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5日）

　　（第289号）

　　（绝密）

　　（文本第1号）

## 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记录

## 1956.03.31

　　今天我拜访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信函：一是援建51项工程和3个军事工业科学研究所；二是援建乌鲁木齐至苏中边界铁路段。毛泽东请我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转达他的深切谢意。

　　接着我说，回到北京后的头几天，我就想拜见他（毛泽东），陈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毛泽东回答说，因为有病，他不得不推迟了同我的会见。毛泽东说，中共出席二十大的代表团成员曾向他谈过一些关于二十大的工作情况，并带回一份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现在这个报告已经译成中文，他已了解报告的内容。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虽然基本正确，但在个别时期，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1926年，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能力，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主要的革命力量。在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把国民党看成中国革命力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斯大林说，应该依靠国民党，跟随这个党，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应服从国民党。这是一个大错误，它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把群众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的独立工作。

　　毛泽东继续说，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这些错误的和不正确的指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斯大林不考虑中共中央的意见。在那个时候，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经常与斯大林会见，并片面地向他报道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斯大林显然认为只有王明是中共中央意见的唯一表达者。

　　在共产国际中代表中共的王明和李立三，企图把中共的全部领导权集中到自己手里。批评王明和李立三错误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他们看作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说，我被他们称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狭隘经验主义者。作为共产国际不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实例。毛泽东援引了以下情况：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讨论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时，没有将对这些错误的彻底批判进行到底，以此为借口并据说是为了纠正中共三中全会的错误，过了3-4个月，共产国际将两名工作人员——米夫和王明——派到中国，其任务为召开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然而在米夫和王明的压力下通过的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比李立三的路线更“左”。其中讲到要进攻大城市，夺取大城市，不要为争取农村地区而斗争。例如，在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中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在被国民党封锁的中国苏区，甚至消灭了小商业资产阶级，停止了一切内部贸易。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在1929年有30万战士的中国红军，到1934-1935年减少到25000人，而中国苏区的土地减少了99％。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党员人数由30万减至26000人。苏区同国内其他部分完全隔绝，没有任何商品，甚至没有盐。所有这些引起苏区居民的极大愤慨。

　　由于王明的“左”倾政策，中共领导下的大一点的地区基本上在中国北方（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保存下来，因为王明的影响还没有扩展到那里。王明以共产国际为掩护，实际上力求八路军和新四军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

　　王明及其追随者把国民党看作“新生力量”，它吸收一切精华，能够战胜日本。他们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基地，反对把所有各阶层的居民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周围。

　　王明分子企图以自己的六点方案取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革命的十点方案。这个六点方案的作者是王明，不过这实质上是个投降方案。在推行这种政策时，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以头号权威自居。王明分子利用他们控制着武汉中共中央南方局多数这一点，向军队和地方发出不正确的指示。毛泽东说，例如有一次让我们感到吃惊，甚至在延安，按照王明的命令，把挂在墙上的共产党的标语口号，换成了“和国民党结成牢固联盟”之类的口号。由于中共七大之后，特别是随后4年来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大多数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共产党员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在第7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也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以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老立场上。毛泽东说，过去王明所有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活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从整体上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时指出，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在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方面，在建立和巩固各国共产党方面，在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方面，发挥了卓越的作用。然而这是共产国际活动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之类的“活动家”来到共产国际，他们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信任王明胜过信任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最后一段工作时期，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在那里工作时，有了某些改进，因为季米特洛夫依靠我们和相信中共中央，不相信王明。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期，共产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如解散波兰共产党等。毛泽东说，这样看来，共产国际的活动可以分出3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最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最大。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最关注东方。毛泽东指出，可以坦率地说，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是共产国际不正确的、错误的活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因此，坦白地说，得知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是满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在以后一段时期，斯大林也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仍然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胜过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在1945年，他坚持主张与蒋介石分子讲和，坚持主张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坚持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不知为何以“联共（布）”名义发来（实际是斯大林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坚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原本反对前往，因为预料蒋介石会挑衅。毛泽东说，但我不能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的坚决要求。在1947年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武装斗争的关键时刻，在我们的部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却坚决主张同蒋介石缔结和约，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抱有怀疑。?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也就是革命已经胜利以后，在斯大林心里仍然保留着这种不信任。斯大林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可能是由南斯拉夫事件引起的。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我对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不曾有过这种情绪和这种议论。

　　毛泽东继续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左翼社会党人，鼓吹“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说法，而且大加吹捧，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当时显然不相信我们，而资产阶级和工党党员对“中国的南斯拉夫道路”抱有幻想，只有一个蒋介石为毛泽东“辩护”，叫嚣资本主义大国无论如何不要相信毛泽东，说“他不会偏离自己的道路”等等。蒋介石的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他和我们不止一次打过交道，而且与我们作战。

　　毛泽东接着往下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我们去莫斯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时至今日和国民党的条约在法律上继续存在？条约问题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前景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说，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交谈时，我提出以国家名义缔结条约的建议，而斯大林避而不作答。第二次交谈时，我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并给斯大林看了中共中央有着同样的关于缔结条约的要求的电报。我建议为了签订条约将周恩来召至莫斯科，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却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他说，“那样做不妥，因为资产阶级报刊将会大肆宣扬，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回避和我的任何会见。我这一方面曾试图打电话到他的住宅与他通话，但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并建议我会见米高扬。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令我很不高兴，我决定再也不做什么，并在别墅里权且度日。后来发生了与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去国内游览。我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答说，我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把经斯大林签署准备交付报刊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案透露了出去。这份文件报道了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谈判。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家拥有，然而，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的决定。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4个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这两个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外国的代表，包括长期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捷克人、波兰人和英国人，应该从那里迁移出去。斯大林唯一避而不谈的是朝鲜人，他们在东北有150万人。斯大林的这类贪婪令我们不能理解。所有这些也给资产阶级报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提供了口实。毛泽东继续说，实际上在谈判过程中，围绕这个条约进行了真正的交易。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做法，它鲜明地反映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很高兴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归还了中国，合营公司也不复存在。在谈话的这一部分毛泽东着重指出，赫鲁晓夫没有参加这些谈判，布尔加宁也极少参加。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其中包括科瓦廖夫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苏情绪的那份臭名昭著的文件。斯大林将这份文件转给中共中央，显然是想强调自己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对我们的不信任，因此我要求派一名苏共中央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到中国来熟悉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国理论家的著作，同时也审阅毛泽东的著作，因为中国出版的这些著作事先未经作者审阅，而苏联同志不顾作者的意愿，坚持要求将它们出版。

　　毛泽东提醒我，当我（尤金）来到中国时，他曾坚定而特意地建议我在全国旅行一次。就此我向毛泽东叙述了从中国旅行归来后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当时在场的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当时问我，中国领导同志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说：“那就好！可以放心了。他们自己成长起来而没有依靠我们帮助。”

　　（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表现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不信任。看来，使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稍有加强的重要因素是你（尤金）关于中国旅行的情况报道和朝鲜战争，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

　　毛泽东说，由此可见，如果历史地看待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斯大林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便可看出，斯大林曾经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他们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得到特别广泛的流传。1945年以后在与蒋介石斗争的时期，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过低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曾试图平息纷争。试图限制革命的发展。甚至在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还继续表示对中国共产党人不信任。毛泽东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假如我们动摇和不坚定，那么也许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随后，毛泽东转而对斯大林的作用作总的评价。他指出，斯大林无疑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位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大量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重大的和严重的错误，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已列举了其中主要的几项。这些主要的错误可以归结为7点：

　　一、非法镇压；

　　二、战争中犯的错误，然而主要是在战争初期而不是末期。

　　三、严重损害工农联盟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关于这一类错误，包括对待农民的错误政策，在赫鲁晓夫同朱德在莫斯科交谈时曾经提到过；

　　四、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这与非法迁移某些民族有关。毛泽东说，但从整体上看民族政策的执行是正确的；

　　五、放弃集体领导的原则，自高自大地沉溺于赞扬之中；

　　六、领导中的专制做法和作风；

　　七、外交政策中的严重错误（南斯拉夫及其他）。

　　毛泽东接着强调，从整体上说，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从2亿人增长到9亿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然而在某些国家某些党顺利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他说，将来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和其他的错误。我指出，像斯大林所犯的这样一些错误最好别再重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看来还会有这样的错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些错误的出现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知道，社会是经过矛盾的斗争，新与旧的斗争，生与死的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说，在我们的意识中还有太多的旧的残余。它落后于不断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落后于存在。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们两个国家里，许多东西来自陈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比方说，关于对被告施行体罚的问题。这对中国来说也不是新问题。早在1930年，红军中审讯时广泛采用殴打。毛泽东说，当时我本人就是毒打被告的见证人。早在那时就已通过了禁止体罚的相应决定。然而这个决定在延安也屡遭破坏。的确，我们竭力不许非法枪毙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继续对这种丑恶现象进行斗争。毛泽东继续说，显而易见，按照事物的逻辑，殴打时被打的人开始提供虚假的供词，而审问者却把这种供词当作真话。过去资产阶级传给我们这种和其他残余，在人们的意识中还会长期保留。追求排场、门面和大规模隆重庆典，这也是资产阶级的心理残余，因为在贫农和工人阶级身上客观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习惯和心理。这些情况和其他情况的存在，造成了这种或那种错误产生的条件，这种错误共产党不得不认真加以对待。

　　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除了这些以外，斯大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知道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毛泽东说道，在浏览列宁的手稿时，他确信即或是列宁，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删去并重新写上这些或那些句子。毛泽东在结束自己对斯大林的评价时，再一次强调斯大林不是在一切问题上而是在某些问题上犯过错误。

　　总的来说，他着重表明，代表大会的材料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代表大会后形成的气氛，也有助于他更加自由地对一系列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好在苏联共产党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他说，否则我们将难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主动。毛泽东说，预计米高扬同志来时，将进一步就这些问题继续交换意见，而在合适的场合也要和赫鲁晓夫同志及布尔加宁同志交换意见。然后毛泽东从这个话题引开，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简短触及某些哲学问题（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等）。他特别着重指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任何矛盾、没有思想斗争、没有任何残余的社会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说，连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有好人和坏人。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思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死啃书本和陈规旧矩之苦，包括中国报刊，仍然不符合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报纸上没有意见的交锋，没有严肃的理论论战。由于时间有限，毛泽东表示愿意再次和我见面，专门谈谈哲学问题。

　　谈话结束时，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读过《真理报》关于个人崇拜危害的编辑部文章，其译文刊登在3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回答说，还没来得及阅读这篇文章。但有人对他说过，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正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这个问题的社论，应该在下个星期内见报。他开玩笑地说，从3月16日起，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对这个问题议论纷纷，唯独中国暂时沉默不语。

　　随后我向毛泽东简短地叙述了16名苏联知名学者来到中国以及今天在苏联专家俱乐部开幕的讨论二十大的理论会议的情况。会上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将作报告。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了这一消息。

　　谈话持续3个小时。毛泽东情绪极佳，经常开开玩笑。

　　出席谈话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斯克沃尔佐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П.尤金

　　ЦХСД,ф.5,оп.30,д.163,л.88-99

　　原文如此，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苏联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内战是在1949年1月。——编注

　　来源：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1955.8—1956.9），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