贺诚同志思想不通，送不出去。贺诚同志犯了这样多的错误，从来未见过他作为过任何诚恳的检讨。贺诚同志对党的事业是不关心的，由于自己的错误造成工作上的损失不去考虑，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对人民不负责任，而却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他对自己的错误是强调客观原因，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他的检讨词句上曲折迂迴，含混不清，思想上则处处给自己留后门，企图蒙混过关，准备随时翻案。在此次会议上也依然坚持了这种态度。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检讨会上，他笼统地承认了一些错误，二十五日便又不承认，并表示：弄清是非，该撤职就撤职，该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

　　贺诚同志入党已三十年，曾为党作了许多工作，也有一定的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但由于存在着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解放后，贺诚同志更日益滋长着骄傲自满的情绪，认为自己资格老，功劳大，直至发展为反对党的领导，正如四中全会决议中所提出的：“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由于贺诚同志缺乏真挚诚恳的检讨，如继续担负原来领导工作，将使全国卫生工作遭受更大的损失。此次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贺诚同志几年来不能实现党的领导，有负党的委托，不宜再继续担负卫生部领导工作职务，除请中央对贺诚同志的错误给予严肃处理外，并望贺诚同志彻底反省，痛改前非，不失党苦心孤诣地挽救他的最终机会。

　　贺诚同志的错误，长期以来未得到纠正，这同卫生部党组组织不健全、缺乏原则性、只求表面上团结、缺乏积极斗争的原则精神是有关的。党组对贺诚同志错误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存在着过多的顾虑，没有把问题在桌面上争论，求得解决，缺乏有组织有领导地对贺诚同志的错误进行积极的斗争。这是应该进行严格检讨的。党组应从此次事件吸取教训，今后必须坚决维护党的原则，必须加强集体领导，认真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尤其抓紧思想领导和思想工作，同一切错误思想和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才能扭转卫生工作长期以来脱离党领导的严重情况；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实施。最终，我们请求中央调派政治上强的干部增强中央卫生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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