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河南省委8月28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河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  央1955年9月4日

　　（附：）

##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1955年8月28日）

　　8月4日吴芝圃同志向省委传达了中央7月31日召开的省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主席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省委即起草方案，派人摸底，吴芝圃、杨蔚屏等同志亲赴郑州市郊乡村考察农业合作化情况，经过准备工作之后，于8月16日至22日召开了各地委书记、郑州、洛阳郊区负责同志和省委重点县荥阳县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省直听传达的共251人。大家听到毛主席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的传达后，一致热烈拥护，欢欣鼓舞，并作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批判了错误思想，着重检查了去年秋季以来，省委和各地委对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阶级立场和群众观点，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革命勇气和信心。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农村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去年冬季在我省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估计今冬明春就会形成全省范围的高潮；明确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通过了全省在1957年年底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8万个，入社农户达到占总农户的60％以上，在今冬明春发展到10万个社，入社农户达到占总农户的30％的指标。同时，大家一致感觉到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得还很不够，必须结合实际工作继续努力钻研。

　　我省在1951年的下半年已有1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发展到235个社，1953年发展到1 152个社，1954年8月发展到6000多个社，当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确定在1954年冬季和1955年春季发展到5万个社，并认为建立和巩固了这5万个社就可以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发展打下基础。从实际情况来看，在1954年的冬季，走合作化道路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和阶级斗争的焦点，哪个乡不办社就不光彩，贫农办社情绪很高，有的跑到县委会要求派干部领导办社，有的跑到区、县要求受训，成批成批的农民跑远路去参观旗帜社或到老社请“师傅”，著名的老社社长如苏殿选等人的巡回讲演到处受到欢迎，在先进地区3年合作化的口号深入人心。贫苦的和生活不富裕的农民热爱自己的社，自称“以社为家，没二心”，积极劳动生产，扩大公共财产。富裕农民看到大势所趋，忙着准备卖牲口、砍树、盖房子、打墓子，想抓一把再入社，或者抢先组织中农互助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分子则对合作社冷嘲热骂，造谣破坏，说互助合作是“共产党要兵的巧办法”，说“出了拖拉机就不要农民了”，他们纵火、投毒、暗害、凶杀，据去年下半年发生的58起破坏互助合作的重大案件统计，就死伤干部群众23人（死1人），死伤耕畜89头（死57头），损失财物24000多元。今年1月8日混入渑池县一区区公所当炊事员的“一贯道”分子，因其弟系反动道首在镇反中被我处决，他乘该区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干代表会议时放毒，使55人中毒，死社干1人。舞阳县大栗乡坏分子放火将准备转社的张发彦互助组的11头耕牛、3间房子、1部农具烧毁。邓县卢家乡石应乾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坏分子放火烧房7间，烧死共产党员1人。更阴险的是他们伪装积极，进行收买拉拢，钻到社内来从内部破坏，据新乡、洛阳专区、郑州郊区等地1480个社中即已查出混入的反革命分子、阶级敌对分子808人，其中有187人已篡夺领导或占据要害部位（担任社长、社务委员、会计、保管、饲养员等），他们在社内破坏生产，破坏公共财产，拨弄是非，千方百计地想搞垮合作社。

　　由于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较短时间内，在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到今年春季为止，全省在6000多个社的基础上发展了7倍，即现有的44000多个社，参加社的农户已占到全省总农户的13％多，在80％的乡里有了社，实际上在我们的统计数字以外还有4400多个社，因为“突破”了“计划”而没有被批准，还有几万个社架子积极要求领导转社，如果不是领导上的严格控制，停止发展，一定可以超过5万个社以上。（去年12月时将发展计划减为4万个社）已经建立的4万多个社经过初步整顿巩固工作和生产考验（今年夏季85％左右的社都增了产或相等于去年丰收的产量，没有增产的社多半是由于受灾，少半是由于经营不好，由于增产使85％左右的社员增加了收入或不低于入社前的收入），证明是能够巩固的。（截止目前全省减少的杜数共247个，占总社数的0．56％，其中多半转为互助组）

　　当大部地区已经出现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时，我们的指导思想却发生了问题，在思想上开始辨不清方向，开始掌握不住问题的本质和形势的主流，曾在发展计划上发生了犹豫，认为去年冬季5万社的计划大了，盲目地收缩了1万数字（实际上现有社加所谓自发社差不多够5万了），对巩固社的困难看得过多。一句话，就是我们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面前立脚不稳。虽然我们对于“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是有抵触的，没有那么做，但是省委对“坚决停止发展”是同意的。这种指导思想从现在检查起来是危险的，从实际运动上看也是束缚了群众的手足的，如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英明地指示和纠正我们的错误，那就会造成革命事业严重的损失。另外，的确有一些领导干部被胜利吓昏头脑，对合作化运动的情况估计得很糟，认为合作化再发展下去就有很大危险，因而有无穷的忧虑，并发生急躁情绪，对下边干部过高要求，过分埋怨和不适当的斥责，硬性停止社的发展。各级党委也曾因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但正确的意见得不到肯定和支持。直到中央5月17日会议关于积极发展合作社的精神传达之后，错误的指导思想才得到制止，但是我们对中央5月17日的指示没有深入的研究，仍存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纠正错误是不彻底的和不坚决的。

　　这次会议上还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以下一些错误观点：

　　一、怕乱。有的同志存在着对阶级斗争的右倾麻痹思想，幻想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像静静的流水一样，好像是说“革命的和平转变就应该如此”。这些同志害怕革命高潮的震动，把正常的革命秩序看做“乱”了，看见个别的不正常现象就夸大起来。

　　从实际情形来看，我省合作社的发展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个别地区（如夏邑县的某些地区）发生的大轰大嗡现象和对某些具体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是存在的，但各级党委对这些缺点应注意克服的。

　　二、怕多，怕困难。有的同志把革命斗争前进中的困难，看做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的观点是“建社容易巩固难”，为了说服干部群众停止发展，甚至不惜片面夸大巩固社的困难，实际上就是说既然不能巩固，因此不能发展，只有退缩。在这种退缩的精神下，挫折了群众热情，就又把这种现象当做“巩固难”的根据。

　　实际的情形是哪里放手发动了群众，哪里的合作社办的多，哪里就更加鼓励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增长了干部的才干，更加吸引了全党的重视，也就更有利于合作社的巩固。

　　三、片面地夸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快了对农业生产上的不良影响。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形势下，有些富裕农民产生暂时的生产消极的思想和举动，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分子也乘机破坏生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避免生产上的损失，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及时采取了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认真检查执行政策情况和打击敌人破坏等一系列的措施，稳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更主要的事实是由于绝大多数合作社的显著增产，带动了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的增产运动，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有些同志只见树不见林，抓住一些杀牛砍树的现象，不加分析，就认为是建社影响了生产，就因噎废食地主张停止建社。（我省在去年冬季发生的杀卖耕畜现象，主要是由于遭受严重水灾；其次是由于某些地区饲料留量偏低和供应上有缺点；再次是由于牛皮价格偏高。至于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执行牲口入社政策方面有某些缺点，虽有一些影响，但不是主要原因，今年麦收后农民大批买回牲口就是证明）

　　四、有些人片面强调富裕中农占有的生产资料的作用，认为离开这些中农便不好办社，这实质上就是不相信依靠贫农可以办社，不承认广大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同志想依靠富裕农民，因此看见富裕农民的动摇，就忘记了最大量的非富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就认为合作化冒进了。

　　五、一方面夸大干部没经验，一方面又夸大离了上边派下去的干部就不能办社。这显然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提出许多苛刻的要求和过高的条件，强调干部办社经验不多，支部不会办社，因此，只有停缩，叫群众等待我们。

　　六、机械的划分巩固社和发展社的阶段，有的同志认为要巩固社，就一个社也不能发展，因此限制过死过严。

　　上述这些错误论点，一般是在执行不正确的指导思想下发展的，今年春季在党内曾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流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相当普遍和深入，在县、区干部中产生了怕困难的情绪，束缚了乡干和贫农积极分子的手足。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高潮的面前阶级立场站的不稳，对要依靠谁、听谁的话分不清界限，对党和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发生怀疑，不相信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上犯了主观片面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思想如果发展下去是危险的，是和党的总路线不相容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纠正，才能正确地彻底地接受和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时在会议上也注意到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认真整顿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并部署在9、10月份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

　　关于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和整社具体部署，另有专门报告。

　　来源：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农业合作化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