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宣传部关于纠正揭露胡风分子的文章中的缺点的通报

　　自“人民日报”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布后，北京及各地文艺刊物，都连续发表了许多揭发胡风分子的罪行的文章，对他们的反革命言行和他们的作品中的反动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揭露，使人们识破其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阴谋，是起了显著作用的。但其中有些文章，在论点上、说法上或材料的引用上，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可能在群众中发生不好的效果。兹将我们从一部分刊物中所发现的问题择要通报如下，希望你们加以注意，并转告各有关报刊注意在今后的宣传中避免类似的缺点和错误。

　　一、有些文章是用客观主义的态度去揭发敌人的反革命言论的。如“大众电影”第15期载马山同志的“胡风分子陈卓猷在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的破坏活动”一文，列举了陈卓猷的9项罪行，其中第一项即专门叙述陈怎样咒骂苏联专家是“洋鬼子”、“大鼻子”、“毛子”、“洋人”，和陈所散布的“洋人那一套信不得”，听苏联专家讲课是“民族的耻辱”等谬论。7月号“戏剧报”载“耿庸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反革命罪行”一文中，转述耿庸的造谣诬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周扬写的，他所写的政治标准第一是错误的”。6月号“文艺报”载刘金同志的文章，说反革命分子造谣：批判俞平伯思想，“这是因为党中央某负责同志的爱人向俞平伯借珍本古籍，俞平伯不肯借，所以开展这个斗争，打击俞平伯。”揭露反革命分子的造谣诽谤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客观主义地转述他们的反动言论，因为这些反动言论，大多似是而非，读者难辨真伪，一般落后群众还可能受其迷惑，因此，没有选择没有批判地和过多地转述这些反动言论，客观上等于向群众散播了它们，是有害无益的。

　　二、有些文章对胡风分子的作品缺乏科学的分析，而只凭主观臆测，轻下断语，有的是牵强附会，与事实或作品的原意不符。如“长江文艺”8月号载俞林同志的“揭露胡风集团在武汉的另一个骨干分子——王采”一文，批判了王采题为“堕落”的一首诗。俞所引用的这首诗的全文是“苍蝇宣传会造蜂蜜，莠草夸赞自己结出谷粒，就是那条蠢猪，也竟然要求使用原子武器！”俞林同志批评说，诗中的“蠢猪”不是指美国，而是指苏联，“因为在王采写这首罪恶的反革命的‘诗’以前不久，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宣布过：‘假若一旦不幸需要原子弹时，我们将会有必需的那样多的原子弹。’”这种批评不但太牵强，而且与事实不符，因为王采的这首诗发表在1954年1月8日，而维辛斯基的这两句话是在1949年11月18日在联大政委会的演讲中说的。这两句话也没有“要求使用原子武器”的意思。又如“文艺月报”8月号载芦芒同志的“胡风集团的‘诗’是特务文艺的典型”一文，显然有断章取义的毛病 。该文所批评的绿原的“7月1日唱的”一诗，第1节第1、2两段原文是这样“（第1段）人人都唱歌，赞美共产党，说它像太阳。（第2段）这个比喻好倒好——不过不恰当：太阳高高在上，共产党在人民身旁。”芦芒同志的引文却成了：“人人都唱，赞美共产党，说它像太阳，这个比喻好倒好，不过不恰当。”作者就按照这样的引文，斥责绿原说：“为什么不恰当呢？原来只有像他的头子胡风那样把共产党描写成‘军阀统治’、‘封建罪恶的标本’才算恰当！”“新观察”第13期载童乐春同志和戈阳同志的两篇批评绿原另一首‘诗’的文章，也有同样的毛病。他们硬要从诗中的每一句话去找出反革命的含义，因此，只好牵强附会地把主观的猜测加给那些作品。这样做是很笨的。要知道，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既然是披着马克思主义或共产党员外衣的两面派分子，他们的作品中就决不会句句或篇篇都公开宣传反革命思想，相反的，他们倒很可能故意说一些革命的话。因此，不应该也不必要从他们的每句话或每篇作品中去找寻反革命的含义。对于那些确实宣传反革命思想的作品，则应该有研究地科学地加以分析，指出它们的反动实质，不要简单地轻下断语，因为那样是不能说服读者的。评述胡风集团分子翻译作品的文章，也有类似上述主管臆测、轻于武断的毛病。

　　三、有些文章不是政治揭露，而是谩骂。如“大众电影”第16期载颜一烟同志的“胡风的孝子贤孙黄若海”一文，它的题目就带有谩骂的味道，“文艺月报”8月号黎维建同志的文章，开头说：“王元化主要的笔名有方典、方隼等，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排行方字辈大将中的一员”。“长江文艺”7月号载李冰同志批判绿原的诗的文章，说绿原“这个特务匪徒，文学流氓，居然如此虚伪无耻，像娼妓一样把自己说成‘清水货’来欺世”。第15期“大众电影”载欧阳文海的文章中对黄若海的描写：“身材高大，肥头硕脑，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对于反革命分子应该从政治上、道德上来揭露他们的罪恶，而不应该采取这种近于人身攻击式的谩骂。这种谩骂并不能揭发敌人的罪恶，也无助于提高群众的觉悟，相反地，却把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了。这是不好的。

　　此外，有些文章在揭露反革命分子的言行时，过于琐屑，把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加以罗列，其中有一些并不具有反革命的性质，这当然也是不好的。另外在同一报刊中也常常出现内容重复的文章，如第16期“大众电影”揭露陈卓猷的文章，和8月号“戏剧报”揭露耿庸的文章，其内容都是在同一刊物的上期讲过的，后来的文章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以上是从一部分文艺刊物中所看到的现象，希望你们对当地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文章也作一次检查，以纠正和防止发生类似的毛病。但不要做公开的更正。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性的文章，各地报刊已发表不少。对他们的罪行今后还可继续揭露，但应该选择比较重要的反革命事实，一般的轻微的事实则不必再报道；对于他们的反动作品的批判，应该是有研究、有分析的，缺乏研究，牵强附会，轻下断语的文章不应该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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