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

　　滑县的群众，麦前展开了民主斗争，麦后进行了查减，开展了佃雇独立自主的运动。几千年被封建地主压迫的农民开始得到了解放，在某些地区（六区及七、九区一部分村庄）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动，短短的五六个月当中，农村中间真是两个样子。农民都是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成了咱们的天下。”过去在村上谁也看不起的人，现在都当起家管起全村的大事来了，有的竟作几个村的联合农会的主任、委员、代表，管起几个村的大事；而向来是赫赫有势的地主、劣绅，却对向来被自己脚下踏的人们低了头，农会说什么是什么，不敢打拗，并且还得提心吊胆，怕开会，怕斗他或再斗他，对从来自己仗势欺人的小孩子，也不得不谆谆嘱咐：“小心点，免招惹是非。”地主们的尊严为农民的斗争打垮了。群众的生活也和往年不同了：春天正没办法时，斗争分了果实，许多没有卖东西，没有借高利贷，渡过了春荒；麦秋组织看青，分看青粮。尤其是佃户和雇工，生活更和往年不能比。六区大部分佃户吃到明年麦后都余粮，佃户要地已成一种风气，有的已要了。春天到现在，六个村佃户要地的33户，要地158亩多，而大部分都计划着今冬明春再要地。他们掌握了地经纪，有组织的压低地价。而卖地的却成了地主：有的被斗争了，地价抵罚款；有的为了躲负担，或卖地减少目标，怕群众斗争他；当然还有卖地是为了威胁或报复佃户的，目前地主卖地也几乎成为一种风气了。总之，半年以来，农村是有了天大的变动。

　　然而，这种“反常”的大变动，不是容易的，群众是用了极艰苦的斗争挣下的。

## 清算不法地主恶迹的民主斗争

## 私仇与公愤

　　地主残酷的统治，对农民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和剥削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旧法所保障下的“合法”的压迫剥削的制度和习惯，且有即旧法亦不允许的罪恶行为；不仅有对农民一般的共同的压迫和剥削，且有对每个具体农民的特殊的压迫和剥削。这就造成农民对地主的“私仇”“私恨”。这种“私仇”“私恨”，正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具体表现。这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问题，正是残酷的阶级压迫。这种压迫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是极其复杂的，真是有“如海深”“如山重”的，如杀人，诬告，非法捆打，侵占土地、庄院，借故勒索讹诈，强奸，挑词架讼，1940年地区变质后的通敌暗害等。农民在这种剥削压迫下面，有〔的〕因之破产，有〔的〕因之丢了性命。这种“私仇”“私恨”，农民是死也不能忘记的。这种“私仇”“私恨”，在群众看来，比加予群众一般的共同压迫的“公仇”“公恨”（反“黑地”反贪污）要仇恨的多。农民首先体会到地主的压迫不是“公仇”“公恨”，而是“私仇”“私恨”，因为这是非常具体，与自己的利害关系非常明显的。过去的经验是农民一旦有了机会，是一定要报复和清算的。我们要让农民翻身，就必须允许农民来报自己的仇雪自己的恨；而群众不在自己能洗去了这些仇恨以后，也决不会认为是自己已翻了身的。

　　过去的民主斗争，内容为我主观的想象来限制了，仅强调了“公仇”“公恨” 而忘掉了“私仇”“私恨”，这是从上面来的，不是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出发的。“公仇”“公恨”，反贪污反“黑地”既然是大家的仇恨，从来没有发言权的贫苦农民，自然不能成为领导者；因之，民主斗争的领导权就多半落到中间力量手里，广大贫农的积极性是不会很高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整天忍饥饿而奔波，□□劳动，从来很少参加村的政治活动。地主的贪污、行［徇］私舞弊，贫苦群众很少知道也并不知道，他们也没有时间和权力清算与过问这些事，在觉悟程度未到一定的水平时，常是不积极的。

　　滑县的民主斗争，是□重的组织农民对地主的“私仇”“私恨”的，不是先从定见出发，“民主斗争就是限制于反贪污反‘黑地’的斗争”，而是从农民对地主仇恨出发，把每个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组织起来，私仇结合起来，这就是大家的仇恨，把不同农民对地主不同的具体仇恨汇合起来，成为公愤的。这公愤，大家的仇恨，是建筑在每个农民的“私仇”“私恨”的基础上的。但对农民共同的要求的“公仇”是否放弃不管呢？同样的，“公仇”既为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也是允许并赞助清算的，把“公仇”和“私仇”结合起来，把农民对地主压迫者的仇恨组织在一起，给他来个清算；农民是由“私仇”而认识到“公仇”，公仇和私仇相结合，一方面提高贫苦群众之积极性，也可以把广大的中农群众及中间势力组织到斗争中去，使地主完全孤立起来，成为“孤掌难鸣”。

　　滑县就是针对着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确定了民主斗争的内容及政策的。滑县的群众就在这样的斗争中，吐诉了多年不白之冤屈，报了自己多年要报而不能报的仇恨。冤既伸，仇既报，便人心大快。

## 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是为了斗争；但组织必须成为群众自己的事情，不是单纯干部的捏合，而是群众自己结合。因此组织应是在群众“动”的当中进行，群众由小动度〔到〕大动，组织就由个别变为集体，脱离了群众的“动”是组织不起来的。

　　鼓动和调查是组织起来〔的〕两件大事，但鼓动和调查必须是〔在〕群众“动”的当中来进行。鼓动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及斗争勇气。过去一般的光是采用干部对群众的宣传和教育，但群众的觉悟和勇气不是用干部的教育就能解决全部问题，他只能在一定的水平上起他一定的作用。群众的勇气通常是看到了力量时才会提高。要群众看到力量，一方面是要干部坚决勇敢，给群众以勇气，以信心，采用农民喜好的方式，兴风作浪，敢作敢为，不能拿出书生习气、闺女作风，畏前惧后，琐碎复杂，使群众看到你的神气就增加三分犹疑；但最基本的是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时，勇气才会提高，思想才会起大的变化。农民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现实的具体的力量），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胜利如何有把握，仍是不会轻易相信的。因此，鼓动还应有群众自己的鼓动，有行动给农民的鼓动。当群众未组织起来时，是感不到自己的力量的；当群众一旦组织起来后，互相坚定，互相鼓励，积极分子看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使自己更加积极起来，群众受到积极分子的影响，看到大家在一起，有了信心有了勇气，都看到了力量（力量即是大家），有了“群胆”。因此，鼓动工作必须是在群众自己“动”的情况下逐步提高，必须是群众教育群众，群众的行动教育群众，积极分子对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鼓动。我们有些地区采取了这个方法，群众积极性及勇气就提高了。有的把群众变得死的、被动的，不让群众“动”，在非常“静”的状态下，干部在耐心的（？）细致的（？）进行鼓动，他企图教育好群众再让他“动”，他企图拉长个别和小组鼓动时期，为了提高阶级觉悟，愈鼓动群众越觉办不了事，情绪更加低落了。群众说：“你说的再好，光我们几个也办不了事。”群众意见是对的，深值我们反省。

　　调查是发掘和集中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但农民虽满肚子怨仇，在没有看到“时机已到”时，是不肯随便讲出来的，怕的是仇不能报，反招惹是非。农民只有在看到了力量，认为可以报时，才会吐诉出来。由此，调查亦必须在农民行动中来进行。在行动中，农民逐步提高了自己觉悟和信心，对地主的仇恨才会逐步的讲出来。首先发现积极分子，收集积极分子对地主的仇很，依靠积极分子的积极活动、酝酿，一般的群众看到有人领头，便来参加，人力愈多，力量愈大，农民的胜利信心愈大，伸冤诉苦的也就愈多。许多这样的事情：在斗争将揭开的时候，农民又提出了自己的冤屈，揭发了地主更多的罪恶。有的在斗争大会上，看到了大家的力量，才提出了自己的冤屈。许多村庄，是先有一部分群众为了某一种仇恨而在组织、开会，准备斗争地主，由于这一部分群众的活动，刺激了另一部分群众提出其他的仇恨，这就是群众的要求是随着行动来提高的。在每一个斗争中，群众揭发地主的罪恶，都是愈来愈多的。要想不叫群众行动，依靠干部单纯的调查，是不会发揭［掘］群众更多的要求的。而我们有些同志，正是不了解这一点，单纯的调查，单纯的鼓动，而和群众的自我活动脱离起来，结果群众愈来对我愈冷淡。

　　群众在组织起来当中，由于怕地主发觉逃走或设法破坏，开始常采取隐蔽的活动。在这一阶段主要是组织骨干力量，主要是中农以下的贫苦农民，因为“都是自己人，干斗争，与地主说不着，不致跑风”；而对中农以上的群众及富农，除个别与要斗的地主有深仇者外，很少争取、活动他们，因为他动摇，不敢干，不相信“穷唧咕”的“胡闹”会成功。在大部分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就是骨干力量已形成的时候，活动就由隐蔽转向了公开。这种公开活动主要是显示力量，猛烈的扩大组织力量，争取动摇的一齐来干。这一阶段非常短促，而又非常紧张，群众公开的开大会，宣布要斗的地主的罪恶，全村实行了签名运动。而对要斗的地主即设法予以监视，有的派人监视、站岗，对罪恶极大的地主，干脆把他扣起来了。农村中，顿时显出了农民惊人的威力。大部分的中农看到胜利了，积极的跑到群众当中去，参加了斗争，提出了自己的仇恨，暴露了地主更多的黑暗和罪恶。中间力量看到大地主大势已去，怕在群众当中遭到了孤立，也赶快签名报到。即与大地主共同作恶的次要分子，怕祸延己身，也投降了群众，贡献材料，并允［应］许当场作证。总之，都争先恐后的签名，都怕被人看作与顽固分子一伙。于是农村的大多数站到群众方面，要斗的大地主遭到了孤立。因之，群众只有在“动”的情况下才能组织起来。群众在行动中显示了力量，提高了胜利信心，才能把动摇的、落后的群众带领起来。

　　总之，群众的组织与行动不能脱离。群众是在不断的由小动到大动，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起来是群众自己的事情，不是要群众不动的，等待着我们去组织去捏合。

## 斗争热潮

　　群众的斗争形式，采取说理叫“说理会”，也叫“诉苦会”。在这个大会上，真是有冤伸冤，有仇报仇。这种说理，与过去任何时的说理都不相同，是农民占绝对的优势，地主处于绝对劣势下进行的。农民有力量作后盾的。地主是在群众力量下面被迫来和群众说理的。

　　很明显的，不是这样的形势，地主当然不会允许农民来和他说理的。因此，说是斗理，又是斗力，理和力结合的非常明显非常具体。农民是讲理的，但因自己有了力量，就不能允许地主不讲理，不允许地主的强词夺理，当他恶理强辩时，群众就要以力量威胁之，“反对乱鸟理”（滑县土语）的口号就会普遍会场。群众的愤怒、威风，会迫使地主不得不低下头来。参加斗争的群众，对出面说理诉苦的农民以有力的支持。群众的齐声呐喊、表决，群众性的对证，处处给地主以力量的威胁。平日会花言巧语，没理能说三分理的地主，在这种情况下，也竟目瞪口呆了，说理没有理，巧辩不允许，真是理穷词尽。群众愈来勇气愈大，地主精神上处处受到打击，气焰低了，不得不向群众承认了错误。农民胜利了。

　　斗争中，农民逐渐采取了联合行动。一村斗争，周围村庄的农民参加援助。一个时期，农民几乎整天忙于斗争了，今天应这个村庄之邀，明天赴那个村农民的请。每个斗争对象的罪恶和斗争中的窘态，农民到处传说着，大街小巷都是谈论着斗争，真是轰轰烈烈，风起云涌，大有“山洪爆发”之势。这种宏伟的行动，给农民思想上的变化极大，鼓舞了农民斗争热情、勇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有些村庄本来自已的斗争尚在就绪，参加了外村的斗争以后，鼓励了自己勇气，周围村农民的情绪，给他们自己以新的力量，情绪和勇气大大的提高了。斗争的村庄的农民看到外来援助的农民，信心和勇气更高了。农民觉得有了助手，有了靠山。积极分子在鼓励群众的斗争勇气时，常常提到外村农民的援助，农民的大联合：“不要怕，咱村斗不过他，还有咱这一带的农会来帮咱。”地主怕的是农民的联合，地主到处反映是：“有错说，叫怎样怎样，不要开会。”“要开会咱村自己说，可不要叫各村来。”农民的联合行动，给地主精神上是很大的威胁，一到说理的场所，看到乌鸦鸦的一片陌生的面孔，先就软了三分。地主在广大的（不是一村，而是许多村庄的）群众面前失了体面，伤了尊严，骂名在农村中被广泛的传起来。这种互相援助、互相鼓励、互相观摩的联合，使农民的斗争经验更加容易提高和丰富起来。一村的斗争成功的失败的地方，在各地农民〔中〕展开了酝酿和讨论，成功的为各地农民所模仿。今古营的斗争形式，很快为各地农民接受了。农民学会了如何斗争，如何说理，如何主持会议，而且，农民更发展和创造了新的东西，愈来愈好了。但联合必须建筑在群众自己的要求上，不能使干部勉强的结合。不然就要发生外村包办本村群众的斗争，或本村群众因怕别村分果实，给自己惹祸而反对。联合规范［模］的大小，要看斗争对象罪恶的大小及群众仇恨程度，不能小题大作，机械搬运。寺台村老卜［拨］为全区人民所仇恨，斗争时万人参加，全区人民都发泄了自己的仇恨，人心大快。

　　在讲理当中，有的较和平，有的则很激烈，吐唾沫，打耳光，摔萝卜，甚至乱打，至于漫骂、严词责斥更较普遍。斗争〔得〕地主低了头，向大家认了错，农民往往把他扣押起来，直到完全答复了农民的要求（罚、赔偿损失）并有人担保，规定期限，才予以释放；有的是有人担保不致逃跑，释放后再调解的。这些都是地主罪恶应该的报应。罪恶愈大，农民仇恨愈大，行动愈激烈。农民的眼睛是很清楚的，有轻有重，分别的很清楚。农民所以如此对待地主，正是过去地主曾数倍于今的对待了农民。今天农民翻了身，有了力量，当然是报仇雪恨的。过去我们曾对农民的这种行动表现了害怕，嫌太粗暴，太不文明，害怕刺激地主，想叫农民对地主客气些，文雅些，讲理不要用力。这样就束缚了农民，就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斗争热情，就不能在农民的充分行动中，鼓动出新的更大的力暈，限制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保持了地主在农民面前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尊严（这种尊严不给以损伤，地主是低不下头来的）。是的，农民的暴力行动，确实有些不很文雅，确实使地主头疼，但这些正是农民自己仇恨、自己力量表现的形式。你说这是太粗暴了吗？农民就是依靠这个粗暴的暴力使地主低下头来的。农民用暴力的行动，丢了地主的体面，伤了地主的尊严，震动了地主的统治。农民亲眼看到，地主是在这种暴力的行动下面屈服了，不是依靠工作员，不是依靠政府有兵的逮捕扣押，而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制服了地主，自己获得了胜利。农民的信心更加增强了，感觉到地主并不是不能在穷人面前低头的。因此，农民对地主的斗争，不是“文雅”所能解决问题的。客气是不能使地主低头的。地主向农民低头、屈服，非在农民力量面前感到恐怖和战栗后，才有可能。而这种暴力行动，正足以使地主感到恐怖和战栗的。或者是以群众自己的力量求得斗争的胜利，或者是依靠政府，依靠少数干部的蛮干，来打击地主，这是群众能否发动的关键。而滑县六区的群众，正是以自己力量取得了自己的胜利的。

　　关于群众的暴力的行动，曾认为是一种违背抗日秩序的行为，应当制止。地主也是以此来跳叫的，说什么“保障人权的法令”。但农村的社会秩序，在农民未翻起身来〔时〕，并非抗日的民主的秩序，〔而〕是地主封建剥削统治的秩序。农民的翻身、暴力，对这种秩序来说是一种“乱”；但“乱”——这种秩序不但没罪，反而有功，因农村民主秩序的建立，非要对旧的封建秩序先来个破坏，也就是非要“乱”一下不可的。群众的暴力行动，正是为了建立这种革命秩序。地主统治者不低头，这种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应当认识农民是要建立革命秩序，不是破坏革命秩序。农民运动一起，地主看来“不秩序”，农民看来恰是“秩序”

　　（的。）

　　总之，对农民的行动，应当放手，大胆，不要束手束脚的限制群众，应当让群众在对地主的斗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勇敢和威力。这种勇气和威力愈大，对封建势力削弱愈加深刻，群众的解放事业的胜利愈有保证。但也不是要我们故意制造一些过激的斗争形式，让群众勉强表演，或强制群众进行激烈斗争。

## 关于“左”的问题

　　滑县群众之所以能够蓬蓬勃勃的运动起来，首先就在于滑县干部的思想。他们关心群众的痛苦，把群众的痛苦当作了自己的痛苦。他们看到了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决心来为群众解除痛苦，敢于支持群众对自己压迫者的斗争和报复，对罪大恶极的地主愤恨异常，敢于让群众大大的斗他一下，不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群众还未发动就怕群众“左”，就先去警告群众“安分守己”，不要“过分”。经验证明：只有坚定的立场，不怕群众解放、翻身的人，才能带领群众去求解放求翻身。那些表面说是要发动群众，但脑子装满了害怕群众动的观念〔的人〕，他们照顾地主，比关心群众的地方还要多；这些人是只能限制群众的解放，决不会把群众发动起来的。然而，我们曾一度认为干部的这种思想是“左”的，是过分的，是只管发动群众不管统一战线的。是的，干部是主张重罚的，但对万恶的大地主重罚一些，有什么可怜悯的地方？当然，不可否认，对某些地主的处罚稍有过重之处，但这仅是个别的，是在工作中难以避免的缺点，决不应大惊小怪。

　　在干部的思想为群众接受以后（我们干部的思想对群众的斗争勇气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群众真的行动起来。由于群众的充分的动，更加鼓舞了群众的勇气及要求，群众大干起来了。群众某些“左”的行动产生了（对次要分子的重罚等），我们便害怕起来了，要群众停止这一行动。但发动起来的农民，就不是那样的容易包办了，没办法，就强迫群众，硬说服，所谓“宁要政策，不要群众”的论〔调〕来了。工作员奉了上头命令，硬向群众中坚持，群众便与工作员发生对立。不了解群众“左”的纠正，是要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上的，应在群众的行动中总结工作，大家讨论，逐步提高群众觉悟，来逐步引导群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某些村庄就是与群众共同讨论，开活动分子会，大家检讨中使群众接受了领导的意见。

　　群众行动起来，产生“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对于“左”不是熟视无睹，或继续助长“左”的发展，那样是危险的，但亦不应泼冷水，强迫命令，这样亦是危险的。

## 包办代替

　　在群众斗争的准备阶段（即开始组织群众的阶段），还存在不少包办代替的毛病，主要的是准备工作即组织工作与农民的行动相脱离，把群众变成死的、被动的、孤立的，由我们的干部去摆布。我们干部幻想着一切准备停当，群众教育得阶级觉悟高了，再让他们动。因此，有的就强调所谓“稳扎稳打，零打细敲”，用了一套复杂的形式向农民身上套。但这是完全脱离了群众的，群众不行动，看不到力量，光说干，农民看不到干的样子，因此情绪低落。这种干部的摆布、不相信群众的结果，使组织群众不是群众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但群众不活动是组织不起来的，这在开始的一个时期，更加严重，以后转变快的地区，农民发动的快，转变慢的地区，把准备阶段拉得很长，但未把群众的积极性提起来。有个农民干部说：“这一套与农民口味不适合，农民是麻烦这种复杂的。农民是说干就干，非‘嗡’不行。”意思就是说，非要在行动中来组织不行。所以这样子，是春天检讨了过去的工作，把一切缺点归纳到鼓动工作不成熟，准备工作不细致，就是没有把群众教育好的关系，更加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复杂的幻想，真要企图把群众精雕细刻好不行。这一问题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我在岳营工作，就是在实行这种办法下遭到了失败的。其次，就是由于不敢放手使用积极分子。过去的村干新贵，使我们害怕了，还未动，就怕他包办，怕他突出，结果，就叫工作员代替了积极分子，每个干部分割一部分群众，群众之间很少联系，干部分割了积极分子与群众的联系，把他包办完了。由于这种原因，就使部分村庄培养不出领袖，群众中没有中心人物，组织就显得没有力量。

　　不从群众要求及水平出发，制造斗争，在脱离群众，成为少数人的蛮干，三区较严重（从略，详三区问题）。在六区有个别制造过激的斗争形式的。群众不爱开联合大会，怕分果实，怕联合大会杀了顽固分子；我们偏搞联合斗争，结果群众由斗顽固分子变为讲情，喊反口号，本村群众与外村群众发生了对立。

　　在六区，主要村庄的农民已发动起来，宏伟的运动，刺激了周围村庄农民的斗争热情，纷纷酝酿要求斗争。这种形势，要求我们放手，掀起普遍的群众运动；但我们代替包办成性，害怕自发斗争，已发动的村庄，干部不敢离开，害怕离开〔而〕农民自己办不好。干部离不开，周围村庄的群众斗争没人去领导，又怕他们自己斗不好，因此就限制这些村庄的运动，要他等着。这样就把活活的群众的斗争热情冷下来，使农民更大规模更广泛的联合为我割裂了，群众更宏伟更普遍的运动在我限制下，受了很大的损失。此点，是六区工作上一个很〔大〕的损失，殊为可惜。

　　注：以上主要是滑县六区的材料。

## 佃雇独立运动

## （内有滨河部分材料）

　　去年麦前，滑县在民主运动中，亦曾进行了佃雇的增佃增资工作，但由于主观上认为增佃增资已进行过了，即有不彻底处，亦属于零碎的，佃雇的要求估计不会很高，不可能造成大的运动，特别是民主斗争一起，干部视线完全转移到这一方面，对佃雇运动不感兴趣，因此，佃雇运动受到了限制，成为民主斗争中附属的斗争，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展，发动极不充分。麦后检讨了这一缺点，认识到佃雇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他们迫切要求着解决，佃雇在农村还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因此决定贯彻查减，开展佃雇独立的运动。

## 群众把自己的运动造成一个阶级的运动

　　群众是整体的，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农民暴动，会门蜂起），都是把自己结成一个伟大的力量，都是先运动起来的村庄的农民，发展其他村庄，如此村村发展，在运动中结合起来。这种形式□是农民自己所熟悉的，这种运动是群众自己的运动，是自己发展自己，因此运动带来非常大的威力，其规模及魄力是非常之大的。其速度亦常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抗战初期，我们的干部经验少，包办不了群众运动，因此有些地区群众也是这样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据说，过去白色恐怖时代的农民运动，也是这样搞起来的。但目前我们有了一套固定框子，不采取农民自己运动的经验，常常把群众运动以村为单位把他分割起来，一个或几个干部做一个村的工作，做了这个村再做那个村，每个村的群众都是孤立的被发动，因此群众要迅速的发动起来，一县就非有几百个干部不可。群众过去自己的运动是轰轰烈烈，我们现在的作法是零打碎敲，村与村的农民不是结成一体，先进村庄的农民与一般村庄农民不是联系的结合的，而是从村庄到干部到村庄，不是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的结合，因此群众不能在运动中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农民不能在宏伟的运动中来受到鼓舞，思想上不能起重大的变化，不容易造成运动的热潮。此次滑县和滨河的佃雇运动，领导上由于大胆，让他们自己充分动，因此他们又形成了阶级的宏大运动。这种运动的形式，有的采取联合——即联合大会，有的采取村村发展的攻村团，由攻村团再走上联合。联合形式，□都是在过去已经过减租增佃、但还不彻底，各村工作发展上差不多平衡，在工作上没有很明显的领袖意义的村庄，他们采取了相互联合。

　　未联合前，先是分村酝酿，抗联干部到各村启发，或召开各村积极分子会，由他们回去找佃雇商讨，各村讨论各村的问题，从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后再启发群众的联合要求；“不是一村的事，应当和外村共同商量商量，大家干才能成功”；然后由一村通知周围村之佃户及雇工来开会，共同商量。这种办法，是群众自己的要求，自己执行自己的要求。在群众看来，不是为了单纯给上边执行□令，而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是群众要求合理，合理变成合法，政府以法保障。我们的查减政策，不是先制造一套，硬到群众中坚持，是根据群众在讨论中提出的要求而确定的，我们的□是从群众中来，和群众要求相结合的。

　　联合的意义有两个：一是集中大家的意见，大家做出决议来；一是集中大家的力量，不仅看到一个村的力量，而且看到自己阶级的力量，以提高斗争的信心及勇气。大会的特点，是自己人召开，自己人主持，讨论自己的问题。许多大会开得很好，粉碎了不相信群众的那些人的说法，对干部的教育意义很大。大会讨论是否热烈，就看是否发扬真正的民主精神，是真正的让群众来商量呢？还是有一个民主的形式？由于我们一向的缺乏民主作风，群众没有和我们商量问题的习惯，干部一说话，群众就当作一种规定，内心不同意也不提，这些必须充分的照顾到的。经验证明：只要群众认为真正让他作主，他就会认真负责。联合大会的召开，对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思想上是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心不齐，大会以后心齐了”，“原来认为办不成，大会上却能办”。大会以前，群众有事找上级，现在群众有难题，常说：“叫咱这一带的佃户雇工开会。”群众相互鼓励时，也是如此说：“干吧，怕什么！有事咱这一带的都帮助。”群众在会后，开始依靠自己了。大会鼓励了群众的情绪与勇气，也提高了群众的要求。未开大会前，有的不积极，或仅倒今年的粮和柴，不倒去年的；大会后，连去年的也要倒。伟大的行动，给农民的鼓励意义是太大了！大会讨论了决议，规定了工作计划，这些决议是必须执行的，这些计划，是要按天完成的。这是群众自己的纪律，是群众自己的一种民主集中。因为相互联合的各村，都是水平相差不多的，故个别先进的村庄强迫大多数较落后村的现象不易发生；但农民的共同意见，对极个别的村庄加以群众的强制，亦是不可怕的，因为这是统一行动中难避免的现象。

　　分村执行，佃雇有了自己的计划和决议，回去就普遍展开了斗争，农民并不等待我们，便自己行动起来。许多地方在联合大会后，干部忙于会议，未及时到村上，农民却在热烈斗争，或者已结束了斗争。他们自己斗得很好，真出了干部的意料之外。群众自己〔的〕事是能够自己去办的，而且办得好。有些村庄，干部早到了，农民为了贯彻自己的决议，要求立刻斗，但干部说“慢一点”，他要来进行“调查研究”一番，结果，群众不管干部，自己干起来。为什么要分村斗争，不采取联合斗争呢？因为各村的斗争对象不同，要求不是那样的划一，各村群众解决各自的要求，容易具体深入。正因为是群众自己的运动，采取的斗争形式就不是划一的，没有一个框子能套住他们，都根据斗争对象的不同及自己的经验、觉悟水平，发挥自己的创造。斗争形式真是多种多样的，但又都是非常自然的，便于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有的回去开群众大会宣布决议，第二天开始倒粮倒柴，或先集体搞一家，再分散各街倒各街的，这叫做“平楂”，先平了楂，其他的头就好剃了（就是打强点的意思）。有的先讲理，后倒柴粮。梁二庄佃户说：“先揭他几条短处，压住他，提出要求，‘要什么，有什么。’”就是先使地主政治上占下风，实行政治揭发。其他有开雇工联席会的，这多半是小村，地主没有什么统治威力，把他叫到庙台上，乱吵一起［气］，最后也把问题解决了。

　　分村斗争后，就开联合大会集体检查、庆祝，有在此大会〔上〕表扬模范的。佃户雇工经过斗争，情绪及觉悟更提高了，常提出新的要求，如□枪，改选农会主任，讨论要地，掌握地经纪，讨论防止地主的办法，有的自己还订了会规（指纪律及组织生活）。总之，佃雇觉悟高了，真的站起来了，由于切身利益的体验，使他们〔有了〕民生民主及更高级的要求。

　　攻村团的组织形式，多系在白板地区及工作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采用的。一村群众运动起来，由群众自动的向外发展，村村波及，这种形式，农民是熟悉的，过去农民运动，大家［都］是这样波及蔓延起来的。

　　首先在突破一点，一个村的佃户雇工首先动起来，在斗争大会或是举行庆祝胜利时，通知周围的佃户雇工来参加（用行政力量通知他也可以的），目的在于使一般的佃户雇工的要求迅速生长起来。首先动起来的佃户雇工的地位，在一般的佃户雇工眼中抬高了，无形中居于领导的地位。参加斗争后，各村佃户雇工自己开始酝酿起来，积极分子开始明显。已动起来的佃户雇工虽然自己胜利了，但感到孤立，怕坚持不下去，怕地主说“人家外村都没有，就是咱村坏”，那［拿］话头威胁。因此，他们愿意别村也很快的干起来，大家联合一起，力量很大。因此，这时可以动员他们到外村发展，外村也欢迎他们去指导。这样村村发动起来，很快就成了运动的热潮，群众在热潮中，更加鼓动了自己的情绪和勇气。

　　滨河邵二寨，佃户雇工斗争胜利后，12个积极分子便到外村去活动，选了个团长名叫“攻村团”，开始向三个张故寨及牛庄活动，并且有的攻到滑县太平庄了（后来叫抗联同志叫回，因为是滑县地）。9天，张故寨、牛庄佃户雇工斗争起来。因离得很近，在一起举行了联合斗争。斗争后，影响更大，周围各村的佃户雇工情绪更高，纷纷要求4个村的积极分子再向外发展、活动，3天之内，10余个村的佃雇都斗争起来。在热烈的时候，有9个攻村团一齐出动，蓬蓬勃勃，大有疾风扫落叶之势。

　　攻村团之出动，是建立在群众要求之上，行政命令是要失败的。滨河一区，有些攻村团是训练班出来的，本村的事还未办好，就去攻外村。外村不服气，说是看不起他：“你要攻我村，我还想攻你村呢！”攻村团到外村，不是找村长、找农会，而是找佃户、找雇工，大家都认识，不要谈大道理，主要是介绍自己的经过，根据自己的经过，来解答佃雇的怀疑，很现实，很具体，群众容易相信；活动方式多系秘密的，斗争由本村的群众自己干。

　　滑县大子相和这种形式差不多，佃户雇工斗争后，波动了一串子相、三县堂和几个板城。大子相的佃户雇工在那一带地位提高了，雇工会主任王明月，因为斗争会他主持，那一带的佃户雇工都纷纷找他，叫他领着自己也办办。王明月的小屋里，整天挤满了人，都请他去领导。王明月分不开身，他有时找大子相佃户去，说：“你是已经过阵了。”那一带的佃户雇工，就是这样运动起来的。群众在运动中结合起来，王明月成了那一带的领袖。

## 宏伟的运动中培养领导，建立领导组织和运动相适应

　　佃雇运动使我们领会了，只有真正是群众自己的运动，才能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群众一有了自己的领袖，则更能指导群众运动，他集中了群众意见，并带领群众前进。

　　领袖大批的产生涌现出来了，群众的事情就必须由群众自己去办理，由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领袖去直接领导。但领袖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要在领导的实践中不断锻炼；领导的威信，也只有在领导的事业进行中，才能建立起来。此次佃雇运动，由于我们大胆放手，一切事情由群众自己去处理，由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出现了许多英雄和才子。他们在自己领导中，又大大的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由于运动的规模的宏大，不是一村，而是许多联合的村庄，因此也就产生了地方的群众领袖。王明月经过佃雇斗争，能在他那一带几个村指挥几千人进行捕蝗运动，可以主持几百人、几千人的大会，□能掌握自如，能处理几个村佃雇中的问题，且为大家所心服。这样的事情过去真是闻所未闻。他们所以能有这样的本领，就是在运动中丰富了自己的知识，锻炼了自己的本领。从此不难看出，过去的群众运动中，为什么不能涌现出大批的群众领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包办了，把群众领袖的事代替了，把他们借以锻炼能力的机会挤去了，一切位置我们盘据完，群众领袖自然露不出头来。

　　群众在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领导组织，组织与运动是结合的，是相互适应的。所谓组织，是组织群众的行动，是为了行动（斗争）；领导是领导行动，亦是为了行动。群众要减租增佃，就得组织领导这一行动。滑县群众是如何建立自己的领导呢？联合大会召开后，各村的积极分子马上显露出来，当场就建立了佃雇代表会，选择积极分子为代表。这个代表会的组织，就是为的领导群众这次的斗争。代表分了工，规定临时会议制度，这种方式是很好的。本来积极分子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来影响（领导之意）着群众，群众也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受其影响，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原来客观存在的，加以组织，就是把这客观存在但还是不自觉的状态变为自觉的，提高一步。这种领导机关是群众自己的，是建筑在群众当前要求的基础上的。群众是如何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呢？什么样的斗争，建立什么样的组织，组织是为了进行斗争。佃户雇工在一起斗争，在一起开会，因此就建立了佃户雇工会，或叫联合会。这种组织是在运动中自然形成的，群众认为是自己所需要的。代表会、佃雇会，虽都带临时性的，但却是建筑在当前的群众要求上。群众目前要这样行动，故要建立这样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与领导，都是应行动的要求而产生的。过去我们常是在群众行动中不建立组织，不建立领导，行动过去了，又来建立组织、建立领导。这些都是从我们的要求而非从群众的要求出发，组织和领导，好像不是为了群众的行动。由此可看出，一个群众运动代表一部分人要求，有一部分人参加，产生一种领袖，与之相适应的，就有一种组织领导的建立，虽然是临时的，但正因是临时的，□恰是当前所需要的。

　　群众领袖既然产生，就应大胆使用。代表会已经建立，佃雇运动就应大胆交给他们领导，抗联干部仅应居帮助指导地位，帮助群众执行佃雇大会及代表会的决议，不应因分村工作，而割断其领导。这一点有的作的较好，有的仍是包办代替。群众的组织领导既然建立，就应逐步提高。滑县六、三等区，过去民主斗争中发动了贫农及中农，产生了领袖，此次民生斗争发动了佃雇，培养了自己的领袖。因此，群众的事应该交给群众自己的领袖去领导，过去抗联之小组，应宣布取消或改变性质，建立工农联合会，把群众领袖选举出来，正式转换了领导，抗联干部仅留一部帮助工作。

　　在滑县七区及滨河，仅在民生斗争中发动了佃户及雇工，因为广大的贫农及中农尚未发动和组织起来，故不能建立农民联合会，已发动的佃户雇工，仍受其自己的领袖——代表会来领导。抗联对佃雇的指导，通过其代表会，这样已发动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可独自进行自己的活动。为了培养扶植地方干部，抗联干部在各区之小组（等于小区之抗联），吸收代表会主要代表参加，准备在发动农民的民主运动后，再在运动中产生农民联合会。由以上的经验，说明在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领袖□大批涌现、农民情绪正在高涨之时，也正是提拔与扶植群众领袖之时机，应立即大胆使用，应给以岗位，给以权利，以提拔地方干部。在运动中培养扶植群众自己之领袖来领导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斗争坚持下去，佃雇日常生活的集体化

　　过去，已有许多的教训，当群众大的运动过去后，领导者常麻痹起来，而地主则利用一切空隙来进行反攻。佃户及雇工，在日常生活〔中〕与地主有多方面的“交道”，经常出入其门，经常在地主面前进来出去，其关系几乎贯穿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当佃户雇工集体向地主斗争时，地主在群众集体的面前让了步，给群众要求以允诺；当斗争过去后，农民又恢复到分散的状态，因之，地主的“反攻”来了，允诺的东西不给了，佃雇的斗争果实巩固不住，大者退佃解雇，小者“精神封锁”，“比鸡骂狗”。特别是佃雇斗争果实中有一部分不是马上兑现的（有利习惯、取消超经济剥削等），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权衡，农民成为分散的，以个别对地主，必然斗争不过。斗争是要积极分子领头的，分散，则中间、落后的群众与积极分子失去了联系，便不能独立的单独进行斗争，这样便大大便利了地主的“反攻”。

　　克服这个弱点，要使佃雇的日常生活集体化，以集体生活来贯彻日常生活之斗争。雇工佃户都必须单独组织起来，雇工为工会，佃户单独在农会里划成小组，把佃雇的领袖和群众结合起来。过去佃户分散编到农会小组中，正是使领袖与群众隔离起来，助长了群众分散状态。佃雇的单独组织，内容就是讨论日常斗争，一人的事大家讨论研究商量，需要时，随时大家来援助。在有利习惯及超经济剥削的取消上，为了坚持下去，应尽量求得行动的一致，特别在开始，还未造成一种习惯时更属必要，直到地主承认了这个习惯为止。这样，便可互相鼓励，互相督促，互相长进，领袖更易带领大家。

　　朱口村（滨河二区）过八月节时，佃户雇工先开会，怕地主捣鬼（不请或请得薄），决定分组集体过节，每家地主把酒席送到规定的地方，每家地主只能有一个人去作陪。有一家地主仅上8个碗，没有8个碟，佃户集体传看，那地主丢了丑，不得不又端出了8个碟。出粪，各村都规定了统一的时期。每到出粪时，大家都在街上吃饭，地主没空可钻，不得不管饭。这是群众以集体力量对付地主从中捣鬼的办法。虽然这样长期下去恐难坚持（佃户自己可能也感到束缚），但目前为造成习惯，这种办法确属必要。将来地主承认了，佃雇感到不必要这样作时，自然自己就会来改变的。

　　在滑县有些地区，佃户雇工的日常生活集体化，还未引起注意，可能给地主以空隙，将来在这方面可能更容易发生问题。

## 从行动中逐步提高群众

　　群众的要求及斗争内容，是随着群众的行动而渐渐提高的。群众在解决了当前的迫切要求后，新的要求会升涨起来，又成为迫切的要求了。我们应当是永远的从群众当前的要求作起，而又引导群众解决新的更高级的要求，这样便可引导群众步步提高。因为群众提高是一个过程，过程有长有短，但总是有个过程，过去我们是不了解此点的。我们什么都主张一次“彻底的”，但群众觉悟及要求却常常不是一下子能够接受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的。我们过去的毛病，就是硬要群众接受我们的全部要求，不然就不让他们行动，要他等着我们说服了再行动，于是硬鼓动、硬教育出来了，宣传鼓动工作的神秘观点也出来了。岂不知，不叫农民行动，农民是不能提高的，教育鼓动不能完全代替了他实践的经验的，硬叫群众彻底也是彻底不了的。从群众当前出发，即从不彻底处作起，行动起来，逐渐就会彻底的。佃户的要求，常首先是减租增佃，然后才是超经济剥削、有利习惯的及关于股份问题及其他不合理事情的解决，都应是逐渐的。我们常常不作则已，一作就样样俱全，非群众当前要求中集中上来的，而坚持下去，只能是硬塞。回想一年前，减租增佃未进行，即曾把各样各色的应有尽有的问题提出来，结果提和不提是一样。今年佃雇运动中就证明：中心区的佃户和边沿区的佃户要求就不同，群众没有走第一步，第二步就自然没有兴趣。即在中心区，开始要求亦都是不同的，有的只愿倒今年的、不愿倒去年的，有的只愿倒柴倒粮，不愿提各种习惯。但这些要求一旦解决了，又提出了原先不愿意的要求。有些佃户雇工原来要求低，联合大会后要求就高了，这也就是从行动中提高了。佃雇经过了查减运动，要求更高了。七区提出民主、武装掌握地经纪。六区东南部斗争胜利后，提出了过去的问题，大种地使死牛，欠租卖了老坟地，去年没有增，有些都要求解决。有许多村的佃户雇工，提出过去的债务与地主“私仇”，由此则说出了过去的明减暗不减，而这些农民未行动前是不说的，行动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就提高了要求。

　　对落后及走里分子（指有贴里行为的佃户雇工言），应是从行动中逐步提高。一般的落后分子或走里分子，大都与地主有封建关系或是历史关系，他们没有了解地主的“苛”和“薄”，一般的地主对他们也确实没有对一般人的那样苛［刻］薄，因此对这些人不能要求过高。

　　在群众已经起来斗争时，首先就需要内部的团结和一致，群众愈是依靠自己干时，积极与落后的界线常最明显，积极分子最怕孤立、怕涣散，因此对走里分子，常常很仇恨。群众说：“要团结就要反走里。”群众为保持自己阵营的一致，是不允许有破坏行为的存在的，必然要用群众力量来打击威胁，直到他改正为止。许多的贴里分子，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停止了贴里，开始跟着大家走了，有的向大家悔过承认错误，群众为保持自己行动的一致，亦不允许有个别的走里及落后分子例外的，要用群众力量拉着他们一道走。争取落后分子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先孤立，只有孤立，他才能跟着走。落后分子拥有多数群众，斗争决搞不起来的。这种以群众力量强迫他们跟着走，并不是可怕的，它是群众中的一种民主集中制。但我们应指导群众，把被强迫的缩小到最小的限度，就是要照顾争取落后的。

　　落后分子、走里分子跟着走了，行动了，就要在行动中帮助他了解地主的“薄”，来认识到斗争的正确，提高他们的觉悟。地主的小恩小惠的目的，是为了多剥削、少出东西，但当看到落后分子及走里分子也真的跟着大家来要东西了，地主必然是要来计较的，地主的“薄”就暴露了。群众了解了他的“薄”，就以“薄”对“薄”。七区不少的这种生动例子，许多的落后及原先走里的佃雇积极了，原因就是他原来认为自己掌柜“厚”，谁知一要东西就“薄”起来，于是佃户对地主也认起真来了，和大家一样，少一点也不行。有的说：“你这样和我算小帐，咱们干脆算个总帐吧！”把过去吃亏处，原来不愿说的都说了。有的看到别人斗争积极，很快从地主手里得到了东西。自己不积极，后来失望了，才知道：东家的“厚道”，没有斗争可靠，也积极起来。

　　总之，对落后分子及走里分子，首先就是以群众的力量拉他跟着走（要求不应太高，跟着走就行）。只要跟着走，就有机会使他看到地主“薄”，就会提高他们觉悟；不拉他跟着走，就没有了实践中提高的机会了。

## 佃户雇工的运动应当是独立的运动

　　要使佃户雇工得到充分的发动，必须使佃户雇工形成自己的独立运动。过去佃户雇工不能真正的被发动起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佃雇的运动为另一部分群众所代替，把佃雇运动当作了从属的次要的，因此佃雇不能在自己充分的运动中受到锻炼，看不到自己的独立力量，而培养不出自己的领袖来。滑县此次佃雇运动规模所以如此之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进行了独立的运动。同时因佃雇独立运动而造成自己暂时的突出或孤单，是群众发动过程中难免的现象，因为群众是由一部分的发动走上整个的发动，不能设想，一次、一个斗争就把所有的群众发动起来的。有的地区提出“混合性的斗争”来，以佃雇为主并发动非佃雇的基本群众也来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一经发动，由于非佃雇的群众在数量上多于佃户及雇工，民主斗争的范围及规模常比民生斗争要大，很容〔易〕转向非佃雇基本群众为主的斗争，而把佃雇运动实际上变为从属的，影响其充分的发动。如果在佃雇斗争某一个地主时，刺激了一般贫农对他的仇恨，要求斗争，那时只有从群众要求出发了。但我们指导观念上，不应以为“混合性斗争”比佃雇自己运动好，而有意的去组织和启发它。

## 我们的“框子”是群众运动最大的障碍

　　滑县佃雇运动的初期，主要是以繁杂的形式来摆布群众，为了把群众教育得觉悟，拿出许多会议来让群众开，如??村光会议的名字就有六七种之多。群众为了斗争果实，被迫的应付着，但积极性自动性就一点也没有了。其次就是害怕群众斗争，用评议来代替，限制了群众斗争热情发挥，但自提出大胆放手以后，有些地区又把大胆放手当作一个“框子”，认为就是“大干”，就是粗枝大叶，于是又制定了“框子”来套群众，不叫群众酝酿，就来开联合大会，群众不要联合，就来联合，结果大会上不是群众的讨论，而是干部的“发言”，不是群众的热闹，而是干部的在那里“大干”。

　　滨河有些地区嘴说是放手群众运动，实际上有一个框子要强迫群众去戴。我们提出打退地主反攻，农民对地主反攻的认识是倒粮倒柴打了折扣，彻底倒粮倒柴就是反地主反攻，可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就是“倒苦水”。本来群众有苦水来倒是应该的，但没苦或不愿倒时也非得倒不行，不倒苦水就是不彻底，就应反对，就是走狗，于是出了逼倒苦水的现象。有些群众为了怕说走狗，或是怕不叫增佃，就来应付我们，没苦亦倒，把［使］诉苦成为笑话；有的因不愿倒苦水便不斗争了。

　　有些同志认为非倒苦水觉悟不能提高，但试问这种硬逼着倒，觉悟就能提高吗？我们〔在〕这个固定的格式下脱离了群众，使有些群众本来在行动中可以逐渐提高，因怕倒苦水而停止了行动；这在另方面来说，正扩大了“走里”的人们，亦正便于地主的收买了。

　　在斗争普遍的掀起后，农民情绪高涨，要求减租、增佃、增资，纷纷欲动。而地主看增佃增资已不可免，为了避免大斗或罚，主动让步，愿意减租、增佃，找佃户，找雇工，向佃户要求不开大会，不揭短处，向群众承认错误（没有执行政府法令）。这给农民心理上以变化，而在今天地主请求下，气就消了不少。激烈的斗争形式必须有农民的仇恨作基础，在此种情况变化下，我们不改变斗争形式，仍非要一个一个的经过大会斗争诉苦不行。农民认为这是多余的，但我们决定，不经抗联允许，地主不得减，农民不得要。否则双方犯罪。有的农民已把粮食背到了家，又叫背回地主家里去，重新斗，开会，诉苦，但农民重又把粮食背回家里时，仍是那样多。农民到底不知道我们开会诉苦是为什么。在这种形式下，使农民的自发斗争变为“私了”的形式，因农民已感到不需要那样开大会了，但抗联又不允许，农民只有暗地和地主“私了”，共同欺骗我们，把农民的自发斗争逼得成为了秘密。

## 执行政策中的“乱”和“左”

　　因为群众充分的行动起来，政策的执行比较彻底，但由于群众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执行上不是那样的划一，就显得“乱”。比如关于股份问题，有一律推平的，有保持活头顶大股的；去里搭股之股份，有烂里边的，有加到外边佃户身上的；取消地主股份倒粮，有按股分的，有是光佃户分的。关于退佃问题，有复佃者叫赔偿一季，有叫赔偿一年的。关于恢复旧的习惯上，更是有的添了新规矩，有的恢复多，有的恢复少，真是规定不一，名目不一。总之，是很乱的。然而这种“乱”，我们认为是在群众轰轰烈烈的行动下不可免的，因情绪不一，觉悟程度不一，很难那样的齐臻。我们不应大惊小怪。群众在大的运动下，破坏了旧的，建立新的，暂时的“乱”，往往是不可免的。

　　群众的行动，鼓舞了群众的要求，某些“左”的过高的要求，必然要产生的。某些地区群众要了棉衣，某些地区要了单衣，在热烈的行动鼓舞下，群众对过去的东西“打倒”“取消”的更多一些。其次就是一般的对富农、小地主照顾不够。我虽然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叫喊着这个问题，但群众未有理我，一样的干下去了。这是群众策略水平的问题，群众未有体会到照顾他们的必要。群众在宏伟的运动中，强调团结一致，对大地主、小地主的不一致，会影响佃户内部的一致，会打击一部分佃户的积极性。

　　这种政策执行上的“乱”和“左”，在群众自己行动起来〔时〕，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应大惊小怪，更不应在群众热情正高时来“泄气”。七区、九区佃户运动后，我们进行了些工作，某些乱的现象已有改正；有些佃户在自己开会检查时，也指出了“顿出了圈”。这些现象，在群众的今后实际行动中，经过我们的教育，是会逐渐改正的。

## 关于滑县三区问题的教训

## 三区的历史

　　滑县三区，1940年曾短时期为我们根据地。有些零星党的工作，但非常薄弱，群众未有发动，但因打狗、拆楼、借款、乱杀人的盲干行动，得罪了地主，也脱离了群众。“五五”敌人大“扫荡”，地主首先搞起会团与我对立，我们被迫退出。以后就形成了长期武装对立的局面，地主亦长时期的（1940年下半年到1943春）依靠武装在三区进行了专政的统治，与敌伪顽勾结，并在他们面前求得合法。因此，这里就有许多的特点了：首先，地主阶级有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会团，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由于二年多的武装对立，对我有较深的仇恨。大地主有1940年组织变天的经验。1940年，滑县地主阶级首先在这里武装反对我们，因此变天思想特别大，认为我们的秩序不是不能推翻的，“变天”是有信心的。这与长期根据地的地主阶级是不相同的。过去在我退出滑县后，与敌伪顽曾进行了共同的统治，与他们有过朋友关系，而今天，他们的这些“朋友”并没有远去，还在根据地的边沿、甚至根据地的当中盘踞着，这就是他们的出路，不得已时的靠山。在地主阶级的内部，由于地主的武装统治，得以幸免伪顽直接盘踞下的破烂局面，秩序有某种程度的安定，保护了中小地主一部分利益。这与他区不同，因此中间势力与顽固势力分化并不明显。去年春天前的情况大概如此。

## 去年的蛮干

　　去年春，我们武装开始能出进三区会团区活动了。当时由于我们声势浩大及群众情绪的向我，□会团内部的矛盾，使地主并不敢公开与我继续对抗下去，并在我过往不究的口号下，大部的会团主要分子都留下，未有逃之夭夭，但对我恐怖怀疑却未减轻，注视我们究竟对他们作如何处置。利用其内部矛盾杀周烈文是正确的（会团最坏首领之一）。但我杀周后，对当时的地主是一连串的实行了绝对打的政策，提枪，借粮，但因为是对整个的地主，除引起阶级关系不利的变化外，主要分子并未逃走。

　　去年秋提出发动群众，由于过去长期武装对立，曾给我们造成过很大困难。三区会团的复燃，是大众所担心的，都想把几个会团主要村的群众彻底发动起来，把几个主要分子彻底打垮，从此出发便忽视了三区的历史特点，及我们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未有某种程度的巩固，忽视了刚解放区域之群众的水平，领导上产生了过急的心理，没有从群众水平逐步提高。几个明显的突出重点（都是过去之会团村，即几个主要头子的老家），安上大斗周玉明并牵上周凤明，在洛寨大斗方振宇，冢上放上了许多个干部，来势汹汹。大地主本心怀鬼胎，如此一来，看到我们的报复来了，因为过急，超群众水平，更显得是我们要斗他，不是群众要斗他。大地主自知欠我们不少的血债，既然我们报复，当然就非同小可，感到自己岌岌可危，生活不下去威胁了他们。但当时，局面刚刚打开，我们的优势还未为大地主所承认，他还像1940年一样，认为根据地仅是暂时的现象，不是不可以“变”的，周围有人向他招手，不是没有出路。这种情况下，他们考虑了自己“利”“害”的问题，在家低头，或是听其危险，不如外逃。周凤明、周玉明、肖估之，就是这样情况下逃走的。从当时走的时候，还有些具体原因，如方振宇与县长谈了话，更加怀疑，肖估之因我要抓他妹夫（伪军），使他也害怕。但这仅是些具体原因。

## 今年的蛮干

　　今年春天，三区群众工作上，最主要的毛病是干部的“左”的蛮干。首先，我们企图组织群众斗几个尚留家未逃的□□主要分子，但这些分子，罪恶未那样明显，群众不斗，但干部总在想法要斗他们。群众发动不起来，干部在日常生活却给主要分子以不少的刺激（干部借故扣、捆）。在滑县六区斗争蓬勃开展后，县对三区也以六区的要求为要求，于是三区干部苦于搞不起斗争来。没有大的斗争，只有搞小的对象，小的对象也要搞起大的斗争，制造斗争的现象出来了。来流漓一个小村，群众不愿大斗，偏要大斗，联合斗，本村群众吓走了，只有干部和外村群众在斗争。万集群众不斗王??，我们非要斗不行，结果将王扣区，召集群众来斗，但群众仍是勉强的，形成我们和王斗，群众旁观，罚了果实给群众，而王??在群众面前，并未伤了尊严。冢上找不到大斗争〔对象〕,便斗争和尚。这些硬斗的事情是很多的。

　　由于对次要分子的大斗重罚，由于我之蛮干，使留家的主要分子及大地主更感到自己的危机，虽然未打到他们的身上，但关系却日益紧张起来。他们对我们的“必斗”只有向严重方面想，没有丝毫侥幸的希望，对我们究〔竟〕何以对待他们，是不好捉摸的，因此极端警惕，在他认为稍有征候〔时〕拔腿就跑。这些征候，有些并非事实，足以说明关系的紧张。冢上“三李”，因我干部在大会上说“有些人没有事，看个报，造个谣”，而冢上看报的地主只有“三李”，于是恐怖起来，后来有人号房子，认为要抓他，便逃之夭夭了，?保几个地主突然向北乱跑，因听说要开会斗他，为我村干部阻回。北苑村黄化民，因为自己觉得我们要斗他，后为我干部扣了一次，害怕，跑了。刘??因为民兵扣了他一次而跑了。逃走的愈多，剩下的大地主愈觉得突出和危险，愈觉得自己被斗期间的逼近。???说：“像我们这一号的快没有了，快该着咱们了。”主要分子一跑，次要分子就显□了，逃跑的愈多，对已经逃走的更是一种支持、鼓励，争取回头更加困难。这样，就造成了逃走的逍遥复逍遥，在家的挨打复挨打的形势了，更加助长了外逃。

　　所以造成“逃走的逍遥复逍遥，在家的挨打复挨打”的形势，主要我们在政策〔上〕有毛病，一是逃跑的未有从严。从严应从二方面，一是对敌斗争，使之借以生存、依靠的伪军不能逍遥活动，给其许多困难，迫使地主从根据地中找出路，不能那□放肆的投敌，一是逃走的代管，投敌没收其家产。这样一来，严于在家地主之被斗。但对敌斗争未有很好开展，家产也原封不动，因此显得外出投敌的逍遥复逍遥。其次，留在家的次要分子处罚过重（多是我们干部蛮干），更显得对逃走的不严。如果不逃走，也要弄个倾家荡产，他当然就不怕逃走后你没收或代管家产。方老生斗后又走，就是处分太重，在家□□实也是把地卖完，不如逃走等着变天。对次要地主的严，使大地主更加害怕起来，不仅想到家产，□且害怕性命。总之，凡估计到〔活〕不下去的都跑了，特别是在外边有出路，有活下去的依靠，逃走与留下相比较，还是逃走对他有利。凡估计到可以生活下去的都留下了。土地主、小地主，虽有被重罚，但未倾家，出外没出路，“穷家难舍”的仍留下了。在外边没出路的情况下，根据地有一点出路也勉强留下。

　　由此看出：地主在经济上虽有保守性，便于控制，但我政策超出了保守的限度，即没财或很少财可保时，则会坚决起来。政治上顽强的地主，一向高高在上，有统治野心，是很难向群众低头的；特别在抗日秩序不够巩固的情况下，外边有出路，是不肯安分守己的，他不愿屈服群众，勉强求得生活下去，他要找到靠山，来踢翻我们的。因此，我们力量的大小，根据地是否巩固，对政策的执行上应是不同的。

　　地主的逃走和投敌，加深了群众中的恐怖及变天思想，投敌地主的武装威胁，深深印在群众的思想中，一想到“扫荡”，就想到地主的报复。特别是去年“扫荡”时，安上逃跑地主，配合伪军惨杀安上村干部的事实，给群众留下了可恐怖的印象，因此群众中就要分化，一部分积极分子滋长了蛮干，中间分子及落后分了，就要消极下来。去年曾轰轰烈烈的安上，现在连农会都开不起会来，许多会员不敢承认是农会员，家庭拉腿，连政府的贷款都不敢要了。目前安上只剩了一个农会主任和几个民兵了。由于地主纷纷外逃，群众斗争拖延不能解决，不能迅速得到果实，而却增加了精神上的负担（恐怖），而我们的动员工作是按先进村一样的要求，农村的阶级关系，呈现了长期的紧张而胶着的状态，群众就支持不下来，就要消沉。群众消沉，村干部就孤立，突出；强迫命令愈利害，就脱离群众，工作搞不好，问题愈来愈多，我们的干部情绪就低落下来。

## 流氓及民兵的投敌

　　三区地主逃走之势未下，流氓投敌之风又起。流氓为什么投敌？检查所得，一般原因是：一、流氓在生活上没有出路，许多流氓欠帐甚多，没法偿还，旧的谋生道路已被破坏，新的生产道路又未提出。许多民兵中的流氓成份，老□枪不生产，过去乱缉私，现在不允许，看家粮取消，生活没办法，家中人责骂。二、流氓的被打击、被孤立。一般的流氓在村中都受到我们的排斥，不让参加农会，舆论上打击、讽刺。民兵夜间站岗不让跳墙头（这是极普遍现象），处处限制，处处打击，绝对孤立。本来，三区工作开始〔时〕，有一批流氓靠近了我们，有的参加了民兵，有的当了村干部，在反新贵时一部被打下来，一部因行动不轨被清洗。他们认为有功，不赏还罚，心怀不满，与新起的民兵及干部闹宗派，但又怕被斗争或清算他的错误，因此又恐怖。

　　由于这些原因，对我不满。政治上经济上感到没有出路，但外边有出路，伪军王树林（白道口伪军头子）有计划的收容他们，放纵他们，因此投敌的渐渐多起来。

　　此次滑县敌人“扫荡”时，民兵及流氓投敌更多。有些流氓因早有此意，乘机投敌；而大部分民兵是在恐怖变天、找出路的情况下投了敌人。投敌的民兵大部在我未发动群众的地区，民兵成份多系流氓，有的掌握在地主手里。“扫荡”后，谣言纷纷，王树林有计划的散〔布〕变天恐怖思想，并利用已投敌民兵纷纷活动。民兵在这种恐怖下，先放下了武装，有的被迫投敌，有的在恐怖下投敌的。

　　 未有尽力的开展对敌斗争，是我们最大的失策

　　三区是处于白道口、周村、小寨、两门4个据点当中的一个地区。入春以来，白道口、小寨的伪军王树林、吴兰田改变了活动方式，主要是夜间偷袭。由于投敌之地主及流氓的配合，给其夜间活动以许多便利。据云，投敌地主肖估之曾到冢上活动5次，但都未得逞；安上也几次进入村上庄。这给群众，尤其是给积极分子以很大的威胁，民兵成年不能分散回家住，村干部一到夜间不敢离开民兵，有的村干部夜间睡觉不让人知道地方。总之，白天好像秩序很安定，但一到夜间恐怖就来了。过去三区的民兵本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对敌伪这种夜间偷袭却感到没法对付，仅处于一种消极的分村防御状态，给吴兰田、王树林更加放肆的机会。三区群众中经常酝酿着伪新五军到三区打钉子，吴兰田安据点了，群众思想上时刻怀着恐怖，人心可谓有些“惶惶”。

　　由于对敌斗争不能有力的开展，给王树林、吴兰田以打击，更多的造成他们的困难，使他们不能与不敢这样放肆的活动，不能在实际的对敌斗争中，来显示我们的力量。三区地主、流氓的投敌，主要的出路就是吴兰田、王树林那里。我们对敌斗争表现得没有力量，更加显得地主、流氓有出路。吴、王的逍遥法外，放肆的活动，更加助长了地主、流氓外逃的信心，更加敢于依靠他们与根据地与群众对立，群众、根据地对他们控制的力量就愈小。逃走的增多，投敌的增多，更加壮了敌伪的气焰，活动更加积极，对我威胁愈大。这种形势，就更加助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敌伪成了逃走分子的支柱，依靠敌伪就可逍遥法外，就可乘机报复，增加了我们发动群众的许多困难。设若我们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更大的努力，给敌伪以更多更大的打击（包括群众的联防，主力的配合），使伪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自顾不暇，作别人的靠山自然更加困难，地主、流氓眼看他们危机四伏，自然不会当作自己出路；而另一方面，也显得根据地更加有力量，群众积极分子信心更高，自己阵营必然更加巩固。如此，地主流氓也会更加老实一些。此点应当是三区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教训。

## 几个问题的提出

## 群众的解放事业是群众自己的

　　群众的解放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过去总是在怀疑着这个问题：群众会不会进行自己的解放事业呢？群众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滑县群众运动的实际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如何才能成为群众自己的呢？根据滑县的经验，最基本的有两个问题：

　　其一，从群众当前的要求，从群众当前的水平出发。许多事实证明：当我们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及水平出发，群众认为是自己的，会积极的行动起来；当我们与群众当前要求及水平脱离时，群众认为不是自己的，就会不积极行动，你要勉强，只有去包办。过去我们常常不肯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出发，我们有一个要求，强迫群众行动。我们总觉得群众要求太低，其实是我们要求太高。一切事情我们常想一次作好，作彻底，但一切事情彻底都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我们常嫌群众水平低，其实正是我们脱离了群众。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群众是必须经过自己的行动、体验，才逐渐提高起来。这个行动、体验，是谁也代替不了的，非让群众自己去走一走不行。我们过去主张宣传鼓动万能的人，就是不了解这点。他认为宣传鼓动，可以代替群众实践，而可超阶段的提高群众。这种观点下，产生了单纯教育群众的观点，要把群众教育得完全接受了我们的主张，按着我们的格式时才允许行动，不然仍是教育，或是认为太落后，不理群众。这样，结果，不是包办群众作，强迫群众作，便是丧气灰心，群众仍然是提不高的。许多经验都证明：要提高群众，必须首先服从群众目前的“低”，在群众用行动来达到了自己的“低”，“高”的东西才会来到。我们同志们，光害怕提高不了群众，因此用我们的“高”来代替群众目前的“低”，但群众根本不动，“高”也无从来。可怕的不是目前的“低”，而是不叫群众去行动。只要行动起来，一定会提高的。上面好多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千真万确。群众如何才能行动起来呢？就是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出发。因之，从群众目前要求，目前水平、经验出发，让农民行动起来，在行动中逐渐提高，是群众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二，就是放手群众运动。群众自己的运动，自己是有能力进行，滑县查减运动中已完全证明此点。群众事，应当让群众去讨论，让群众自己去主持，一定要相信群众能办，而且办的好。只有让群众去办，群众才能在行动中锻炼自己，领袖才能产生出来。即使群众开始自己办的不很好，或是犯了错误，也是不应当害怕的，因为开始办不好，慢慢就会办好的。由办的不好到办好，能力就是一个提高；犯了错误会改正的，由错误到改正，就是锻炼。你说谁能不犯错误呢？我们过去就是害怕群众办不好，他们的事不交给他们自己办，我们去包办，即使你办的好，但也不是群众的提高，那“好”有什么用呢？有些我们要求群众过高，摆布群众，更显得群众不会办，因此又提到了“从群众水平出发”问题。我们同志常怕群众自己不会开会，因此自己去主持。你说群众真的不会开会吗？群众中有很好的开会的办法，不过不同我们干部的那种开法，你硬叫群众去学干部开会，那群众可就有些□笨。所以，过去认为群众办不好，与不从群众出发、要求过高有很大关系。

　　放手让群众运动另一个内容，就是不害怕群众的运动，敢于让群众充分的动，不事先给群众来一个束缚，群众未有行动，不要先怕群众“左”，先来防止“左”。目前许多地区群众不能充分发动，就是这个问题在作怪。怕“左”的思想经常左右着他，群众稍一动，他就害怕了，就来限制和束缚群众，给群众“泄气”。照他想的，一切是非常文明，非常圆满，但对群众却是一种限制。群众起来后，“左”的行动必然要发生，我们不应害怕，应在产生了“左”的行动后慢慢说服群众，不是镇压、强迫、泼冷水，也不是群众没有“左”时，你就去作防止“左”的工作，那只能增加群众的犹豫，减少群众的勇气，那只能限制群众运动。但不应把农民对地主斗争一些必要的手段，也都夸大说是“左”，那样只有叫群众不动，安心受地主的压迫。在我们领导上，应当多多用些力量，来支持和鼓励农民的斗争勇气和情绪，对农民行动中所造成的伟大成就，应当称颂，不应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来光拣他们的“毛病”。当然，这也不是要我们去故意叫农民〔犯〕错误。

## 群众运动一般的过程

　　群众是具体的，不同的群众有其不同的要求。虽然群众有其共同要求，但亦有其切身的特殊的要求，群众是从“私”才能认识到“公”的。因此，开始发动群众，很难以一种运动把整个的群众发动起来。常常是一种运动，代表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一部分群众参加，建立一定的组织；另一种运动，代表另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另一部分群众积极参加，又建立另一种组织；最后，群众在共同的要求下，发动了共同的运动，建立了共同的组织。但群众不经过部分的发动是难以走上整体的，群众的特殊具体的要求得不到解决，对共同的要求的解决亦难以积极的。佃雇不经过减租增资，□民主斗争是不积极的；贫农只有从私仇私恨中才能认识到对地主的公仇，就是证明。因此，一种斗争内容，只能代表某种群众要求，不能把［用］一种斗争幻想把所有群众发动起来，不能以这部分人的要求去代替那部分人的要求，不能以这部分人的运动代表那部分人的行动，互相之间都是包办不得的。因此，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应是由分散走上统一的，统一的发动，必先经过部分的分散的发动才有可能。

　　组织是和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是由分散到统一，由部分的发动到整体的发动，因此组织如果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变为群众自己的组织，就应当是什么样的运动建立什么样的组织，应当是由分散的、部分的、临时的、多样的组织，在运动汇合起来时，才走上整体的、统一的。过去我们以一个固定的永远不变的组织来套向群众身上，因此成为组织是我们的，而不是群众的，是与群众自己运动相脱离的，不是相适应的，不是在运动中产生的。

　　（由分散到统一，由部分到整体的过程中，一般的、正常的道路是什么呢？去年高干会区党委霖之同志的群运报告上曾提出了这个问题。一年的群众运动的实际，证明霖之同志的报告是正确的。滑县七区的运动，给了这一道路以具体的指引：）

　　首先进行佃户雇工的发动，在佃户雇工较充分的发动后，佃雇的要求进一步的提高，从切身利益的需要，产生了民主的要求，改换村长，改换农会主任，掌握武装（七区）的要求提出了，佃雇在斗争中形成了独立的力量，有了领袖，已有能力来作为民主斗争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佃雇的发动，大大刺激了贫农、中农的要求。开始，贫农对佃雇斗争的利益感到嫉妒，对保障佃权不满意，对反抽地不满意，因为这样，自己就没有当佃户、雇工的机会，因此要求利益均沾，要排斥外来佃户，要挤较富裕些的佃户的佃权，要求大家轮流种地主的土地，有的则要求二五增看青粮，总之，是贫农的经济要求升长了。此时解决贫农的问题已提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成为当前的迫切问题。解决贫农的经济要求，有些同志在此时主张单纯的调整佃雇与贫农的关系，原因系害怕贫农与佃雇因佃雇得到利益而产生的裂痕。其实这种裂痕是在贫农要求提高，但未有方向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单纯的调整是解决不了，只能发展自己挤自己的现象。此时惟一的道路就是把贫农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解决自己的要求，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是民主斗争。谁领导贫农进行民主斗争，答复了贫农升长起来的经济要求，谁就把贫农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上面已经谈到，佃雇已有能力来团结贫农进行民主斗争，因此以佃雇为核心来领导贫农中农进行民主斗争，在斗争中统一和团结起来，成为当前的急务。在民主斗争中，佃雇的领袖积极领导，获得了中农贫农的拥护，变成了全民的领袖，佃雇的核心作用就巩固的树立起来了。但民主斗争一起，贫农中也迅速会涌现出领袖的，我们应注意发现和提拔。民主斗争后的农村，就造成了以佃雇贫为核心的农村了，农村的领导权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了。七区群众运动的过程就证明了这一个过程的全部。

　　民主斗争与生产不可脱离，应紧紧的衔接起来，因民主斗争不能全部解决贫农的经济要求，尤其是赤贫和极贫部分。在群众进行民主斗争，分得了果实〔以后〕，应即时注意引导群众用之于生产（必须是可能与自愿），“坐吃山空”，将来生产时仍是一样的困难。我们同志们幻想把民主斗争告了阶段后再提生产，觉得群众有了资本，但“实际”告诉我们，贫农分了果实，不是放着等我们提生产，饥饿迫使他随时吃掉。因此，生产必须是与群众的民主斗争紧紧结合。是的，民主斗争深入下去也是一个过程，但不能深入完了以后再生产，应当相互结合。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生产与民主斗争脱离过久，群众要求没法解决，则容易因失望而低落，或是发展了乱斗。

　　这就是正常状态下的群众应走的道路。这一道路当然不是机械的，要刻板式的向群众身上套，基本上是群众要作什么，我们作什么，但不能否认我们启发、领导的作用。常常是一个地区的群众首先作了什么，对其他群众的某种要求会很快使之膨胀起来。这个地区进行了增佃，那个地方的佃户就启发自己增佃的要求；当民主斗争烽起时，群众的民主斗争要求就会很快升长起来。因此，一定时期有一个最中心的运动，还是可能的。

　　在这个运动转到那个运动当中，领导与群众都需要一个认识和酝酿的时期，因此当中常不可免的要有一个低落与消沉的时期，但我们领导者的任务，在于把这个低落与消沉的时期缩短，使运动与运动当中的空隙愈小愈好。

## 政策与力量

　　—定的政策的实行，是建立在一定的力量基础之上的，撇开力量专谈政策是不行的。群众运动之政策，亦应照顾到我们的力量。在［把］滑县六区及三区对照一下，就不难明显看出这个问题来的。六区比三区的群众运动对地主的削弱更大，罚的重，打的狠，然而六区的地主向农会屈服了（当然不是说不反攻了），而三区地主却大批的投敌了。当然，其他原因很多，但基本的原因是我们力量不同。六区秩序巩固，使地主感到要打翻它是不容易的，离敌较远，没有出路，三区这些条件是远赶不上六区的。我们对三区的指导上最大的错误，是没有从三区出发，而是以［把］六区的要求搬到三区，因此把三区弄的问题很严重。这就教训了我们，不能乱搬家，要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以上所谈到的滑县的一些经验，各地如要运用时，希能特别注意此点。

　　 1944年10月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