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 年 6 月 17 日） 　　（绝密）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向他转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 5 月 23日给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各党中央委员会信件的文本。毛泽东对这封信和来自苏联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说，这些措施是原则性很强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委员会送来上述信件表示感谢。 　　在随后的会谈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一些党内性质的问题。关于反动人物胡风的行为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很清楚，胡风是反动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该组织曾经获得来自国民党或日本秘密机构的支持。毛泽东说，胡风 1925 年领导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同年，胡风告诉北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陈毅说，他从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困难很大，也很危险。那时，胡风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荫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风与云南军阀的部队在一起。这些军队名义上都是蒋介石的部下，但实际上他们在云南省独立行动。在那里，胡风负责政治工作，身居云南部队政治指挥部门要职。国民党两次逮捕过胡风，不过他很快便重获自由，他对此解释说是他逃了出来。在日本政府严厉压制进步势力和人士的那段时期（1928-1937 年），胡风在日本。在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并没有压制日本作家白桦子（中文发音）——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易边（中文发音）即胡风的妻子。毛泽东暗示，在这个时期，胡风可能参加了国民党或日本的秘密机构。目前对胡风的斗争以及由中国共产党有关机构对他展开的持续调査表明，在一些责任重大的领域工作，胡风过去有、现在还有他的代理人。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他的支持者，他的一名主要顾问在北京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系当副主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个主编也是他的支持者。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杭州、西安、重庆等），他都有代言人，这些人过去（现在仍有一些）在党政机关或文化战线工作。据我们估计，在胡风的比较有名的支持者中，有 200 人是中共党员，但肯定还有其他一些人。胡风及其支持者控制着一部分知识分子，比例可能达 5%。在我们呼吁胡风的支持者承认错误，站到党一边时，他们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到现在还在保持沉默。胡风的一些不寻常的支持者，在党的面前认罪后，却跑到胡风那里忏悔，声称他们的坦白认罪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一个人应该这样做：或者融入党内，或者自甘堕落。对此他提到，在最近党员干部的坦白中，有 35 万党员（在 700 万中共党员中）被审査出有罪，他们反党反人民，道德败坏，或受某野心和其他动机驱使而入党等。然而，党内仍存在一小撮这种类型的人，与他们的斗争正在展开。所有的这些证明这一事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利用胡风及其支持者的例子来教育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进一步谈到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就这个问题，毛泽东说高岗和饶漱石在反党行径中采取两手策略。高岗这人没有道德，企图夺权。高岗在他的支持者中说，毛泽东周围已产生两个不值得信任的集团：一个是由刘少奇领导的，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和其他一些人；另一个则由周恩来领导，包括很多人。另一方面，高岗却说，要公开反对这些集团来捍卫毛泽东。 　　毛泽东说，高岗一周之内举行 8 次晚场舞会：什么时候他想要跳舞，他就下指示召集女人。毛泽东提到高岗在政治上非常无耻。他说，高岗与一个幕后人物张明远关系密切，高岗让张明远作为他和沈阳总 领事之间的联系人。张明远于 1926 年被开除出党，但在高岗的坚持下，张重新获得党的认可，并进入党校接受再教育。在东北解放后， 张被高岗调到沈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毛泽东说，高岗在捷沃相同志访问中国期间，寻找各种手段要参 加捷沃相同志访问东北的行程，尽管当时中央已经派李富春陪同捷沃 相同志。由于李富春感冒病倒，高岗得以与捷沃相同行前往东北。我回应毛泽东说，我也与捷沃相同志前往东北，可在行程中，高岗只和 我们谈过两次话，谈话主要是关于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接近我们。 　　毛泽东提到高岗与捷沃相同行这个问题后，明显暗示高岗想要亲近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政府要员，以便从他们的口中获取信息。 　　毛泽东说，饶漱石曾经从事地下活动，为国民党和外国秘密机构服务，而同时在党的面前假装忠诚。潘汉年与美国的、日本的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联系，饶漱石就插手任命他做上海市副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共同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一切情况。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于 1950 年 1 月至 2 月送到台湾。苏联的一个空军师抵达上海地区的消息就是由潘汉年传给台湾的。在潘汉年的要求之下，国民党的飞机于 1950 年 2 月 6 日空袭上海。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以后，由于潘汉年为蒋介石集团所做的贡献，他四次获得蒋介石的授勋。关于这些授勋的档案文件以及其他证据已经掌握在中国相关部门的手中。 　　毛泽东说，1953 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一年。他讲到，在离开杭州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53 年 12 月 24 日）上，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指挥部，其中一个行动公开、为克服困难奋战；而另一个指挥部则行动诡秘，利用困难向正式的指挥部——党的中央委员会发难，并散布各种谣言。据毛所说，当时他并没有点出该地下 “指挥部”领导人的名字，但在那次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显得十分沮丧。如毛所说，当他们听到宣读贝利亚反党行径的资料时，垂头丧气。 　　转到国际问题上并提到梅农①【指时任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克里什南·梅农】访问北京一事，毛泽东说，在梅农访问北京 10 天的过程中，梅农谈论到中美就台湾问题直接谈判的问 题。梅农会见了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政府官员。根据预先商量好的，中 共的政府官员向梅农做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回答。一些政府官员给梅 农的答复让他感到很乐观，而另一些人的答复则让他感到十分悲观。 比如，朱德就宣布“如果美国人想要战争，那我们将奉陪到底”，这让梅农战栗不已。中方向梅农讲述了中方在中美直接谈判的态度问题 上的一些大体情况。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有意充当中 间人的国家得知了告诉梅农的一切，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积 极的行动。除了印度，那些有意充当谈判中间人的国家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梅农被告之，印度将被优先考虑作为谈判的 中间人。毛泽东说，接受了这一任务的印度人甚至不会把他们在北京 听到的一切告诉英国人。毛泽东提到，（英国首相）艾登自己想从新 加坡赶到中国作中美谈判的中间人。但是，在曼谷会议后，中国在对 艾登访问北京的提议的回复中，故意说艾登可能拒绝来华。中国政府 给出这样的答复，主要是因为这个事实：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 场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而艾登从新加坡和从伦敦（从新加坡返回到英国后）分别发给中国的两封信中，基调彼此相差甚远。从新加坡发出的信件中，艾登恫吓中国，声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可能导致战争；而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则没有这样的恫吓。目前，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还是有点差别的。 　　毛泽东还谈到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飞往北京的事。他说由于担心在香港引起众怒，印尼总理没有在香港停留而直接飞往广东。此次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师哲和 Т.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 　　（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П.尤金 　　 來源：《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第 5 卷第 35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