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工作问题对杨献珍、侯维煜的两次谈话纪要

　　<刘少奇>

## 关于轮训高级干部的课程问题

　　目前高级干部迫切需要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门科学较难懂，难学，基础较差，故以这两科为主较适宜。(杨献珍、侯维煜提出：不少高级干部对党史的研究也较差。)党史、党建也需要，但比较好懂，所以主要还是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在职干部离职学习，就学这两门。高级党校可考虑采取“三七开”的办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占百分之七十，其中政治经济学要多些，其余百分之三十学党史、党建、苏共党史、政策。这实际上是“三三制”。昨天下午××会议也谈到这问题，着重还是学这两门，哲学、政治经济学。

## 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问题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学效果较好，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效果较差。在哲学教学方面，马列学院摸出了一些办法，经验也是有效的；但政治经济学则没有摸出办法。校部和政治经济学教研室集中力量，把这问题研究一下，搞出一套办法来，由中国同志来讲授。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部分，要注意中国的实际问题，多多独立思考，研究中国问题，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讲授政治经济学。凡能独立思考的，就不会栽跟斗，照抄照搬一定要栽跟斗。我们要学习苏联，但我们自己也有一套经验，要强调研究自己的经验。

　　要独立思考，要自己研究讲解，无论如何要搞出些东西。

## 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

　　还是要教下去，学习不要无条件地一股风说停就停，实际上苏共党史不会有很多修改，有的问题现在改了，将来还要改回，要采取分析态度去学苏共党史。就从米地伦诺夫谈出的问题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大的改变。基本上照以前的讲，但要把若干新的观点贯彻进去，不要随风倒。个人崇拜问题，是不是有集体领导就会不犯错误?不会的，领导方法不对头还会犯错误。我们党提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实行领导。

　　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问题，第三国际多少年来违背了列宁主义原则，强制分歧和斗争，对欧洲社会民主党强调分歧，不能和资产阶级、农民合作，因而不能分化资产阶级。欧洲的党几十年来就是这样，骂人骂得一塌糊涂。中国的两次王明路线都是国际路线，整王明实际上就是整斯大林的风，反王明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反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反国际路线。事实证明，第三国际不灭亡，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对待改组派问题，拼命说人家是反革命更巧妙了，把他们划给人家了。

　　我们学习苏联是肯定不移的，一定要学，但要学先进的东西，要分析研究，不是学落后的东西。一切好事情都有它的坏的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也有阴暗的一面，产生官僚主义。两个万岁，百家争鸣，都是新问趣，根据我们的情况和经验提出来的，要很好研究。把民主党派政协长期保持，避免犯错误有很大好处，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但也有他们合法的一面。胡子婴等联名提出的意见，对我们避免犯错误有很多好处。民主党派实际上是半反对派，很多事是举手赞成。和苏联比较，我们有许多新的经验，要在教学中加进去，不要老是守住死东西。讲联共党史要把新的经验、新的观点加进去，如有人怀疑为什么我们不提列宁的“民族自决”的口号，这口号在十月革命前有意义、十月革命后就不一定妥当了，应强调民族的联合和统一，提倡自决就把别的民族决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在学生面前，可以提出两种说法，让学生研究、讨论，不要把问题说死了。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在各种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就很值得考虑。如无产阶级专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我们不讲，讲了可能使人家感到只是我们专政、不讲就使人感到是大家专政。有些观点不要过于肯定、僵死，肯定、僵死了就教条了，几种讲法都可讲，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不要讲成一把尺子，到处去量。因普遍真理在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是不同的。这样，教的容易，学的有益。不要讲了不能变，讲了不能改就教条了，过去苏联专家讲苏共党史是真理，变不了，但结果还是变了。党校要把现在的东西，好好研究一下，搞出些新东西，写出讲搞。

## 关于政策教学问题

　　(杨献珍提出这门课很困难，要求刘少奇支持。)支持你们。政策教研室要自己研究，把党各方面的经验加以研究，写讲稿自己讲。

## 关于党建教学问题

　　你们要自己下苦功，研究总结我们党的经验，搞出一些讲稿。我们党的建设，经验是很丰富的，如斗争和团结的问题，有极丰富的经验。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有些路线上的分歧，斗争中应分清对象，对不同的错误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可是苏联党内的四种错误混淆起来。有些错误不是路线错误，但和路线错误混同起来。“党的建设”课程，要把党的经验编到讲稿中去。为做好这件事，可组织个委员会，甚至中央的同志参加。不要老讲几条建党的学说。如一长制问题，我们有新的经验，超过列宁当时的观点，很多东西是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很多经验，中央有文件了，编一编就行了。如农村建党问题，我们有很成功的经验。但直到今天，有的兄弟党和苏联同志还不相信有这么多农民能搞好共产党。我们党对农民的观点从马克思那时起就不大好，《共产党宣言》里对农民看法不恰当。我们党对农民的观点，有很大发展。我们党有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农民，有什么缺点！在东欧，农民听神甫的话，不听共产党的话，这只能证明党的工作不够，不如神甫。

　　讲党的建设只讲那么几条条，不和实际生活中新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教条主义不行，不要讲死了。要好好研究党的经验，搞出本书来。有些问题，如老解放区老党员最多，合作化最落后，为什么?要好好研究，可把材料发给学员研究。不要怕讲错，错了就承认错误，不要停留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过去的观点上。

## 关于党校党的思想工作问题

　　学哲学过程中，采取思想总结的方式，集中地反对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反对脱离群众的观点，这很好，有好的经验。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整风，整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宗派主义实际上是个人主义问题，和各方面的关系问题，要整。违背群众路线的问题，要整。当然，不能天天整，要采取些措施。纪律和自由是结合的，不能否定纪律性，但要恰如其分，有纪律才能说到自由，才有多样性。在党校学了一年，不整风，就可能犯更大的错误，可能不如不学，学了马列主义反而骄傲了，可能犯更大的错误，能讲一大套道理，会骄傲。学了理论，整了风，可能就更好些，少犯点错误，与群众的关系搞得好些，可能更谦虚些。所以，必须整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小组批评，作法要发动自动性，自觉自愿，检查缺点错误，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检查总结。但不要搞得太多了，多了不好。也没有时间。

## 关于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科学研究为教学服务的方针问题

　　这方针很好。高级党校要写出好教科书，就很有意义。这方针很对，写出教科书是很大的贡献。

## 关于在党校实行学衔制问题

　　实行这制度是必要的。既要人家安心工作，学校也要正规化。需要采取这样的一些制度，才能使人们树立起教学理论工作的事业思想。

## 关于“为学员服务，向学员学习”问题

　　这个口号很对，就要这样提。这么多教员，为了使他们把工作做好，提出这口号很对。如“拥政爱民”，又提出“拥军优抗”，这两个口号就有辩证的关系。只提一面，只提教员教学员不对，学校就是培养干部，教育学员；再提为学员服务、向学员学习很必要。上面说的在教学中总结新的经验问题，一定要采取具体措施，到学员中去收集材料，进行学习。学员们搞过很多实际工作，材料很多。向他们收集材料，好处很多。只有这样，才能丰富教学材料，充实我们的实际工作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和科学理论工作中创造出新的东西。肯定学员是有东西的，学员有的，正好是教员缺乏的，向学员学习了，才能更好地为学员服务。要组织干部深入到工厂和农村去调查研究，如建屏县，有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的党员，为什么这么落后，党建教研室可以派人住到那里去研究。不联系实际就可能犯教条主义。作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深入调查实际材料。仅仅看书不能当教员，要到实际中去学习，只靠书本子考的博士，是没有本事的。向学员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才能在教学中有创造性。不仅要讲马列主义，而且要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这两个口号很对，要这样去做。

## 关于教研室的干部问题

　　最好从师资训练部学员中，有计划地培养些干部，不要找现成的。办法是在学校培养和到实际工作中培养结合起来。如在学校学了三年，再去工作两、三年，就会培养出好的来。教研室干部数量似乎少了些，可以增加到××至××人。要打定主意，培养一百个，有用的可能只有五十个；一千人中也只能打算有五百人有用，其余的可给别处输送。要有计划地经常派一些人到实际工作岗位上去培养，这样，需要的干部数量就更大了。教学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不要怕编制大，大一点也好，不能和政府、行政机关比，但学校的行政编制不要大了。一定要派人到实际工作岗位上去，避免犯教条主义。机械搬用害死人。你们再翻一翻《改造我们的学习》，也就是这个思想。

## 关于学习苏联问题

　　搞好团结、学习苏联经验，是肯定不移的，学习社会主义的经验，只有苏联一家。但不能机械搬用，要独立思考。和苏联专家的关系，一定要搞好，搞不好关系，有理无理三扁担，这是政治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漠视这个问题。

## 关于领导问题

　　(杨献珍、侯维煜要求中央多管一管。)好嘛，可找我或主席谈，比如一年二次。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要做报告，不是中央的意见。

　　(杨献珍、侯维煜说：昨天下午××会议谈了干部教育，联系到我校的问题，昨晚安子文来电话谈到：总的精神是要反对教条主义。这问题搞不好就联系到中苏关系。)教条主义要反，不能影响中苏团结，反是我们自己反，不是反到别人头上。

## 关于检察院工作的讲话

## 1956．07．07

　　检察院的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很好，今后可以起作用了。批捕、起诉工作去年那样逼了一下，现在可以全部负担了，虽然，工作质量还不高，这是可以理解的。

　　去年的斗争很紧张，形势上是个转折点。前半年敌人相当猖狂，由于××问题紧张，民主人士叫嚷，到处有人在闹。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感到他们快要被消灭了，想跟我们较量较量力量，当然，不是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这么高的自觉，但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决战。即跟资本主义经济趋势的斗争。是所有制的改变。而残余反革命就乘此机会进行破坏，而且很嚣张。因为他们有地盘、有市场。

　　可是，下半年的形势就变了。因为我们狠狠地给了反革命一个严重的打击，资产阶级也感到孤立了，这是形势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变化的原因，是五亿农民组织起来了，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不但地主、富农、反革命不好破坏了，资产阶级也不好活动了。这就挖了各种反革命的根子，使所有与共产党作对的人都孤立起来了。所以，资产阶级只好投降，全部接受了“公私合营”。来了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三大改造中，社会主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革命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后，四、五两条的规定，反革命也接受了，敌人内部发生了极大地动摇分化，大批反革命分子自动投案自首，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三个条件。即管制生产、候补社员、社员。

　　因此，现在只要我们在政策上不犯错误，可以控制住反革命分子来改造他们了。这样看来，反革命就会越来越少，不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方针应该有所改变，不必要再捕那样多人了，杀人要更少，不是非杀不可的，就一定不要杀。反革命大批投案自首，刑事犯罪也减少了，这是今后发展的趋势，是主流的形势，而不是暂时的变化。

　　我们要记住，今后不是没有反革命了，一定还有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会顽抗到底的，他们还是要破坏的。因此，司法机关应当继续加强。要教育干部提高警惕性，执行主席“有反必肃”的指示，对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是要坚决镇压的。

　　不过，检察机关今后批捕、起诉工作的数量是减少了，应该要注意提高工作质量。特别要检察有没有捕错、判错的，或重罪轻判与轻罪重判的，如果有，就要纠正。要把监督搞正确，不要冤枉人家。“不枉不纵”是检察机关的奋斗目标，也是你们的职责。要检察院，就是为了检察有没有搞错的，它的职能就是求得搞正确。

　　不过，真的一个不错，一点毛病不出，也是不可能的，应该是发现错了就改正。主席已经讲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就是这个意思。

　　去年批捕的案件都按法律规定由你们过一下印，很必要。好处是现在他们都知道要过检察院的印了，知道必须经过你们这一关。如果那时你们只负担百分之八十或者几十的话，今年这个漏洞还是堵不住的。所以权利是不能放的。虽然，你们有些没有经过审查，可是以后有力量了就可以审查的。你们全部负担起来，就把这个法律制度建立起来了。今后如果再有不经过你们的，那就有话给他们说了。

　　不过，还是要给干部说清楚，有些事情还有困难的，你们工作还是要有个重点。可以研究一下，看那些方面是可能错的和容易出错的，要特别抓紧些。要有重点的搞，典型的搞，然后，逐步达到全面地搞。我看是否先抓三个方面：

　　1．反革命案件中重大的有组织的案件，不能搞错；

　　2．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机关内部等影响较大的案件，要严格些，搞准确；

　　3．可起诉可不起诉的，应认真审查，准确掌握政策。

　　这样先抓住两头，即判死刑的要慎重，可起诉可不起诉的应认真审查，便不会出什么大错了。

　　我们的工作，要经得起检查，可以告诉各省、市，主席也讲过了，准备让民主人士检查你们的工作，还要让外国人去看，用这个方法去“将一将”省委，逼他们一下。光逼下边检察院没有用。这样查一下，查出一些问题来，党委就重视了，知道还有不少错误，就会注意把检察院搞起来。北京市据说搞得好些，就是民主人士与外国人看的多，有很大的关系。

　　检察院今后的方针，应该是：监督合法，提高质量，抓紧重点，经得起检查。

　　劳改工作，这是对犯人改造的方针问题。要把犯罪的人改造成为新人，这是我们的方针和目的。不要越改越坏，变成坚决反革命分子，这样是不好的。这是第一条标准。另一条标准是生产，首先是第一条要把他改造好。因此，要把劳改犯人的“教育”、“生活”、“生产”三者正确地结合起来。只有把教育工作搞好了，生活上有一定的保证，才能更好地发挥犯人劳动生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

　　当然，也有个别是越来越坏，坚持反对我们的，但我们也要这样作，使他们能心悦诚服。对于日本战犯就是一个例子，使他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的坏话。要监督劳改机关这样去作。把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结合起来。检察院要保证犯人应有的权利，如判了他们的罪，家属送东西要允许接见，要求进步就要给他书看，给他饭吃，有衣服穿等等，都是他们的权利。

　　要相信是能够改造好的，日本战犯就是一个例子。

　　关于组织建设问题，同意你们××人的编制。将来看发展情况再说，“体制”问题，现在先不要管。如果以后的事情少了，可以再减少。

　　有了××多干部，如何教育提高是个很大的问题。要把干部训练提高起来，基本办法是总结典型案例，“十五贯”就很好，现实的案例也很多，应当总结起来教育干部，要教育干部作调查研究工作。“包公案”中有许多东西是可学的。刘金蝉的案子，这是包公陈州放粮平反的冤案。提拔干部要提拔象况钟那样的人，象过于执一类的干部就要批评改造。要规定一些奖惩制度。你们××多干部中，也有不少况钟的。但是也有过于执。要使每个干部都知道：“不能搞错”是检察院的职责。

　　另一方面，可以搞些大学生，专门学法律的。将来统一分配些大学生给你们。最主要的还是在实际工作中来训练教育干部，不过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干部水平不高，经过教育训练就可以提高起来了。要重视对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特别是靠实际工作中的典型材料教育干部。

　　检察干部不要怕背包袱，不要怕人家说你“左”了，右了，应当是看到什么问题不妥当的，就提出来，这是你们的权利。提错了也是工作中的错误，不会判罪的。如果当时有意见而不提出来，事后出了错误，你也是有责任的。你们有权利提意见，这是法律规定给你们的职责，提错了可以改正，不提是不对的。

　　关于一般监督问题，留着它有好处，如果省人民委员会有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当然，省委是可以纠正的，但是有些也可以用检察院的方式去纠正。不过要向干部讲清楚，不能每个事情都去这样搞。

　　另外，应该注意，有些民主人士很关心我们的镇反工作，对我们的镇反有意见，常以苏联的经验怀疑我们，这是代表他们一定的阶级立场的，是他们的阶级感情。因此，我们要经得起检查，作对了，正确了，让他们去检查，希望他们到各地检查，能推动一下我们的工作。

　　来源：一九五七年九月，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