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利哈乔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机密） 　　（文本第1号） 　　（致苏共中央）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现随信寄去使馆整理的关于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的材料。这十项方针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党和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这些方针或原则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底在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提出的。以后在不同时间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在内部报告中也重复过这些原则。 　　在中国的公开报刊上，还未引用上述毛泽东的十项指示。本材料是根据同个别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其他非正式材料整理的。 　　附上述材料，共18页。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В.利哈乔夫 　　①在俄国公布的档案文件中没有该名单。——编注 　　（附件：） ## 关于毛泽东所提出的十项方针 　　所谓十项方针或十项原则，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的，以后又拿到地方上讨论、修改和补充，最后经中共中央同意的。 　　在提出这些方针的时候，全国的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巨大的胜利。到3月底，全国90％的农户已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55％的农户是高级社即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的成员。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企业（其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的92％，其资本占整个资本主义商业的75％）已变成合营企业。全国手工业的88％已联合成生产合作社。 　　由于改造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以跃进的形式完成的，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现在急需巩固这些成绩。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十项方针是巩固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高涨时期所取得的成绩的特别纲领，是当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的清单。 　　从十项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问题方面。 　　一、第一项方针毛泽东讲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他强调指出，不能为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在主要关注重工业的同时还应加强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关注。否则，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就将处在困难的境地，而重工业本身也不能很好地发展。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已开始贯彻执行：五年计划规定的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已由8:1改为7:1。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轻工业的重点项目已由计划规定的65个增至99个。从预算拨款看，与1955年实际水平相比，1956年对轻工业拨款增加86.14％，对重工业拨款增加42.08％。在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里和报刊上（见1956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详细论证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的变化依据，而且作为基本理由还提出了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再者，轻工业投资回收快、利润高，这样将保障国家积累迅速增长。 　　在分析引起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变化的原因时，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这一变化首先是出自政治原因，而并非经济原因。的确，中国同志们指出了按人平均中国轻工业生产的落后：中国的棉布生产仅为苏联的1/4，不足印度的1/2，羊毛、亚麻和丝绸布匹生产接近苏联的1/40，而不足印度4年前生产水平的1/3。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按人平均更少、更落后。1955年按人平均，电力生产不足苏联的1/40，煤不足苏联的1/12，石油不足苏联的1/220，生铁不足苏联的1/27，钢不足苏联的1/47，水泥不足苏联的1/15.而且现在轻工业生产占全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现在还难确定，与原来设想相比，比例调整要使重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多少。但是应该指出，按照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比重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高；中国为88.8％，苏联为85.9％（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在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五年计划时，中国同志们认为这种情况的根据是，重工业现有基础非常落后，在生产日用品上轻工业和手工业可利用的潜在资源雄厚。随着比例调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计划达到87.5％。 　　二、第二项方针涉及必须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的能力。 　　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在此之前，曾强调不应在沿海地区发展工业和高等教育，应把一部分工厂和高校从这一地区迁往内地，那么现在经验表明，不应这样做。毛泽东注意到，沿海地区集中了旧中国70％的工业。接着他引用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说在现在条件，后方也容易遭受打击，现在原子弹可以扔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毛泽东指出，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新的工业区的发展上，但同时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和文化中心。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及时的。在五年计划前3年的时间里，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已经呈现滞后，尽管以前的多数企业都集中在这里，这里还有较发达的生产手段，有较多的高技能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1955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65.6％，沿海各省市增长54.4％，而内地增长96％。如果说1953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长31.7％，上海增长34.5％，天津增长36.7％，那么到1954年，全国平均工业产值增长16.7％，而上海仅为7.4％，天津为11.6％；1955年，全国工业生产增长是8％，天津仅为2.1％，而上海的工业生产规模反而下降4.5％。在这一地区的企业里，现有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上海，对40种产品的生产调查数据表明，仅有10种产品，其中生产设备使用效率超过80％，20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在40％－80％，8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在20％－40％，2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低于20％。而按照五年计划，近70％的工业生产增长应依靠旧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正好位于沿海地区。 　　毛泽东讲话之后，沿海地区的形势成了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956年6月)、党组织和报刊上讨论的对象。在上海市委会议上公开讲，对上海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挖掘上海的工业潜力注意不够。《人民日报》在7月8日的社论中指出，在制定计划时没有规定出发展沿海地区工业的积极措施，或考虑得不充分。这样，有意或无意地在其发展道路上设置了障碍，而国家没能从沿海的工业中得到更多的产品、积累和干部。李富春在人大三次会议上还指出，由于对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工业基地的意义估计不足，存在怀疑，没有同内地建设很好地结合，所以在制定计划和实际利用这些基地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充分的积极性。认为纠正这种状况的具体出路是，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地区所有的现有潜力，把企业改造和它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生产重组结合起来。 　　据报刊上报道的材料，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人民日报》报道，在上海，5、6月份已有160多家合营企业（重工业）开始被改造，规定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扩大产品生产。据使馆掌握的材料，现在已限制把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往内地。 　　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除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将对居民的工业品供应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全国的主要轻工业都集中在这里。 　　三、中共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计划反映在第三项方针里。国家预算用于经济建设上的资金还不够充分，给国防拨款还依然很高，毛泽东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给经济建设拨更多的资金。这一方针还有其具体的表现。例如，按照1956年预算，国防开支已由1955年占整个预算的22.15％降为19.98％，国防拨款1956年比1955年下降5.2％。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在对苏联军事顾问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根据毛泽东减少军事开支的指示，打算裁减兵员，减少即将陈旧的武器储备，减少武器进口。 　　四、接着，毛泽东在第四项里批评了只注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忽视工人、农民个人利益的情况。他说，在公布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里，只讲发展农业生产，几乎没提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员个人利益。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农业合作社社员每人的收入到底有多少。毛泽东说，我们对工人讲了许多，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要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高工人们的劳动工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号召，农民和工人的个人收入每年都应不断提高。 　　这一加强关心劳动者的物质状况的方针有其客观必要性。与国民党时期相比，尽管居民的物质福利有了相对提高，而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1954年，尤其是1955年，出现了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倾向。(关于中国基层居民的详细生活状况请见使馆整理并已寄往中央的专门材料)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整顿劳动工资制度。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1955年下半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劳动薪金实行了改革。从1955年底开始，工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改革准备工作也积极地开展起来。现在改革正处于实施阶段。1956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将增加13％。 　　改善劳动者物质状况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里都认真讨论过，至今报纸上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在企业和机关里正在专门调查工人和职员的生活条件，调查结果拿到党的组织里讨论。党要求各地领导干部详细掌握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采取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措施。在毛泽东讲话之后，这项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至于农民，党组织提出了在1955年让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收入的任务。7月9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委下达了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其中规定，今年限制社会基金留成和管理费留成，把大部分收入分配给合作社社员。 　　由于没有充分的材料，中央还不能对全国执行这项指示的前景作出确定的结论。据某些省的夏收分配结果，这项指示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了收入；四川省21个县，91.93％的合作社增加了收入；安徽省种植茶树的许多县，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了收入，而且增幅达到20％－30％，甚至50％。同时也有收入下降的情况。在湖南省，经检查确定，在夏收分配中，40％的合作社不能保障自已的社员(90％以上)增加收入；主要原因是没有重视发展多种经营。类似情况在甘肃省某些合作社也存在。现在党组织正在做工作克服出现的缺点，以求秋季丰收弥补过去的损失，完成中央下达的指示。 　　如此看来，毛泽东所提出的经济问题方针首要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考虑到了其他兄弟国家在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的事业中所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并本着这种精神重新考虑它以前提出的原则，揭露缺点并采取措施克服它们。 　　中共加快速度提高劳动基本群众物质福利的方针巩固着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了社会主义经营形式的实际优越性，巩固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和威信，为在全国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着有利的氛围。 　　五、在十项方针中，包含许多纯政治因素，其目的是进一步发展民主，让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管理，进一步巩固国内政治形势。 　　在第五项里，毛泽东提出了扩大地方机关权力的问题。他说，中央机关包揽了过多的事情，直到解决狭小的具体的问题。管理国家，毛泽东指出，权力应集中在中央机关，但同时应充分而广泛地调动各省机关的积极性，不应该什么问题都由中央解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省和县的关系。毛泽东要求给地方机关更多的权力，直至制定某些法令文件的权力，让他们有可能根据本省的情况，在贯彻中央机关的指示时作出适当修正。 　　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代表的发言中，也批评了国家管理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说，由于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引起了生产力的高涨。为了适应这新的形势，周恩来说，必须进一步具体划分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权力。划分的原则应是“进一步调动地方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至于实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现在只是正在做准备工作。正如李先念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所说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职权范围问题将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详细讨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将提出具体措施。 　　六、在许多至关紧要的问题当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考虑到少数民族占的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长期以来经受压迫，其中包括来自汉族方面的压迫，居住在边陲以及其他情况，毛泽东指出，必须重视对他们的工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切实地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经济。 　　到目前为止，在某些地方，中共的民族政策贯彻得不力，还有严重的错误。这表现在一些地区不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依然存在大汉族主义，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上。不少地区还表现出了不必要的匆忙，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具体条件和本身发展的特点，轻视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在少数民族干部的使用问题上，还存在这样一些现象，如侵犯少数民族干部的权益，轻视他们。汉族干部包揽一切事务，实际上把少数民族干部排挤在一边。这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让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钻了空子，甚至组织武装暴动。1956年，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西藏、新疆，在少数民族中间出现了严重的骚动，有的多达几千人。(这方面的情报已寄出) 　　……①对这一领域工作中的缺点展开了广泛而尖锐的批评，这突出表现在7月2－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不久前，民族委员会对各民族地区状况进行了检查。为此成立了7个工作组，分赴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内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工作组成员有科学院、文化部、中央民族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其他机关的工作人员，民族问题专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等等。其中一些人还在中央民族学院接受了专门培训。给这些小组提出的任务是，用4－7年的时间深刻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发展水平、所有权系统和阶级斗争状况，尽可能搜集少数民族历史发展、习俗和风尚方面的资料。所有小组，包括西藏小组在内，均已着手工作。 　　毛泽东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指示正在努力贯彻执行。按照1956年预算，全国经济建设拨款比1955年增加17.04％，而内蒙古这一拨款增加了54.31％，青海增加113.14％，西藏增加27.27％。全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经费拨款1956年比1955年增加预算18.36％，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增加25.06％，内蒙古增加50.36％，青海增加71.38％，西藏增加28.72％。 　　七、毛泽东在十项方针的第七项里，论述了中共中央对待民主党派的完全新的和重要的政治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将在长时间里允许在中国存在民主党派。在论证这一原则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了民主党派所代表的“反对派”有重要意义，通过民主党派中的反对派“我们可以知道许多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现象”。提出的其他论据还有:继续把资产阶级吸引到人民政权一边是非常重要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分子赞成我们是重要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赞成我们对于我们也很重要。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中共所实行的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政治方针的实质。 　　正如中国朋友们所认为的，现在贯彻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共造成现实的危害。各民主党派本身是非常薄弱的，无论从他们的政治分量看，还是从他们对群众的影响看。他们总共人数到1956年5月底才近4.5万－5万人。这不仅表明，民主党派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拥有900万党员的共产党相提并论，而且表明他们在人民群众中还很不普及。现在的民主党派按其实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像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党共存的方针带来了明显的政治好处。中共新方针大大提高了民主党派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便有可能更有效地利用他们对资产阶级和老知识分子施加影响。同时，这也表明中共打算继续保持统一战线，意味着资产阶级代表和老知识分子有可能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保持自己已有的权利，意味着“安抚”这一阶层，防止他们的不满，加强他们对中共的依赖性。最终，新的方针将进一步促进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 　　毛泽东讲话和新方针颁布之后，民主党派的活动明显地积极起来了。他们开始吸收新的成员。例如在3个月的时间里，到7月底，九三学社增多了700个成员，人数将近2000人；民盟成员从4月的12000人增加到7月底的17000人。中共认为，到1956年底各民主党派人数将达到8万人。（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请看关于中共中央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措施的通报） 　　八、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在镇压反革命和贯彻镇压措施方面的总的政策方针。这方面的基本精神是：大大减轻对犯罪的镇压措施，其中包括对待反革命分子和……①一般来说，毛泽东指出，我们对胡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国民党俘虏不使用死刑……保留反革命分子的生命不会对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险；如果在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时发生错误，那就不可挽回了。 　　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这一行动完全是正当的。其正当性首先是由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的根本社会变革决定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及其强大允许在全国范围内于1955年开展群众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镇压颠覆活动的行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前3个月共逮捕和判刑几十万反革命分子。还有更大一批破坏分子受到保卫机关、行政和社会组织的监管。1955年处决12500个反革命分子。如果说第一次镇反（1951年）监禁130万人，处决71万人，监管120万人，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好多年没有停止，那么这次很清楚，到1956年4月，大部分破坏分子已无力反抗。 　　为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共对企业、机关、部队和学校里的干部进行了群众性的审查。到1956年初，共审查400万人。 　　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肃反斗争，这表明残留的反革命分子颠覆中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高潮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削弱了内部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反革命分子自己也开始明白，国内的反革命没有前途。从1955年底开始，到安全机关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增多了。到目前为止，自首人数已达几十万。毫无疑问，对反革命分子取消死刑的方针将进一步瓦解反革命。 　　九、第九项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讲某些批评的原则。毛泽东反对这种现象：当摸清了中央领导的意图之后，下面便“异口同声地赞同上面同志的意见”，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有不同意见也不说，只是观望其他人的反应并同意他们。毛泽东还反对不能正确地对待工作中犯错误的人，瞧不起他们，有时还剥夺他们的工作。 　　应该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批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各县、市、省党委为中共八大做准备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会议是在发扬党内民主和代表积极参加的条件下召开的。比如，在省的代表会议上，通常有60－80人发言，有事不能出席还可书面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书面发言也算发言。在代表会议上，进行口头或书面发言的通常达到120—140人。代表们尖锐地批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一般情况下，不称职和不能证明自己正确的人被从代表会议主席团拟定的新的党委候选人名单或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中开除。 　　与以往相比，这次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是在严厉的批评精神之下召开的。在发言中，一反传统做法，每一个发言者都对国家机关、组织工作中的缺点给予批评。 　　不久前中共提出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批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已递交单独报告） 　　（关于同情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可以举出下面的例子：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犯了错误因而受到严厉批评的薄一波同志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犯了某些错误的邓子恢同志，如今仍在国家领导人当中占有显著位置。） 　　在开展批评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还应指出，从下面来的批评通常都局限在小事和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压制群众批评的现象。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说，中国经常这样：如果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做了什么事，中国的同志们就说这一切都好，他们只需照办就行了。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在这方面，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他说一党制有阴暗面，必须学习某些西方国家的两党制。 　　（所以，除了学习苏联和民主国家的经验，现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1956年，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1957年计划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多一倍的书籍。） 　　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作为这一立场的依据，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反对中国工作人员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形势的特点。 　　毛泽东告诫不要骄傲，强调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为继续前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他也反对解放前就存在的一种意见：似乎中国什么都不好。他说中国人没有权利妄自菲薄，相反，为建设伟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动员自己潜在的力量和能力。 　　来源：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1955.8—1956.9），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