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次访问苏联和准备召开党的八大——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 年 4 月 7 日) ## 与毛泽东同志 1955 年 3 月 30 日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访了毛泽东同志。我们的讨论是从一些礼节性的寒暄开始的。毛泽东抱怨说,因忙于党的会议【指 1955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他每天只能睡 4 个小时,他累坏了。他说,在会上他不得不听很多人的发言。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他必须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说,我们正在考察干部,这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毛泽东说,我想要到南方去休息两三个星期。   接着,我说有一封苏联共产党给他的信件,并把赫鲁晓夫的信交给毛泽东,信中邀请毛到苏联去过 1955 年的五一节。他很快了解了信件的内容,然后说,政府里的一些情况可能让他无法在今年接受邀请。在这一问题上,他还提到在他和赫鲁晓夫同志讨论访问苏联问题时,访问的时间并没有确定。我回应说,苏联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周年,其政治意义是异常重要的;毛泽东访苏的政治意义同样十分重要。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但再次说国内事务可能会妨碍他访问苏联。他请我不要误会,认为他不想接受这个邀请,并补充说,访问苏联的问题会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讨论,最后的决定会通知我们。毛泽东说,他很想借访问苏联的机会,在苏联一些地方旅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列宁格勒,然后从摩尔曼斯克到苏联的南部城镇。而且,在他离开苏联后,他还想要访问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   回到正在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问题上,毛泽东说,会上对高饶事件和五年计划草案的讨论非常活跃。   我问他,会上是否有反映高岗和饶漱石看法的观点。毛泽东在回 答这个问题时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条件。他说,中国是一个 大国,经济落后,由于缺乏适当的通讯手段,不同的地区之间彼此隔 绝。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条件与俄国差别非常大。在俄国,革命在大 城市爆发,由于大城市有工业无产阶级,这就为共产党提供了最容易 取得成功的条件。但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出现后,被迫在乡村开展 基本的工作。人民解放军是在乡村建立的,它的干部基本上来自农民,也有一些来自旧军官。那些在各自封闭的地区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的人们,开始彼此接近;在他们中间滋生并发展出一种派别或家族的 观念。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由很多这样的派 别构成,而且这些派别中有很强烈的狹隘地方主义情感。这些地方主 义情感致使少数派别开始抗拒中央委员会。张国焘集团反抗中央委员 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抗拒,类似的情况还有李立三和王明的无原则派别。甚至在国民党被赶出大城市而解放军进入大城市以后,派系之间的联 系仍然保留 F 来。这些派别已经习惯于自治性更强的农村地区,在解 放军进入大城镇后,中央委员会开始试图对此进行控制,他们就表现 出不愿接受中央的控制。这种情况发展得如此过火,以至于那些彼此 相互支持的人在宴会上或其他集会上,从他们所属派别的立场出发, 可以谈论关于本派在党内的地位等广泛的问题。如果不属于该派别的 人在这些集会上出现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会立刻停止。   高岗、饶漱石和其他一些在内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指使那些来自解放军的党员(当时这部分人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来反对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员。高岗和饶漱石并不把在国统区工作过的党员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归入此类。根据高、饶的划分标准,我本人也不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我开始做党的工作时也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进城以后,那些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很好武装的党员,被城市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倒。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观点,滑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些人很多是嘴上高呼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做的是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事。在革命时期,这种人还可以同党走在一起,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革命阵营。这就是在高岗和饶漱石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说,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认真地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教育干部,所以我们党才会基本上保持团结。虽然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远远不够。目前召开的会议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不仅正在考察和评估这些干部,而且利用这次会议来教育我们的干部,以期在建立一个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真正团结的党的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成效,并克服种种自治和狭隘地方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还谈到,即将举行的 1956 年党的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他说他必须尽最大努力为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工作。他说,由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织工作,事情进展很顺利。虽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可他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有任劳任怨的国务院在开展各种实际工作和治理这个国家。   毛继续说,目前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层是很久以前选出来的,主要是由军人构成的。在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上,考虑到党和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需要认真考虑选举新的领导层。毛泽东说,我可能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我们得找到一些可以领导党的人,这些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取代我的主席职位。可能我们将不得不选举一位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或者设置党的总书记的职位。   谈到了过去 5 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我提到,中国共产 党在所有领域里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 会,她可以使用以往任何中国政府所没有用过的语言来和美国人谈判,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力量,激发了印度、缅甸和印尼在处理 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时的勇气。   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的正面交锋,这可以让印度、缅甸和锡兰不至于卑躬屈膝,而是挺直腰杆”。那些促成并召集亚非会议的国家并未提到要与共产主义抗争,反而提到要反抗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准确地反映了上述说法。   我补充说,这些国家没有什么理由害怕共产主义。在进一步的会谈中,我口头转达了赫鲁晓夫同志 3 月 12 日信件的内容。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意见表示赞赏。   (想起我们曾经在一次会谈中讨论过写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毛泽东说,很可能他不能写了。我告诉毛说,我已经向苏联共产党报告说他同意写这样一篇文章。毛泽东问,能否让刘少奇来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有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但至于让谁来写则会由中央委员会讨论,而且他会告诉我们。)   师哲和Т.Ф.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П.Ф.尤金   來源:《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第 5 卷第 30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