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共历史

　　第一次与毛泽东会谈是在1949年1月30日。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以及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我方И.科瓦廖夫和Е.科瓦廖夫也参加了会谈。

　　几句有关旅途情况的简短问答以后，毛泽东主动详尽地谈起了中国的军事状况。

## 中国的军事状况

　　毛泽东声称，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实际上可以算是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人口有2.6亿人，解放区有2.1亿人。共产党军队有220万人，其中120万人在南京地区，90万人（林彪部队）在北平、天津地区。国民党总共只有110万人，而且分散在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等地区，因此机动部队很少。除了4个师之外，国民党各师都被我们打败过数次，因此战斗力是较弱的。被美军人装备起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或者已被消灭，或者已缴械投降。在武汉驻军的白崇禧曾派自己的代表到共产党的3个地方代表驻地进行谈判，已经达成了协议。白崇禧将两个师派到上海和南京，要求李宗仁罢免孙科的行政院长职务。我们知道，蒋介石将行政院长的职务交给孙科，是为了将来他退休后，可以在幕后操纵政府。从共产党掌握的文件资料来看，蒋介石在退休之后还会继续指挥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西安。国民党将在南方和浙江沿海地区组织反抗，不会再坚守南京和上海。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从南京和上海的资本家、舆论界的情绪来看，可以按照北平的道路获取这两个城市，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经战争夺取，而不使这两个城市遭受破坏。但是，共产党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是从最坏处着想的。他们在进行着准备，在进行休整和军力准备之后夺取这两个城市。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些军队缩短了休整的时间。不仅需要时间休息，还需要时间：

　　1.来消化数十万最近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俘虏，对其进行教育。

　　2.整顿后方，恢复被破坏的、向前线提供供给的铁路。

　　3.把现在生产的子弹和炮弹集中起来，因为储存的很少。对美式、日式、捷克斯洛伐克式和苏式武器的弹药的需求使得事情复杂起来。

　　4.也需要时间培训一些干部，对上海和南京地区进行管理，因为不能完全依靠当地的干部。目前在对2万人进行培训。还需要一些条件来废除在华北的傅作义军队的国民党管理机构。

　　5.还需要时间对上海和南京地区的经济管理进行准备。这里的粮食太少了，应当储存。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制货币。

　　人民解放军对南京的占领要推迟到4月份。当然，可以现在进攻，但成功的机会只有80％。到4月份成功的机会是百分之百。为了在南京、上海地区取得必定的胜利，需要把林彪的部队——最优秀的部队从北平地区向南部和西部派遣，以便使国民党没有机会从这里向南京地区增援。北平的情况较复杂，需要一段时间来好好巩固。

　　傅作义的军队还没有撤出北平。我们想，明天，后天他们将会撤出。暂时仍然需要国民党军队守护仓库，维护城内秩序。最近几天，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4个师开进北平，逐步替换国民党的防守。任命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市联合管理处，其中4名共产党员，主任为叶剑英（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傅作义的部队有20万人，将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调到南京①的东北方向，另一部分调到南京的西南方向，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改编。因为这些部队没有在战斗中被击溃，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我们投诚的，进行改编的过程将是复杂的、有阶段的。第一阶段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阶段不会进行任何的改编，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宣传方面，从内部对其进行分化。第二阶段，将反动透顶的军官清除出各师，声名狼藉者开除出军队，其他人送到政治训练班，一部分用于培训后备力量，大部分人将被遣送回家。第三阶段进行真正的改编，目的是将被改编队伍中的国民党分子打乱，掺和到人民解放军队伍中，每3个原国民党分子安排8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在这样的改编基本完成之前，把我军的主力调遣进入北平是危险的。

　　我提出如下问题：暂停进攻2-3个月能否使国民党得到喘息，以使其消除恐慌、积聚力量和组织抵抗？因为南京对和平条件的同意表明，他们是多么需要喘息的时间。对此毛泽东的答复如下：国民党的和谈企图不仅不会削弱共产党人，反而会使其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使国民党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以致其再也无法恢复过来。国民党还会组织抵抗，但不会组织起任何有力量的抵抗。一旦共产党结束准备并有把握地发动攻击，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就将被消灭。

## 关于共产党对待自己的错误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说，他想跟我讨论对外政策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和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一点，他说：“请注意，中国是如此地落后于俄国，我们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犯很多错误，如果以俄国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无是处。”我回答说，或许这些话证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却难以让人赞同。如果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领导中国国内战争20年的时间，并使其走向这样的胜利。至于错误，则是每个积极活动的党都经常会犯的。我们的党也犯错误，但是，党要坚定地遵循无情揭露自己的错误的准则，以便吸取教训，不再重犯。

　　毛泽东补充说，他们经常犯错误，但也经常改正错误，并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开展土地改革的时候犯了错误。当时才明白，原来他们早在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时记录下来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在1946年却忘了。如果在1946年再看到关于这些错误的材料，就不会再犯这些错误了。他们在1946年再版了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的材料，公开向农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因为领导要对基层干部的错误负责，尽管领导自己没有犯下这些错误。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如下论断：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革命，那么就一无是处。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运用俄国的标准是不正确的。为证明这点，毛泽东说，1936年①中共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了苏联的方法，这在当时造成了重大的失败。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尽管中国比俄国落后，但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比美国所有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觉悟。”

## 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干部

　　他接着说，中共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读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现在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在学习这些著作的同时，在进行大量的实践工作。因此，他们决定要求自己的干部读完12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举出了这些著作（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之后，他没有再举出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就问毛泽东，在对中共干部进行党的教育的12部著作中没有一部是中国领导人的、对中国革命经验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著作，这是否正确。毛泽东回答说，作为党的一名领导人，他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什么新的贡献，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同等的位置。为斯大林健康干杯时，他强调指出，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是现今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多重要，它们只是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对其没有任何的丰富。此外，他还亲自向各地发送了措辞严厉的电报，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相提并论，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不得不同自己最亲近的同志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说明了毛泽东的谦虚，但不能对此表示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不是被机械地加以运用的，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条件，并以此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它表现出了反帝革命的面貌。因此，对中共经验的阐释不是没有理论价值的，不会不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难道也能够否认有关中国经验的概括对于亚洲革命运动的理论价值？当然不能。毛泽东指出，在他们那里，为反对党的路线，王明的支持者对中国特点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对此，我指出，通常民族分子会利用自己国家具体的历史特点，使他们的党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改造，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利用这些特点，以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领导革命。毛泽东没有对此进行争论。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1-6

　　И.科瓦廖夫，1948年被派到东北帮助修复长春铁路，后任驻华苏联经济顾问组组长，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编注

　　Е.科瓦廖夫，米高扬访华时的随身译员。——编注

　　①原文如此，应为北平，见文件No34390。——编注

　　原文如此。这里显然是指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执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编注

　　来源：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1949.3－1950.7》，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