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等两个报告的批复

　　（甘肃省委，并告青海、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福建、热河省委及其他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看了甘肃省1955年11月10日关于批判“甘肃落后论”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报告和11月23日关于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我们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小了一点。你们说：“目前全省积极要求入社的农民，占总农户40％左右，加上已经入社的农户，则达50％左右”，但是你们在第五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计划，则要到1956年才让“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30％”，这是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的。你们应当改变这个计划，将已经积极要求入社占总农户40％的农户，就在今冬明春分两批吸收入社，连同已入社的农户，共达50％左右，这样你们就主动了，明年秋冬再来一个浪潮，就可以基本上合作化了。这样做对于用全面规划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是很有利的。根据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各省计算，除福建、热河尚未查明，湖南据说只能于今冬明春完成合作化农户占总农户的30％左右以外，其余16个省，合作化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大多数的省已经达到50％以上，少数的省也可以于今冬明春达到40％以上，他们都认为1956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即达到75％以上。根据青海省委11月23日的报告，那里已经入社和酝酿入社的农户已达50％，还有达到60％以上的可能。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40％以上，则可以肯定195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对今后的工作极为有利。你们的意见如何，请你们和各地委联系加以研究，电告为盼。

　　 中央1955年11月30日

　　（附：）

## 甘肃省委关于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报告

## 1955.11.10

　　（中央并发各地（工）委、兰州市委，各直属党委，各党组、分党组：）

　　10月25日至30日省委举行了第五次全体会议（扩大）。出席省委委员、候补委员28人，列席的有各地（工）委代表（地（工）委常委），省级各部委、各厅（局）、各直属党委负责同志65人，共93人。

　　会议议程是：根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进一步讨论全省合作化问题。

　　会上由张仲良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口头结论，李培福等同志读了中央书记处各书记的发言稿，印发了省委自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方面的有关指示、批答、报告等资料和仲良同志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并由仲良同志代表常委作了对领导全省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检讨发言，接着展开了讨论，在会上发言的共有68人，发言中心都是围绕农业合作化问题，着重检查与批判省委及省级各部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认识和态度。最后由仲良同志作了会后讨论的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我们认为开得很好，是甘肃党组织中一次重要的胜利的思想斗争会议，是对一向严重障碍我们各项工作的右倾思想、分散主义、拖拉现象等进行了一次猛烈的、胜利的进攻，特别是对右倾思想进行了集中的、深刻的、尖锐的批判。经过这次会议，基本上统一了与会同志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甘肃地区特点（即落后论）、对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对巩固工农联盟等重大问题的认识，给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扫除了主要思想障碍；由于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又给今后在全省各级干部中继续深入开展思想斗争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将会议所讨论的几个重点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体会议认为：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我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由773个发展到7439个，没有垮过一个，并且93％多的社都增了产，增产率一般都在10％到30％之间，说明运动的进展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但有缺点和错误。1954年7月党的第一次省代表大会至今年2月，这一时期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省委的指导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右倾思想一直未得到彻底批判，因此在去年12月以后出现的新情况下右倾思想又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当去年12月农业合作社蓬勃发展的时候，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作粗糙、强迫命令等现象，个别地方甚至不顾主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去冬今春完成半社会主义基本合作化。为了纠正这些偏差，省委适时召开了电话会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批判，这是很必要的。但电话会议中有些问题的提法是有错误的，对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方面讲的不够，把“贪多、贪大、贪快”的口号也拿来硬套。事实上全省多数地方运动方才开始，社数尚未发展到计划指标，根本谈不上多。“贪快、贪大”也是个别的现象，运动中出现了“快”与“大”并不完全是坏现象，不应把“快”、“大”本身与“快”、“大”过程中出现的缺点混为一谈，当时强调反对“贪多、贪大、贪快”实质上是反映了领导上的右倾思想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对农业社的发展起了约束作用。

　　今年3月至4月这种右倾思想发展到了最高峰，竟把原订在今冬明春发展15000个社的控制指标压缩为10000个左右，把原订1957年入社农户占总农户40％的计划，削减为30％，并提出“全力巩固、停止发展”的错误口号。对建社较多、发展较快的地区（如银川）不是采取欢迎支持的态度，鼓励发展、爱惜其积极性、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而是“过多地评头品足”，一再指责，给他们泼了冷水。这些都是方针性、原则性的错误。5月下旬听了马明方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后，虽然感觉到削减指标、停止发展是不妥当的，但由于对主席指示领会不深，因此在6月第三次省党代表会议上仍然对运动中缺点错误强调得多，对发展基本健康估计不足，对削减指标、停止发展，过多地指责发展较快地区等错误，也没有进行批判，特别是没有发觉中央农村工作部收缩精神与中央和主席的精神不符，因而没有把5月17日李培福传达的中央四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精神和5月25日明方同志传达主席的指示在大会上展开讨论，使大家明确认识主席的正确指示，以致使同志们思想混乱，所以也未彻底批判右倾思想。由于以上错误，致去冬今春合作社的发展只达到了应达到的半数，并使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不应有的损伤。

　　全体会议认为省委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是与某些客观影响有关的（如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指示等）。但是从主观上检查，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坚强地树立起来，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工人阶级的立场不够坚定，和对农业合作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等。

　　（二）关于甘肃落后论，这次会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家认为甘肃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和自然灾害较多，这是事实，各项工作中都必须注意这些特点，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过分地夸大了落后的一面，看不见或不去看几年来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解放几年来甘肃的发展变化是很大的，全省农业地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兰新铁路已由天水通车张掖，并且迅速向西伸展着，新的大工厂正在兰州附近及其他地区陆续建立；全省75％的乡已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总产量已由46亿斤上升为75亿斤；商业零售总额增长了4倍，商业中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成分已由17％上升为73％；民族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且在全省少数民族中培养出了8000余名干部，发展了4000余名党员，在少数民族农业区建立了600多个少数民族单一或联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历史上曾未禁绝的甘南大烟，也被铲绝，人人认为复杂的西海固地区，社会镇反运动已正胜利地进行着；定西专区经过两年来的努力已把20个干旱乡改造为不干旱的乡；全省共产党员已由2万余名发展到10万余名，绝大多数机关、学校和88％的乡已建立了党的支部，这一切都说明了甘肃的落后情况是在迅速改变着，说明了我们党有能力领导群众改变一切落后情况。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看不见这些巨大的变化，一味地强调落后，鼓吹落后，散布落后悲观论调，用这些作为自己徘徊不前的根据。这种“落后论”已经在甘肃党组织内变成了一种公开合法的论调，长期没有受到批判，因此流毒很深，使很多同志只向后看，不向前看，甘愿落后，不求上进，对旧事物旧势力迁就很多，不敢轻易触动，对新生力量和新鲜事物却重视不够，甚至随便挫折。由于过分强调落后，形成某些领导同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态度，也造成了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悲观消极情绪。不安心工作和工作缺乏朝气等现象，也使得有些人对改造自然面貌信心不强或丧失信心，甚至厌恶自己的工作地区，厌恶劳动群众。对全国来说，由于我们强调甘肃落后，已在省外有些地区的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一种对甘肃的错误印象，仿佛甘肃现在还是吃不上菜，吃不上白面，甚至连手纸也买不到的荒凉地区。也有不少的民主人士从地方主义出发（如对向外调粮总是不满意），常以甘肃落后特殊等论调作为抵抗社会主义、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借口和蒙蔽落后群众的幌子。所有这些都说明“落后论”已给甘肃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招致了许多不利影响。因此，这次会议上大家对“落后论”的批判一般是比较坚决深刻。

　　但是，大家也都承认甘肃是有落后状态存在的，有和其他地区不同的差别性的。右倾思想的产生，实际上也是由于忽视差别性而不愿努力发掘各方面的潜力，所以否认差别性不一定只犯“左”的错误，同样也会犯右的错误。工作一般化就是在忽视特点的情况下出现的。

　　大家认为对待落后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承认客观现实情况，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改造落后状况，绝不是消极等待、袖手旁观，只有正确认识现状并积极改造现状的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才能引导人民前进。

　　（三）关于克服分散主义、拖拉现象，许多同志承认：由于自己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缺乏思想准备，因而在转变过程中就没有去很好地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工作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符合总路线的要求。不少单位对农业合作化是不大关心的，把全党这样一件巨大的事情只看做个别部门的事，没有很好考虑自己如何配合，甚至不顾合作化运动的紧张情况，照常开自己的专业会议，而且一开好多天，内容又大都是照本传达上级的东西，很少对自己地区的经验总结，结果，延工误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许多单位虽然也在苦心孤诣地制订月度、年度计划或远景计划，但实际上这些计划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要求却脱离很远。分散主义是很普遍的，党委决定问题时有些人当场没有意见，但执行中却标新立异，自作主张，有的消极抵抗，有的擅自修改，有的马马虎虎根本不理，结果常使决议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拖拉现象是省级机关目前的一大病态，许多重大问题拖延几个月得不到解决。而对这些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原因也不追查清楚，加以严肃处理，常常是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工作中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是积极肯干敢多提意见的反常遭到指责非议，疲沓拖拉、自由主义严重的却没有人过问。会议对这些错误现象揭发了很多，并且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各单位负责同志对这些问题大多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并且提出了今后改正的办法。经验证明，只要开展讨论，把问题都能拿到桌面子上，统一认识，是不难解决的，分散主义是可以克服的。省级领导机关（常委在内）是有分歧意见的，有些分歧还很大，但是过去对这些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党内的思想斗争始终未展开。其原因主要是我们思想不坚定，立场不稳和方法上有问题。常常问题摆出来了，但由于瞻前顾后，没有及时解决，或者干喊空叫了一阵，事后无声无息。有时也想了一些办法，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又不是采取有准备、有组织、有系统的坚决斗争到底的方法，而是零敲碎打，结果往往是虎头蛇尾。事实证明克服各种不正确的东西，不是轻而易举的，不经过比较有准备的尖锐的多方面的斗争，不造成一种气氛，错误思想是不容易被孤立的，因而也就不容易被克服，我们过去的缺点就是没有使错误的东西孤立起来，因而长期不能消除和克服，这一教训是必须深刻记取的。

　　另外，会议对合作化运动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了如下安排。

　　（一）要做好全面规划。各地可以10天或半月时间先搞规划工作，在规划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建社，事实上经过全面规划工作，就做了了解互助合作组织、教育发动群众、分析阶级情况和熟悉人事关系等建社的必要准备工作。合作化规划必须要与生产规划相结合。

　　（二）建社的步骤、时间：一般地分两批发展：第一批，11月和12两月，完成建社任务的三分之二；第二批，明年1月到3月，完成建社任务三分之一。这两批建社中间要有一个小的间歇，时间大体需10天到半月，12月下旬各地必须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议，总结检查前段工作，布置兵役和下一段建社工作。

　　发展社的控制数字，当做奋斗的目标，不能作为行动的界牌。

　　（三）建社质量标准：

　　（1）贯彻自愿互利政策；（2）做好生产准备工作；（3）社干纯洁，社内有党、团员。

　　（四）结合建社工作，做好老社整顿工作，从总结检查生产搞好分配工作入手，全面安排，分批整顿，工作步骤上首先整顿存在有突出问题的社，然后再整顿一般社。整顿内容主要为：

　　（1）认真搞好生产（财务管理、劳动组织调配、推行包工制）。

　　（2）贯彻互利政策（做好分配工作）。

　　（3）提高社员社会主义觉悟（结合建党整党、建团整团服从国家计划，纯洁社干等）。

　　（五）提倡发展家庭副业。如养猪、养鸡、养蜂、养鸭、养蚕等，在一般汉族地区，可以考虑提出“一户一猪、一人一鸡”的口号。但发展副业不能放松农业。

　　（六）抓紧训练三干（社主任、副主任、分支书或小组长）、五员（农、林、牧、水等技术员和会计）。

　　（七）加强领导：

　　（1）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反对口号式领导。但要严防“调查成灾”，反对“来了就谈，谈了就记，记了就走”的“三就”做法。

　　（2）提倡各部门在合作化运动中发挥一己之长、一己之力的配合作用。反对妨害合作化运动的各种措施。

　　（3）做好重点指导、重点帮助、重点检查工作。省级机关准备抽十余个厅部长级的干部和百余个干部分赴各地帮助指导。

　　全体会议确信，目前群众对合作化积极性是空前高涨的，各级干部的信心也是充沛的，这是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加之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步调，对全部工作亦将会有一个新的转变，特别有主席的报告和六中全会决议等文件作我们行动的指南和解决各种问题的钥匙，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就会取得一个历史性的胜利。但是还必须指出，在胜利形势面前决不能忽视困难方面，我们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困难是：

　　1.地区条件不平衡，工作基础有差别，带来的困难将是多种多样的，必须区别对待，过去所以发生领导一般化的原因就是对此了解不够。

　　2.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形态不尽相同，并有民族之间的差别，全省有牧区，有半农半牧区，农业区又有汉民与少数民族地区之分，特别是牧区与农业区根本不同，再加这些地区还有民族性群众性的宗教问题。

　　3.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进展，阶级斗争将日趋尖锐、剧烈，敌人破坏活动更会疯狂，花样更会繁多。

　　4.主观方面，干部水平极不相同，有些作风浮浅的同志习惯于简单命令，可能不注意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思想不纯分子，他们还会乘机进行破坏，或为邀功而发生“赶风浪，盲目乱干”等投机行为。

　　5.工作多、时间紧迫，面大、领导经验不足，也会出现许多预料不到的问题。

　　6.党的基础组织有些地区还很薄弱，党员觉悟水平参差不一，对合作化积极的还不到30％（27），中间状态比重很大（52％），特别是有问题的和落后的党员还占19.6％。

　　7.我们面对着广大的个体农民，他们的觉悟有很大不同，积极、中间、落后三种状态总是存在的。在高潮中最容易忽视农民中的各种想法与顾虑。特别是在批判了右倾思想之后，群众热情空前高涨，容易滋长自满情绪和头脑膨胀，或发生简单粗糙做法。

　　我们要正视这些困难，充分地估计困难的各个方面，但是不能被困难所吓倒，要认真地对待困难和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待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待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我们必须这样去做，也必须这样去教育干部和群众。

　　最后，全体会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较好的原因：首先是主席的报告和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给了我们有力的思想武器。过去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就是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运用中央、毛主席给我们的武器。因此，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的决议，切实地领会其精神实质，检查思想，改进领导。其次是我省的事实教育和下边同志的批评促使了我们的进步。几个月来活生生的事实，群众的各种呼声，逼迫我们必须修整自己的错误，因此，又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要面对事实，要面对群众，要特别重视来自下边的批评。第三是同志们在这次会议前后，都比较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的决议，尽管这些学习还很不深，但觉悟都有所提高，一般地都执行了省委的指示，认真地进行了自我检讨。

　　但是，也应指出，这次会议还是有缺点的，主要是有的同志应该发言而没有发言，有的同志开始还不准备发言，有些同志虽发了言，思想上还没有交锋或虽有交锋但还有些躲躲闪闪的现象，有些同志对自己的检讨还不深刻，从方法上提得多，从立场、观点上检查得少。这就说开展思想斗争批判右倾思想，这次会议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彻底克服右倾思想、分散主义和拖拉现象，还必须进行更多更细致的工作。因此，我们只能把这次会议作为我们向各种不正确思想和作风进行斗争的开始。省委已确定明春再开这样一次会议，来检查这次思想批判后党内思想状态和工作进展情况。

　　以上意见如有不妥之处，请中央指示。

　　 甘肃省委1955年11月10日

　　·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